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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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想讨论一下当代诗歌的文化想象问题。

《北漂诗篇》其他各种诗歌选本一样,有一种定型化的想象,即个人化想象。隐逸,孤独,清远,超脱,苦闷,逃离,呼喊,乡愁,寂寞,痛苦,恨世者,落落寡合者,不合作者,遗世独立者,所有这些情感,主体形象,文化想象,都让我联想到一个词:个人化。个人化想象是当下诗歌,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诗歌的最大意识形态。整个文学界都弥漫着这样的想象,少有人能够逃脱这种意识形态的笼罩,就像少有人能想象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个人的=真实的,真诚的;集体的=虚构的,虚假的。这几乎是一个定理。在所有这些诗歌当中,尽管有种种不同,但在个人化这点上,完全一致。这就是意识形态观念,它束缚着诗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统治着诗歌的精神面貌。从北岛、顾城、江河、杨炼,到舒婷、王小妮、海子,到西川、欧阳江河、于坚,到沈浩波、张执浩、陈先发、臧棣,当代的优秀诗人中,无一例外地沾染了、分享了这一思想观念。在消费主义向一切领域进军的消费主义时代,特别是在手机称霸、资本创造的娱乐神话大行其道的时代,很多人被淹没在资本设置的个人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也就是金钱及与金钱相联系的文化想象之中。除了金钱,我什么也不信。这就是当代中国一些人的思想状况。

打破这一意识形态化文化想象的,不是什么知名诗人,而是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成员们的写作。在社会学和思想史的意义上,这帮聚集在北京皮村的打工诗人,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完全不同的文化想象。这正是他们的价值观,也是《北漂诗选》的一个特殊诗人群体。他们不仅写出了打工生活的另一番面貌,而且重新提供了有关集体、互助、友爱、平等、进取、乐观等新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如此珍贵、稀少,以至于我们必须将之放置在当代中国文化整体的层面上来看待。关于集体的想象,是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成员诗歌写作中的重要方面。这种想象源于他们的打工实践。苑长武《这里是皮村》是一个代表性的文本。“村里来了一群有梦想的年轻人——/一个背着吉他走天下的河南人/一个普通话说的很烂的江浙人/一个怀揣着相声梦的蒙古人/一个性格豪放像架子鼓的东北人/一个眼睛比崔永元还小的豫中人……/还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打工姐妹/用七万五千元创办了一所‘同心’学校/新工人艺术团在这里安下了家”。他们还“创办了同心互惠公益商店”“服务社区工友降低生活成本”。这个文本包含了对集体的强烈认同感,也承载了这个时代进城打工者新的文化诉求。它描绘了北京皮村这样一个城中村的文化存在,有时候想起来,在三千万人口的北京城,皮村简直就是个奇迹。当同一楼道里的居民们形同路人,当一个人数上千的单位的职工在茫茫人海中感到孤身无朋,当疯狂的网购、热闹的聚会、酒酣歌爽等狂欢式消费结束之后顿觉冷清之时,大多数人都会为孤独凄清所困扰。在市场经济时代,真正讲究团结互助的反倒是商界精英。大佬们在各种俱乐部、论坛上碰面联络,加强沟通,反倒是那些进城打工的千千万万的草根,偏居各种胶囊公寓、城中村、租住屋的一隅,独自伤怀。

城中村是北漂生活的重要之地。许多诗人生活在这些地方,房租低廉,环境较差,但相对自由。他们一方面是这里的寓居者,另一方面,又是文化上的创造者和主人。这又是一个主体身份和精神分裂的怪现象。感情上他们少有对北京的认同,心里仍然惦记着千里之外的家乡,但手头正在创造着北京的文化。这是大多数城中村北漂一族的心理状态。然而,皮村这群新工人,以打工艺术团、打工文化博物馆、文学小组等流动人口合作型的文化组织,正在创造新的文化,那就是城中村文化。这个文化提供了超越个人、对付人情冷漠、治疗现代大城市病的文化想象。他们举办的打工春晚正是这样的代表。在打工春晚的舞台上,平日的女工走上舞台,手中的拉杆箱就是走秀的最好道具,这在我们这个已经高雅精致到晚会完全靠炫丽的舞美和出众的颜值来维持的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他们做到了。劳动者自己就是演员。打工春晚的美学,是劳动的美学,意在将普通劳动者,特别是体力劳动者,快递员,建筑工人,服装工人,电焊工,装修工等的生活审美化,与明星文化完全不同。这些形象当然是粗砺的,扎眼的,缺乏专业化训练和镜头感,是我们的影视屏幕刻意遮蔽的形象,他们在自己创造的舞台上找到了文化表达空间。可以说,以皮村新工人艺术团为代表的城中村新文化,塑造了一种崇尚团结互助、推崇劳动光荣、鼓励积极创造的新的劳动美学。

孙恒、许多、小海、李若、苑长武等皮村打工诗人群体的诗歌,呈现了当代诗歌中独特新颖的面相。孙恒的诗歌是这种新文化的代表性表述。“他不唱富人有几个老婆,也不唱美女和帅哥/它只唱咱穷哥们儿的酸甜苦辣,它只唱咱自个儿的真实生活”“它不唱晚会上的靡靡之音,也不唱剧院里的高雅之歌/它只唱黑夜里的一声叹息,它只唱醉酒后的放浪之歌”(《我的吉他会唱歌》)。孙恒《团结一心讨工钱》《天下打工是一家》这样的诗歌,一方面是打工者为生计而斗争的写照,一方面更是团结这一观念的呈现。它在个人的文化想象中重新表达了团结互助的可能性。

想象一个可以抱团取暖、互助友爱的集体,是新工人诗歌的特点。正因为有了皮村文学小组、打工艺术团这样的集体支撑,他们的诗歌才表达出自豪与自信。80后新锐诗人小海(非彼小海)才写出了这样的诗句“我现在依然还要无比骄傲的告诉你/我又多了一个绝对高逼格牛顶天的庞大称谓/北漂”(《一个北漂的自白书》)。小海的诗歌抓住了时代总体性语境中个体感受某些重要症状,“我们对着手机说话/我们乘着机械飞翔……想想看/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躯体在大街上嘻笑怒骂尔虞我诈/又是一件多么滑稽可笑的事情”(《致伟大时代中的我们》)。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孙恒在《劳动者赞歌》中大声地喊出了“劳动者最光荣”的呼声。这一句诗,很可能说出了千千万万普通打工者的心声。打工艺术团另一位重要代表,立意为普通劳动者歌唱的歌手许多,他的《生活是一场战斗》则将打工生活积极、乐观、进取的精神传达出来。如果说苦闷、彷徨、孤独、无奈的生活情绪占据了绝大部分北漂诗歌的精神空间,那么在许多这里,则是另一番气象。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拥有一种战斗的精神,难能可贵。无独有偶,2016年石一枫的中篇小说《特别能战斗》,跟许多的歌词一样,共同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潜在的、新颖的精神状态,具有可贵的思想价值。我更愿意将之看作治疗现代化城市病的新办法,比处处贩卖的心灵鸡汤更为有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来年的社会实践,人们已经认同了个人奋斗伦理。个人奋斗没有错,但它不等于将团结互助、集体观念彻底流放。皮村打工诗人群体的实践有力地证明,独立自主的个人奋斗,与团结友爱的集体精神,在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同样大有用武之地。

2017年1月22日于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