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并未消失的“蟹工船”（译序）(2)
无独有偶，村上春树也曾在《边境·近境》中这样写道：“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我们至今仍在许多社会层面正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这一疑问中彻底挣脱出来。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在日本这个和平的‘民主国家’得到了保证。但果真如此吗？剥去一层表皮，其中一脉相承呼吸和跳动着的不仍是和过去相同的那个封闭的国家组织及其理念吗？”后来在同河合隼雄对谈时村上再次强调：“现在的日本社会，尽管战争结束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重建，但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蟹工船”并未消失，它仍在航行。村上春树笔下的世界同小林多喜二作品中的场景也并不像从东亚到南极那般辽远——村上春树描写的不过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的“蟹工船”罢了。换言之，事物的发展采取了另一形态。村上春树也好岛村辉和小森阳一也好，尽管职业不同、风格不同，但他们都是那一形态的跟踪者和批评者。跟踪，并不断提出忠告和警告。相反，曾被小林多喜二满怀深情地视为“走同一条道路的中国同志”的我们，其中一部分人却有可能失去了那种可贵的警醒和跟踪批评的能力。
《为党生活者》（为《党生活的人》或译《为党献身的人》。这里姑且移用原文）创作于一九三二年八月，距小林多喜二牺牲的一九三三年二月相距仅半年左右时间。前面提到的日共出身的文艺评论家藏原惟人认为“这不仅是他晚年的力作，而且是展示当时无产阶级文学的最高水准的作品。这部作品具体描写了处于非法状态下的共产党员小心翼翼的艰难生活和活动，在日本文学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共产主义人物形象并因此受到瞩目。”
小林多喜二于一九三一年秋加入日本共产党，最初主要从事文化运动的指导。翌年春由于当局大规模镇压而同宫本显治等人转入地下活动。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大体反映了作者自身的经历和体验。
虽然时隔八十多年了，但在翻译过程中，有的地方还是让我产生了同感。例如关于母亲和母亲的煮鸡蛋的描写。
故事舞台是九一八事变后的东京。作为日共党员的主人公“我”在白色恐怖中投入反战反政府斗争。为躲避警察追捕，“我”不得不离开年老的母亲，甚至见面都不可能。于是母亲煮了鸡蛋托人捎给“我”。最后经战友一再劝说，“我”终于决定去一家小餐馆同母亲见面。
母亲坐在桌子对面，离开桌边一点儿孤单单地坐着，神情郁悒。一看，母亲穿着出门时穿的最好的衣服。这让我心里有些难过。
我们没怎么说话。母亲从桌下拿起包袱，取出香蕉、枇杷，还有“煮鸡蛋”。
过了一会儿，母亲一点点讲了起来：“脸好像比在家时多少胖了，我就放心了。”母亲说她近来差不多每天都梦见我又瘦又老，被警察逮住打骂（母亲把拷打说成打骂），睡不好觉。
母亲。“煮鸡蛋”。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放下笔，抬起头，叹一口气，一时浮想联翩。
四十年了，时间差不多过去了四十年。一九七五年冬天，我从吉林大学毕业，要去数千里外的广东广州一个单位报到。记得是十二月下旬一个刮风下雪的日子，哈气成霜，滴水成冰。母亲和弟妹们把我送去一两里外的小火车站。雪掩埋了西山坡下的羊肠小道。时间还早，没人走过。我们深一脚浅一脚正一脚歪一脚踩着雪往前走。风雪不时打着旋儿掠过山间白茫茫的沟壑和平地，扑向对面东山坡的枯草尖和柞树梢。我离家的小站叫“上家站”。没有铁栅栏，没有检票口。绿皮车由远而近，“哞”一声从东山脚滑进车站。母亲早哭了。在车厢门前，她把一路搂在怀中的一袋二十个煮鸡蛋塞给我。望着刚过四十岁的母亲那花白的头发、脸上的皱纹、哭红的眼睛、细瘦的脖颈和薄薄的棉袄下支起的瘦削的肩，我一直强忍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妈，我走了，你回去吧！明年夏天、明年夏天回来看你……”
我赶紧上车，哈气擦开车厢玻璃上的霜往外看。车轮开始转动。母亲和弟妹们没有回去，仍往车上看着、张望着、寻找着……
我就那样带着二十个煮鸡蛋离开了家，离开了母亲。一个半小时后到了省城长春，由长春坐十七个小时“硬座车”到北京，转车再坐三十一个小时赶往终点广州。带有母亲体温的煮鸡蛋一路陪伴着我，温暖着我。我没去餐车，没买盒饭，没买零食。见别人吃什么了，我就小心摸出两个煮鸡蛋，轻轻一磕，悄悄剥壳，放进嘴里咬开稍小的一端。一种香透肺腑的香！蛋黄金灿灿的，像一轮小太阳。蛋白嫩嫩的白白的颤颤的，让人不忍下咽。七十年代，艰苦岁月。鸡蛋是乡下家里仅有的奢侈品。院子里跑的就那么五六只鸡，鸡喂的是谷糠，生不出多少蛋。记忆中，除了“坐月子”，母亲自己平时舍不得吃鸡蛋，从没见过母亲把煮鸡蛋放进自己嘴里……
或许多余，但我还是想就作者专门介绍几句。小林多喜二，一九〇三年十月生于日本秋田县一户贫苦农家，后随父母迁居北海道小樽市。在小樽商业学校和小樽商业高等学校（现小樽商科大学）就读期间开始文学创作。一九二四年毕业后进入北海道拓殖银行工作。在此期间创作了《防雪林》《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蟹工船》《在外地主》等无产阶级代表作。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因创作《在外地主》被拓殖银行解雇。其后移居东京，连续发表《工厂支部》及其续篇《组织者》《单身牢房》《地区的人们》《为党生活者》等作品。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由于叛徒出卖被特高警察逮捕后拷打致死。牺牲时不满三十岁。鲁迅为此发去唁电：“日本和中国人民是弟兄，资产阶级用血在我们之间划了界线，而且现在还在划着。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却用血洗去这种界线。小林多喜二的死，就是最好的证据。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将坚决踏着小林同志的血迹，携手前进！”
小林多喜二是日本共产党的党员，而且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日共处于“非法”状态时毅然加入的，并为此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文学才华，直至献出年轻的生命。从《蟹工船》和《为党生活者》中可以看出，他对社会底层的贫苦人民怀有发自内心的同情，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具有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憎恶。更为可贵的是，他为推翻那种不公正的社会而不惜放弃待遇优厚的银行工作，全然不顾个人得失和生命安危。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格的确值得我们敬重和怀念。正如鲁迅所说，“我们不会忘记”。今年是他诞生一百一十二年、牺牲八十二年之年。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重新翻译出版《蟹工船》和《为党生活者》，对于终生反战、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他无疑是最好的纪念。也可以使我们重新意识到曾经的苦难、曾经的激情、曾经的无产者身份，确认革命的理由及其艰难过程。这点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特殊意义。
最后说一下译本。《蟹工船》最初的中译本出自潘念之译笔，一九三〇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印行，收有小林多喜二专门为中文版写的序言。其后有一九五五年作家出版社楼适夷译本（一九六二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据此改编出版同名连环画），有一九七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叶渭渠译本（二〇〇九年译林出版社重印），有二〇〇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应杰、秦刚译本（含漫画版）。如果说拙译多少趋于精确和有自己的风格，那么应首先归功于以上译本的存在。在文化上，理应对先行者保持相应的敬意。
林少华
二〇一五年元月三十一日定稿于窥海斋
时青岛旭日临窗冰雪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