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反思

在美国，由于人们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不均等，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均，从而加大了扩大住房信贷的政治压力。由此产生的断层线严重扭曲了美国金融领域的信贷业务。扩大住房贷款途径，提高住房自有率是解决不平等问题最方便、最受欢迎，也是最快捷的途径。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借助它们在大萧条时期为解决房屋贷款危机而创办的金融机构和组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组织如今反而成了此次房地产灾难的助推器。

我并不是要指责政治家们的动机。克林顿政府想让穷人也能买得起房，布什政府想提高住房自有率，这些动机都是值得称颂的。它们在集中精力为贫困者排忧解难的同时，也在为根本性措施的奏效争取时间。但是政府的意图和最终的结果可能会背道而驰，尤其是当私人部门在其中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时。对那些耐不住性子的政客来说，越多似乎总是越好。任何政府政策工具都有其局限，在小范围内奏效的做法，一旦大面积推广，尤其是在短时间内大面积推广，就可能演变成一场噩梦。对低收入者住房贷款给予一定的扶持，不仅能使各方受益，而且也不会引起私人部门过于激烈的反应。但是大规模的扶持政策却可能扭曲房价和私人部门的动机。更进一步说，私人部门的目标和政府的目标并不一致，通常政策的制定都没有将这个差异考虑在内。于是就出现了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严重后果。

历届政府都接连对房利美和房地美施压，迫使它们支持低收入者贷款。由于“两房”过去的业务主要是针对优级贷款的，它们没有发放和购买次级贷款的直接渠道，也就无法达到政府规定的指标。所以在资金最充足的几年中，它们购买了次级资产担保证券，但并没有根据风险的上升对自身进行调整以适应这种风险。而且，承担这些风险所带来的早期回报颇为丰厚。初期较低的违约率让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胆子更大，而它们软弱且易受政治影响的监管者几乎没有限制这种冒险行为。同时，银行的经纪人获悉有人愿意购买这些次级资产担保证券，而且什么都不问，出手相当痛快，于是他们就开始迅速地发放贷款，根本不审核借款人的信用，信贷的质量自然会跟着下降。但是在刚开始的一段时期，问题被上涨的房价和较低的违约率掩盖了起来——宽松的信贷自己蒙住了自己的眼睛——直到房价停止上涨，违约便如山洪暴发。

通过本次金融危机这个典型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宽松信贷是一个成本极高的再分配方式。太多本来没有购房欲望的贫困家庭赔掉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积蓄，而且落得无家可归；太多的房子建好之后就永远闲置在那里；太多的金融机构损失惨重，不得不让纳税人花上几年的时间慢慢吸收这些损失。尽管住房自有率的确提高了——从1994年的64.2%提高到2004年的69.2%——太多本来无力偿还贷款的家庭也没有抵制住诱惑，自从2004年开始，住房自有率开始下滑（到2009年第四季度已降至67.2%），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这一比率可能还会继续下降。

这场教训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没有什么“解决方式”能像打开贷款的水龙头一样，在开始时给人支持与信念，结束时却只剩下相互指责和埋怨。贫困国家现在依然热切地希望得到外国的援助。现在我们知道，援助只会带给人们依赖性、债务和治理不善，却很少带来增长。一个解决问题的新方式是小额信贷——通过团体贷款的形式将钱借给穷人，在这个系统中，来自团体内其他人的压力会增加个人还款的动力。尽管这种方式在小范围内适用，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做法一旦大面积推广，尤其是被当做政府的政策工具时，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看着美国梦日渐衰微，看着美国民众的机遇正在渐行渐远，美国应该做些什么？对问题视而不见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如果不加以纠正，不平等现象只会变本加厉，甚至会激起民众强烈的反应。在民主社会中，当人们看到经济前景暗淡无光时，他们会寻求政治上的解决途径，如果政治不能对此作出反应，他们就会想其他的办法。在政治上充当替罪羊的第一受害者往往是那些最显而易见、最易被妖魔化，同时最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人。非法移民和国外工人并不参加选举，但是他们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非法移民所做的工作是正常情况下别人不愿意去做的，而国外工人为我们生产了廉价的进口商品，提高了美国人，尤其是那些低收入者的生活质量。总会有一个比寻找替罪羊更好的解决途径，我将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探讨可行的解决方法。

现在，我想转入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日益突出的问题。正当美国在政治压力的作用下开始走上刺激消费的道路时，像德国和日本这样靠出口拉动增长的国家已经占据了全球经济的更大比重。为什么这些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对这种方式产生了依赖，这种依赖又会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产生何种影响，这便是我下面将要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