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专制体制之弊

李鸿章以一介词臣入幕，平发捻、办洋务、创海军、主外交，位极人臣，其见识才具远在同僚之上。但观其一生功业，论武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论洋务，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论外交，则丧权辱国莫此为甚。一言以蔽之，他输在其背后的专制政治体制。作者认为，凡一个国家当今的社会现象一定与其此前的历史有联系，故历史是当代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而当代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要评论李鸿章，就须观察“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并由此入手，分析其致败的根本原因。

梁启超指出：李鸿章所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上述视角切中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之弊，也提示了晚清满汉民族矛盾最终演变为排满革命之根由。

关于“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梁启超从春秋战国说起，下至两汉魏晋唐宋元明，历数中国封建社会由贵族政体演变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之流程，指出中国的专制政体也是按照进化的公理逐渐发展成熟的，到当世已完备到极致，权臣手中的权力迄今已被剥夺殆尽。他将历代权臣分为贵族、豪杰、布衣、佞臣四类，时代越古，权臣越多；时代越近，权臣越少。权臣的数量和实权的消长与专制政体的进化程度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的发达有两个重要原因：“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划。”

所谓“教义之浸淫”，作者指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尔后二千年来，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这种教化既已深入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至于“雄主之布划”，作者认为贵族执掌政权的旧例到汉末已经绝迹，并举汉光武、宋太祖以厚秩解功臣兵柄，以及汉高祖、明太祖屠戮功臣为例，指出对付功臣的手段或宽厚或残忍，但在削臣权、固君权上是相同的。沿袭到近世，天下采取郡县制度，土地世袭制度已经消失，朝臣和地方官相互牵制，皇帝可以任意驱策他们，群臣“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

有关中国封建社会之定义及分期，学界历来众说不一。中国自秦代以后形成的封建主义与马克思看到的西欧封建主义是不同的，西欧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分散的贵族领主制基础上的，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则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帝制，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西欧有地方自治的历史传统，像英国《大宪章》就是贵族联合起来限制王权、改革法律和司法的范例，由此也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平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与自由，保障了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而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中央集权的帝王专制形成之后，皇帝口含天宪，权力不受制约，专制垄断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时至今日，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