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文学的开拓者

——谢晨光创作初探

香港新文学的进程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萌芽起步，筚路蓝缕的开拓者，历来提到最多的是侣伦，相对而言，谢晨光的名字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四种香港新文学史著作中，对谢晨光均语焉不详。近年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谢晨光，但谢晨光在香港早期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仍未得到应有的较为全面的评估。本文试图以谢晨光发表在上海的新文学创作为切入点，探讨谢晨光对香港新文学发展的独特贡献。

“北上作家”第一人

梳理香港新文学史，“南来作家”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三十年代中期以后，香港新文坛上内地作家纷至沓来，他们对香港新文学的作用和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夸大和高估。最近已有研究者指出，“南来作家”的负面影响是把香港本地作家的主体性“降低”、“湮没”、“边缘化”乃至“消灭”了。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远在内地作家因东北沦陷、上海战事、抗战全面爆发和国共之争等种种原因陆续南下香港之前，香港新文学作家就已经“北上”了，以他们的作品“北上”。这其中有早已为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侣伦、张稚庐等人，而最早“北上”且“北上”最有成就者，当推谢晨光。

所谓“北上”，具体是指香港新文学的胎动虽然比内地晚了将近十年，但在起步伊始仍有若干较具特色的创作在上海一流的新文学刊物上亮相，显示了香港新文学最初的实绩。随着鲁迅、郁达夫、徐志摩等作家相继定居上海，随着语丝派、创造社、新月派等新文学社团相继以上海为活动据点，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上海已取代北京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中心。因此当时香港一些在新文学创作上摸索前行的年青作家从上海的文学刊物上吸取营养，向上海的文学刊物踊跃投稿，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正如谢晨光后来所回忆的，当时“总要向上海的杂志投稿才可以表示自己的身份，才觉得威风”。侣伦在上海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伏尔加船夫曲》刊载在《北新》上，张稚庐以张稚子笔名在上海出版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床头幽事》是光华书局推出的，稍后，张稚子还在执新文学杂志牛耳的《小说月报》上发表短篇小说《骚动》，都很引人注目。然而，谢晨光的创作成就更为可观，他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新文学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列表如下：

从这份作品刊登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谢晨光的作品主要是在《幻洲》和《现代小说》上发表。《幻洲》半月刊由叶灵凤、潘汉年合编，“是四六开本的小型刊物，设计精美，毛边本，内文有题饰和尾花”。上部“象牙之塔”专刊小说、散文和诗，唯美色彩浓厚，由叶灵凤负责；下部“十字街头”专刊杂文和文化评论，观点激烈，措词尖锐，由潘汉年负责，这是一个奇妙的组合。谢晨光的小说当然都是在“象牙之塔”刊出的。由于《幻洲》在当时一纸风行，在新文学爱好者特别是激进的文学青年中影响极大，甚至远销香港南洋，因此，说谢晨光在当时上海新文坛也已小有文名，是符合事实的。

到了一九二九年九月，上海现代书局又推出谢晨光的短篇小说集《胜利的悲哀》，书中收录五篇短篇小说：《胜利的悲哀》《青春的缀饰》《跳舞》《心声》《玉颜饮冰室》。其中《青春的缀饰》和《玉颜饮冰室》两篇是首次与内地读者见面。《胜利的悲哀》的问世标志着谢晨光的小说创作“北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得到了上海新文坛的进一步的肯定。而且，作为香港新文学作家在内地出版的第一部作品集，《胜利的悲哀》比侣伦在内地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黑丽拉》早了整整十二年，其意义无论如何是不容低估的。

都市生活的描绘者

《胜利的悲哀》出版以后，叶灵凤以“摩”的笔名在他自己主编的《现代小说》上发表书评一则予以推荐，照录如下：

 

凡是老读《现代小说》的人，大约都知道谢晨光君的。作者是一位寄居在香港很倾心都市生活的青年作家。文笔很细腻。创作题材大概是恋爱的悲剧。文章的描写虽然有许多地方不很紧凑，但是象朝雾中草上的露珠一般，你不时可以遇到一些可喜的地方。

电影院、跳舞场、咖啡屋，几乎是作者专用的一些背景。

这册集子里共收集着谢君的五篇创作。我希望谢君以后对于自己创作的范围能逐渐扩大起来。

谢君的这部创作集是由现代书局出版。（摩）

 

这则书评之所以重要，一则透露了谢晨光的小说创作一直受到叶灵凤的赏识，从初次在《幻洲》亮相到《胜利的悲哀》的结集出版，莫不如此，《胜利的悲哀》的顺利印行，很可能也是叶灵凤玉成其事。不过，当时“革命文学”已在上海文坛甚嚣尘上，叶灵凤自己也唯恐落后，已从自己擅长的唯美主义的非常态爱情小说创作开始转向，所以他在这则书评中也要求谢晨光扩大“创作的范围”，值得庆幸的是，谢晨光后来并没有那样做。二则叶灵凤准确地抓住了谢晨光小说创作的特征，那就是谢晨光“倾心都市生活”，以描写香港摩登青年男女“恋爱的悲剧”为能事，强烈的都市色彩渗透了谢晨光的几乎所有小说。

二十年代末的香港，固然不比“十里洋场”的上海，但作为开放的商埠，作为东西方文化的又一个融会点，“经了E国竭力的经营”，香港的都市生活也是丰富多彩，光怪陆离，洋溢着西化情调。在谢晨光的小说中一再出现的“华灯竞艳的繁华的”皇后戏院，“香港最富丽的酒店”——英皇酒店，大大小小的咖啡厅、饮冰室和跳舞场，还有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著名歌剧《波希米亚人》，根据西班牙作家伊巴涅兹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激流》……这一切构成了谢晨光小说的基调。在谢晨光笔下，香港就是一个大“销金窟”，绿酒红灯，嘈杂斑驳，充满了诱惑，充满了变数，他小说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欢离合就在这样的都市文化的背景之上展开和衍变。

爱情小说的“始作俑者”

除了《乡间所做的梦》写的是异国题材，谢晨光的所有小说都以香港摩登青年男女的情爱纠葛为主题，换言之，他是香港新文学史上爱情小说的“始作俑者”。他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大都年轻、漂亮、有知识，生活也大致无虞，经常出没于电影院、咖啡厅、跳舞场等上等社交场所，谈情说爱，又无端感伤，自怨自艾，深陷情感的漩涡而难以自拔。

谢晨光在《幻洲》发表的首篇小说《加藤洋食店》写神情“沉郁悲苦”的“他”在咖啡馆兼餐馆的加藤洋食店里自斟独饮，消磨时光，突然见到一对热恋中的男女而触景生情，追悔自己在爱情上对“恨娣”的背叛。

《剧场里》写男青年S和女青年A的初恋，S约A去皇后戏院欣赏电影，把S在车站等待A到来时六神无主、忐忑不安的紧张心情，以及在观看电影时S先是想入非非继又深自谴责的矛盾心理刻画得相当细腻。

《胜利的悲哀》写女主人公曼痴迷着男主人公“他”，热情请“他”约会，“他”却因受过爱情的创伤而同时与几位年青女子周旋，虽然应约看电影，喝咖啡，仍不冷不热，若即若离，曼表面上“胜利的凯旋”，其实始终无法赢得“他”的爱情。

《跳舞》一篇颇为别致，漂亮的晓霜本与Alice姑娘郎才女貌，情投意合，在富丽堂皇的英皇酒店跳舞厅翩翩起舞，不料来了一位神秘的半老徐娘，引起晓霜的好奇与同情，执意在众目睽睽之下与其共舞一曲，结局却又出人意料。

《玉颜饮冰室》则写青年作家“他”的一次奇特的艳遇。“他”在玉颜饮冰室邂逅崇拜他才学的谢婉青，一起品尝美点，散步谈心，在他自以为已经闪电般地俘虏了这位青春少妇时，才发现这纯粹是一场误会，谢婉青早已名花有主，只是出于对他的爱护，才来关心他，开导他。

书信体小说《心声》是谢晨光最长也是最动人的一部作品。女主人公“我”由于发现丈夫碧池移情别恋恋妮，怒而怀抱幼儿小灵出走。碧池旧情未断，受此打击，对拆散他家庭的恋妮产生怨恨，颇有回心转意之意，“我”得知这一切后，于极端矛盾痛苦的心情中致函碧池，剖白心迹，痛陈利弊，要求他与恋妮结合，“我”已决心永远不再回去。

由此可见，与“五四”初期的爱情小说不同，也与当时内地流行的爱情小说不同，谢晨光的这些作品不再以反对封建专制、追求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为主题，而是着重刻画香港知识阶层青年男女的爱情心理。他们对爱情、婚姻的态度显然较为现代，尽管道德规范依然存在，尽管实际行动未必大胆，但至少在观念上已有不小的变化，男女主人公所追求的是都市生活的男欢女爱。诚然，郁达夫、张资平、叶灵凤等现代作家的影响还是留有痕迹，郁达夫式的感伤，张资平式的缠绵，叶灵凤式的宣泄，在谢晨光爱情小说的字里行间仍可捕捉得到，但谢晨光毕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这里特别应该提到谢晨光的心理描写，他的几乎所有的爱情小说都有细致的心理描写，委婉曲折，颇为精彩。试举一例。《心声》中当已经离开男主人公碧池的“我”得知碧池又想离开恋妮时去信指责，坦陈自己当时的心情：

 

你为什么和恋妮发生了这样的不幸的事情呢？要是我在你的身旁，我知道了你要这样的做的时候，我就立即请你收回了那擎在你手上的凌寒的匕首，或者是我袒露着我的胸膛为伊而饮刃，但是我是远离了你了，你的一切的举动，我都不能预阻，我没有力量可以令你不致刺痛了一个女子的心灵，现在事情总成了事实了，你要做的，你都做了，到了事过境迁的今日，虽然痛悔又有什么用处呢？碧池，你试想想，当我知道你是和恋妮诀别，你拒绝了恋妮的深挚的爱的消息的时候，我是怎样忧怀凄痛？啊！我虽然不是令恋妮直接失恋，而你竟为了我的缘故而令她尝到那失恋的滋味了。当她想起了昔日的梦里的欢娱和今日的冷落，一个被摈弃者的悲哀是怎样的深深地销蚀了她的青春的容颜呢？在她甜蜜的绯色的梦中，她原是深味着幸福的欢娱，为什么你竟如此忍心惊醒了她的春梦，教伊尝着生命的苦根？在爱之中认识了痛苦的滋味的罪过，我们暂且不说了，但看着一个完好的女子在自己的前面啜泣，看着她为了自己的缘故而回肠百折，我们又应该要怎样的惊心而忏悔呢？

 

这段心理解剖既有对恋妮的深切同情，也折射出对自身遭遇的怨尤，谢晨光把主人公如此复杂的心理状态刻画得体贴入微，确实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同时，谢晨光心理描写还与倒叙、插叙、对话、回忆等多种表现手法相结合，交错使用，使之更具艺术感染力。他的这些小说创作手法上的尝试在香港早期新文学作家中恐怕是不多见的。

对香港早期新文学作品如何评价，历来见仁见智，有不同的意见。就总体而言，当然水平不高，难以与内地已经实验了近十年的新文学诸大家相比，但这并不等于说香港早期新文学统统乏善可陈，谢晨光在上海发表的作品就具有相当的水准。只是谢晨光的这些爱情小说能否视作香港早期新文学的特色，也还值得讨论。由于谢晨光毕业于香港英皇书院，他所受的较为系统的西式教育显而易见，他的小说中的青年男女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乃至语言习惯较为西化也就不难理解。谢晨光小说的都市色彩与后来以“新感觉派”名世的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的作品颇为不同也是不争的事实。都市性和开放性既是香港显著的地域特征，谢晨光的小说展示了二十年代末香港知识阶层摩登男女情感生活的形形色色，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香港早期新文学的主体性。

 

鉴于谢晨光在当时香港新文学杂志和报纸副刊上发表的作品尚未出土重见天日，严格来说，对谢晨光早期新文学作品作出全面深入的评估还为时尚早，本文只能是“初探”，理由也即在此。期待谢晨光其人其文引起香港新文学研究者更多的关注，期待谢晨光新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早日提上议事日程。

（本文为一九九九年四月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主办的“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原载二〇〇〇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初版《活泼纷繁的香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