第5章 天鹅绒革命，绵延不绝(1)
米洛舍维奇的奇怪倒台
2000年10月5日，星期四，塞尔维亚人冲进位于贝尔格莱德的议会大楼，从燃烧着的窗户中挥舞着旗帜，并占领了国家电视台的总部（有一位反对派领导人曾经将它们称为“电视巴士底狱”），这看起来像是一场真正的旧式欧洲革命。攻打冬宫！攻陷巴士底狱！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共产主义终结后继续掌权的最后东欧统治者、“巴尔干屠夫”会步上所有暴君的后尘。有激动人心的报道称，三架飞机正在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及其家人送出国。也有报道称他像希特勒一样躲在地下掩体中。他会被私刑处死吗？会像齐奥塞斯库一样被处死？还是会像他的父母一样自杀？“拯救塞尔维亚，”人群喊道，“自杀吧，斯洛博丹。”革命的形象以及“巴尔干半岛人”让人联想到的所有血腥场面，引来了数百名记者，前来报道这一可怕却适合上镜的结局。
出人意料的是，10月6日，星期五晚上夜深的时候，米洛舍维奇出现在另一个国家电视台上，发表了和善的败选演讲。人们觉得美国总统或者英国首相才会发表这样的演讲。他说，他刚刚收到消息，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Vojislav Koštunica）赢得了总统大选。（这话竟然出自他之口，过去11天，他一直在努力通过选举舞弊、恐吓以及操纵法庭来否认这一点。）他感谢了那些选他的人，同时也感谢了那些没有选他的人。现在，他打算“多陪陪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孙子马尔科”。随后，他希望重建其社会党，使它成为反对党。“我祝贺科什图尼察先生获得胜利，”他总结道，“我祝愿南斯拉夫的所有公民在今后几年取得成功。”
他像往常一样穿着整洁的西服、白衬衫，打着领带，但却僵硬地站在南斯拉夫国旗的旁边，双手交叉着，在身前放得很低，像一个作弊被抓的男学生一样，或者说像在牧师前忏悔的人（他的父亲曾经希望当牧师）。对不起，神父，我在选举中作弊了，毁掉了我的国家，带给了邻国无尽的杀戮和痛苦，但是从现在起我将做一个好人。假装这只是一次普通又民主的领导人换届，既不协调又离奇可笑。
然而，这也正是新总统希望假装的。科什图尼察总统后来告诉我，米洛舍维奇曾打电话问他是否可以发表演讲，他很高兴，因为他希望让塞尔维亚的所有人知道，权力的民主和平交接是可能的。同一天晚上早些时候，科什图尼察曾出现在“解放”的国家电视台上，一如既往地穿着得体且严肃，回答公众的电话提问，镇定自如地谈论投票制度，似乎这是世界上最正常的事情。
没错，当晚，我发现有年轻人在议会大楼前吹哨跳舞庆祝。但是与我交谈过的大多数朋友——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翻米洛舍维奇的人——既没有表现出欣喜若狂，也没有表现出愤怒不已，而是在情不自禁的喜悦中略感疑惑。他真的完蛋了吗？世界各地的记者都很明白。见鬼，这不应该是一场革命吗？但这场革命似乎始于星期四晚上，而星期五早上就结束了。不再有壮观的场面。没有流血事件。塞尔维亚人没有引发流血事件。他们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广播公司（A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失望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更会配合。他们正在互相拼杀。因此，第二天，一半摄影组奔向了以色列。那些留下来的人还在继续琢磨这样一个问题：这算怎么一回事？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混合体。同日早上，科什图尼察搬进了有回声的联邦宫（Federation Palace），就在接待俄罗斯外长前几分钟，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叛乱中的传奇老兵“德拉甘上校”（Captain Dragan）在他的手臂下面别着一把天蝎式自动武器，带着一队武装人员向联邦海关大楼走来。他去那儿是为了将米哈利·科特斯（Mihalj Kertes）驱逐出境，米哈利·科特斯是米洛舍维奇的亲信，通过海关控制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交易。德拉甘上校告诉我，科特斯在颤抖，苦苦哀求饶他不死。
星期六，科什图尼察不得不在20世纪70年代风格的萨瓦中心的简陋接待室里站了几个小时，等待反对党和米洛舍维奇的社会党新当选的议员解决他们的分歧，让他按照宪法正式宣誓就职。与此同时，一队“红色贝雷帽”国家安全特种突击队，包括参加过武科瓦尔（Vukovar）和科索沃（Kosovo）行动的塞尔维亚老兵，正在占领内政部。但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表明反对米洛舍维奇，或者说至少部分原因是如此。
在政党会面共同讨论新联邦政府之际，工厂和办公室内自封的“危机委员会”以人民的名义解雇了他们先前的老板。前一分钟，我还在看准军事部队领导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沃伊斯拉夫·舍舍利（Vojislav Šešelj）在塞尔维亚议会的会议上谴责这场革命。接下来，我就在仔细观察德拉甘上校从可恨的科特斯那里拿过来的手枪了。那把手枪相当轻便，紫檀木的枪托上刻有花纹，相当漂亮，里面有五发软头子弹和一发普通子弹。
然而，米洛舍维奇一直静静地坐在德丁杰（Dedinje）郊区郁郁葱葱的山间别墅中，与他的旧党在一起商讨。在贝尔格莱德的最后一天，我开车经过尤兹克卡（Užicka）大街上的这些房子，它们躲在高墙和防护篱笆后面。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连门铃都无法找到。
一
这场塞尔维亚革命是什么？显然，有关塞尔维亚事件的许多事情尚不明朗，但这些事件不可避免地会被跟波兰1980—1981年间“自我约束”的革命和1989年欧洲的天鹅绒革命（velvet evolution）进行比较。我最初的解读是，在塞尔维亚发生的一切是一个独一无二又错综复杂的组合体，由四个要素组成：有点儿民主的选举、自我约束的新天鹅绒革命、较古老的短暂革命政变和些许旧式的巴尔干阴谋。
首先是选举。许多外界人士不知道的是，与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不同，米洛舍维奇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从来不是一个极权国家。这是他倒台与众不同的一个主要原因。没错，他是一个战争犯，给前南斯拉夫中塞尔维亚的邻国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在国内，他不是一个极权的专制统治者。相反，他的政权是民主和独裁的奇怪混合体：民主专制国家。
在米洛舍维奇的统治下，党派斗争不断，多个党派互相斗争。连执政党也有两个：他自己和他妻子各自所属的政党。他自己的后共产主义时代塞尔维亚社会党与妻子的南斯拉夫左翼联盟（Yugoslav United Left）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他的权力根基动摇。但是如今即将掌权的反对党和反对派政客，包括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也已经参政十年了。没错，是有警察及秘密警察的镇压活动，甚至还包括政治暗杀，但是也有选举，米洛舍维奇在选举中获胜了。
它们不是自由公平的选举。他的政权最重要的单一支柱是国家电视台，被用来维持民族主义的受困心理，在居住于没有什么其他信息来源的乡下和小镇上的人们中间尤其是如此。因此，他最早的政治对手之一，武克·德拉什科维奇（Vuk Drašković）称之为电视巴士底狱。但是也有设防的独立广播电台和私营报纸。人们可以旅行，几乎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还可以上街游行。反对党可以组织活动和竞选，在议会和市议会中也有他们的代表。米洛舍维奇掌权的另一种方法是在他们中间巧妙周旋，分而治之。比如，上面提到的德拉斯科维奇受命接管了贝尔格莱德市政府，人们都说他同时也接收了随之而来的致富源泉。
在这个贫穷、目前深陷腐败的国家，钱财在政坛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所指的钱财是指塞在黑色皮夹克口袋里或装在手提箱里带出国的大量德国马克。政界、商界和有组织犯罪机构之间的边界完全消失了。米洛舍维奇的可恶儿子马尔科是一名商人，同时也是个强盗。他有众多家产，其中一家位于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香水店叫斯康达（Skandal），这个名字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译按：谐音scandal，意为“丑闻”）。10月6日，星期五晚，我和一群人站在一起注视着这家被洗劫一空、烧焦的店。他带着米洛舍维奇的孙子马尔科逃到了莫斯科。
从黑手党的角度来理解，执政的家庭是更大家庭的核心。然而，这位“教父”还在表面上保留了宪法的形式，定期在选举中寻求连任。他获胜得益于电视巴士底狱和有些悄无声息的投票舞弊，还因为他可以利用四分五裂的反对派，依靠真正相当高的支持率。
只有知道这些背景，才能理解为何7月初米洛舍维奇决定修改宪法，寻求直接连任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总统。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了。但当初，这样认为的人寥寥无几。
他自己呼吁在9月24日进行选举，为什么他会在选举中败北？最首要也最温暖人心的部分答案无疑是：动员其他塞尔维亚人击败他。在“塞尔维亚人”都被妖魔化的情况下，再加上“他们”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所作所为，人们常常无法坚定地说总是还有其他塞尔维亚人。一开始就有塞尔维亚人发表演说、写文章和组织活动来反对米洛舍维奇。他们的斗争与在苏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异见分子的斗争不同，但难度或者危险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们。苏联的异见分子冒着被克格勃（KGB）逮捕入狱的危险。塞尔维亚的异见分子冒着在漆黑的小巷中被陌生的暗杀者枪杀的危险。他们人数不多，但总是有这么一些人。
韦兰·马蒂奇（Veran Matić）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身材粗壮，留着大黑胡子，性格沉着冷静。你总可以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他在一台轻巧的手提电脑上打字。马蒂奇有一个敬业的记者团，又有西方的大量金融资助，于是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广播电台——B92电台，科索沃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当局控制了这个电台，但它仍然在网上提供新闻。他还开办了一个叫ANEM的网站，为不受米洛舍维奇控制的省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提供独立的新闻和时事节目。目前，“电视巴士底狱”谴责科什图尼察和反对派是北约的走狗、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特工，但该网站却泰然自若地告知贝尔格莱德外面的人这场竞选活动的真相。此外，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记者因为报道他们自认为是真相的东西锒铛入狱。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名为“奥特波尔”（Otpor）——意为“抵抗”——的学生运动。它成立于1998年，与1996年和1997年的抗议一脉相承，但更加激进。一名活动人士告诉我，在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举办的研讨会上，奥特波尔的成员学习了其他地方的权力运动和非暴力反抗是如何组织的，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到去年在克罗地亚的活动。这些都是“比较革命”专业的学生。但是他们自己添加了很多种创新的变化。比如，他们会穿着上面有“塞尔维亚的一切都不错”字样的T恤，出现在购买糖和石油的长队中。他们举着画着紧握拳头图案的独特横幅，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抗警察。在革命爆发前的一年里，有1500多名奥特波尔的活动分子被捕。
在1998年的斯洛伐克选举中，民间团体的活动分子推翻了弗拉基米尔·梅恰尔（Vladimir Mećiar），与此一样，他们组织了运动来“摇动投票”。流行的摇滚音乐会与出去投票的信息相结合。他们设计了一个口号，“Vreme je！”，即“时机已到！”或“现在是时候了！”，而这恰恰是1989年人们在布拉格所喊的口号。随后他们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口号，“Gotov je！”，即“他完蛋了！”，作为这场革命的名言，涂在米洛舍维奇的海报上，写在帽子和横幅上，涂在这座城市的墙壁上，还被十万人喊着。
在这个独立活动的世界中，还有许多人——在斯洛伐克，他们被称为“第三部门”——致力于该事业。独立的民意调查者（其中一些人由美国资助）会定期作调查，调查表明科什图尼察正在取得胜利。竞选志愿者和独立的选举监督人员数不胜数。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欧洲，西方在“民间团体”项目上浪费了数百万美元。但是这次，在这里，确实是物有所值了。
其次是意见迥异的反对党最终团结起来的事实。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所有反对党。最大的反对党，即武克·德拉什科维奇的塞尔维亚复兴运动党（Serbian Renewal Movement），拒绝加入。此外，黑山总统米洛·久卡诺维奇（Milo Djukanović）呼吁抵制选举，因而让米洛舍维奇实际上拿到了所有留下来的黑山人的选票。但是还是有十八个党一起加入了塞尔维亚民主反对党（Democratic Opposition of Serbia）。其中最大的党是民主党，该党党首是反对派领导人佐兰·金吉奇（Zoran Djindjić），他任职很久了，但容易妥协，不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