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医学插上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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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创新

科研为临床插上翅膀

中国工程院院士 宁光

我们经常自问,什么是科研?其实科研就是在遇到疑问或不解时,试图找到答案或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这个意义上,在我们行医的过程中,我们作为医生,就是在为我们的患者寻求最好的诊治方案,这不仅是一个看护患者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医学研究的过程。因此,科研就在我们每天的医疗过程中,就在我们身边。所以说做一个有心人,在医疗看护过程中同时用心发现甚或发明新的诊治方法,或者用心总结成功的经验并与其他分享,这就是最好的科研。如若此,科研就如同为临床插上了翅膀,可以助医生们飞得更高。

人们心目中对好医生有很多期许,每天诊治许多病人,或者做很多手术,临床经验极其丰富,这一定是好医生;理论功底扎实,授课访学,带领大家共同成长,也是好医生。但他们与一名真正的好医生之间还存在差距。

这种差距往往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不勤于思考,满足于机械性的看病开刀,甚或懒于跟踪医学进展和学科发展的方向,不习惯于学习新的方法、新的术式,而是满足于陈旧的知识和方法,不能与时俱进。第二,不善于学习和总结,他们以为做医生只是单纯地看病、做手术,却不会从自己和他人的实践中总结并吸取经验,从而进行改进和完善。第三,不理解社会,社会对我们医务人员有许多要求,但他们我行我素,不懂得沟通,乃至与社会脱节。

或许有人认为医学前辈们不做科研,而是单纯凭经验,甚至以医学是经验科学为借口,提出为什么现在要求我们做科研?内科医生们都很膜拜张孝骞,以为他的临床技能特别好,但并不做实验。我在协和医院的院史馆就看到这样一张照片,是20世纪30年代张孝骞做实验的场景,是他在亲自做酮体测定的实验以便诊断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当时他用的设备非常简陋,但他亲自操作,而且他又总结了实验结果,论文发表在著名的JCI上!可见张孝骞不但临床技术高超,更是一位有科研思路的研究型医生。

其实我们瑞金医院的老前辈邝安堃、许曼音、陈家伦也很早就开始做科研。1955年美国的Conn确诊全球第一例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后,1957年瑞金医院就诊断并治疗了中国第一例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这一事件被当作是瑞金医院内分泌科的开端。因为没有条件检测醛固酮,当年碰到那位原醛症病人时,我们的老前辈们一开始是无法诊断该病的。为了明确诊断,他们把病人的血进行处理,然后注射入实验鼠体内,导致实验鼠出现了低血钾症,这就是“代谢笼”的雏形。他们需要做复杂的腹膜部造影来观察肾上腺,虽然这种造影技术很难,但他们努力做到了。他们和麻醉科医生共同协商如何及时处理和解决手术中的低血钾……他们经历了无数难关,最终才成功地救治了病人。从诊断到治疗成功,这一过程用了足足7个月!经过多年来科研到临床的转化和发展,如今瑞金医院内分泌科诊治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只需要7天,这巨大的进步显示的就是科研的作用和科技的力量。

任何成功都不是偶然的,都需要积累。瑞金医院之所以能在1957年诊断中国第一例原醛,那是因为我们的前辈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关注肾上腺皮质。1952年英文版的《中华医学杂志》里有一篇论文,讲述如何用嗜酸细胞显示出糖皮质激素的高低,作者是吴冠英、王振义、陈家伦、许曼音,还有一篇1951年发表的英文文献也是这个主题。1951年,王振义院士大学刚毕业,陈家伦、许曼音老师尚未毕业,这样一群学生就在邝安堃老师的带领下,进行了中国最早的肾上腺皮质功能的研究。他们与很多教授合作、探讨、实验,最后发现可以用嗜酸细胞的数量来判定肾上腺皮质的功能。这项研究正是6年后他们成功诊断治疗中国第一例原醛症的基础。科学家们做出研究成果的故事似乎都是传奇,但我们不能忘了他们背后的艰辛和努力。

1958年瑞金医院成功抢救大面积烧伤病人邱财康后举世震惊,创立了著名的烧伤补液“瑞金公式”。参与抢救的史济湘教授是外科系统的医生,他有这样一段感悟,“以严肃的科学态度,认真汲取前人的经验,在临床中敏锐地发现问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史济湘严谨地思考如何抢救烧伤病人,时刻做好准备,敏锐地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最终开创了中国最早的烧伤科。

如今,90多岁的王振义老师依然坚持每天查阅文献,并在每周四的病例查房中给我们讲述最新最前沿的知识,他的成就正是科研与临床相互转化的典型。正因为有了王振义、陈家伦、许曼音等这些让我们顶礼膜拜的一代人,才有我们瑞金医院的今天。他们创建了众多的学科,每一个人背后都有故事,但我们不能只关注他们的传奇,当我们去深究的时候,才发现传奇的背后是科研精神在熠熠闪光。

身为一名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生,有责任和义务在工作中去发现、去发明、去创造,然后把成果介绍给别人,例如写成一篇论文供大家阅读、参考,让别人学习,这就是我们临床基本的科研活动。当我们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别人以后,就会有一种愉悦感,激励着我们把科研当作一种快乐,就如同热爱歌唱的人不断琢磨每一字每一词如何唱得更准确会很开心一样,我们琢磨一篇文章如何写得更好也可以得到快乐和内心巨大的满足。

科研离不开学科带头人的思考和引领,因此这对于学科带头人的要求就很高。第一,学科带头人应该是一个充满理想与激情、心怀远大目标的人,带领一个学科前进,需要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情怀和胸怀!第二,要有爱心,无私大度,热爱我们的病人,热爱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并诚心诚意地为每一位成员的快乐而快乐。第三,要善于授权。要想做到善于授权,带头人在专业上肯定是处于领先的,而且要持续不断地改造自己、完善自己,时刻保持低调谦和,这才是瑞金的科主任,瑞金的学科带头人。第四,要始终居安思危,合作共生。学科带头人应该时常有意识地做同行对比,找准学科所处位置,并与兄弟学科对比,只有对比才能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要思考自己目前的工作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只有不可替代才是创新的、独立的、自主的。还要时时刻刻想到新的增长点,以前的工作只能代表过去,今后还能够保持不断进步吗?有没有一些预期可能出现突破的成果?有没有创新的思维和方法?还有新的增长点吗?还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科室吗?不断地提问自己,鞭策自己前进。

做临床研究、写论文、做专利,这些都是科研的方法,但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为病人解决问题。这需要我们把论文专利等转化成为医疗上的创新,比如治疗方法的创新和诊断方法的创新,这样我们的临床就可以促进科研,科研就可以推动临床!众所周知,瑞金医院里在全国排名靠前的科室科研力量都很强,因为他们能把临床和科研有机结合在一起。例如在内分泌科和内分泌研究所,我们创新设立“临床基础研究伙伴机制”,临床医生和科研人员组成伙伴团队,有人做临床,有人做科研,临床和基础之间一一对应,相互配合,相互协作,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同心协力解决一个难题。比如针对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开始是我们临床医生看到一位病人,然后就从临床进行分析,其科研伙伴去做免疫组化诊断,并进行基因排序,分析病因。接着临床医生再接手,继续扩大病例收集和证实,发现原来这是一类极其复杂的疾病,再把这些疾病找出来,进一步分析它们的分子机制,提出“二次打击”是此病病因。在这一过程中“临床基础研究伙伴”们经过了六个层次的转化。

在临床上摸爬滚打得到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但如果不能把它们通过科学研究进行分析、验证,并产生新的理念和方法,那么就无法推广,无法真正促进医学的进步。希望我们每一位医生都认真思考,从自己身边每一个临床问题出发,为自己打造一对科研的翅膀,在医学的天空飞得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