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太平盛世(4)

对于犹太人来说，让自己去适应生活于其中的民众环境或者该国的情形，这不仅是外在的保护措施，也是一种深度的内心需求。那种需要家乡，平静、安宁、安全感，不被当成外人的要求促使他们带着满腔的激情将自身与周围的文化联结在一起。除了在15世纪的西班牙以外，这类联结几乎没有哪里能比在奥地利发生得更顺利、更富有成果。犹太人已经在这座皇城里住了两百多年，他们在这里遇到了轻松愉快、乐于与人为善的人。这些人表面上并不讲究繁文缛节，在内心深处却对思想和审美价值有着深深的直觉，一点儿也不逊于犹太人自身。生活在维也纳的这类人，其数量甚至还超过犹太人自身。在这里，犹太人也找到了自己的一项使命。在上一个世纪（19世纪），奥地利的艺术发展失去了其传统的守护者和保卫者：皇室和贵族。在18世纪，女皇玛丽亚·特蕾西娅（Maria Theresia）让格鲁克给她的女儿们教授音乐，约瑟夫二世能作为一个内行人与莫扎特讨论他的歌剧，列奥波特三世能够作曲，而后来的皇帝弗兰茨二世和斐迪南（Ferdinand）对艺术上的事情没有任何兴趣，我们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在他八十年的人生中除了军阶手册以外，就没有读过一本书或者将一本书拿在手里，他甚至对音乐还表现出特别的反感。那些高级贵族也放弃了从前的保护人的位置。那些辉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那时埃斯特哈兹家族将海顿奉为座上宾，洛布科维茨（Lobkowitz）、金斯基（Kinsky）、瓦尔德施泰因（Waldstein）家族竞相争取在自家府邸中举行贝多芬作品的首演，而图恩伯爵夫人（Gräfin Thun）竟然在这位伟大的灵魂面前屈膝，请求他不要将歌剧《菲岱里奥》（Fidelio）从歌剧院的节目中撤掉。后来，甚至连瓦格纳、勃拉姆斯和约翰·施特劳斯或者胡戈·沃尔夫（Hugo Wolf）在他们那里也得不到一丁点儿的赞助。为了让爱乐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保持过去的水准，让画家、雕塑家能够生存下去，市民阶层就不得不挺身而出给予支持。这正是犹太市民阶层的自豪和抱负，他们成了维也纳文化得以保持昔日光彩的排头人物。他们从来就热爱这座城市，一心一意毫无保留地在这里安家落户；但是，只有通过对维也纳艺术奉献出的爱心，他们才感觉到自己有资格将这里当作家乡，自己成了真正的维也纳人。在其他公共领域，他们的影响非常小。皇室的煊赫让任何私家财富黯然失色，国事方面的高级职位都是世袭罔替的，外交界留给了贵族，军界和高级文官留给了那些古老家族。犹太人也根本不奢望向这些特权圈子挺进。他们知趣地尊重这些传统特权，视其为天经地义。我还记得，我父亲终其一生都避免在萨赫大饭店（Sache Hotel）用餐，并非是出于节俭——这里与其他高级酒店在价格上的差异小得可以忽略不计——而是出于一种自然而然的距离感：如果与一位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亲王或者一位洛布科维茨人邻桌而坐，他会有无地自容或者越位的感觉。唯有在面对艺术时，一切维也纳人才会觉得他们都有平等的权利。在维也纳，爱与艺术是共同的责任，犹太市民通过襄助的方式对维也纳文化活动的参与是难以估量的。他们也是真正的受众，他们光顾剧场、音乐会，他们购买书籍和绘画作品，他们参观各种展览；他们有灵活的理解力，受传统的束缚相对较少，他们到处是一切新艺术的支持者和先锋。19世纪的大型艺术收藏几乎都是由他们来定型的，几乎所有的艺术尝试都只能在他们的支持下才成为可能。如果没有来自犹太市民阶层这种坚持不懈的、令人倍感鼓舞的兴趣，指望皇室、贵族和信奉基督教的百万富翁——他们更愿意将钱花在赛马的马厩上或者打猎上——维也纳在艺术方面也会远远落后于柏林，就如同奥地利在政治上落后于德国一样。如果有谁想在维也纳做些新尝试，如果一位外来客要在维也纳找到知音和观众，就得依靠这些犹太市民阶层。在反犹时代有过唯一一次成立“民族剧院”的尝试，可是这家剧院既找不到编剧，也找不到演员，更没有观众。几个月以后，这家“民族剧院”就惨淡地倒闭了。正是此事才让人们恍然大悟：享誉世界的“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中，百分之九十的成就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来襄助和哺育，甚至是他们自己所创造的。

正好是在最近一些年，维也纳犹太人在艺术上产出丰富起来，与在西班牙（犹太人）那悲剧性的毁灭前夕的情形相似。但是，其艺术产出的方式并非犹太人特有的方式，而是经由一种通感的奇迹，让奥地利的、维也纳的艺术获得了最强有力的表达形式。在创新音乐方面，戈德马克[20]、古斯塔夫·马勒、勋伯格是国际性的人物；奥斯卡·施特劳斯（Oscar Strauss）、莱奥·法尔（Leo Fall）、卡尔曼（Kalman）让圆舞曲和轻歌剧的传统获得了新的生机；霍夫曼斯塔尔（Hofmansthal）、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贝尔——霍夫曼（Beer-Hofmann）、彼得·阿尔滕贝格（Peter Altenberg）让维也纳的文学登入了欧洲文学的殿堂，这是维也纳文学甚至在格里尔帕尔策尔（Grillparzer）和施蒂弗特（Stifter）时代都未曾得到过的尊荣；索嫩塔尔和马克斯·赖因哈特（Max Reinhardt）让这座戏剧城市再度誉满全球；弗洛伊德和其他学术巨擘让早已名声斐然的大学获得举世的瞩目。无论在哪里，这些浸润着维也纳精神生活的人，作为学者、艺术名流、画家、导演和建筑设计师、记者，都享有很高的地位，甚至至为崇高的地位。出于对这座城市充满激情的热爱，出于融入的愿望，他们完全让自己适应这个社会，以能够为奥地利争得荣誉而感到幸福。他们感觉，自己作为奥地利文化中的一员是面对世人的一种使命。而且，我们需要诚实地再次重申：那些今天在欧洲和美国大获赞赏，被认为在音乐、文学、戏剧和艺术方面表达了新生的奥地利文化的作品，如果不说是很大一部分的话，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维也纳犹太人创造的，而犹太人在放弃自己文化的同时，却达到了他们千年以来精神活动的最高成就。一种几个世纪以来找不到出路的智识能量，在这里与一种已经变得疲惫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用新力量和永无疲倦的创造力让它（旧传统）得到滋养、再现生机，让它得以提升和焕然一新。这座城市在多元因素相遇中形成的文化和感觉，让它获得了精神上的超民族性。未来的几十年将会证明，那些以粗暴的方式将这种维也纳文化民族化和地域化的做法，对维也纳这座城市来说是怎样的犯罪。维也纳的天赋——一种特殊的音乐性的——是能让一切族群上、语言上的对立在自身中变得和谐一致，它的文化是所有欧洲文化的综合。凡是在那里生活和做事的人，都感觉自己抛开了褊狭和成见。再没有哪里比在维也纳更容易让人成为一个欧洲人。我深知，自己能够早早地学会将人类共同体的理念作为内心的最高准则来热爱，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谢这座城市：它早在马可·奥勒留（Marc Aurel）时代就曾经保卫过那种罗马的、普世的精神。

在昔日的维也纳，人们过着好日子，人们活得轻松、无忧无虑，北方的德国人带着恼怒和轻蔑俯视着我们这些多瑙河畔的邻居：这些人既不“能干”，也不保持严整的秩序，而是让自己好好地享受生活，享受美食，在节日和剧院里找到乐趣，还能创作无与伦比的音乐。维也纳人的确不具备德国人的那种“能干”——这种“能干”毕竟使其他民族的生存遭受了无比的痛苦和毁灭——也没有那种贪婪的“想要赶超一切他人”和“向前冲”的愿望，他们更愿意愉快地闲谈，愿意融洽地相处，愿意在安详愉快和放松的共处中，每个人都各得其所，于任何人并无不利。“活着以及让人活着”是最著名的维也纳基本准则。即便在今天，我仍然认为这个基本准则要比一切范畴性的绝对命令更符合人性，它可以在所有的生活圈子里不可抗拒地大行其道。穷人与富人、捷克人与德国人、犹太教徒与基督徒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尽管他们偶尔也互相嘲弄；即便是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也摆脱了那种残忍的仇恨，这种残忍的仇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留毒物，进入时代的血液当中。在过去的奥地利，人们彼此斗争时保持着骑士风度；在报纸上、在议会里，人们也会相互谩骂，但是在发表过西塞罗式的辩论演说以后，这些议员会友好地坐在一起喝杯啤酒或者咖啡，相互谈话时用“你”而不是“您”。即便在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作为反犹党党魁成为维也纳的市长期间，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变，至少在私人交往领域里。我个人必须承认，无论在中小学、在大学还是在文学界，我都没有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遭受任何阻碍或者蔑视。那种一国针对另外一国，一个民族针对另外一个民族，一张桌子旁的人针对另外一张桌子旁的人的仇恨还没有每天从报纸上跳到人们的眼前，那种仇恨还没有将人与人、国与国隔离开来；在公共生活中，群体情绪还不至于强烈得让人反感；私人领域有自己做和允许别人做的自由——这在今天几乎不可想象——在当时还是理所当然之事。那时人们也不像今天这样把容忍蔑视为软弱和无能，而是将其盛赞为一种伦理力量。

这是因为我出生和长大的那个世纪并不是一个激情主导的世纪。那是一个有着明确的阶层划分，存在着平缓过渡地带的井井有条的世界，一个没有匆忙的世界。新速度的节奏还没有从机器、汽车、电话、收音机、飞机转移到人的身上，衡量岁月和年龄还有着另外的标尺。人们生活得较为悠闲。当我今天试图去回忆起童年时期出现在我身边的成年人的形象时，尤其明显的特征是，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很早就发福了的。我的父亲、我父母辈的男性亲属、我的老师、商店里的售货员、指挥台上的爱乐乐团里的音乐家，他们在四十岁时已经是心宽体胖的“气派”男人了。他们走路不慌不忙，说话得体，在谈话中抚摸着精心呵护、通常已经变得灰白的胡子。不过，白发只是表明一个人的尊严新的标记，一位“稳重”的男人要有意避免年轻人的体态和自负，那会被看成是不恰当的。即便我还是一个小孩子，那时我父亲还不到四十岁，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曾经看见过他急匆匆地上楼下楼，或者以能让人察觉到的形式匆忙做什么。匆忙不光意味着不够精致，实际上那也是多余之举，因为在这种市民阶层的稳定生活中，由于有各种小型的保障和补偿措施，从来不会有什么突然之事发生。外面世界所发生的灾难，无法穿透这“有保障的”生活的坚实围墙。发生在南非的英布战争、亚洲的日俄战争，哪怕是巴尔干战争对我父母的生存都不能有分毫的影响。他们对报纸上关于每一场战役的报告一翻而过，就如同看体育栏目一样感到无所谓。的确，奥地利以外发生了什么，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的生活能因此有什么改变呢？他们所经历的奥地利，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没有政体上的大起大落，没有出其不意的财产贬值。如果在股票交易所里股票跌了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人们就会称之为“暴跌”，会愁眉不展地说这是灾难。人们抱怨“高”赋税，这种说法更多的是出于习惯，而不是人们真的以为如此。实际上，如果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税收相比的话，当时的税额不过如同给国家的一点儿小费而已。那时候人们在遗嘱里还精确地写下，如何才能避免让他们的孙子以及重孙子遭受财产方面的损失，就好像一旦有一张看不见的债契就有了永远的安全保证一样。人们在此间舒适地生活着，抚平小小的忧虑，如同去抚摸一只好玩而听话的宠物，从根本上人们不会对它们心怀恐惧。每当我手里碰巧拿着一张过去的旧报纸，每当我读到一篇激情澎湃的、关于一个小社区选举的文章，当我去回忆城堡剧院的某场演出以及它出现的小问题，或者我们年轻人在讨论一些原本无关紧要事情时那种过分的激动时，我就会忍俊不禁。这些忧愁是多么微不足道，那个时代是多么波澜不惊啊！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赶上了好时代，他们的人生平静、笔直而清晰从一端到另外一端。不过，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从此嫉妒他们，因为他们像生活在天堂里面一样，所以未曾遭遇过什么实实在在的愁苦、命运的险恶和重创；他们不曾经历任何危机和问题：它们会让心灵遭受压迫，但同时也让心灵有了不起的拓展！他们生活在安宁、富足、舒适的象牙塔中，关于生活也能变成重负和焦虑，生活是永远的意外，生活能被从各种角度撬离根基这一点，他们所知是多么少！在他们那令人感动的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想法中，他们多么难以想到，即将到来的，晨光在窗前初现的每一天都能将我们的生活践踏破碎。即便他们在经历最黑暗的时刻，也不会愿意去放下幻想，去想到人会变得多么危险；同样也难以想到人能有多大的力气来战胜危险、经受考验。我们，被生活的急流所追逐；我们，被拔除掉一切纽带关联的根基；我们，总是在被推到一个终结时再重新开始；我们，是不可知的神秘力量的牺牲品，却也是它心甘情愿的仆人。对我们而言，舒适已经变成一个传说，太平只是一个童年梦想。我们感觉到了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的张力，永久的新情况带来的恐惧深入我们肌体中的每一条纤维。我们时日中的每一刻，都与世界的命运连在一起。我们带着苦痛和乐趣，经历着远远超出自身生活小圈子的时代和历史，而我们的前人只局限于自身的生活当中。因此，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位，哪怕是这一代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人，对真实世界的了解也会千百倍地胜过我们祖先当中最睿智的人。但是，这不是我们白白得到的礼物，我们为此付出了不折不扣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