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致诸弟（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四月初三日发第五号家信。厥后折差久不来，是以月余无家书。五月十二折弁来，接到家中四号信，乃四月一日所发者。具悉一切。植弟大愈，此最可喜。

京寓一切平安。癣疾又大愈矣，比去年六月更无形迹。去年六月之愈，已为五年来所未有，今又过之。或者从此日退，不复能为恶矣。皮毛之疾，究不甚足虑，久而弥可信也。

四月十四日考差题“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经文题“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赋得“濂溪乐处”得“焉”字。

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言颇过激切，而圣量如海，尚能容纳，岂汉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亶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不意圣慈含容，曲赐矜全。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然此后折奏虽多，亦断无有似此折之激直者。此折尚蒙优容，则以后奏折，必不致或触圣怒可知矣。诸弟可将吾意细告堂上大人，毋以余奏折不慎，或以戆直干天威为虑也。

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故昨五月初七大京堂考差，余即未往赴考。侍郎之得差不得差，原不关乎与考不与考。上年己酉科，侍郎考差而得者三人：瑞常、花沙纳、张芾是也。未考而得者亦三人，灵桂、福济、王广荫是也。今年侍郎考差者五人，不考者三人。是日题“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论”，诗题“楼观沧海日”得“涛”字。五月初一放云贵差，十二放两广、福建三省，名见京报内，兹不另录。袁漱六考差颇为得意，诗亦工妥，应可一得，以救积困。

朱石翘明府初政甚好，自是我邑之福。余下次当写信与之。霞仙得县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

刘继振既系水口近邻，又送钱至我家求请封典，义不可辞。但渠三十年四月选授训导，已在正月二十六恩诏之后，不知尚可办否。当再向吏部查明。如不可办，则当俟明年四月升恩诏，乃可呈请。若并升之时推恩不能及于外官，则当以钱退还。家中须于近日详告刘家，言目前不克呈请，须待明年六月乃有的信耳。

澄弟河南、汉口之信皆已接到。行路之难，乃至于此！自汉口以后，想一路载福星矣。刘午峰、张星垣、陈谷堂之银皆可收，刘、陈尤宜受之，不受反似拘泥。然交际之道，与其失之滥，不若失之隘。吾弟能如此，乃吾之所以欣慰者也。西垣四月二十九到京，住余宅内，大约八月可出都。

此次所寄折底，如欧阳家、汪家及诸亲族不妨抄送共阅。见余忝窃高位，亦欲忠直图报，不敢唯阿取容，惧其玷辱宗族，辜负期望也。余不一一。

兄国藩手草

评点

直言上疏

自咸丰皇帝登基（道光三十年二月）至咸丰二年六月出京，两年多时间里，曾氏上了十四道奏折，其中谢折三道、例行公事五道、保折一道、进言奏疏五道。进言疏五道分别为：《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

奏疏，是大臣与皇帝沟通的最主要的渠道。奏疏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为禀报分内的工作，二为建言。建言折最见一个大臣的本色。或出于明哲保身，或因懒惰乏才，许多大臣虽身处高位，肩负重责，一年到头很少甚至根本不建言，实在推脱不了，则不痛不痒地应付一下。乾、嘉、道三朝元老大学士曹振镛有句名言：“多磕头，少说话。”这六个字，的确是宦海戏水者的防身秘诀。

然而，曾氏却不是这样的人。

咸丰即位时年方二十，正在血气方刚的时候。鉴于道光晚年朝政疲沓、国力衰弱的状况，他颇有一番振衰起敝的志向，登基之初便诏令内外臣工对国事多发表意见，以便择善而从，重振朝纲。做了十多年京官的曾氏一向关注国计民生，早就藏了一肚子话，借着这个机会，一年内，他连上了上面所列的五道建言疏。

在《应诏陈言疏》里，他着重谈的是人才之事，提出作育人才的三个主要方面：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

所谓“转移”，即皇上以身作则，臣工群相仿效，造成一股巨大力量，以便扭转世风。至于培养之道，曾氏提出了四条途径，即教诲、甄别、保举、超擢。考察之法，即应改变现在的京官仅凭召见及三年一次的京察、外官司道仅凭督抚考语的成习，建议加强监督，常年考核，鼓励人人建言，相互质证。

这道奏疏对时局的批评尖锐而准确，如：“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这些话因切中时弊而痛快淋漓，很快便在朝野上下、京师内外不胫而走。至于“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这句话，不幸很快便得到了验证。对付太平军的人才，政府体制中果然没有几个，成千上万的乱世之才，还得靠这位侍郎从体制外去发现培养。

关于《议汰兵疏》，前信评点中已说过。至于《备陈民间疾苦疏》，则是向这位养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年轻皇帝，叙说了民间三大疾苦：一、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在“冤狱”一节中，曾氏沉痛地写道：“臣自署理刑部以来，见京控、上控之件，奏结者数十案，咨结者数百案，惟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密云防御阿祥一案，皆审系原告得失，水落石出，此外各件大率皆坐原告以虚诬之罪，而被告者反得脱然无事。”“臣考定例所载，民人京控，有提取该省案卷来京核对者，有交督抚审办者，有钦差大臣前往者。近来概交督抚审办，督抚发委首府，从无亲提之事；首府为同寅弥缝，不问事之轻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认诬而已。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司法上的黑暗腐败，对人心的动摇最为重大。看了这段话，便可知江南百姓为何背弃朝廷影从太平军了。

在《平银价疏》中，曾氏针对当时银贵钱贱之现状，提出几条纠正的措施。用今天的话来说，颇类似于对规范货币体制一事献策。

五疏中最为大胆也最为冒风险的便是此信中所提到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曾氏针对这个年轻皇帝三种所谓的“美德”，毫不客气地指出其背后可能出现的流弊。一为“谨慎”，将有可能导致琐碎。在指出近日几处失误实例后，曾氏劝皇上宜效法汉高祖、唐太宗，“豁达远观，罔苛细节”。一为“好古”，将有可能导致徒尚文饰。曾氏列举了咸丰帝的几桩徒尚文饰的事例，尤其有一件事，想必皇上读来心中甚为不快。现照录如下：“前者，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业蒙允许。臣考高祖文集刊布之年，圣寿已二十有六；列圣文集刊布之年，皆至三十四十以后。皇上春秋鼎盛，若稍迟数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圣度之谦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实效，不尚虚文之意。风声所被，必有朴学兴起，为国家任栋梁之重。”文人好名，皇帝也好名。曾氏此谏，无疑给二十岁的好名皇帝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岂不恼火？

第三个所谓美德为“广大”，但若把握不了分寸，则有可能“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不防”。曾氏规劝皇上，用人行政之大权，不可自专，宜付军机处、六部九卿、科道百僚共商。且提醒皇上，当重用有风骨的直臣，不要听信阿谀拍马者的媚柔之言。

曾氏亦知此疏言辞过于质直，故在折末特为写上：“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抑裨万一。虽言之无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

据野史上载，曾氏此疏果然引得龙颜大怒，恨不得杀掉这个大胆的乡巴佬以惩效尤。后来多亏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等人以“君圣臣直”的话来为曾氏开脱，才得以免去了这次无妄之灾。从此曾氏的建言疏再也不敢放肆直言了。

当老家的亲人们看到曾氏这道奏疏抄件时，也都为之紧张。其叔信中说：“所付回奏稿，再四细阅，未免憨直太过。”其父后来为此事告诫儿子：“卿贰之职，不以直言显，以善辅君德为要。”

然而，曾氏的这五道奏疏，很快便传遍天下，广播人口，为他赢得了“关心民瘼”“忠直敢言”等美誉，奠定了他日后办大事所十分需要的基础——海内人望。他的好友刘蓉用这样的诗句来赞美：“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这两句诗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