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周

一 西周的建立和分封

周邦，姬姓，原本是商王朝的属国，居住于我国西北部的泾水和渭水流域，即今天陕西中部和甘肃东部的黄土高原地区。

相传始祖名弃，因有邰（tái）氏（今陕西武功）之女姜嫄践巨人足迹而生。尧始尊弃为农师，舜推弃为后稷（农官名）。至夏桀时，公刘迁居到豳（bīn）（或作邠，今陕西旬邑）。过了九世，古公亶（dǎn）父又迁居到岐山之南的周原（今陕西岐山、扶风之间），利用那里良好的自然条件，发展农业生产，摆脱戎狄风俗，为“翦商”大业奠定了基础。

古公亶父以后，历经季历，传子姬昌，是为文王。文王最初任殷牧师，称殷西伯，又称周方伯。由于周邦的势力不断发展，直接威胁到商纣王的统治，于是商纣王把文王囚禁于羑（yǒu）里（今河南汤阴），后来文王被释，商周关系恶化。文王先是讨伐西方的犬戎、密须（今甘肃灵台），以巩固后方，接着又挥师东向，连续伐黎（今山西长治西南）、邘（yú）（今河南沁阳西北）、崇（今河南嵩县以西），深入殷商腹地，基本上完成了对殷都朝歌的战略包围，并且迁都于丰（今陕西长安县沣河西岸的客省庄、张家坡一带），进一步完善国家制度，制定了“有亡荒阅”，即对逃亡奴隶进行大搜查的法律。

文王死后，其子姬发继位，是为武王。武王秉承文王遗志，迁都于镐（今陕西长安斗门镇附近），积极准备灭商。即位的第二年，会盟诸侯，观兵于盟津，没有继续东进。又过二年（公元前1046），灭商时机成熟，遂率兵东进。这一年的二月甲子日清晨，向商都发动最后的进攻，双方战于牧野（今河南汲县北），商军“前徒倒戈”，纣王大败，最后纣王登鹿台自焚而死，商朝覆亡。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了西周青铜器利簋，上面专门记载了这一重要历史事实（见彩图七）。

武王灭商是一场顺应历史潮流、深得人心的正义战争，在历史上是起进步作用的，有利于当时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灭商以后，周武王建国，定都于镐，史称西周。武王居镐，诸侯尊奉为天下的大宗，所以周也称宗周。

周初的局势并不稳定，潜伏着殷人复辟的危险。周公旦协助兄武王制定了以殷治殷的政策，一方面让纣子武庚继续统治原先殷都附近地区；另一方面，把商王畿分为邶（bèi）、鄘（yōng）、卫三国，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去统治，以监视武庚，称之为“三监”。

但是，灭商后的第二年，武王病死。年幼的成王继位，由叔父周公摄政当国，引起管叔、蔡叔的不满，他们联合武庚，发动徐、奄、熊、盈等诸侯一起叛乱。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周公与召公一道“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并亲率大军东征，杀死管叔，囚禁蔡叔，攻克殷地，迫使武庚北逃，进而平定以奄地为首的东夷各族的叛乱，取得东征的决定性胜利，稳定了周初形势。

随后，周公按照武王的遗愿，营建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成周中设王城，为宗庙宫寝所在地，派成周八师驻守，作为控制整个东方的中心。同时，还把殷商顽民强制迁到洛邑，以便监控。

在东征胜利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巩固新生政权，强化中央对地方的管辖，周初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大规模分封。所谓分封，包含了“天子建国”与“诸侯立家”两个层次，其核心内容是“授民授疆土”，即周天子依次派遣自己的子弟、同姓功臣，以及亲属或臣服的旧邦首领，带着武装家臣和俘虏，到指定地点去治理那里的土地和人民，建立西周的地方政权诸侯国；在诸侯国内，诸侯又将大部分土地分封给属下卿大夫，作为“采邑”；而卿大夫再依次把所封采邑的土地分封给属下士，作为“食田”。这就是西周的大分封，史称“封藩建卫”。

西周建国伊始，已有裂土分封之事。不过，真正的大规模分封，是在武王克商以后以及周公摄政期间。据说周武王时，分封“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周公摄政时，把文王之子分封于管、蔡、郕（chéng）、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fēng）、郇（xún）；把武王之子分封于邘、晋、应、韩；把周公之子分封于凡、蒋、邢、茅、胙（zuò）、祭；还分封异姓勋戚姜氏于齐、纣王异母兄弟微子启于宋，等等。相传周公兼治天下，先后分封了71国，其中姬姓53国，以鲁、卫、宋、晋、齐、燕等国最为重要。

经过周初大分封，确立了天子、诸侯、卿大夫之间严格的等级臣属关系，从而形成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统治格局，这对于巩固和扩大西周王朝的统治和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它是我国古代从方国林立走向专制帝国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西周分封制的实施进一步完善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宗法制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关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经过夏商二代的不断改造，至西周日臻完善。按照宗法制度原则，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诸侯相对为小宗；同样，诸侯作为诸侯国内的大宗，卿大夫也相对为小宗。依此类推，这种大宗、小宗的层层区别，把各级奴隶主贵族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从“同姓不婚”的传统出发，用婚姻关系把异姓贵族结合起来。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整个国家宛如一个庞大的家族系统，形成了政权和族权的有机结合。

周天子作为西周王朝的最高首脑，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在他的统治范围内，握有最高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以及宗教祭祀等方面的大权。虽然诸侯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面，但是，要按照礼制的规定定期向周天子纳贡、朝觐，乃至出兵征战，等等。

辅佐周天子的最高长官有太师、太傅和太保，总称为三公。在三公之下，由太宰总理朝政。大致分为三个职官系统，即民事、神事和王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指神事和民事，是西周王朝事务的核心。

在民事职官系统中，主要设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和司士等官。司徒，主要管理土地、人口以及耕种藉田之事；司马，管理军事、军赋；司空，管理百工、劳役等事；司寇与司士，主要掌管刑狱司法，等等。

在神事职官系统中，主要设有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等官，具体负责宗教祭祀以及帮助周王制定诰命、发布文告、记录历史和决定政策等。

在王事职官系统中，主要设有宰、公族等官，他们直接掌管王事内部事务，属官有膳夫、寺人、小臣、小子、守宫、御正、虎臣等。

地方诸侯国的官制也基本上仿效王室，按照公、侯、伯、子、男的不同爵等，分别设有各自的职官系统。

西周的军队包括诸侯国军队在内，仍以车兵为主，其编制规模有所扩大，武器装备更加精良。常设宿卫军有两支：一支是“西六师”，驻守宗周镐京，用以镇服西方；一支是“成周八师”，又称“殷八师”，戍守成周，用以镇抚东方。

当时的刑罚，除了“五刑”之外，还保留有古老的鞭刑，西周后期还发展到“九刑”。西周王朝还通过种种礼仪制度，强化等级秩序，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反映了周礼具有法律的属性。

 

二 西周的阶级结构与社会经济

西周社会结构具有森严的等级性，统治者把人分为多个等级，“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上下等级之间为统属关系。

西周社会的等级分野呈现鲜明的地域特色。西周王朝建立以后，把统治区域划分为“国”与“野”两部分。“国”，即城邑，居住在“国”中的称为“国人”，包括奴隶主贵族、贵族下层士、平民以及工商业者，他们出身于周人本族或盟族，以血缘宗族关系为纽带，家族公社仍未解体；“野”，或叫鄙、遂，是被征服的广大农村，分布着被征服族群的农村公社或氏族部落。居住在“野”中的称为“野人”。“国人”与“野人”的社会地位不同，“国人”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和当甲士的资格，“野人”没有；“国人”能够受到教育，“野人”不能，而且“国人”与“野人”在经济地位上也有所不同。不过，在“国人”中也存在高低等级之分和权利享有的不平等。

西周社会阶级结构由奴隶主贵族、平民与奴隶构成。

奴隶主贵族主要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几个等级。周天子为天下之共主，诸侯有封国，卿大夫有采邑，士有食田。士是奴隶主贵族中较低的一级。

平民包括“国人”中的平民和“野人”，统称“庶人”、“庶民”。他们大多是作为西周主要农业生产者的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成员。公社农民中的“野人”，社会地位低下，实际上接近于奴隶；具有“国人”身份、居住在城邑郊甸的农民虽然享有某些政治权利，不过，就其所受严格监控与奴役的程度而言，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

奴隶位于西周社会的最低层，其中既有官奴隶，也有私家奴隶；既有生产奴隶，也有大量为奴隶主贵族服杂役的家内奴隶，如皂、舆、隶、僚、仆、台等皆属此类。他们世代为奴，地位极其低下。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或罪犯。西周仍然存在人祭人殉制度，从考古材料看，贵族墓中普遍有人祭人殉现象，不过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这与社会进步和劳动力的价值逐渐得到发现与重视有关。

西周的土地所有制是奴隶主土地国有制，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名义上占有全国的土地和臣民，正如《诗经·小雅·北山》所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的主要形态是井田制。

井田制至西周发展更为完备。实行井田制的前提是土地国有，或者说名义上的土地王有。国王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凭借政治上的统治权力，把土地层层分封给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奴隶主贵族作为禄田。各级奴隶主贵族是封国和采邑土地以及臣民的实际占有者。夏商西周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都是属于奴隶主国家土地所有制性质，那时土地还不属于个别奴隶主私有，土地（包括房基地）不能随便买卖、转让，叫做“田里不鬻（yù）”。

井田制的经营方式，有“公田”和“私田”的区分。所谓“公田”，原是原始公有地，后为奴隶制国家所有。各个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农民，通过在公田上集体耕作的方式，承担缴纳赋税的义务，公田上的产品全部归王室和各级奴隶主贵族所有，此外还要服各种劳役。所谓“私田”，是指公社农民负责耕种的份地，要定期重新分配，“三年一换土易居”，公社农民只有规定年限内的使用权。私田上的产品一般归公社农民所有。

周邦以擅长农业而著称，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仍然是石、木、骨、蚌器，青铜农具比商朝增多，其主要耕作方法是“耦耕”。所谓“耦耕”，大概是两人协同耕作的方式。另外，西周还实行三田制，即撂荒休耕制。简单说就是把一定面积的土地划为三块，三年一循环，保证三分之二的面积耕作，三分之一的面积休耕，起到养地力和利用绿肥的效果。

当时，农作物的种类很多，仅见于《诗经》中的植物名词就有一百多种，主要有黍、稷。此外，还有麦、稻、粱、菽、蔬菜、瓜果等，并已普遍种植桑麻和染料作物。

西周的手工业和商业基本上由官府经营管理，称为“工商食官”。官府手工作坊由长官司工（司空）负责，王室和诸侯都设司工，还设工正、陶正、车正等专业作坊的工官。西周的官府手工业作坊规模较大，分工细，号称“百工”。

冶铁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发现的两座虢（guó）国墓，皆属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墓，都发现了铁器。特别是其中的“虢季”墓，出土了一件玉茎铁芯铜剑（以铁、铜、玉三种材料组成的剑），尤为世人注目（见彩图八）。经鉴定，此剑是我国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它的出土将我国人工冶铁的年代推前一个多世纪。

西周的青铜铸造业继承和发展了商朝的青铜铸造技术，器形和数量都比以前增多，还发明了一模翻制数范的技术，使生产效率提高了好几倍。铜器上铸刻长篇铭文是西周铜器的重要特点。著名的铜器有大盂鼎、曶（hū）鼎、毛公鼎等，其铭文为研究西周社会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制陶业则继承和发展了商人的制陶技术，釉陶工艺（原始瓷器）比商朝进步。在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安徽黄山（屯溪）、江苏丹徒、北京等地都发现较多的釉陶片。陕西沣西张家坡遗址出土的原始瓷片经分析烧成温度需1200℃左右，矿物成分已接近瓷器。

纺织业有葛布、麻布、丝织品等。丝织业比商朝发展，大约在西周后期出现了锦。此外，当时已能把各种织物染成不同的颜色。

西周的骨器、玉石器也都很精致。在湖北蕲（qí）春毛家嘴西周早期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彩色残漆杯，属薄板胎，在黑色和棕色底上绘红彩，颜色鲜艳，是我国目前发现较早的成型漆器。

西周的建筑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在早期的宗庙宫室遗址中，出土了板瓦、筒瓦和半圆形瓦当等。西周中期以后，用瓦覆盖房顶已比较普遍，在西安客省庄、洛阳王湾、北京房山董家林等西周遗址都有许多瓦出土。

在“工商食官”体制下，西周商业的主要作用是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由官府经营管理商业。至于民间贸易，则仍处于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初期阶段。那时还没有固定的市场，往往是“日中为市”、“交易而退”，货币主要还是海贝和玉贝。

 

三 西周王室的衰微

西周王朝从穆王时代开始走下坡路，穆王征伐犬戎，劳而无功。到夷王时，势力逐渐衰落，诸侯不朝觐宗周，甚至周王不得不“下堂见诸侯”。这时，作为西周统治经济基础的井田制也发生了动摇，抵押、转让更换土地的事情屡屡发生。

西周后期，厉王政治腐败，他任用贪婪“好利”的荣夷公做王朝卿士，实行“专利”政策。“专利”就是王室独占山林川泽之利，重申把山林川泽收归国王所有。这项政策直接触犯了国人的利益，使“民不堪命”，引起国人的谴责。于是，厉王便派卫巫监视，凡受到告发的人都要被处死。从此，国人在路上相遇，只能以目示意，不敢交谈，以至于召公劝谏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人终于忍无可忍，于公元前841年在王畿镐京爆发了以平民为主力的国人暴动，迫使厉王“奔彘”（彘，zhì，今山西霍县），史称“彘之乱”。这次暴动沉重打击了周王室。国人推出一个地方诸侯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史称“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公元前841）是我国有确切历史纪年的开始。共伯和执政14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即位，是为宣王。

宣王（公元前827—前782年在位）是一位有作为的周王。他内修政事，外治武功，史称“中兴”。宣王北伐狁（xiǎn yǔn），歼敌甚多；南伐淮夷，声威播及南海（泛指南方）；又伐徐淮，徐淮归附。通过一系列征伐战争，形成了“日辟国百里”的局面。但是，王室衰微的历史趋势却已无法扭转（图2—2）。

宣王死后，幽王即位，周王室继续衰落，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奴隶采取逃亡等斗争方式反抗。此外，贵族与平民的矛盾、贵族内部的矛盾同样日趋尖锐。幽王政治更加腐败，他把实权交给“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使得“国人皆怨”。

幽王即位第二年，关中发生大地震，旱灾也相当严重。《诗经·小雅·谷风》记载：“无草不死，无木不萎。”老百姓到处流亡，社会矛盾更加剧烈。同时，幽王宠爱褒姒（sì），废掉原来的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王后、褒姒子伯服为太子。宜臼逃奔到母家申侯处，幽王讨伐申侯，要杀宜臼。申侯大怒，联合缯与犬戎攻围，将幽王杀于骊山（今陕西临潼东南）下，掳走了褒姒，把丰镐之地洗劫一空。

幽王死后，西周王朝出现了平王（宜臼）与携王二王并立的短暂局面。后来，携王为晋文侯所杀，诸侯独尊平王。平王虽立，但已无力驱逐犬戎。公元前770年，在晋文侯、郑武公的拥奉下，平王东迁到洛邑，把岐西之地赠与秦伯，河西之地赐予晋文侯。至此，西周灭亡，历史开始进入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