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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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安多纳德(9)

德国那个新的差事,比无论什么地方都更用不着她的爱。她在葛罗纳蓬家教孩子们读法文,主人绝对不关切她。他们又傲慢又亲狎,又冷淡又爱管闲事,因为出了相当高的薪水,便以为给了她恩惠,对她尽可以为所欲为,把她看做一个比较高级的仆人,不让她有半点自由。她甚至没有私人的卧室:只睡在一间跟孩子们的卧室相连的小屋子内,夜里房门都是不能关的。她从来没有清静的时间。虽然那是每个人应有的神圣的权利,他们可不承认。她的快乐只有在精神上跟兄弟在一起,和他谈话,只要有片刻的自由,她就尽量利用。但人家还要和她争这片刻的时间。她才提笔,就有人在她房内打转,问她写什么。她看信的时候,人家又问她信上写些什么。他们用一种亲狎与嘲笑的神气,打听“小兄弟”的情形。于是她只得躲起来。她有时需要用怎样的手段,躲在怎样的屋角里去偷偷的看奥里维的信,真是说出来也教人脸红。倘若有封信随便丢在房内,毫无疑问是会被人偷看了的,既然除了衣箱之外没有一件可以关锁的东西,她就不得不把所有不愿意给人看到的纸张都带在身上:人家老是在搜索她的东西和她的内心,竭力想发掘她思想的秘密。并非葛罗纳蓬一家关切这些事,而是认为既然出钱雇了她,她这个人就是属于他们的了。其实他们并无恶意:刺探旁人的私事在他们是根深蒂固的习惯;他们之间决不会因这些事生气的。

安多纳德可最难容忍这种间谍式的,无耻的勾当,使她一天不能有一小时逃过他们不知趣的目光。她用一种带点高傲的矜持的态度对付葛罗纳蓬家里的人,教他们不大高兴。当然,他们自有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他们的好奇心作辩护,批评安多纳德不应该躲避他们。对一个住在他们家里,成为家庭的一分子,负责教育他们儿女的姑娘,他们觉得应该认识她的私生活:这是他们的责任!——(多少主妇对于仆人就是这种说法,她们的所谓责任,并非在于使仆役少吃一些苦少受一些难堪,而是在于禁止他们作任何娱乐。)——所以他们认为,安多纳德的不肯接受监督一定是有不可告人之事:一个清白的女孩子是什么都不用隐藏的。

因此安多纳德时时刻刻受着磨折,时时刻刻得保护自己:这样她就比平时更冷淡更深藏了。

弟弟每天都给她写一封十二页的长信:她也居然能每天写一封信,——哪怕只是短短的几行。奥里维竭力装得很勇敢,不过分流露心中的悲苦。但事实上他苦闷得要死。他的生活一向跟姊姊的难解难分,如今和她分离之后,他的生命似乎只剩了一半:他的手脚,他的思想,都调动不来了;他不能散步,不能弹琴,不能工作,也不能不工作,不能梦想,——除非是梦想她。他从朝到晚埋头在书本里,可是一点工作都做不出来:他的念头总想着别处,不是苦闷,便是想念姊姊,或者一边想着上一天的来信,一边眼睛盯着钟,等着当天的信。信到了,他手指哆嗦着拆阅,因为他又快活又害怕。便是情书也不会使一个情人感情冲动到这个田地。像安多纳德一样,他也躲在一边读她的信,把所有的都带在身上,夜里拿最后收到的一封放在枕头下面,在想着亲爱的姊姊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常常用手摸一下,看看它是否在老地方。他觉得跟她离得多远!要是邮局耽误,把安多纳德的信晚一天送到,他就特别难过。他们中间隔了两天两夜了!……因为从来没出过门,他把空间与时间格外夸大。他的想象力老是在那里活动:“噢,上帝!要是她病倒的话!她总该见到他一面才死吧……昨天为什么她只写寥寥几行呢?……是不是病了?……是的,她病了……”那时他简直喘不过气来。——除此以外,他更怕自己孤苦伶仃的死,远离着她,死在这些不相干的人中间,在这可厌的中学生里,在这个凄凉的巴黎。想到后来,他真的病了……“倘若写信去要她回来又怎么样呢……”但他想到自己这样没有勇气就害羞。而且他一提笔,因为能够和她谈谈而快活极了,居然暂时忘了痛苦。他仿佛见到她,听到她:他把什么都告诉给她听:跟她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倒从来没对她说过这样亲切和热烈的话;他把她叫做我的忠实的,勇敢的,至爱的好小姊姊。那是真正的情书。

这些信使安多纳德沉浸在温情里头,唯有在读信的时间她才觉得有点空气可以呼吸。信要不在早上预期的时间收到,她就苦恼得什么似的。有两三次,葛罗纳蓬他们为了大意,或是——谁知道?——为了恶意的耍弄,直到晚上,有一次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把信交给她,那时她竟急得发烧了。——元旦那天,两个孩子不约而同的想了同样的主意:花了很多钱彼此发了一通长电,在两方面同时送到。奥里维继续在功课方面与思想方面征求安多纳德的意见;安多纳德替他出主意,支持他,鼓励他。

其实她自己也不见得有多少勇气,住在这陌生地方闷死了,一个人也不认识,一个人也不关切她,除了一个才来不久而和她同样住不惯的教员的太太。那位好心的女人母性很强,看到两个各处一方而相爱的孩子那么痛苦,非常同情——因为她向安多纳德探听到了一部分历史,——但她那样的粗声大气,那样的平庸,缺少机智,不识时务,把安多纳德贵族式的小灵魂吓得格外深藏了。因为对谁都不能吐露,她便把所有的烦恼都闷在肚里:而那是很重的担负。有时她自以为要倒下来了;但她咬咬嘴唇,重新向前。她的健康受了影响,瘦了许多。弟弟的信越来越消沉。有一次特别颓丧的时候,他竟写道:“你回来吧,回来吧!……”

可是信刚发出,他就觉得惭愧,又写了一封,声明前信作废,要求安多纳德别把那句话放在心上。他甚至装做很快乐,不需要姊姊。倘若给人看出他没有她便不能过活,他容易生气的性情也是受不了的。

这一点可瞒不过安多纳德;她看透他的思想,但不知道怎么办。有一天,她几乎真的要动身了,连行车时刻都到站上去问过了。随后,她觉得简直是胡闹:她在这儿挣的钱就是付奥里维的膳宿费的;两个人能撑多久就得撑多久。她没勇气打什么主意了:早上她很勇敢,但越到夜晚,精神越低落,只想逃了。她想念家乡,——想着那个对她多么残酷、可是埋着她过去所有的遗迹的家乡,——也想着弟弟的语言,为她用来表示心中的爱的语言。那时恰好有个法国剧团路过那个德国小城。难得上戏院的安多纳德,——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忽然渴想听一听法文,到法国去躲一下。其余的事,我们以前叙述过了。戏院已经客满。她遇到了一个不认识的青年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看到她失望的神气,邀她到他的包厢中去:她糊里糊涂的接受了。她和克利斯朵夫的露面引起了小城里许多闲话,立刻传到葛罗纳蓬家里,而他们的存心是只要对这个法国少女有一点儿不利的猜疑就预备接受的,再加我们以前说过的那种情形[11],他们被克利斯朵夫惹得气恼之极,便毫不客气的把安多纳德辞退了。

这颗贞洁而容易害羞的心灵,整个儿给手足之爱占据了,没有给任何卑污的思想沾染过,一朝懂得了人家指控她的罪名,简直羞愤欲死。但她并不恨克利斯朵夫,知道他跟她一样的无辜,虽然使她受累,用意是很好的:所以她很感激。她对于他的身世一所无知,只晓得他是个受到剧烈攻击的音乐家。她尽管不懂人情世故,但有种内心的直觉,因饱经忧患而变得非常敏锐,看出那个陪她看戏的同伴举动粗鲁,有点疯癫,可是性情和她一样戆直,并且慷慨豪侠,她只要想到他就觉得安慰。别人说克利斯朵夫的坏话,绝对不影响她的信心。自己是个被欺侮的,她认为他也是个被欺侮的,和她一样受着人们恶意的攻击,而且时期更长久。既然她惯于想着别人而忘掉自己,所以一想到克利斯朵夫也在受罪,她自身的悲苦倒反解淡了些。可是她无论如何不愿意和他再见或通信。清高与狷介的性情不许她那么做。她以为他决不会知道连累她的事,而且以她的好心,还希望他永远不知道。

她走了。火车开出一小时以后,她碰巧又跟从外埠回来的克利斯朵夫在中途相遇。

在并列在一起停了几分钟的车厢里,他们俩在静悄悄的夜里见到了,一句话也没说。他们能说些什么呢,除非是一些极平淡的话?而这种话,反而要亵渎彼此的同情与神秘的共鸣,那是除了心心相印以外别无根据的,说不出的感情。在这最后一刹那,两个毫不相知的人互相望着,看到了平时跟他们一起生活的人从来没窥到的内心的隐秘。说话,亲吻,偎抱,都可以淡忘,但两颗灵魂一朝在过眼烟云的世态中遇到了,认识了以后,那感觉是永久不会消失的。安多纳德把它永远保存在心灵深处,——使她凄凉的心里能有一道朦胧的光明,像地狱里的微光。她又跟奥里维团聚了。而她回来也正是时候了。他刚病着。这个神经质的骚动的孩子,老是怕在姊姊不在眼前的时候害病,——此刻真的病倒了,反而不肯写信告诉姊姊,免得她担忧。他只是在心里叫她,好像求一桩奇迹似的求着她。

奇迹出现的时候,他睡在中学的病房里发烧,胡思乱想。一见之下,他并不叫喊。他有过多少次的幻象,看见她进来……他在床上坐起,张着嘴,哆嗦着,以为又是一个幻象。赶到她挨着他在床上坐下,把他搂着,他倒在她怀中,嘴唇上感觉到娇嫩的面颊,手里感觉到那双在夜车里冰得冰冷的手,终于知道的确是妹姊,是他的小姊姊回来了,他就哭了出来。他只会哭,跟小时候一样是个“小傻瓜”。他把她紧紧搂着,唯恐她跑掉了。他们俩改变得多厉害!脸色多难看!……可是没关系,他们俩已经团聚:病房,学校,阴沉的天色,都变得光明了。两人彼此抓住了,不肯再松手了。她什么话还没说,他先要她发誓不再出门。没有问题,她决不会再走;离别真是太痛苦了;母亲说得对,无论什么总比分离好。便是穷,便是死,都不能忍受,只要大家在一起。

他们赶紧租了一个公寓。他们很想再住从前的那个,不管它多么丑;可是已经租出了。新的公寓也靠着一个院子,从墙高头可以望见一株小皂角树:他们立刻爱上了,把它当做田野里的一个朋友,也像他们一样给关在城市里。奥里维很快的恢复了健康,——而他的所谓健康,在一般强壮的人还是近于病的。——安多纳德在德国过的那些苦闷的日子,至少挣了一笔钱;她翻译的一册德文书被出版家接受了,更加多了些收入。钱的烦恼暂时没有了,一切都可以挺顺利,只要奥里维在学期终了能够考上。——可是考不上又怎么办呢?

一朝住在一块儿,恢复了过去那种甜蜜的生活,他们一心一意想着考试的事了。两人尽量的不提也是没用:无论如何避免不了。那个执着的念头到处跟着他们,便是在消遣的时候也是的:在音乐会里,它会在一曲中间突然浮现,夜里醒来,它又会像窟窿一般的张开嘴来吞噬他们,奥里维一方面竭力想解除姊姊的重负,报答她为他而牺牲了青春的恩德,一方面又怕落第以后无法避免的兵役:——那时考取高等学校的青年还可以免除兵役。他对于军营里——不管他看得对不对——肉体与精神方面的男风,心理方面的堕落,感到说不出的厌恶。他性格中所有贵族的与贞洁的气质都受不了兵役的义务,差不多宁可死的。保卫国家的大道理,时下已经成为普遍的信仰,人们很可以用这个名义来取笑、甚至指责奥里维的心理;可是只有瞎子才会否认那种心理!兼爱为名、粗俗其实的共同生活,强迫一般性情孤独的人所受的痛苦,可以说是最大的痛苦。

试期到了。奥里维差点儿不能进场:他非常的不舒服,对于不论考取与否都得经历的那种心惊胆战的境界害怕到极点,几乎希望自己真的病倒了。笔试的成绩还不差。但等待笔试榜揭晓的期间真是不好受。经过了大革命的国家实际是世界上最守旧的:根据它年代悠久的习惯,试期定在七月里一年之中最热的几天,仿佛故意要跟可怜的青年们为难。要他们在溽暑熏蒸的天气预备考试;而节目的繁重,恐怕没有一个典试委员知道其中的十分之一。在喧哗扰攘的七月十四[12](那是教并不快活而需要清静的人受罪的狂欢节)的下一天,人们才彼阅作文卷子。维奥里的公寓附近,广场上摆着赶集的杂耍摊,一天到晚,一夜到天亮,只听见汽枪劈劈啪啪打靶的声音,让人骑着打转的木马呜呜的叫着,洋琴叮叮冬冬的响着。热闹了八天之后,总统为了讨好民众,又特准延长半星期,那对他当然是没关系的:他又听不见!但安多纳德与奥里维被吵得头昏脑涨,不得不紧闭窗户,关在房内,掩着耳朵,竭力想逃避整天从窗隙里钻进来的声音,结果它们仍旧像刀子一般直钻到头里,使他们痛苦得浑身抽搐。

笔试及格以后,差不多立刻就是口试。奥里维要求安多纳德不要去旁听。她等在门外,比他哆嗦得更厉害。他从来不跟她说考得满意,不是把他在口试中回答的话使她发急,就是把没有回答的话使她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