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印度访客

尚未成熟便摘下的果实对我们毫无用处。我的一生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从事印度和中国研究——并非要谋取学者之名，不过是习惯于汲取印度及中国文学创作和虔诚的芬芳。十一年前我曾去印度旅行。在那里，我看见了棕榈树和寺庙，闻到梵香和檀香的味道，吃过略带酸涩的芒果和软糯可口的香蕉。可是，在我与这一切之间还隔着一层薄纱，置身于康提的僧众之间，我依然像先前在欧洲的时候一样，无法遏制地渴望真正的印度，渴望印度精神，渴望跟它有一次生动活泼的接触。印度精神还不属于我，我还没有找到它，我还在寻找。当时我也正是为此离开了欧洲，因为我的旅行是一种逃避。我逃离欧洲，几近憎恶，我讨厌它毫无品位的审美，喧嚣嘈杂的集市，仓促匆忙的焦躁不安，还有粗鲁愚蠢的追求享乐。

我通往印度和中国的道路并非要搭乘邮轮和火车，我必须独自找到所有那些神秘的桥梁。我必须停止在那里寻求救赎、摆脱欧洲，必须停止在心中仇视欧洲，必须在感情和精神上拥有真正的欧洲和真正的东方，这条路持续了一年又一年，历经多年的痛苦、不安、战争和绝望。

随后这个时刻来到了，距离现在还不算久远，那时我已不再向往锡兰的棕榈海滩和贝拿勒斯寺庙林立的街道，不再希望自己是佛教徒或者道士并且得到一位圣人和法师的教导。这些全都变得不重要了，可敬的东方和病苦的西方之间，亚洲和欧洲之间最大的区别对我而言同样不再重要。我认为，尽可能多地研究东方智慧和宗教祭礼已不再重要，我发现，当今无数老子的崇拜者对道的了解还不如歌德，而歌德从没有听说过“道”这个词。我知道，欧洲跟亚洲一样，存在一个隐秘而永恒的价值和精神的世界，这个世界既不会因发明了机车而更加美好，也不会因俾斯麦而毁灭，生活在这个永恒的世界里是愉快的、正确的，这是一个平和的精神世界，欧洲和亚洲，《吠陀经》和《圣经》，佛陀和歌德在其中有着相同的比重。这里开启了法师对我的教导，学习还在继续；这里学无止境。可是我已经不再对印度抱有憧憬，不再寄希望逃离欧洲，现在，佛陀、《法句经》[4]和《道德经》让我觉得纯粹和亲切，不再难解困惑。

现在果实已经成熟，从我的生命之树掉落。我隐去动机和姓名；也不说这一切如何实现，如何将我从隐居生活中再次冲入世间数日，新的人、新的关系如何突然间与我相遇。我只讲述其中那段与印度有关的插曲。

最近，在一个有些许雾气的美丽黄昏，一位棕色皮肤的英俊男子出现在我生活的村庄，来到我家，他从孟加拉来，是一位博学的印度教教徒，泰戈尔的学生和朋友。他出现了，刚到我房间的门前便惊呼：“啊，这里跟在印度完全一样。”他立刻觉得像在家里一样。他会说英语和法语，此外还带着一位翻译。他听过我的一次讲座并且让人全部翻译了出来，他这次来，是要告诉我，他很吃惊也很高兴，在欧洲能够碰到这样一个人，此人不是仅仅通过精研博学从智性上熟知东方思想，而是与它心灵相通。我告诉他，这样的欧洲人要比他知道的多；我跟他讲了几个朋友的故事，跟他讲那个看不见的、不合时宜的，既没有国家化也没有军事化的精神上的欧洲，跟他讲歌德（他原以为歌德否定印度思想）也是那个没有名字的东西方学说的信徒和宣讲者。

印度人微微笑了，笑得愉快、友善，我们很快成为了朋友，很快敞开心扉，彼此了解认识。很久以来我都没有过这种享受了。我曾经以类似的方式跟另一个人结交，他虽然是欧洲人，绝大部分时间却生活在日本，现在又去了那里[5]，我跟他有着共同的、不可思议的相互理解的基础，这种理解无须言语，一个手势、一抹微笑或者沉默都可以让彼此明了。现在我与这个孟加拉人又有了同样的默契。从最初那一刻起，我们便心有灵犀，彼此只倾吐那些能够让对方微笑和点头赞同的东西。

不一会儿，他便穿过敞开的门走上阳台。“这也让我想起了印度，”他说，“这些美丽的树木，这样的静寂，这场鸣蝉的音乐会，这片群山中的蓝色暮光。喜马拉雅山中有我们的寺庙，它们在无垠的寂静和无尽的安宁中面对着这样的山峰、这样的暮光。您应该去那里一趟，亲爱的先生，您应该去孟加拉在我那儿待上几个月或者几年。”

我感谢他的邀请并且提醒他，他自己在我的房间里、在我的阳台上已经发现了这种印度式的安宁，这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了。我指给他看，在逐渐昏暗下来的长满草地的山谷的另一端，第一颗星星正在山顶上方冉冉升起。

我的客人双手合十，闭上眼睛凝思片刻，然后吟诵起一首轻柔舒缓的诗歌，这是一首叙事诗，诗中提到一盏小灯，一位慈祥的母亲在小屋里将它点燃，它与天上的星星互诉衷肠。我已很久没听人说印度语，这声音对我远比对其他人更有魔力，因为我虽然不知其意，却从孩提时起便已熟悉了它。

所有东亚词汇艺术和语音艺术的奥秘令人惊讶地立刻再次向我涌来，与我曾在印度诗歌、中国音乐、中国戏剧中感受到的一样：韵律严谨、复杂，带有宗教崇拜的烙印，几乎执拗。我请求我的朋友，给我也唱首歌，他唱了两首民歌，和着节拍轻轻打着响指。曲调在我们听来不突出、不清晰，飘忽不定，但是在这些歌曲中也充满张力和激情，节奏和韵律简洁明快，结构规范，并且有一种我们用欧洲语言进行文学创作，至少现代文学创作所不具备的结构感。

这颗星已经升起，其他星星也出现在空中。我们在小阳台上站了几个小时，谈论《奥义书》，谈论中国和日本。我的客人是位学者，他向我概述了印度历史，讲的并不是战争、条约和王侯联姻的历史，而是诗歌、祈祷、哲学、瑜伽术、宗教以及寺庙建筑的历史。我给他讲那个看不见的欧洲，讲中世纪，讲歌德以及所有让他即使身处我位于提契诺州的隐居住所也能想起印度和喜马拉雅的事物。

临近告别时，我们才返回房间，他拿起我收藏的一个小小的印度青铜像，一个吹笛子的奎师那，开始谈起印度教神祇，谈到奎师那、因陀罗、楼陀罗和湿婆，谈到他们的演化和形成，他们永恒的轮回。随后他面带微笑愉快地离去，消失在夜色中，有那么一瞬间我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来过。

可是他又回来了，从那以后，我们会不时地见面，或者在我家，或者在他那儿，聊上几个小时，如果他现在再次离开，我们俩都会从这若干小时的谈话中获得一种认可、一份安慰和一些动力。我们成了朋友。

曾经有一次，他在看我的水彩画，我请他从中为自己挑选一幅。他选了一幅，画的中间有一座桥横跨在水面上，旁边是高大的树木，他说：“我就选这幅了，因为您和我一样认识并且喜欢这些树，因为对我来说，这座桥象征着在我们这个时代新架起的跨越东西方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