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史、医疗建构与近代台湾

傅大为（阳明大学科技与社会所）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大概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跟大家介绍身体史，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学科，或者是一个现在西方或中国台湾地区许多研究所课程里常常会开的一门课：身体史。我自己过去也有机会开一些身体史方面的课。“身体史”这一概念，它是怎样在近代西方成为历史的一个主题？其实时间相当短，大概只有二十年的样子。但是，这些年来如果我们去找一下关于西方身体史方面的研究，会发现研究成果非常多。所以一开始我想来谈一下这个问题意识，根据我的了解它是怎样兴起的。然后再针对我自己的研究中比较有兴趣的来介绍一下。我自己的研究，最近十几年来，比较集中的是性别、医疗还有近代台湾这几个领域，所以我也会跟大家介绍几点。因为身体史的研究非常多，所以等一下我所提几个其他人的研究，都是跟我自己研究特别相关的。第一部分我主要介绍西方身体史的一些我所了解的问题意识和一些我觉得值得学习的研究。第二个部分我会多讲一点我自己对于近代台湾的研究，会涉及身体史和台湾文学研究相关的一些题材，特别是我的《亚细亚的新身体》一书里涉及的一些内容。

一、身体史的概念

那么首先要谈的，就是近代西方关于历史研究里面，身体历史这样的一个想法大致上是从怎样的脉络里逐渐出现的。大家知道，我们如果讲近代西方就是“Modern”，我们通常讲近代欧洲（Modern Europe）。工业革命、近代科学、资本主义的发展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是近代欧洲发展出来的，然后通过殖民主义才逐渐地扩张到全世界。比如说我过去读哲学，通常称为近代哲学之父的人，是17世纪的一个科学家也是哲学家叫笛卡尔，那笛卡尔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大家总听过吧？你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存在了？我思故我在。重要的是你的思想，你要有意识，你有意识的话你就存在，你有一个“body”没有用，问题是你要有意识。启蒙时代比如说西方的18世纪，我们常强调思想。什么是一个人的启蒙？启蒙时代也常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脱离过去的愚昧，不再受教条的影响，不要盲目地相信权威，然后才能够自主成熟地来自己透过理性去思考。“Rational”，要能理性地来思考问题，这才叫作启蒙。大致上从启蒙哲学家到康德，大家多多少少都接受这样的看法。再比如说，近代科学。我们知道近代的科学发展，从伽利略到开普勒、牛顿，到后来的达尔文，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种新的知识脱离过去愚昧的状态，不再只是相信神权或相信什么王权，而是相信自己的理性，相信自己对世界的观察。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所谓的近代世界的形成，或者所谓的近代人（modern people），通常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我们思想的部分。一直到晚近，很少有人在谈近代哲学的时候会特别去强调身体。笛卡尔就强调，身体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我有两只手跟两只脚，即使脚或手有一天断掉了，我还是有我的思想。人其实是一部机器，（思想是）在机器里面的一个鬼魂。过去所强调的近代世界通常是强调意识、强调精神、强调思想、强调启蒙，而对身体的认知、了解并不是那么重视。当然近代医学非常强调身体，可是它强调身体，是把身体当作一部机器，考虑如果这个机器出问题的话，应该怎么去医疗之类的问题。

这个过程大概是要在欧洲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之后。我这边特别举个例子就是福柯（Michel Foucault），他写了《性史》，大家有机会可以接触一下那本著作的第一册。在第一册里面，他检讨的不是整个西方的近代思想，而是我们对西方的性“sex”，或者是“sexuality”的这种论述，以及近代以来很多心理学家常常强调一个人最大的本质，一个人的秘密是在于他的“sex”，在于他的性，在于这些东西。所以从欧洲19世纪以来，除了我过去所讲的心灵、意识或者是一些知识之外，有一个新的重点就是谈性，这个许多人一直强调的东西。福柯开头就说，一直到19世纪大家都非常强调性。当然马上有人反驳说，维多利亚时代不是不准谈性吗？你怎么可以说19世纪以后大家都非常强调性？可是大家不准谈性只是一个表面上的现象。表面上的现象就是要有礼貌，讲话中有些字不能用，对于女性有很多事情不能做，女性对于性不感兴趣，等等。但很多知识分子、医生、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在19世纪，如果我们去看这些专家的论述，其实有非常多的篇幅是在讨论关于性的内容。甚至可以说，关于性的这种知识的论述，在19世纪有一个爆炸性的发展。

但是，福柯反对性是人的本质的这个看法，反对说性有这么重要，反对说透过性的本质可让我们知道社会的秘密或者是个人的秘密。他强调，其实真正重要的是身体（body）。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来看过去的相关知识论述，这些近代欧洲发展出来的一套各式各样的权力机制，我们今天讲“power of knowledge”，关于权力的机制这些东西，其实19世纪大部分是针对身体上的。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近代世界，近代世界不是我们过去所讲的只是自由、科学和民主而已，或是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近代世界还有另外一套，就是透过各式各样的机制对人的身体加以管控，对人的身体加以约制和监控这样的一整套的机制。福柯对于近代世界的研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他发现了近代世界里各式各样的知识对于身体的管控。近代世界不是像过去比较天真而乐观的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是一个自由的，人人可以多元地讲话，不受约束的世界。过去你要是批评一下国王，国王可能会把你抓起来，现在谁怕谁啊？现在大概讲什么话都可以，但是，这只是讲话而已。在近代世界，除了讲话之外，你受的约束与监控其实非常非常多，包括我们要训练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要符合非常非常多的约束。这是福柯后来讲的近代世界发展过程里的一种新的权力技术，而这技术主要针对的就是身体。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要注意近代世界对我们身体的约束。我们从小如何从自己，从自己家里、双亲、学校老师到社会对我们身体的管控、要求和训练，要了解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了解它在今天怎么隐藏在社会的表面之后进行管控。唯有了解这些之后，我们才逐渐有可能跟它对抗，才逐渐有可能脱离它，或者起码产生一种抗衡、一种抗拒的状态。而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而且乐于接受它，做一个快乐的自由主义者而已。

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强调身体的重要，强调过去的近代技术的权力（power）透过各式各样的技术在管控你的身体。所以他举了许多例子，比如说在性的方面，他提到我们常常听到的，比如说我们的性取向。我们今天讲性偏好，对于各式各样性的偏好我们今天会认为是有趣而多元的。但在19世纪，除了异性恋这种标准的性偏好之外，其他的性偏好通通都被认为是异常的，是需要矫正的，需要治疗的。比如一位女性精神不好或是精神太过亢奋，反抗这个反抗那个，19世纪便发展出一种病症叫“歇斯底里”，来对她进行管控，由很多精神科的医生来处理女性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对于国家的整体来讲，19世纪开始非常注重整个国家的人口。人口的素质，婚姻的状态，离婚的状态，什么时候开始生小孩，一个女人最好可以生几个小孩，实际生了几个小孩，小孩受教育的情况怎样，能够对国家的生产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人口会不会太多，等等。人口太多的话鼓励大家少生，人口太少的话鼓励大家多生，通过对于人口非常精细的分析，然后通过各式各样的规则或者法律、法条的限制或鼓励，来调整、调控一个社会的人口。这些是19世纪发展出来的许多对于身体的管控、管理方式，所以福柯说，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这是近代世界一种新的权力机制，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机制。

不像思想，思想这些东西其实从古代、古希腊以来都存在过，教条在每个时代都告诉你什么叫成熟，什么是不成熟。但是对于身体如此精细的管控，的确是近代的权力。所以我们该注意到的是身体。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这么讲，身体原来是这么重要，是各式各样的“power”彼此互相对抗的真正重要的场所，而不是意识形态。有时候，我们感觉在一个民主社会里，“call in”节目里两派辩论来辩论去，好像在意识形态上可以讲得非常多，其实，两派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不一样，然而在身体的被管控和身体的受约束方面其实是非常类似的。福柯认为这是近代世界一个非常根本的东西。比起前近代，如欧洲的17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或者其他社会的一些更早期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福柯特别强调这一点。有趣的是，后来女性主义研究、性别研究也开始非常强调身体。比如说，女性主义研究里女性的“body”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而父权的权力、“power”事实上有一部分是通过医学、法律，通过一些其他的机制如婚姻等，对于身体的管控。

近十到二十年来，已经有新的观念开始出现。在近代世界里，身体的管控与身体的规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却多多少少受到忽略。我们平常会说，思想是有历史的，对不对？从古希腊思想、中世纪思想、文艺复兴思想到近代思想，或者说从中国哪个朝代到哪个朝代的思想，很容易看到非常大的不同，所以可以追溯出它的历史。思想是非常能够加以形塑的，它可以在各式各样的压力之下变化，像是一堆泥土一样可塑造。但是身体怎么塑造？身体的话，从古至今顶多是营养好一点的长高一点，营养不好的长矮一点，或者是胖一点，瘦一点，但是身体基本上应该是一样的。身体哪有历史？所以身体史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这根本就是空无。有人说，疯狂哪里有历史？疯了就疯了嘛，疯狂怎么会有历史？疯人都一样，我们会习惯性地这么想，所以会觉得这个东西没有意思，所以不会从历史的角度去检查它的一些细节的变化，或者去检查我们对于身体认知和身体了解的巨大转变。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东西事实上都一样，都是生物性的身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怎么会有变化呢？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过去谈到思想史或者文学史、艺术史，会觉得那当然是有历史，而身体却不会有历史。脚就是脚，胖就是胖，瘦就是瘦。我下面就简单地提几个例子来向大家说明。

在近代世界里，我们透过我们的身体、五官，我们所闻得到的味道，我们所看得到的、所听得到的东西，其实与过去的世界相比有相当大的转变。男人跟女人的身体究竟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今天的看法跟过去的看法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女人的身体究竟是什么？男人到底是怎么去了解女人身体的？这在历史上其实有非常大的转变。今天我们谈一个社会的文化，一个社会的历史，如果我们把身体史这个部分的东西考虑进来的话，就会遭遇许多说不通的或者是讲起来很奇怪的现象。我现在就举一些研究的结果来向大家说明。比如说，在后面推荐阅读书目里提到，托马斯·拉克尔（Thomas Laqueur）写的一本书叫《身体与性属》（Making Sex），这不是意味着做爱，而是“造性”。性这个东西就涉及一个问题，就是男性跟女性的身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他从古希腊以来一直到19世纪末弗洛伊德那个时代，仔细地看当时的医生还有解剖学怎么来谈人身体的结构。我不是讲文学、艺术或音乐，而是讲医生和解剖学。我们会觉得，在观看人的身体的时候，男性跟女性差别的时候，应该是最容易清楚地看出差别。因为我们就一个身体，从古至今都是这个样子。

但事实却不然。这个研究发现，从古希腊一直到18世纪，欧洲的医生、解剖学者，甚至那些受解剖学影响的艺术家、画家或雕刻家，基本上都认为男性的身体跟女性的身体差不多，世界上并没有两性，只有一性。我们今天讲两性、三性、四性，大家可能没有想到18世纪只有一性。那一性是什么意思？就是男人跟女人几乎都是一样的，身体的结构，包括性，包括生育的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男人是百分之百的完美，女人是百分之九十五，还有百分之五不太完美。非常粗略来讲，就是男人身体较热，女人身体较冷，所以男人在生殖系统上面是凸出来的，而女人相对是缩进去的。男人的精液跟女人的经血，其实是非常类似的，只是冷热造成不同，但是基本上身体的结构是一样的。同时男人跟女人的性格受到身体的影响，这些性格、性情其实都差不多，只是男人做得比较好一点，女人做得比较差一点而已，这是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到18世纪的标准说法。他引用了非常多文艺复兴时期，解剖人的身体特别是解剖生殖器官的那些解剖图，大家会发现这些解剖图都非常像。你去看那个号称观察非常精细的达·芬奇。达·芬奇画了非常多的男性和女性的生理解剖图，那些解剖图男女都非常像。当然他画同性恋者的时候画得比较不一样。在文艺复兴时代，同性恋只是在道德上小有可议，而古希腊本来就有很多男人又喜欢男人又喜欢女人，所以这不是问题。

拉克尔发现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的时候，开始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大致上是从法国大革命那个时期开始。本来认为男人跟女人是非常像的，这时开始转变为认为男人跟女人是非常不像的。从那时候开始，在18世纪中期以后的解剖图到19世纪的解剖图中，男性的器官跟女性的器官突然变得非常不一样，完全不像文艺复兴时候画的那些图。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吗？这不是我们在想象，而是我们直接看到解剖结构以后画出来的东西，可是画出来的东西是如此的不一样。到19世纪，比如说到维多利亚时代，男性跟女性被认为是非常不一样的两种人。男性非常积极进取，女性含蓄害羞，男性有热情喜欢性，女性含蓄有美德但对性爱非常保守。在维多利亚时代男性跟女性被认为非常不一样，那这个差异一直要到大约20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逐渐消失，因为女权运动的发展、女性主义的批判等。19世纪的时候不只描述男性女性的方式不同，描述同性恋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同性恋者被认为跟异性恋者是完全不同的人，是另外一种物种，甚至需要被医生仔细地观察，被放到疗养院里去仔细记录——同性恋喜欢吃什么？同性恋眼神到底怎么样？同性恋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同性恋的什么什么……不只同性恋，19世纪的医生还对其他行为做出许许多多的研究。所以大家可以了解，比如说对于性的差别，我们过去一直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有“gender”的差别。我们今天讲“gender difference”，我们说是“性别”，指的是在不同的文化里面男性的角色是什么，女性的角色是什么，不同的社会文化大概会有很大的差别。可是对于“sex difference”，身体结构的差别，我们会认为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但我想跟大家讲，从身体史研究来看，其实有非常大的差别。我们一生都是跟身体在一起的，你对你身体的了解，在历史上其实有很大的转变，更不用说是社会的性别角色等了。

另外，我再举个例子。杜登（Barbara Duden）是德国一位很好的医学史与身体史学者。我这边列出一本她的书《在皮肤下的女人》（TheWomanBeneaththe Skin）。她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18世纪德国一个小城镇里的一位医生的资料。这个医生在当时可能是偏妇产科的医生，所以他当时写了那个城镇里大概几百名妇女的妇科病方面的问题，有很多医案的资料，差不多有几百个。结果她非常惊讶地发现，那个时候的医生和德国小镇的人对于女性身体的了解，与20世纪以来我们对近代身体的了解非常不一样。其中所描述的身体感受，在近代身体里要不已经消失了，就是已经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了；要不就是虽然还能感受到，但是已经变得非常不重要了。她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今天的医学仪器超声波。我们常常会说，一个女性她是不是怀孕了？她的胚胎多大了？或者是以后胚胎越长越大，是男孩是女孩？我们现在常常是用超声波在看，那用超声波在看的时候爸爸都在看，妈妈也在看，全家人都在看，朋友也在看，照片印出来大家都看。也就是说，子宫里面的胚胎现在变成一个公众的视觉印象，大家可以来评论来讨论的，而且大家都可以用眼睛来看。万一妈妈没有看到的话，会非常严重，因为自己小孩已经这么大了，你竟然没看到。但在18世纪或19世纪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看到子宫里的胚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人能看到他到底长到多大。但是有一个人从头到尾一直能感觉到，特别是中间有一个阶段叫胎动，婴儿开始活动，开始踢了，等等。她没有看到，但这是一种身体的感觉。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母亲或者说怀孕的妇女。所以在过去，在欧洲的18世纪，假如一个女人说我有小孩了，我现在感觉到他/她在踢了，没有人会说你证明给我看，或者是我来看一下超声波。因为的确只有她感觉得到，其他人都感觉不到，所以，她能够做这样的一个社会性宣称，并且因为这个宣称，使得她有个新的身份。

因为有胎动，胎动就表示这个小孩开始真正成为一个生命，这与后来妇产科医生认为精子跟卵子结合就会成为一个生命的说法很不一样。几乎所有前近代社会都认为有胎动才是一个生命，那之前仅是一块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可以看到这种身体的经验有个非常大的转变。过去的女性有一种私人的、非常亲密的身体经验，虽然这是一种私密的身体经验，但是如果她能够宣称的话，它就具有了社会性，这个社会性就是大家会接受她将成为一个母亲，所有从孕妇到母亲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应该受到的对待等，会很快地自动放到她的身上。即使大家看不到子宫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可是到近代，到二次大战以后，大家开始看得到，而且变成公众的影像，公众的印象，大家可以评头论足，而母亲失掉了一个过去所拥有的，一个宣称的特权。这个图像后来变成由医生来评论，这个胚胎正常不正常，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是没有问题。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些孕妇们的感觉变得非常私人而且一点都不重要了。比较重要的反而是通过一种科技，一种视觉的印象来看，比如说超声波里面的形象到底是什么。从18世纪德国小镇的许多其他东西，我们可以看到身体的感受，我们自己对身体的感受事实上至今已产生了非常大的差异。你感受到什么，没有感受到什么，大家对你的感受是重要还是不重要，你这个感受的意义是什么，它的社会意义是什么，都产生了一些非常大的扭转。从身体史的研究可以逐渐发现这样的一个转变过程。

近代医疗所用的器材越多，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感受就变得越不重要。精神医学的发展也有一个这样的现象。过去有一段时间，精神病患所讲的话，他自己对自己的认定其实还蛮重要的。到19世纪后期，大家开始不再听精神病患所讲的话，不再重视他们的话，因为我们开始有很多的科学仪器可以来替代，了解精神病患他的身体状况是什么。在过去的时代，病人常常会讲他身体所感觉到的病痛，哪里感觉到了不舒服，哪里感觉了什么。过去的时代，医生非常重视这些病人对自己身体病痛的感觉。可是到近代19世纪、20世纪，医生越来越不重视病人对自己的感觉。

前面花了不少的篇幅粗略地跟大家讲了一些西方近代身体史的研究和贡献，让我们了解，我们对于身体的这种了解，我们对于身体的感受。如果我们要画一个身体，不是你就画一个身体，画一个身体的器官而已，不同时代的画会产生很大的意义变化。所以我刚提到，过去男性跟女性的器官的改变。这些画让我们了解，不是只有性别的这种差异，性或者身体在历史上也有相当大差异，而且这些差异会影响到我们对许多其他问题的感受与看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再回来看中国台湾地区的历史，或者是台湾历史里的一些文学作品。

我今天跟大家谈的文学作品，采取了非常宽松的定义。我们常常感觉到，台湾地区近代世界的发展其实是非常复杂和非常快速的。如果大家去了解一下台湾，比如说清代的台湾，清代的中叶，比如说18世纪的台湾。18世纪的台湾其实有很多东西，我猜可能今天我们在许多方面已经不是那么能了解了。我过去做近代台湾的研究，我是从所谓的近代化，近代化的过程中间逐渐地开始做，所以大概是从天津条约以后。一开始我研究比较多的是长老教会。长老教会在差不多19世纪60—70年代进入台湾地区的时候，开始带进来西方近代的一些新东西、新技术、新观点和新世界，像马偕带来摄影术等，我大概是从这些方面开始做的。但这中间，我常会碰到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当时台湾人的身体事实上逐渐地在转变。身体在成长的过程中，或者身体碰到疾病，或者是接受预防，或者是在生产，或者是在做膜拜，或者是上礼拜，在这些过程中身体逐渐开始接受不同的训练。跟过去不太一样的训练开始出现，所以当时我大概是有两个关切。第一个关切是台湾人的近代身体（modern body）受过什么样的训练？是通过什么机制逐渐在培养和训练过程中出现“modern body”的感觉的？另外一个，就是在这种“modern body”逐渐被建构的过程中，台湾人过去那些前近代身体（premodern body）的感受，那些视觉的意象，它的命运又怎样？

如果我们再回到身体史的脉络里来看，我再借用杜登的一个看法。她说，其实近代欧洲有两条不同的身体史路线，一条是欧洲近代身体的建构，在这个建构里，医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教育家、国家或地区等也扮演了不同的一些重要角色，这是一条身体建构的历史。可是另外一条历史呢？是这种前近代身体的这种感觉，或者身体的想象，或是身体的意象，这些东西在近代它到哪里去了？它隐藏起来，或者可能有些时候它会出现在人的无意识或潜意识中间，它有的时候可能会隐藏在一些文学作品里，隐藏在一些比如说童话或者神话故事里。所以透过其他的渠道，前近代的身体跟前近代的身体感受事实上仍然存在。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身体史学者，她说如果我们对于近代身体有很多的不满，觉得限制太多，有太多的规训等，我们的身体其实不必像近代所规定的这个样子。我们的身体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其他的快乐、其他的潜能。可是我们怎么会知道那些可能性？我们怎么有可能会反过来质疑我们置身于现代情境中，受到近代训练的身体？杜登的一个看法是说，我们可能需要寻找一些前近代身体的感受，那种前近代身体的想象，那些东西事实上更有可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不需要像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了解另外一条前近代身体的历史，它在近代世界到底是怎样被隐藏起来的，它到底是怎样被改装的，或者它是如何被装扮成另外一个样子的。我们需要去读出来，事实上我们有一些身体其他的感受。所以这两种不同的身体史，我们需要同时注意。

讲到本文的第三点，我们回来再谈到中国台湾地区的历史与文学。我自己对台湾文学是外行，但是或许读者可以读一下我这个外行人的一些感受。从台湾近代文化史、医疗史、身体史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一些可以稍微注意的东西。我自己的感觉是，比如说从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地区文学开始，一直到战后的一些发展，许多人的改革思想，譬如说许多文学家当时也到日本去留学，接触到一些比较新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东西，回来对于台湾过去的传统或者是殖民时代不合理的高压做出反应。我觉得，这中间有部分固然是相当的好，但是如果我们从身体史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的话，就不能只谈这个部分。因为如果只有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台湾文学的发展似乎就有一种太直接的进步观，一种启蒙观。太理所当然地认为台湾需要启蒙，台湾需要进步，脱离过去传统的社会逐渐走向或者是尽快地走向近代的这样的要求、渴求、渴望。比如说台湾民报的创办或者是台湾文化协会里的一些知识分子，或者是当时的一些有台湾地区本土意识的医生，或者是又做医学又做文学的这些人，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感想。当时的许多医生，这刚好是我做台湾近代医学史常常会碰到的一些题材，他们受了最新的近代医学的训练，他们不喜欢的是殖民主义，但是他们知道这医学是好的，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医学跟殖民这两个东西是可以很清楚地分开的。医学里面没有殖民的东西，真正不好的是政治性的殖民，而医学是进步的。

这个二分法其实并不是那么特别，几乎所有殖民地国家、殖民地区的知识分子在学西方等主国所带来的这些知识、科学和医学的时候，他们都是这样看的，印度也是如此。在菲律宾、南美洲、中美洲，我们看到很多都是这样的。被殖民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分子都很熟练地把殖民主所带来的东西一分为二，知识、科学、医学这些东西是好的，然后政治、高压、警察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我觉得，其实我们更需要看近代世界、近代知识、近代权力里面的许许多多问题，而不是只把殖民的部分除掉就好，其他近代西方来的东西通通都是好的。大家如果有机会读一些西方社会自我思考和自我反省的著作，可以看出西方近代里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东西。甚至什么是近代？什么是前近代？你可以把纳粹认为不是近代吗？这些说法其实并不公平，因为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欧洲19世纪发展出来的新思想、新的社会制度、新的东西，近代世界其实在欧洲早就从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不断地在往前推了，法西斯主义也是近代的一种。更何况在这些政治意识形态之外的这些知识、这些医学、这些工业所发生的许多的问题，或者是在性别、妇女、近代妇女运动、女性主义所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是欧洲近代知识里面的大问题。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看台湾文学或者是台湾地区的文化、历史发展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更多元而复杂的观点，包括近代知识、近代世界、近代医学带到台湾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跟殖民事实上没有那么容易分开，不是像过去的殖民地知识分子想的那么容易分开。所以我们过去在做的一些研究，叫殖民医疗。如果像是殖民地知识分子所说的一样，医学跟殖民是可以很清楚地分开的话，那什么是殖民医学？这个词其实有点矛盾，医学就是好的，医学是现代的、科学的，那什么叫作殖民的医学？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做医学史的研究时，医学里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客观而中性的知识，其实跟意识形态有很多地方可以糅合得非常紧密。并不是说知识就是非常客观的，这是过去比较实证主义式的思想，而实证主义对知识的思想基本上现在已经普遍被大家放弃了。知识、医学这些东西其实跟意识形态、权力的关系是紧密地扣合在一起，不是那么容易分开的。

在这个背景之下，想跟大家提一下，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除了启蒙、进步之外，我们对于近代的身体其实可以提出非常多的质疑和非常多的问题。同时，在台湾地区的历史与文化中，过去那些很轻易地被抛弃掉的东西，很轻易地被认为是前近代的、传统的这些思想，其实有很多都值得再来检视，重新思考前近代的身体感受，前近代的一些可能性。话说回来，在台湾地区的身体史里，我也感觉事实上有两条线索。一条身体史就是台湾的近代身体的建构过程，在我的看法里从清末的长老会基督教式近代性，到日本殖民时期殖民近代性的发展，这些透过各式各样的权力机制所建构起来的一种台湾近代身体史。可是同时还有另外一种台湾的前近代身体史，这个前近代身体史在主流的言论里、主流的报章杂志里很难看到，因为基本上它已经被推到边缘去了，我们需要透过一些口述史，透过一些多多少少比较边缘的资料去了解一些，像我之前在偶然的机会里很高兴地接触到的歌仔册，日本殖民时期歌仔册的数据，或者是最近开始接触到的一些日本殖民时期的汉诗、旧诗。这些在研究日本殖民时期比较少看到的资料，反而是种机会，让我们开始去接触到那些被遗忘的，或者是很快被推到边缘的一些东西，去看台湾的另外一种身体史。这两种身体史事实上有很多对话、借鉴的可能性。

比如说，在讨论台湾人身体的感受、身体的历史发展的时候，早期在1895年前后，一些日本的医生，一些日本人进入鹿港的时候，闻到一阵一阵的臭味飘过来。可是清末鹿港还算一个开发得相当不错的地方。另外，比如19世纪的欧洲人来到中国台湾地区，他们今天留下很多的游记等资料，不过大部分都是英文的或者是外文的。一般来讲欧洲人都比较喜欢原住民而不喜欢汉人，可是我就很好奇其中关于“气味历史”的问题。为什么日本人或者是欧洲人在当时进入台湾地区的时候，他们对气味的感觉是这么的不一样？这难道就代表了台湾当时很多地方很臭？难道他们的感觉完全都是对的吗？或者说，这种近代的、爱干净的一种感觉，让他们鼻子的容忍度变得非常非常低；或者是他们的鼻子只能容忍一种味道，而对其他味道都不能接受？身处这个近代世界之中，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的生活，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生活周遭的各种气味，已经有了整个系统的改变，而这个系统的改变，事实上也会涉及我们对于自己身体感觉的一种改变。所以，一个近代身体的建构跟前近代身体历史的逐渐消失，这两条历史线索是我们可以去阅读、思考的。

二、近代台湾地区身体史

现在到我演讲的第二个部分。这部分我基本上是用我在做《亚细亚的新身体》或者是一些相关的研究中的一些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对于台湾过去的一些书写的感想，里面可能有一些图片。首先，我主要做中国台湾地区近代身体的发展、身体史研究，主要是从清末，特别是马偕来台湾那个时候开始。今天我们怎么看这位长老教会非常了不起的牧师？从基督教历史来看，长老教会对马偕简直是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历史学家不是基督教徒。即使是一个基督教徒，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你应该也有另外的身份。我们历史学家从身体史的角度怎么看马偕？我们在看马偕的时候，不会跟基督教历史看马偕的方式一样。马偕传记里其实留下了非常多非常有趣的数据。我做研究的时候大概是2003—2004年，现在马偕的二十几本日记大概都可上网查询了，可以做的课题增加很多。以他在台湾的时间之久，马偕跟台湾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他在北台湾建立起六七十个教会，到后来发展成八九十个教会，对于台湾的近代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我一直用近代性这个名词来指“modernity”，而不用现代性这个词，有几个主要原因。一个是我觉得“现代”这个词通常是比较近的，比如说最近的二三十年我们称为现代。可是当我们讲一个“modern world”，近代世界，开始进入中国台湾地区的时候，这其实是从19世纪开始的。甚至如果我们要说世界体系，那么台湾可能从18、19世纪便开始进入了。所以用现代这个词我总觉得不对。另外一个是，在冷战时代，台湾地区曾推行过所谓的现代化。当年像金耀基等所谓的一些现代化集团的知识分子，他们常提的现代化就是脱离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而这个现代社会通常是一个比较理想状态的美国社会。因为过去有那样一个说法，如果我们今天用现代来描述19世纪，会跟那个年代的现代化运动产生名词的混淆。第三，近代化的过程中，事实上有很多的变化。所谓的近代并非单一的东西，而是在近代化的过程里，后面的近代会取代前面的近代。比如说19世纪的中国台湾地区，它早期的近代化其实受基督教长老会的影响蛮多，可以说是一个先锋。可是这个近代化到20世纪的上半叶逐渐被日本殖民的近代化所取代，基督教的东西被逐渐地排挤到边缘，长老会、西方的、英国或者是加拿大的那一套逐渐被排除。到了战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近代化。这已经是第三波了，到20世纪80—90年代台湾“解严”之后是第四波。事实上它是一波取代另一波，所以我用“近代”。近代化在时间上可以久一点，另外一方面，它也比较容易让我们了解中间有很多取代的过程。

我刚才提到马偕，现在给大家看一段话，这个是出自马偕的传记（《台湾遥寄》）。他描述当年五股坑教会的情况，我当时读了觉得非常有趣，其实那是一种训练台湾人身体如何进入公共领域的一个必要过程。首先大家会不会开会？有没有办法像今天这样，身体在这个地方坐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且尽量不讲话？这个看似容易的东西，其实不简单。这是通过不断的身体训练过程才能逐渐达到的。农民的身体、前近代的身体并不是这样的。他们七嘴八舌，不管什么开会不开会的；他们有另外一套规则在进行。当时在五股坑教会，马偕是这样说的，“许多来的人，都是偶像崇拜者，而且他们没有一个人习惯于任何像基督教宣道或者公开演讲的东西，当年传教者的经验是多么的奇怪”，这个经验我们今天已经消失了，但是我听说在有些小镇里有的时候还是会出现。

 

有时，当我们唱完圣歌，开始对大家传道时，一两个人会拿出他们的铁块，燃起火绒，点燃他们的长烟管抽烟，当他们的烟升起来时，我会停下来，提醒他们说因为他们要听基督的教诲，所以要保持安静。“喔，对，对，我们必须安静”他们非常礼貌地点头同意，但是一旦我准备重新开讲，另外一个人跳起来说：“水牛在稻田里，水牛在稻田里了！”我有再次提醒他们的义务，然后又得到“喔，对，对，我们必须安静”的回答。终于大家安静了几分钟，我才继续我的演讲，然后一个老妇人，迈着小脚摇晃到门边，大叫：“猪跑了！猪跑了！猪跑了！”真是一个干扰接着另一个干扰。但是，我从未责备那些停不下来的人们，因为，这种宣道演讲，对他们而言的确是又新奇又怪异。可是，在两个月内，在五股坑教会人们聚会听道时，其专心程度已经不下于在其他教堂中听我演讲的情形。

 

我们今天不太清楚马偕是怎么做到的。水牛到稻田里或者是猪跑了，这在当年的汉人社会里是很严重的事情，就比如我们在这边听演讲，然后你的奔驰车在外面被人家撞了一个大洞。但是，现在我们有个公众规则，你私人的事情不能够干扰到公众的事情，所以他说这是公开演讲。你的猪跑了这很严重，等于是你家的保险箱被人家搬跑了。可是，马偕觉得一定要训练大家来彼此配合。我们需要仔细地分析当时他们对身体的看法，对身体的训练。当时的训练是什么？我自己的研究不够，只是提出问题，而且我的提法不会轻易地就站在外国人或日本人那一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点像我前面提到的“嗅觉历史”与臭味。它涉及我们近代的嗅觉，而近代的嗅觉不光只是嗅觉，它还跟很多的社会安排或生活安排相关。欧洲的研究指出，法国人在18世纪，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使得嗅觉开始有很大的改变，开始不能容忍很多气味。至于中国台湾的话，我不清楚这几年是不是有相关的研究。不是从进步的角度来做，而是从一个身体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嗅觉与社会之间互动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我基本上只是提出问题来，没有进一步做这方面的研究。关于这个问题可能有很多种解释的方法，很多种分析的角度。例如，日本人或西方人来到台湾地区，他们觉得很臭那就是真的臭，一种单纯身体的感受。但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臭其实是相对的，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安排之下，我们的嗅觉可能会适应某些东西。所以，一个前近代（德川时代）的日本人，如果搭时光快车，受邀去大正时代的近代东京，说不定他也会觉得很臭？这个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将这个臭看成一个相对的观念，而非习惯性地把身体视为单纯的生物组织，把臭当成是一个绝对的观念。

下面我再提一个例子，就是“歌仔册”当中台湾的产婆。在日本有个学者叫王顺隆，他把台湾可以找到的歌仔册通通传到网上，通过网站可以在里面搜索。歌仔册里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但是并不容易读，因为它不是汉文而是用闽南语的拼音写的。现在台湾有一些歌仔册的研究，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些蛮有趣的东西的。比如说我找当时台湾产婆的资料，从清代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地区传统文献里都找不到任何的讨论，但是在歌仔册里倒是找到一些非常仔细的描述，描述当时生产的过程。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跟生产、产科、妇产科有关的“医疗与性别”方面的议题。这里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在歌仔册里玉珍书局《最新病子歌》的一个部分。在这地方包括“腹内囝仔块法作”，这个“块法作”理解成正要发作，“产婆来到讲也未”，“也未”就是还没有，“囝仔多野未翻胎”，这个是指在你生产之前要有个婴儿的头部朝下，卡住产妇骨盆的部分，那才是一个翻胎的过程，“却姐”这在地方上也是对传统产婆的一个称呼，就是捡小孩，小孩生下来叫捡，“第一贤”就是最好的。总之，这些都是一些非常仔细的讨论（请读者参考我《亚细亚的新身体》一书中第三章里对歌仔册的相关讨论）。

研究台湾地区旧诗的黄美娥教授也提到，旧诗里也有一些相关资料。台湾地区汉人曾经在日本殖民时期以产婆为名写了非常多的诗，可是那些诗后来找不到了，但最近如果我们上网，大概可以找到一小部分。也就是说，以产婆为例，我们以前找的一些数据大部分都是关于受过近代医学训练的新式产婆。比如说日本人写的，在《日日新报》这些主流的报纸上所写的产婆。而当他们谈到一些传统的、没有受过训练的，就是所谓前近代的产婆时，他们的说法通常是说这些人都非常糟糕，非常烂，非常不知道卫生、贪婪等，什么坏话都有。可以看出，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传统都是不好的，近代都是好的，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种价值上的绝对二分现象，可是我觉得台湾的前近代社会不见得真的是这样。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复杂。前近代里事实上有一些蛮有意思、蛮不错的东西，而台湾在近代化过程中间，事实上有一些值得批判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需要复杂化这个过程，不要只是像过去一样站在直线进步的史观，站在一个单纯的启蒙史观而已，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有更多声音，一个前近代与近代可以互相攻错的后启蒙时代观点。

我现在再继续举其他的例子。这张图也很有名（见图1），在初中还是高中的课本里就有了，叫作马偕拔牙图，这也是在马偕的传记里附的。

我们怎么样来分析这张图，来思考这张图？怎么样配合当年马偕在传记所写的一些文字来讨论这张图？从基督教进步的史观来看这张图的话，就说马偕当时很好，带来西方最新的拔牙术，解决了台湾人当年的牙齿问题，台湾人当年都不重视卫生，不注意牙齿，还好有马偕让台湾人的牙齿越来越好，等等。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来看，其实问题没那么简单。这个图事实上是很多人一起拔牙，马偕这张拔牙图我估计是在1880年左右，因为他1872年到淡水，但1880年左右在乡下地方进行拔牙时，他已经有大弟子（阿华）、二弟子。这是一个技师，虽然没穿上衣，可是他手这边有很多的牙钳秀给大家看，然后这里有很多人，有小孩、女人、男人一起拔。这个虽然是安排好的镜头（摆拍），但在马偕的文字叙述里，其实大部分的拔牙都是这样进行的。马偕拔牙是种公共的拔牙，不像是你今天到牙科诊所去，有一个房间专门地去处理你的牙齿。这是大家在一起，如果你特别怕痛喊说：“啊……”那旁边的人就说这个人怎么这样，会给你一种公共的压力。这个压力其实蛮有意义的。

据我的了解，马偕在1880年的时候可能没有用太多的麻醉。麻醉最初在实行的时候是全身麻醉，局部麻醉是很后来的事情。显然这不是全身麻醉，大家都站着怎么可能麻醉呢，所以应该是没有麻醉或者麻醉非常少。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大家怎么能够那么不怕痛？马偕当时有个说法是，台湾人神经特别粗可以忍耐痛。我觉得这是一个西方人优越的观点，因为西方被认为较为纤细、敏感。我觉得这有问题。话说回来，我觉得这张图有一种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会产生一种压力。医师常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如果把很多小孩子集中在一起打针的话，小孩子比较不会叫；如果你把一堆小孩子分开放到单独的房间打针的话，他比较会痛，这是其一。其二，在马偕的传记里起码有两三个地方描述了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不只是拔牙，他是很多事情一起来做，慢慢一步一步地来做。比如，马偕一群人到一个乡下，在一个公众聚会场合停下来，然后他召集当地的信徒过来，大家首先唱圣歌，然后讲点道，讲道之后，检查上个月我让你们做的作业你们做好了没，然后唱圣歌，再讲道，讲完道之后就问：“我刚讲什么？刚刚那个人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是哪一年？那讲完道之后拔牙，拔牙中间还发奎宁粉。那个时候台湾地区疟疾很厉害，所以基督教医学超过台湾的汉医的地方就是它有奎宁粉可以更有效地治疟疾。所以大家也等着发奎宁粉。拔牙、发奎宁粉、唱圣歌、演讲、讲道等活动的进行是彼此交错的，最后请大家吃点东西来完成整个仪式。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公开仪式，同时也是个宗教仪式。它是一种宗教型的医疗。

其实对当时乡下的台湾人来讲，他们未必能够清楚区分哪个是宗教行为，哪个是医疗行为，所以它是整个混在一起的。这是当时马偕在拔牙时的一种非常新颖、非常特别的实作、操作方式。是糅合了基督教教义、仪式，还有当年马偕的集体拔牙。马偕在他的日记里，起码我之前能够看到的部分里，有两个数字他一直觉得最骄傲。一个是他拯救灵魂的数字，一个是他拔牙的数字，而且他觉得拔牙会使得台湾人非常清楚地知道，使得牙痛马上消失的真正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因为如果是其他慢性病，他说台湾人那时候除了拜基督教之外还拜其他神，最后治愈的时候谁晓得是哪个神真正有功用；每个道士，每个牧师，每个和尚都会强调说这是我的效果。可是拔牙不一样，拔完牙后马上就不太痛，所以是非常清楚地只有基督才能做到，其他的和尚、观音、佛祖都没有办法来竞争，所以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构想。

我们现在再看另一张来自19世纪的图（见图2）。

这个礼拜堂当时有个做法是，如果要来基督教看病的话，你九点钟的时候就要来。当年马偕、彰化基督教医院或新楼医院都有这种非常类似的时间管控。你九点钟来听我讲训，听我讲道，然后唱点歌什么的，之后看病、拿奎宁粉就免费。但是如果你九点没来，十点我们这些活动都结束之后你才来的话，那就要钱了。这从清末就开始了。你看这里，台湾人也很聪明，传教士虽然在上面讲道，下面的人却在带小孩，在聊天，在看书，在东张西望。只有传教士最用心，他在告诉大家基督是多么爱你们，重要的是你身体要准时到。请问我怎么知道什么是九点钟？九点钟是什么时候？他说不管，你九点钟要到。在清末的台湾要守时这是不容易的，钟、表在那个时候事实上还没有。而且他说是礼拜二、礼拜五，我怎么知道哪天是礼拜二？我们现在都知道，可是那时候只讲初一、十五、三十。于是那个时候有块板会告诉大家，今年一月有哪几个礼拜二是等于初二、初五、初几的，它有一个换算表，大家看了那个表才知道是哪一天，然后早上九点钟要到，经过这个过程之后你就可以得到免费的奎宁粉、拔牙服务或什么东西。

这样的过程是一个对于时间的要求：你怎么安排自己身体跟时间的关系，你怎么配合你的家人，你怎么到教会里面。这种安排在清末的台湾通过长老教会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当然到了日本殖民统治时代，钟表越来越多地进入台湾，但是很多从清末就开始销售到台湾了。我们再看一些其他的。马偕当年跟学生出游其实是非常惊人的。如果我们仔细地去看马偕当年出游的情形，其实他带大家出去并不是休闲，跟我们今天说到哪里去玩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一方面赶路，另外一方面要大家在走路的过程中间看到奇怪的蚌壳、奇怪的树的花，或奇怪的树的叶子通通都要捡来，之后大家就坐在一起休息来讨论：这个花是什么花？这个叶子是什么叶子？这个蚌壳是什么蚌壳？对他们来讲，在野外走动，或者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事实上也是一种立即的学习。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马偕对于他的学生在很多细节上的要求。顺便提一下，马偕在1875到1880年左右，就常常跟他的外国朋友带着相机上山下海在台湾各地跑来跑去。他的摄影机在当年是非常早，在台湾摄影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前三的。当时的这些摄影带来的仪式，对大家也有非常清楚、非常深的影响。

 

我最后讲一下日本殖民统治时代中国台湾地区第一个开业的妇产科医师高敬远。台湾的身体史里，女性、妇女的身体史非常特别，非常值得由性别角度来分析。我们常常说，日本在台湾地区近代化的过程里，非常重要的是给台湾带来医学，在台湾设立医学校，后来变成医学专门学校。可是大家知道，从头到尾这些训练出来的医生，大概有两千多位，这个要再查一下。但日本在台湾地区没有训练出一个女医生，全部都是训练男医生。当有些台湾的女性读了中学之后非常用功、非常优秀，假如她家父亲或者哥哥是医生，或者有些经费的话，有可能送她到日本那边的女子医学校学医，如大家最熟悉的蔡阿信。但是无论如何，台湾医生的主流、妇产科医生的主流都是男性。男医生要看女性的身体，这是台湾的性别医疗历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当时台湾第一个开业的妇产科医生高敬远，他在1920年的时候，在台北成立高产妇人科。他是一个开业医生，但即使他当年敢开业的话，还是有很多女性不愿意上内诊，或者是发现需要内诊的话马上夺门而出，非常生气。

在高敬远之前，台北医专已经有三四个医生学妇产科，可是他们不敢开业，因为他们知道开业之后一定没有妇女要来给他们看。不敢开业的时候他们就做其他事情，包括调查台湾妇女们的月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等，有很多详细、有趣的讨论（请参考《亚细亚的新身体》书中第三章第五节“首度遭遇”）。也就是说，他们这些早期不敢开业的妇产科医师，他们开始整体地去了解台湾妇女人口。我前面跟大家讲的欧洲近代的这些对于身体管控的技术中，有一个就是对于国家或地区人口的管控，对于人口的了解。比如说婚姻的程度，可以生小孩子的年龄，等等，都有非常仔细的调查，这种对于人口整体的思考与掌控可以说是近代世界开始时的一个重要特性。其实在日本殖民统治初年，大概20世纪10年代，日本的医学开始以台湾地区整体的人口，包括在妇产科方面对于妇女生育能力整体做一些评估，开始慢慢做一些规划，开始这样的思考。这个思考我们也可以说是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地区整体人口的一种管控，福柯所说的“生命政治”（politics of life）也差不多在那时候出现。

这张图蛮有意思的（见图3），就是鼓励台湾的妇女要给台湾人的妇产科医师看诊。大概是高敬远当年开业之前在台北病院看诊时拍摄的（大约1918—1919年），因为他学习表现得非常好，所以可以在台北病院当医生。

其实台北病院是很贵的，而且看诊的妇女大部分是日本妇女，我猜这个妇女大概是日本妇女，当然我不敢百分之百确定，虽然她穿日装，但也有可能是台湾妇女。这张图展示给大家看的一个用意是说，你看，一个殖民地所训练出来的医生，他可以检查殖民主国家妇女的身体。这展示了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殖民主国家的妇女们多么开放，多么重视自己的身体，可以给妇产科医生看，即使他是殖民地的妇产科男医生也是一样。第二个是，殖民地的妇产科医生多么优秀，大家应该放心，连殖民主国家的妇女都敢给他看，何况殖民地的妇女。我们看高敬远的一些讨论，可以发现其实他是非常紧张的。他在1920年想要开业，他自己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台湾地区的妇女不给他看。后来愿意到妇产科看诊的妇女越来越多，可是一直有个问题，就是台湾地区的妇产科医学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到战后，男医生的比例非常非常高，一直到最近的十年左右，情况才开始慢慢地转变。当然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细节可以进一步再谈。从身体史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又会引发怎样的思考？在一个传统父权蛮兴盛的地方——台湾，大家知道台湾童养媳的历史，家庭是把女性的身体当作工作机器，女性身体过去基本上是属于家庭、父权的。那么在这近代化的过程里，女性的身体如何交给一个陌生人、一个男人来看？家庭、父权跟政治这两者之间如何来协调？从身体史角度来看，这是如何达成的？妇女如何能够做这些事？当然，我们知道这过程中间有非常大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留学日本的女医生一回到台湾地区，很多台湾的妇女都找她们，即使她们不是妇产科医师，却都得要兼看妇产科的问题。蔡阿信是妇产科，所以她回台湾之后有非常多的妇女找她看诊。这也是我们在做身体史的过程中，与性别的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的部分。

三、总结与问题讨论

因为篇幅关系，本文希望能够留下最后一部分，来记录我跟一些朋友对上述内容所做的一些讨论。中国台湾地区的身体史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都值得进一步的思考。因为台湾性别研究的发展，其实是很有趣的。台湾的口述史大概分两种，一种是有名的男人的口述史，另外一种是差不多十年来很多相较而言没有名的阿嬷的口述史。我们似乎非常缺乏对一般男性、男人的身体史的关注。就是说没有名气的这些男人，他们的身体史是怎样转变过来的？是怎么样的过程？这个东西比较少，我想在这些方面的题材，像文学史或台湾文学的研究，事实上有潜能去接触到许许多多这些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东西。这个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是一种人民的生活史，这种人民的生活史里也牵涉到很多身体的历史。近代身体的建构或者是前近代身体的逐渐消失与隐藏，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想象。还有包括跨殖民或后殖民的亲密身体关系，我自己感觉，在日本殖民时期很少有日本人与台湾人通婚。当然这个婚姻可能会受到非常多的限制，但是比如说，通过佣人，通过老师跟学生的关系，跨殖民的比较亲密的身体关系，这种东西在西方近代其实有很多讨论，跟殖民史结合起来，然后再放入生活史里的一些讨论。我书单中列出了一本书大家可以参考，就是施托勒（Ann Stoler）的《肉欲与皇权》（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作者是荷兰人，所以对于19世纪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有许多的研究。荷兰人在东南亚的跨殖民亲密关系包括婚姻，包括家里的佣人、厨子。我们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不是有些台湾人子弟去上小学校吗？他们在小学校里跟日本的学生一起上学，这里面的一些身体和私密的东西，我觉得应该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好像比较少看到。还有小孩跟老人的身体史等，这些方面都是我自己非常希望能够看到，而且可能可以与台湾文学里非常丰富的各式各样的资料相互沟通、借鉴和互相讨论的地方。本文的正文先谈到这儿，下面记录一些后续的讨论。

 

问：通过老师的研究或其他有关身体史的研究，我们渐渐会去勾勒身体是怎样在权力网络中被制造出来的。我的问题是，当我们比较了解这个历史的过程之后，如果我们想要让身体物质的部分能够自己讲话，我们怎么样让它自己能够发声？因为老师分析下来好像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论述里，或者是知识权力关系里制造出来的，但是身体它并不是一个很实质的物质。

答：让身体能够脱离出知识权力论述的网络之外，让他/她/它能够发声音，我觉得大概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当我们了解我们的身体是在近代的建构过程中怎么样被建构出来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起源是怎么来的时候，我想会有一种解放的效果。这个效果会使得我们重新思考过去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或现象，可能我们会开始不再那么习以为常。而且过去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身体的感受，那些感受我们会习惯性地排除掉，可是现在可能会开始对那些习惯性排除掉的身体感加以接受或重新思考。当我们了解我们身体的许多感受是建构起来的，而且知道它的来源为何之时，可能会有一种解构的效果，这种解构的效果也许可以让我们身体的声音能够发出来。第二，也许通过身体史的思考、了解，也就是说在前近代的身体还没有被近代开始规训的时候，前近代一些身体的声音在一些历史资料里可能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在马偕的五股坑教会里，台湾农民的一些表现，我觉得这是一种前近代的声音。前近代跟近代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有很多那样的声音会被记载下来，我想我们也可以借此进一步地听到，进一步地思考它们中间的关系，台湾文学中也颇有一些资源来倾听前近代身体的声音。

 

问：刚刚您提到时间脉络里身体的变化问题，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将身体落实到空间来看的话，可以有些什么样的讨论？譬如说在《肉体与石头》这本书里，它谈到身体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可能把城市的道路视为身体的血管。那如果说，落实到台湾的环境里，譬如说在城市里的身体和在一般乡间的身体等，空间的不同，身体会不会有其他不同的现象或可以探讨的地方？

答：对不起，我没有看过那本书。但是我讲身体史的部分，历史、时间这个面向一定是存在的。但是在这个时间参考坐标之下，当然会有一些新的空间出现。比如说台湾的都市化过程，从清末到二战后，都市的空间跟那些从乡村到都市里来的人们或者是“身体”，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我想近代身体的出现，都市应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个过程我分析和接触得比较少，但是如果广义来讲的话，比如说近代身体、近代妇女身体的出现，这种近代身体在都市里看好莱坞的电影，看妇产科医生，逛百货公司，这是一种近代身体的训练过程中的一些活动的方式。在乡间妇产科医师很少，不会有百货公司（新式的衣着与化妆方式），电影院也非常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都市特殊空间的结构，也许是一个训练近代身体非常有意义的方式。以整个都市来讲的话，当然范围蛮大的，我过去接触过一些博物馆的研究。近代博物馆的出现，这个博物馆的身体成为一个新议题：是怎么鼓励大家进入博物馆参观的？这些博物馆里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怎么在一个博物馆里表现身体？我过去接触过一些（请见傅大为2006，本文最后参考书目）。如果我们要来分析这种空间和身体的关系的话，可能除了都市之外，比如说台湾早期的百货公司跟身体的关系，他们的互动到底是怎么样？还有在街道以及在博物馆，这些东西我觉得大概也是需要一个一个分析之后，逐渐把它们整合起来。这个是我大致上的一些想法。

 

问：老师的图片让我有深深的感触。比如说马偕在拔牙，我注意到他的手在额头上，有种转移作用。我想当初一定是没有麻醉，不可能有麻醉，所以在拔牙的时候每个人都把手放在头上，他用力一夹把头一打那就是转移他的痛苦。小时候我妈妈帮我拔牙的时候，用一条线拉一下，额头一打就打下来了。还有基督教到台湾来传教，我们小时候叫作“面粉教”，都是利用面粉来传教，你们来听教的时候就给你们一些面粉，以前就是这样。一下发冷一下发热，那个时候最好的药就是奎宁粉。你来听教听完时，我就把奎宁粉分给你，三天发一次，这种东西也是一种好处，是有利用的性质。第二个就是小学校，小学校就是日本人读书的专门地方，台湾人一定要是贵族才可以进去，公学校是一般的国民就读的，公学校是台湾人就读的，小学校是日本人就读的，所以他们有贵族的那个阶级的样子。我记得我妈妈他们在公学校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要年纪比较大才读小学，她的老师往往都会跟学生恋爱，跟学生恋爱结果还不错就带回日本去。但是像“雾社事件”的那些警察或者我们的原住民同胞，他们的婚姻是拉关系，最后还不是好的结局。还有那个妇产科医生，为什么日本人一定要我们台湾人尽量当医生？因为台湾人当医生，钱可以赚得多又不会反抗，所以我家里的长辈很多都在当医生，长辈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不过当妇产科医生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有女护士在场，这是缓和她们的情绪，也不会被告性骚扰。

答：这位先生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观察。我是没有注意到马偕的左手，这个左手我想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这个我再回去看一看，再回去思考一下，这对他当时的拔牙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用意。然后提到公学校、小学校，的确是有一些少数的，比如说有一些家庭是在市镇里面，他们具有公职，那么他们就有可能让小孩子到小学校去读书。但是因为台湾小孩会被日本小孩欺负，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跨殖民的身体关系。不过你后来讲的那个也很有意思，台湾的女学生跟老师恋爱，后来被带到日本，这个我想了解一下有没有特别的故事？如果有具体的故事的话，我想这会是一个蛮有趣的东西。我过去只是特别注意到一点，比如说吴浊流在讲他的生平的时候说，他跟很多日本女性关系其实都蛮好的，那当然中间有成功过一些，后来又不成功。他跟许多日本女性关系不错，但跟日本男性关系大部分都不好，我看到的一个情况是这样。所以你讲的那个关系假如有故事的话，就能够进一步地让我们了解那中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问：老师你好，刚刚你讲到我们的身体史，从马偕到淡水开始，然后陆陆续续有很多的外国人来台，例如彰化基督教医院。以前我姊姊或有些亲戚要生产，他们说一定要到彰化基督教医院，因为他们的医疗真的好，他们有很好的方法。例如，我们以前南部有乌脚病，这些在东南亚国家都没办法医疗，他们这些基督教的传教士包括医师都用西方最先进的方法治疗了台湾的一些疾病，让台湾人的身体从落后的身体慢慢变成先进健康的身体，变成台湾人的生活和历史，在不断进化演进的过程当中，我想再回到台湾文学，请教老师我们大概可以做什么方式的整合？

答：关于台湾文学史的部分我知道的非常少，所以我蛮希望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这中间可能的关联在什么地方。但是我觉得你刚才提的，有一点我觉得有些意见。就是我们看台湾身体史的发展，我是建议大家看台湾身体史，不要认为原来很落后，到现在是越来越进步，要避免这样看。我当然不是鼓励大家把它看成是一个逐渐衰落的历史，因为比如把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台湾的平均身高跟今天的平均身高，或者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各式各样的死亡率跟今天的死亡率放在一起比的话，的确你可以看到在某些方面是有些进步的。可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在近代社会我们也要承受各式各样的要求，以及种种生活的紧张与训练。我们的生产力比过去大了多少，可是奇怪的是我们也比过去忙碌很多，压力大很多，环境差很多，同时我们的问题并没有比过去少很多，我们也有一大堆新的问题出现。基本上，我们要避免用一种身体进步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过去有过去的问题，现在有现在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可能过去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解决办法，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过去的解决办法，采取一个相对主义式的，不要太绝对化的观点，这样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放开心胸看出更多有趣的东西。

 

问：我想要请教傅教授一个问题，今天早上我们上的是空间，我们有一些权力可以去影响甚至宰制那个空间，今天下午听到老师说到身体史，老师举女性的例子，然后提到台湾的女性事实上在某一个时期身体是被男性所宰制的，我联想到一个问题。身体是放在空间里面的，如果身体是被宰制的，空间也是被宰制的，这样的东西好像不太符合我们现代人所要追求的空间的解放，身体的解放。如果身体解放空间又解放的话，是不是就变成没有信息没有文明？那我们到底是要选择文明还是要选择解放，如果是选择解放的话，今天我们身体都在这个空间里，老师在上面上课，但我们可以在下面走来走去像刚才那张图一样，那这会是一个非常吊诡的情况，我不知道老师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

答：其实文明有很多种。我们讲近代文明不是只有一种，近代文明中间甚至有很多种是冲突得非常厉害的。比如，在古代没有办法建立起这种制度，如果我们想要身体跟空间的解放，并不一定表示说和所有文明都是冲突的，这是一种对我们的创造力、行动力的挑战，是不是能够去思考、发挥或者是想象一种新的文明安排。不一定是要非常的庞大，因为我们说文明有时候非常大，我们个人能够做什么？比如说从我们的生活空间开始，我们自己的小小社群，这个社群我们能既有一种文明又有一种空间跟身体解放的安排。如果说能够有一些这样的安排，而且如果做得不错的话，那就有可能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参考。那我们的“idea”怎么来？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怎么去想象？我的建议是，我们可以向历史学习，去看一下前近代的身体是怎么过活的，去看一看我们近代身体的建构是怎么样起来的，我们的起源是什么。了解这个起源对我们身体的解放会产生一种鼓励的作用。我们现在坚信不疑的这些东西、感觉，事实上都是有历史的，不是必然如此。如果我们现在相信所有东西都是必然如此，那还改变什么。

 

问：老师好，我们知道日本殖民统治初期，日本在台湾地区推动一个身体的改造活动是解开缠足，解辫子，如果不从一个殖民进步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运动，老师会如何来看这样一个措施？

答：好问题，我这边有一张图，这个是后藤新平当年画的一张图（见图4）。这个是解缠，当时中国大陆也在做，台湾地区通过日本殖民者也在做。

我先说解缠这个问题。解缠其实是近代东方妇女史中一个相当大的题目，特别是中国妇女史。细节我并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现在有些研究中国妇女史的学者开始认为缠足这个问题，过去被男性知识分子看成是一个这么大的问题，其中有一部分涉及西方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怎么看东方的妇女。西方殖民者说，她是一个被东方男人压迫的受害者，然后东方男人都是怎样怎样，但是西方殖民者是否有道理、有资格如此说呢？就有一个这样的论辩过程，最近开始累积出许多的新研究出来。在一个缠足的文化里，女性其实还是可以做蛮多事情的。在这个解缠运动之后，解缠运动的同时，我们也可以问我们男人掌权者希望这些解缠后的女性做什么事？并不是解缠之后就没事了，因为解缠之后女人要做什么呢？是能决定她自己要做什么，还是说解缠之后男人告诉那些女人要做什么？这就牵涉到，到底解缠之后的妇女是为了生产力而解缠，还是为了妇女而解缠？这当然是有很多的问题可以讨论，特别是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台湾的教育史。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中国台湾地区的教育史，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大家知道义务教育是几年？最后两年。前面48年都不是义务教育。不是义务教育的时候男生跟女生的入学率是多少？大家可以看看一本书，就是日本殖民统治时代教育史，已经翻译成中文。现在大概有进一步的研究出来。其实那个时候台湾的妇女去上学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为什么妇女上学的人非常少？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阿嬷的口述历史，妇女从早到晚工作，眼睛张开就开始工作，眼睛闭起来就开始睡觉。有些女孩子在学校里成绩非常好，那不是说她很用功，回家做功课读书温书，而是因为她过目不忘。她只有上课时才有时间把书翻开，回家之后就有做不完的事，她哪有时间看书？还好她过目不忘所以成绩很好。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公论机器把女性或者童养媳解缠，那我们要看社会有没有配套措施来让解缠后的女性可以自己做主？所以这个问题很复杂，其实我们可以问，比如说日本人来台湾地区，他们是在解缠，可是为什么不消除童养媳这个习惯？他们没有做，他们说尊重台湾的习俗。那为什么有些习俗尊重有些不尊重？日本殖民者1895年刚来台湾地区的时候，其中有一条传闻就是日本殖民者不准台湾人吸鸦片，这还引发了一种抗日情绪，后来改成专卖，让总督府的收入不少。为什么他们有的做有的不做？日本殖民者到底是怎么安排这个社会制度的？我同意解缠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但是会跟很多其他东西产生关联，需要一起讨论。

 

问：老师说到的缠足，其实缠足是有钱人的专利，穷人不可能缠足，看她们家境就知道。那日本人为什么不废除童养媳？因为缠足很残忍，违反人性，身、心都受创，那是不人道的一种做法。童养媳跟经济有些关系，小孩送给别人养的不只女生，男生也很普遍，小孩子的送养有经济因素还有劳动力的因素，而且送给人家养可能会受到更好的照顾，更好的教养。所以从这个层面下去分析也许就可以去探讨老师刚才所讲的，为什么日本人没有禁止童养媳。

答：关于缠足，我想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有比较仔细的调查，到底缠足有多少人，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数字。我想不见得只是有钱人缠足，闽南人缠足的很多，客家人缠足的比较少，我们可以看到是有这样的现象。至于童养媳，其实男孩送给人家养这个比例是非常小的，如果你有具体数字的话这会非常有趣。关于童养媳，台湾的人类学界一直有相当的研究。童养媳送给别人之后生活比较好，教养比较好的也不是没有，这个我同意，但是数量是非常少的。我看到的大部分情况，童养媳送过去就是工作机器，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我认为，童养媳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社会制度，一个父权社会，而且不是只有贫穷的妇女才把小女孩送出去，很多富有的家庭也把小女孩送出去，送到比自己家还贫穷的这些家庭里去，这也都是有的。我们现在因为日本殖民统治时代户籍资料还蛮丰富的，所以里面有许多东西可以参考。

 

傅按：这篇文字，源于笔者在2008年台中中兴大学的一个演讲，我要特别感谢朱惠足老师的帮忙。而在我整理与顺稿的过程中，也要特别谢谢现在任教于中兴大学历史系的许宏彬老师的帮忙。但是此篇文字，当时只是作为一个研究计划的成果报告而在私下流通，从来没有正式发表过，我后来也一直忙于阳明大学的各种学术行政与教学，没有机会将之修订发表。今天，到了2015年，我很高兴有机会再经过编辑，而以另外一种形式在海峡的另外一边发表，十分感谢这一过程中许多朋友如章梅芳、刘兵等的大力帮忙。

推荐阅读书目

[1] PORTER R.History of the Body Reconsidered[C]//BURKE P.2nd edition.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2001, Penn.State Press）

[2] Foucault,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I.（1979）.

[3] DUDEN Barbara, The Woman Beneath the Skin（1980s）.

[4] Laqueur, Thomas, Making Sex,（1990）.

[5] STOLER A L.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Race and the Intimate in Colonial Rule [M].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6] 傅大为．亚细亚的新身体：性别、医疗、与近代台湾[M]．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5.

[7] 傅大为．回答科学是甚么的三个答案：STS、性别与科学哲学[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6.

[8] 许宏彬．台湾的阿片想象：从旧惯的阿片君子，到更生院的矫正样本[D]．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2001.

[9] 吴嘉苓．叫人来断脐：日治时期台湾女性的生产网络、知识与技术[C]//“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第五届“性别与医疗”工作坊论文．新竹：[出版者不详],2005.

[10] 江文瑜，曾秋美．消失中的台湾阿妈[M]．台湾：玉山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