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功名与机缘
清初褚人获曾在《坚瓠集》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师生二人，同时中举，各立碑纪念，老师题曰“必然”，学生题曰“偶然”。若干年后，“必然”圮毁，而“偶然”独存。这故事的含义很好把握，无非说人生功名富贵，大多出于“偶然”，是一种机缘，也就是所谓“功名富贵无凭据”。范进和马二先生的遭遇从正反两方面为这一命题作了很好的注解。
范进考中秀才，与周进的阅卷关系很大。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一节，写考官评阅试卷，颇有黑色幽默的意味。周进做广东学道，第三场考南海、番禺两县童生，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第一个交卷。周学道将范进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什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丢过一边不看了。又坐了一会儿，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遂再次拿过范进的卷子来看，看完，觉得有些意思。当他将范进的卷子看过三遍后，印象更好了，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过来，填了第二十名。
考生的中与不中，存在极大的偶然性，于此可见一斑，假如周进只看一遍，范进岂不是还得做童生？而只看一遍的阅卷方式正是普遍现象。清代流传有以快、短、明三字衡文的说法。所谓快，即交卷越快越好；所谓短，即篇幅越短越好；所谓明，即文章的意思越明快直白越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在于，清代的督学使者，按临各郡考试秀才和童生，每次须分十多场，往往因公事繁冗，期限太紧，根本不可能从容评阅考卷。为了赶时间，取的名额一满，尽管考试还没结束，录取名单照样公布。有些写得不够快的考生，或因文章篇幅长而拖延了时间的考生，说来是既可怜又可笑的：他们正伏案苦思，或挥笔疾书时，忽然间听到鼓吹聒耳，龙门洞开，才知道是公布录取名单，于是，不等写完考卷，便踉踉跄跄地走出考场。
“定弃取于俄顷之间，判升沉于恍惚之际”，其失误是在所难免的。范进的运气好，他第一个交卷，占了“快”的优势，否则周学道连看第二遍都来不及，遑论第三遍？他的文章是否“短”，读者不甚了然。但可以断定，绝对不属于“明快直白”一类，倒是写得相当含蓄，需要反复品味，才能体会出其用笔的高妙。
富于含蕴的八股文是不适于应试的。晚清宣鼎的传奇小说集《夜雨秋灯录》三集卷二《科场》记有吴兰陔的一段传奇经历。“吴兰陔，时文中之名手也。其门下从学之徒数百人，发科甲入词林者甚众。惟先生落笔高古，屡困场屋，时年已五旬外矣，功名之念甚切。”未几入闱应试，试题为《乡人皆好之》。吴兰陔早先作有此文，但入闱前已为本家吴生某抄去，兰陔不胜悔恨，说：“得意之作既被人录去，谅天意终身不得售矣”，遂信笔一挥，交卷而出。录取的结果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吴生归，不作第二人想，却居然落第；吴兰陔已不作被录取的指望，然“是科竟中”。吴兰陔带着旧作去见座师，请求用旧作换下考场中的那一篇。座师同意了，但补充说明道：“虽然，此文若在场中，未必中式，盖阅卷时走马观花，气机流走者，易于动目。此文非反覆数过，不知其佳处，试官有此闲情乎？”座师的话直截了当，再坦率不过了。
卧闲草堂刻本《儒林外史》第三回的一则总评说：“周进之为人本无足取，胸中大概除墨卷之外了无所有，阅文如此之钝拙则作文之钝拙可知。空中白描出晚遇之故，文笔心细如发。”深文周纳，似于周进过于苛酷。“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这八字回目宜从正面看：不必认为作者处处心机极深，暗藏针砭（自然，这“真才”是指写八股文的“真才”）。至少，吴敬梓笔下的周学道，无一丝一毫达官贵人的矜持气息，不失为读书君子。比如，他虽也请了几个看文章的相公，但并不依赖他们。他的想法是：“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要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客，屈了真才。”诚心实意地想识拔“真才”，做到这一步并不容易。《聊斋志异·何仙》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李生应试的文章，公认为一等，发案时却“居四等”，毛病出在主考的不负责任：主考公事繁杂，根本不关心考试的事，一切委托给幕客；而幕客中不少是粟生、例监，这些连句读都弄不清的人，其升降当然是颠倒黑白了。比起《何仙》中的主考来，周进是值得尊敬的。
第三回还有一个细节：当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身上穿一件朽烂的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的范进走进考场时，“周学道看看自己身上，绯袍金带，何等辉煌”，同情之感油然而生，这迥异于王惠、梅玖的得意、自负、轻狂。吴敬梓把握住周进作为一个有良心的试官的心理基础，由此切入，写他细读范进的文章，笔墨之间，并无憎恶之意。
对周学道的调侃则是有的，满场号生，才交了两份卷子，可第一名、第二十名已经定下，这就很难说是恰当的了。此外，他所选拔的“真才”范进，除了堪称八股行家外，其他方面的才能也不敢恭维。第二十名魏好古，替人作了一个荐亡的疏，“倒别了三个字”，看来学问有限得很。但这种弊病是伴随整个科举制度而来的，责任不能由周学道一个人来负。
马二先生的遭遇也是考察功名与机缘关系的一个有趣的例证。
马二先生是个有着豪侠气质的形象。“马纯上仗义疏财”一节，写他有血性，有担当，化解了蘧
夫的一场灾难，他不愧为儒林的君子。
马二先生对举业的迷信也是以极豪爽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听说蘧夫“不曾致力于举业”，当下便交浅言深、倾筐倒箧地开导这位还只有一面之交的明友：
你这就差了。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马二先生这番话，数十年来颇为人诟病。说实话，他讲得太露骨了，把举业和做官的联系不加遮掩地揭示了出来。为什么要做举业？求科第而已。为什么要求科第？要做官而已。连孔、孟子也被看成利禄之徒。这话该说吗？
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话是不该说的。明清时期以八股取士，官方的理论上的目的，是引导知识分子多“读圣贤之书”，通过对君君臣臣等儒家的价值观的反复灌输，将读书人的思想纳入官方所期望的轨道，即所谓“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只是，这种理论上的目的往往与生活实际相距甚远。清乾隆皇帝的《训饬士子文》就不无恼怒地指斥道：“……独是科名声利之习，深入人心，积重难返。士子所为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尝有志于圣贤之道。”马二先生不向后学宣传朝廷的理论上的崇高目的，却毫无保留地鼓励蘧夫追求科名，其境界未免太“低”。
换了秀才王仁这一流人，也不会说这种话。王仁曾情绪激昂地说：“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而在冠冕堂皇的言辞遮掩下，他与严监生正在进行的交易是：严监生给他一百两银子，他答应严监生将偏房扶正。从这里，我们发现了王仁的处世技巧：他备有两套哲学，一套哲学是“说的行不得的”教养题目的辞藻，那是对外的；一套哲学是“行的说不得的”自己内心的隐秘，那是对内的。马二先生只有一套哲学，如何行即如何说，表里一致，言行如一，实在是太天真了。
作为选家，马二先生也信守一套哲学：严谨、认真、不来丝毫虚假。他认定“文章以理法为主”，“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批文章时便严守矩镬。且听他自道家门：
小弟每常见前辈批语，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被那些后生们看见，便要想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便要坏了心术。古人说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尘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着得的么？所以小弟批文章，总是采取《语类》、《或问》上的精语。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悟想出十几篇的道理，才为有益。
按两套哲学生活的匡超人便“潇洒”得多。马二先生“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匡超人“屈指六日之内，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至于读者是否获益，匡超人是不在乎的。
由于马二先生的豪爽、天真、严谨，他的形象可笑亦复可敬。正如天目山樵的评语说：“马二先生十分真诚”，“言虽可笑，其意却可感”。齐省堂本评语也赞许道：“马二先生逢人教诲，谆谆不倦，自是热肠一片。莫以其头巾气而少之也。”
然而，使我们读者颇为不平的是，马二先生这样一位虔诚的举业信奉者，居然未能中举。他到头来得到的最高功名竟只是优贡。
马二先生何以不能中举？
是他不懂八股文吗？选家卫体善确曾攻击马二先生：“正是他把个选事坏了！他在嘉兴蘧坦庵太守家走动，终日讲的是些杂学。听见他杂览倒是好的，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乱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但明眼的读者心里清楚：马纯上生平最厌恶杂览。“马二先生论举业，真是金科玉律，语语正当的切，足为用功人座右铭。其评选亦必足为后学津梁，岂若信口乱道、信手乱涂者哉！”
是马二先生不会“揣摩”吗？高翰林确曾以此作为马纯上不能中举的理由：
我朝二百年来，只有这一桩事是丝毫不走的，摩元得元，摩魁得魁。那马纯上讲的举业，只算得些门面话，其实，此中的奥妙，他全然不知。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考二百个案首，进了大场总是没用的。
这里的“揣摩”，是指揣摩“风气”，“读近科中式之文”，以期投考官所好，这倒真是马二先生的“短处”。他执著地认为：“任他风气变，理法总是不变，所以本朝洪、永是一变，成、宏又是一变。细看来，理法总是一般。”洪、永指洪武、永乐年间，这是八股文体制初具规模的时期，文风崇尚简朴，虽注重对偶，却没有几股的限制；成、弘指成化、弘治年间，这是八股文的成熟时期，文风趋向繁复，对偶工整，体式更加严谨；隆庆、万历以后，更以机锋侧出和借题发挥取胜。这表明，风气的不断演变是客观存在，但注重风气，忽视理法，却于朝廷的宗旨相悖。马二先生强调理法，这是他的诚实处；而忽视风气，也许正是他落第的原因之一。
不过，吴敬梓持另一种看法，他将马二先生的不中归结于录取的偶然性。迟衡山讲得直截：“上年他（马二）来敝地，小弟看他着实在举业上讲究的，不想这些年还是个秀才出身，可见这举业二字原是个无凭的。”这也就是归有光所谓“场中只是撞著法”， 《儒林外史》开场词所谓“功名富贵无凭据”。深于举业，文章出色，却照样困于场屋。这在明清时代并非个别现象。清人诸联《明斋小识》卷三《中式有命》记载叶大绅“雄才绩学，为世所推。甲午秋试，考据详核，文更古茂，以为必售。及发榜，又落孙山”。诸联为之叹息道：如此结局，殆“命矣夫”。马二先生的“命”，大概也不怎么好。
话说回来，科举考试中个人的中与不中，固然有极大的偶然性，但就整体而言，文化发达的程度，仍是决定不同地区录取人数多少的决定因素。据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统计：有清一代，凡属经济繁荣、文风兴盛之区，科名亦盛。以全国各直省获中会元、三鼎甲和传胪的人数为例，清代以江苏、浙江、安徽、直隶和山东等五省获中的人数最多；此五省中，又依次以江苏和浙江为盛。科举制度的这种相对公平的竞争性，亦不必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