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土归土(2)
阳光射入奥斯陆刑事法院第十七号法庭，在光头男子周围打出一圈梦幻似的光晕。光头男子身穿白色衬衫，系一条细长领带，可能是听从了辩护律师尤汉·孔恩的建议。孔恩靠在椅背上，中指和食指间夹着一支铅笔，轻轻弹着。眼下这种情况，多少令他有些不满。他不满检察官的问题所引导的方向，不满他的当事人斯韦勒·奥尔森公开宣读自己的纲领，而且斯韦勒竟然认为卷起袖子向法官和陪审团展示他手臂上的刺青是恰当的。斯韦勒的双肘刺有蜘蛛网，左前臂刺有一排纳粹党徽，右前臂刺有一串古挪威标志和用哥特体写的“瓦尔基莉”[1]——一个新纳粹帮派的名称。
这整个过程中有什么令孔恩难受不已，他却说不出那是什么。
检察官是个矮小男子，名叫赫尔曼·格罗特。他用小拇指推开话筒，指上戴着一枚刻有律师工会徽章的戒指。
“法官，我再问几个问题就结束。”格罗特的声音温和谦逊。话筒下方亮着绿色指示灯。
“所以说，一月三日九点，你走进卓宁根街的丹尼斯汉堡店时意图相当明确，是要去捍卫种族，就像你刚刚说的？”
孔恩倾身向前，对着话筒：“我的当事人已经回答过他和越南裔店主发生的口角。”红灯亮起。“他是受到了挑衅。”孔恩说，“绝对没有理由表明这是预谋。”
格罗特闭上双眼。
“如果你的辩护律师说得没错，奥尔森先生，那么当时你手里拿着一根球棒也是纯属巧合喽？”
“那是出于自卫。”孔恩插嘴说，情急之下挥舞着双臂，“法官先生，我的当事人已经回答过这些问题了。”
法官俯视被告律师，用手摩擦下巴。大家都知道尤汉·孔恩是个辩护高手——孔恩本人更是清楚这一点——因此，法官最后带着些微恼怒，同意说：“我同意被告律师的说法。除非检方律师还有什么新重点要补充，否则我建议我们继续，好吗？”
格罗特睁开眼睛，虹膜上下两端出现两道细长眼白。他垂下头，将一份报纸举到空中，动作颇有疲态。“这是一月二十五日的《每日新闻报》，第八页有一则访问是被告的意识形态同伴……”
“抗议……”孔恩说。
格罗特叹了口气：“我改变说法，受访者是一个表达种族主义看法的男人。”
法官点了点头，同时瞪了孔恩一眼，以示警告。格罗特继续往下说。
“这位受访者对丹尼斯汉堡店攻击事件发表意见，他说我们需要更多像斯韦勒·奥尔森这样的种族主义者，才能重新夺回挪威的控制权。在访问中，‘种族主义者’这个名词是尊称。请问被告是否认为自己是‘种族主义者’？”
“是的，我是种族主义者。”孔恩还来不及提出异议，斯韦勒便已回答，“我就是这样使用这个名词的。”
“请问你是怎么使用这个名词的？”格罗特微笑问道。
孔恩在桌子底下紧握双拳，抬头望向法官席上的主审法官和两旁的两名陪审法官。这三个人将主宰他的当事人往后的命运，以及他自己今后数月在铎德夏勒酒吧的地位。另有两个一般公民，他们代表人民，代表普通人所认为的正义。大家习惯称他们为“非职业法官”（Lay Judges），但也许他们已察觉到这个称呼过于近似“玩乐法官”（Play Judges）。法官右边的陪审法官是个年轻男子，身穿廉价实用的西装，几乎不敢抬起双眼。法官左侧的陪审法官是个略显丰腴的年轻女子，似乎正假装自己跟得上审判进度，同时却伸长下巴，好让她刚开始成形的双下巴不会被映照在地板上。这些都是普通的挪威人，他们对斯韦勒·奥尔森这种人有什么了解？他们又想知道些什么？
八名证人目睹斯韦勒走进那家汉堡店，手臂下方夹着一根球棒，和老板何岱互相咒骂了几声，然后斯韦勒举起球棒便往何岱的头部敲了下去。何岱现年四十岁，越南裔，一九七八年和其他越南难民乘船来到挪威。斯韦勒挥出球棒的力道猛烈，致使何岱日后再也无法行走。斯韦勒再次开口时，孔恩已经盘算好，要用什么说法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种族……主义，”斯韦勒在他的稿纸中找到定义，念道，“是一种对抗遗传疾病、堕落和毁灭的永恒努力，也是一种创造更健康的社会和更优质生活的梦想与渴望。种族混杂是一种双向的种族灭绝。在一个计划建立基因库来保存小甲虫的世界中，人们能够接受的人类种族的混杂程度，足以摧毁自身经过千万年进化而成的生物。令人尊敬的《美国心理学家》期刊在一九七二年曾刊登一篇文章，五十位美国和欧洲科学家提出警告，抑制遗传理论的争议会带来危险。”
斯韦勒顿了顿，朝十七号法庭怒目扫视一周，抬起右手食指。他的头转向检察官，孔恩可以看见他后脑勺和脖子之间刮得干干净净的一圈脂肪上，刺着苍白的“胜利万岁”[2]——一个无声的尖叫和怪诞的图样，正好和法庭上的冷酷词句形成强烈对比。随后的静默中，孔恩听见走廊传来嘈杂声。午餐时间到了，十八号法庭已休庭。时间一秒一秒流逝。孔恩想起他读过关于希特勒的描述：希特勒在大型集会上为了让演说收到效果，常会停顿长达三分钟。斯韦勒继续往下说，同时用食指有韵律地敲击，像是要把字字句句都敲进听众的脑子里。
“你们若是想假装这里并没有发生种族斗争，那你们不是瞎了，就是叛国贼。”
他拿起玻璃杯喝了口水，那杯水是法警放在他面前的。
检察官插嘴说：“而在这场种族斗争中，只有你和你的支持者有权利发动攻击，是吗？今天你有许多支持者来到了现场。”
旁听席上的光头族发出嘘声。
“我们不是发动攻击，我们是采取自卫。”斯韦勒说，“这是每个种族的权利和义务。”
长椅上传来一声吼叫，斯韦勒听在耳里，微微一笑：“事实上，即使是其他种族也存在着具有种族意识的国家社会主义。”
旁听席传来笑声和稀疏的掌声。法官要求肃静，然后望向检察官，面露询问之色。
“我没问题了。”格罗特说。
“辩方律师还要提问吗？”
孔恩摇摇头。
“那我就传唤检方第一位证人。”
检察官对法警点了点头，法警打开法庭后方的一扇门。门外传来椅子刮擦地板的声音，门打开了，一名高大男子缓步走进来。孔恩看见男子身穿一件尺寸稍小的西装外套、一条黑色牛仔裤，脚上穿一双大尺寸的马丁靴。男子头发极短，近乎光头，体格精实健壮，看起来三十出头。然而他双眼布满血丝，眼睛底下挂着一对眼袋，肤色苍白，扩张的微血管散布在脸上，形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泛红，让他有如年过五十。
“哈利·霍勒警官？”男子坐上证人席后，法官问道。
“是的。”
“我看见你并未提供家庭住址，是不是？”
“那是个人隐私。”哈利用大拇指往肩膀旁边比了比，“这些人闯入过我家。”
更多嘘声传来。
“你宣读过誓词了吗，霍勒警官？也就是说，你宣誓了吗？”
“是的。”
孔恩不停地摇头，有如某些司机喜欢在置物台上摆放的摇头小狗。他急忙翻寻文件。
“你在犯罪特警队是负责调查命案的，对不对？”格罗特问，“为什么你会被分派来办这件案子？”
“因为我们对这件案子评估错误。”
“哦？”
“我们没想到何岱会活下来。如果你的脑袋被打到开花，里面的东西跑到外面，通常是不会活下来的。”
孔恩看见两位陪审法官的脸不由自主抽搐了一下，但这时已无关紧要了。他已经在文件上找到他们的名字，上面写着：错误。
3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卡尔约翰街。
老哥，你快要死了。
老人步下台阶离开，秋日强烈的阳光照得他双眼难以睁开，他停下脚步，耳畔仍萦绕着这句话。他的瞳孔慢慢收缩，手紧紧握住栏杆，缓缓深呼吸。他聆听各种嘈杂声，有汽车声、电车声、人行道指示灯的哔哔声，还有说话声，兴奋、开心的话语声在脚步声的伴随下显得急促。还有音乐。他是否听过这么多的音乐？但这些都无法掩盖这句话的声音：老哥，你快要死了。
他在布维医生诊疗室外的台阶上驻足过多少次？每年两次，前后四十年，算起来一共八十次。八十个平凡日子，和今天没有两样，但他从未像今天一样注意到街上是那么充满朝气、那么欢快、那么贪求生命的活力。现在是十月，感觉却像是五月的那一天。那一天，和平降临。他是不是太夸张了？他听得见自己的声音，看得见阳光照出自己的侧影，看得见他的脸部轮廓在白灼的光晕中淡去。
老哥，你快要死了。
纯白染上色彩，形成卡尔约翰街。老人来到台阶底端，停下脚步，先向右看看，再向左看看，仿佛难以决定要走哪个方向，而后陷入沉思。他颤抖了一下，像是有人叫醒了他，然后朝皇宫的方向走去。他的脚步有些迟疑，目光下垂，枯瘦的身体佝偻着，身上穿着一件稍大的羊毛外套。
“癌细胞扩散了。”布维医生说。
“这样啊。”老人答道，望着布维医生，心中纳闷，不知道医生在医学院是不是都学到了在谈论严重问题时要摘下眼镜，或只是近视的医生为了避免和病患目光相对才会摘下眼镜。康拉德·布维医生的发际线越来越高，变得有点像他父亲。布维医生眼睛下方的眼袋散发着不安的气息，也很像他父亲。
“简单说就是这样？”老人问这句话的声音，这五十多年来连他自己都没听过。那声音空洞、嘶哑、发自咽喉，声带由于畏惧死亡而颤抖。
“对，事实上还有个问题……”
“拜托你，医生，我有过面对死亡的经验。”老人提高音量，选择能够迫使声音保持稳定的字句，他希望布维医生听见他稳定的说话声，他希望自己能听见自己稳定的说话声。
布维医生的目光掠过桌面，越过磨损的拼花地板，投向污秽的玻璃之外，躲在窗外许久，才回来正视老人的双眼。布维医生找到一块布，不停地重复擦拭他的眼镜。
“我知道你是怎么……”
“医生，你什么都不知道。”老人听见自己发出短促干枯的笑声，“布维医生，你别生气，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一件事：你一无所知。”
他注意到布维医生相当不安，同时听见房间远处水龙头的水滴落到水槽里的声音。那是一种新的声音。蓦然之间，他似乎不可思议地拥有了二十岁年轻人的听觉。
布维医生戴上眼镜，拿起一张纸，仿佛他要说的话写在上面，清了清喉咙说：“老哥，你快要死了。”
老人觉得还是别用那么亲近的口吻比较好。
老人在一群人旁边停下脚步，耳中听见漫不经心的吉他拨奏声，有人唱着一首歌，那首歌对其他人来说一定很怀旧，在他听来却不然。他听过这首歌，那可能已经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事了，但对他而言却像是昨天。当时的一切就跟现在一样——时间越是往前推移，就显得越靠近也越清晰。他可以记起他多年来不曾想过的事。现在他只要闭上双眼，就能看见之前在自己的战时日记上读到的事件投射在视网膜上。
“你至少还有一年的时间。”
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他看得见斯塔德公园的落叶树上每一片枯黄的叶子，仿佛他戴了一副度数更高的新眼镜。那些树木自一九四五年以来就站立在那里，或者真是如此吗？那一天，那些树木不是很清楚，没有一样东西清楚。微笑的脸，愤怒的脸，他几乎难以听见的喊叫声，车门被甩上而他眼中似乎噙着泪水，因为当他回想人们在人行道上奔跑时手中挥舞的国旗，国旗是红色且模糊的。人们高喊：王储回来了！
老人走上山坡，来到皇宫前。许多人聚集在此观看卫兵换岗。口令的回声、步枪枪托和鞋跟的击打声，在淡黄色的砖面形成反射。他听见摄影机运转的声音和几句德语。一对年轻的日本情侣搂着彼此，高兴地站着欣赏卫兵演出。他闭上眼睛，想捕捉军服和擦枪油的气味。当然那是不可能的，这里没有一样东西闻起来像他参与过的战争。
他睁开眼睛。他们知道些什么？这些身穿黑衣的青年士兵只是君主政体的游行人偶，表演着象征性的仪式。他们过于天真，无法了解那些动作的意义，又过于年轻，难以有什么感觉。他再度想起那一天，想起那些身穿军服的挪威青年，或称“瑞典士兵”，他们都这么称呼自己。在他眼中，他们都是玩具锡兵，他们不知道如何穿着军服，更别说如何对待战俘了。他们既害怕，又粗暴，嘴里叼着烟，军帽戴得歪歪斜斜，十分依赖他们刚拿到手的武器，试图用枪托击打战俘背部以克服自己的恐惧。
“纳粹猪。”他们边打战俘边骂，救赎他们刚刚犯下的罪。
老人吸了一口气，品尝温暖的秋日，但这时剧痛来袭，老人摇摇晃晃后退几步。他肺部积水。在十二个月或许更短的期间内，发炎和化脓会产生液体，累积在他的肺部。听说这是最糟的情况。
老哥，你快要死了。
然后是咳嗽。他咳得那么剧烈，以至于站在他身旁的人，都不由自主地避开。
4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维多利亚楼，外交部。
外交部副部长伯恩特·布兰豪格大步走过走廊。三十秒前，他离开办公室；再过四十五秒，他将进入会议室。他在西装外套内伸展肩膀，感觉外套似乎快容不下自己，背部肌肉在西装面料下紧绷。那叫背阔肌——背部上方的肌肉。他现年六十岁，看起来不超过五十岁，但他并未忙着维持容貌。布兰豪格很清楚自己的外貌是吸引人的，他只需要做一些自己喜爱的负重训练，冬天在日光浴室里做几回日光浴，定期在越来越茂密的眉毛中拔去白毛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