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题解：破除关于经济增长的两个极端

当前关于经济增长，存在着两个较为极端的看法，一是认为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不重要，要把所有焦点都放在如何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一种是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能下降，必须要保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般来说，要维持在8%，至少也要在7%以上。这两种观点最近两年，还是经常有交锋。我们在此详细分析一下这两种观点。

（一）抛弃经济增长速度，专注经济增长质量的观点

虽然很少在媒体报道中，看到谁公开讨论经济增长速度完全不重要这样的观点，但是在现实生活，大家在讨论问题中，不少人还是不同程度上持有类似观点。

在这里先讲一个例子。2015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傅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以前在兵团工作的时候，每天都是蓝天白云，但是当时没有关注这些，那时候人们所想的是如何吃饱饭。而现在随着工业化发展，人民收入不断提高，人们不但能吃饱而且可以吃得很好，但是在一些地区，想看到蓝天白云却变得比较困难。除了雾霾等空气污染，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还有很多。土壤污染方面，根据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于2014年4月17日公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我国土壤的污染状况整体表现不乐观，其中部分地区的污染情况比较严重。根据报告的数据，全国土壤总的污染物超标率为16.1%，说明我国土壤环境总体不乐观，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这意味着重金属污染是主要的污染。食品安全方面，很多人有这样的体会，以前的饭菜肉吃起来更香，而现在的饭菜肉好像味道就要差，这一方面与人的主观感觉有关，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候，人吃饭就会香，另一方面也与现在的农产品生产方式有关，以前属于传统的种植养殖方式，农产品生长慢，质量和味道就要好些，而现代化的养殖方式，种植业上大量使用化肥，养殖业更接近工业化模式，这些都导致了味道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农产品的质量令人堪忧，农药超标等问题时有发生，毒姜、毒白菜等有关农产品安全问题的新闻不断传出，让大家在饮食方面不够放心。而近几年来，常常见诸新闻的，内地人到香港、欧洲等地方代购、捎带奶粉等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根源就在食品安全问题。在资源方面，长期快速的矿产资源开发，不但导致我国资源储量大幅降低，而且导致了很多环境问题。根据发改委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重要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可供储量的保障程度降大幅降低，除稀土等资源保障程度为100%外，铁矿石为35%、铜为27.4%、铝土矿为27.1%、铅为33.7%、锌为38.2%、金为8.1%；有些资源面临再过30年左右的时间就要开采完毕的情况，如石灰石可采年限为30年，磷为20年，硫不到10年。同时，部分资源产区的环境问题比较严重，如根据2005年的数据，山西省各类矿山采空区超过2万平方公里，约占山西省的1/7。

可以看出，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我们还是付出了一些代价，或者说，经济增长质量有待提高。今后我们要经济发展，固然要逐步在发展过程中将这些问题逐步消化解决，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我们就只管经济增长质量，而完全不要经济增长速度。这是因为：

第一，我国虽然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但是必须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不断缩小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的差距，达到党中央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目标。2013年，我国人均GDP为6767美元，2014年根据统计局提供的初步数据，人均GDP超过7400美元。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4月提供的报告，2013年世界平均人均GDP为10486美元，比我国同期高55%左右；美国人均GDP为53101美元，德国为44999美元，日本为38491美元，分别是我国的7.8倍、6.6倍和5.7倍。就算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其人均GDP也高于我国，如俄罗斯为14818美元，巴西为11310美元，墨西哥为10629美元，均比我国高出不少。可以看出，我们不但离真正的发达国家还有较大距离，就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依然落后不少国家。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一百年”，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实现这“两个一百年”所提出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要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第二，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虽然东部地区比较发达，部分省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但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则相对滞后，要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就要求中西部地区必须保持较高速度发展，客观上需要整体经济增长要保持一定速度。根据有关媒体的计算，2013年我国人均GDP最高的省市为天津市，达到101689元，折合16419美元，而最低的省份为贵州省，仅为22982元，折合3711美元，仅为天津的1/5稍微多一点。主要东部省份人均GDP虽然低于天津，但是也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如北京和上海超过了9万元，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省份均超过了5万元。折合成美元，超越1万美元的省市包括天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内蒙古等6个省市自治区。缩小区域差距，必然是未来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中西部等经济发展滞后地区必须要高于全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才能逐步实现这个目标。可以想象，部分省份在未来若干年内，可能依然会以较高速增长，我们也不能简单认为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违反新常态的要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经济依然可以保持高速发展的观点

有一部分专家认为，我国经济在未来十几到二十年内依然可以以8%的高速继续发展。这样的观点虽然也有其道理，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支撑高速经济增长的各项条件其实是弱化的，很难真正持续。

支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传统的“8%情结”。历史上，我国政府曾经先后两次提出过保八，一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之所以将8%看作是必保的底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必要性。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涉及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就业、财政收入、社会保障、城市化建设等等，要化解这些问题，经济就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保证社会经济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些历史要求已经逐步消失。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当时我国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既要面临大量新增劳动力走向劳动力市场，又要面对当时国企改革导致的大量工人下岗问题，两项问题叠加，导致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成为当时政府的重中之重。而现在，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实施效果的逐步显现，我国劳动力数量已经达到均衡水平，工人“召之即来”的状况早就成为了历史，代之而起的是日益加重的“工人荒”，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就业问题不是政府需要重点考虑的大事，但是就业形势已经不会如1998年前后那么严峻，8%已非必须达到。

第二，我国依然具备支撑8%增长的条件。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我国和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明显的技术差距和产业差距，因此在这些方面我们依然具有后发优势，同时在基础设施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投资还将对经济有较大推动作用。

最后，考虑到新一届政府对改革的重视，改革将创造新的红利，从而对经济增长形成重要支撑。应该说，林教授对此问题的分析，还是很有道理，但是问题是，能够达到8%的增长，和是否必须达到8%的增长是两回事，而且我们还有必要仔细研究今后如果真的达到8%，其代价将是什么？

其实，从我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差距和技术差距来说，我国和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已经不体现在规模上，而体现在产业链高端和低端环节的差距、产业盈利能力差距、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差距，在这些方面，很难说明确存在后发优势，却可能存在后发劣势。例如，在技术方面，发达国家可以利用专利池、技术标准等手段，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技术创新构造障碍，最终可以达到源源不断操控产业，在利益分配中占据大头，形成让别人为我赚钱的局面。这一优势地位很难打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自我强化的趋势。

例如，大家所熟知的美国高通公司，在2001年第三代（3G）移动通信三大国际标准时，形成了卖专利和芯片的发展模式，所有从事与3G相关的生产销售的企业，都必须按整个终端售价的一定比例向高通公司缴纳专利费。据相关报道披露，2013年高通公司占据了全球手机芯片市场的54%，市值高达1230亿美元，从中国获取的营业收入占其总营业收入的49%，而利润率高达60%。其后果是，WCDMA和CDMA2000两种3G制式手机在国内销售价格提高了200—300元，中国3G手机制造商利润中的一半要用于支付高通专利费。最终，高通公司前段时间被发改委罚款60.88亿元，创下我国反垄断罚款的历史最高额纪录。

虽然如此，要真正依靠反垄断的行政手段彻底打破高通的这一垄断模式，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困难。对国内竞争对手企业而言，一来技术和标准壁垒本身就难以突破，需要更多资金、人员投入，才可能有所收获，二来高额的专利特许使用费实际上让这些企业在资金方面捉襟见肘，难以在创新方面投入巨额资金。这两项因素叠加，造成的结果就是，我国的相关企业很难打破这一劣势。所以说在这一阶段，后发劣势可能要远比后发优势大得多。

另外，基础设施投资固然有较大缺口，但是指望依靠这一因素，来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作用，可能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会加重我们业已出现的问题。未来基础设施投资肯定会增长，但是不可能再出现如2009年之后几年的超高速增长态势。而改革虽然会对未来经济增长产生有利影响，但是其效果是慢慢显现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会立竿见影。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要保持未来较长时间8%的增长是不现实的，以此为目标，采用财政和货币手段强行达到此目标的后果，可能是加剧现有矛盾，其经济增长质量也会很低。因此，这一观点我们认为也不符合未来发展的实际。

（三）合理的经济增长：中高速增长区间的探讨

在经济新常态下，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中高速，但是关于多大的速度算是中高速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结论。在这里，我们一定要避免把最近一两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简单归结为中高速，而是要依据未来经济增长的发展基础、支撑条件、内外发展环境等，制定一个合理的中高速增长区间作为未来发展目标。

目前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多少比较合适。2015年是“十二五”的最后一年，2016年之后将进入“十三五”。“十三五”将是我国经济发展转型、迈向高收入国家（以人均GDP超越1万美元为标准）的关键时期，同时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是衡量中高速增长究竟应该停留在哪个区间最为合适的重要参考。从目前学术界、媒体等对此问题的讨论情况来看，大家对此问题还没有统一结论。有的智库分析认为，6.5%—7.5%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十三五”期间的合理增长速度，不会偏离7%的平均线太远。但是，整体来说，7%左右的增速可能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来说，还是太快的。2014年12月17日中国社科院举行的“中国经济新常态——速度、结构与动力”国际研讨会上，与会多名专家认为“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维持在“6%—6.5%”的区间范围。例如，国务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就认为，随着经济步入中高速阶段，全社会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增速将分别维持在10%—11%之间、13%、11%、5%左右，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就会维持在6%—6.5%。

讨论到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类似我国曾经有过高速增长国家的增长速度变化情况。以曾经有过较长时间高速增长、发展历史和我国有一定可比性的日韩等国为例，这两个国家的经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理解，在经济进入各自的“新常态”情况下，经济增长经历的变化。日韩的共同点在于，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2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期，其中，日本在1950至1972年间，年均GDP增长率达到了9.7%，创造了世界公认的奇迹，并一跃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韩国在1961年至1996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8.0%，并逐步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在此之后，受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经济增长率大幅跳水，直接步入4%左右的区间之内。例如，日本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直到1990年的十几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4.26%，不足之前的一半，而韩国在1997年至2012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也仅为4.07%，也为之前一半左右。当然，即使是4%的经济增长率，对发达国家而言，也是很高的经济增长率，日本在1990年之后，受多重因素影响，经济步入滞胀泥潭，20多年经济都保持微增长，直到现在也没有真正从经济低迷增长的泥潭中走出来。

可以看出，日韩等国家经验表明，经历过高速增长的国家，在达到一定发展水平后，经济增长速度有直接滑落很多到达中等速度（与自己之前的增长速度相比）的趋势。但是，与日韩等国相比，我国人口众多，经济规模也更大，因而经济发展的惯性更大，应对各种内外危机和挑战的底气更足；我国国土幅员辽阔，东中西地区发展差距大，同一省份内部的差距也较大，城乡二元化问题还依然突出，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具备较大的弹性和潜力，存在着较强的“东方不亮西方亮”效应；我国的体制优势决定了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着扶持新兴产业发展的独特条件，因而在未来完全有可能交替出现不同的新兴产业拉动经济发展。以上的优势就意味着，我们完全有可能避免如同日韩那样的经济增速直线下落的趋势，而可以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6%—7%左右的中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