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汉王朝的兴衰

一 西汉的建立与汉初“黄老无为”政治

公元前206年，刘邦进入咸阳后，废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深得民心。楚怀王曾与诸侯约定，先入咸阳者为关中王。项羽听说刘邦已先行入关后，率40万诸侯联军进入函谷关，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准备攻打刘邦。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刘邦亲往项羽驻地谢罪，后在樊哙等人护卫下，从鸿门宴机智脱险。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今江苏徐州），主持分封了十八诸侯。封刘邦为汉王，领巴、蜀、汉中。由于分封不均，引起普遍不满。齐国贵族田荣率先起兵反楚，天下再度出现诸侯混战局面。

五月，汉王刘邦领兵出汉中，夺取关中，东向攻打楚国，楚汉战争爆发。战争初期，项羽占据军事优势。刘邦知人善任，积极联合反对项羽的力量，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逐渐扭转不利局面。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十二月，刘邦大败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项羽退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自刎，楚汉战争结束，刘邦重新统一天下。汉高帝五年二月，刘邦称帝，建立西汉王朝，是为汉高祖，五月定都长安。

汉初各种制度基本沿袭秦制，略有增损。汉高祖命丞相萧何在秦律六篇的基础上，增订有关行政、民政方面的法律《兴》、《厩》、《户》三篇，制定《九章律》。又命韩信申明军法，叔孙通制作礼仪。中央集权专制政治体制进一步完善。

长期战乱给汉初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百姓大量死亡流散，大城名都“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物资极度匮乏，连皇帝都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驾车，将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车。物价飞涨，小米一石达到万钱，马一匹百金。这种情况下，汉初统治者不得不把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汉高祖即位当年就推出一系列安抚措施：解散军队，赏赐复员战士爵位，优先授予田宅，减免赋役；鼓励流亡人口重新登记户籍；恢复战争期间自卖为奴婢的庶人身份；重申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人加倍征收算赋。高帝九年，将六国旧贵族、豪杰十余万口迁到关中，强干弱枝。

汉初统治者认为“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是造成秦速亡的原因，因此将黄老“无为”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汉高祖约法省禁，节省用度，根据需要向百姓征发赋役。

惠帝刘盈（公元前194—前188年在位）即位后，继续奉行这一政策，将田租从十税一减为十五税一，废除挟书律，奖励孝悌、力田，鼓励生育。曹参任丞相后，沿袭前任丞相萧何的做法，无所变更，史称“萧规曹随”。惠帝死后，高祖皇后吕雉临朝称制（公元前187—前180年在位）。吕后虽重用吕氏，大封吕姓子弟为王、侯，诛杀刘氏宗室，但政治上仍然奉行无为方针，相继废除夷三族罪、妖言令，并放宽对商人的限制。惠、吕时期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司马迁评价说：“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吕后死后，刘氏宗室与大臣周勃等人合力消灭诸吕，迎立高祖之子代王刘恒，是为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文帝躬行节俭，宫室车服无所增益。重视农业生产，建立皇帝亲耕藉田、皇后亲桑礼仪制度，劝课农桑。减免赋税徭役，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了营造安定的发展环境，对内、对外均采取忍让怀柔政策，力图避免战争。强调道德教化作用，相继废除收孥（nú）相坐律和诽谤妖言罪。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又废除肉刑，代以笞刑，并将徒刑从无期刑改为有期刑。文帝在位二十余年间仅处理数百起案件，有“几致刑措（几乎置刑法不用）”的美誉。他还一度取消关卡检查“传”（通行证）的制度，以促进商品流通。文帝临终前，下令薄葬，丧礼一切从简。继立的景帝刘启（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继续奉行轻徭薄赋政策，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作为定制，并将男子服正役的年龄从17岁提高到20岁，减轻笞刑。

文景时期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出现了人给家足、国库充实的繁荣景象：“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牸牝（zì pìn）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史称“文景之治”。

 

二 西汉前期与诸侯割据势力的斗争

汉初各种制度大体沿袭秦制，只有地方行政体制未像秦一样采取彻底的郡县制，而是实行郡县与分封并行的体制，史称“郡国并行制”。刘邦在统一战争过程中，分封了若干诸侯王。汉朝建立时，共有7个异姓诸侯王。异姓王占据了关东的广大疆域，拥兵自重，对朝廷和统一造成严重威胁。汉统一当年，燕王臧荼就发动反叛。汉高祖在位期间，采取不同手段，将异姓诸侯王一一剪除，仅剩下国力最弱且地处边远的长沙国，存续至文帝时。

汉初君臣将秦速亡的原因归结为废除分封，因此，汉高祖在消灭异姓王的同时，又陆续分封子弟9人为王，史称同姓诸侯王。高祖与大臣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同姓王封国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占据半壁江山。汉中央直辖地只有关中附近15郡。诸侯王宫室、百官一如中央，在封国内权力与皇帝无异。这给汉王朝的统一和稳定埋下巨大隐患。

汉初同姓王与中央的矛盾尚不突出，随着时间推移，同姓王对中央的威胁日益显现。文帝时相继发生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谋反事件。当时著名政论家贾谊形象地将汉朝比喻为患了“大肿”病的病人，若不及时治理，必然危及存亡，因此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重新分封齐国和淮南国时，用贾谊之策，将齐国一分为六，淮南国一分为三。

景帝即位后，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藩。他认为“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削夺楚王封地。削藩触动诸侯王根基，于是吴王濞联络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打着“诛晁错”的旗号，起兵反叛，史称“七国之乱”。景帝诛杀晁错，想以此换取七国罢兵，遭到拒绝。这反而坚定了景帝彻底平叛的决心，太尉周亚夫三个月内平定叛乱。中元五年（公元前145），景帝下令诸侯王不得治国，将任用王国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降低官员级别，减省吏员，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势力。

 

三 汉武帝的文治武功

景帝去世后，16岁的太子刘彻即位，是为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汉王朝经过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经济繁荣发展，国力大幅提升，但国家仍面临着各种社会矛盾。黄老“无为”政策已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和要求。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认识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他即位后，逐步将国策从清静无为调整为积极有为，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和皇权，统一思想；对外北伐匈奴，巩固边防，拓展疆域。

1. 独尊儒术，确立新的统治思想

战国后期以来，儒家广泛吸收阴阳五行、法家等诸子百家思想，形成新的儒学。他们主张的大一统思想、完备的王制理论和严格的尊卑等级观念，符合汉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统一、建立和巩固社会秩序的需要。因此，自文帝以来儒学的影响不断增强。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丞相卫绾建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贤良。建元五年，设五经博士，提高儒学在官学中的地位。次年听从丞相田蚡建议，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形成儒家独尊局面。武帝还接受董仲舒建议，建立太学，设置博士弟子50人，培养儒生官僚。

但在治政方面，武帝并非纯用儒术，而是广泛吸纳法家思想和手段，外儒内法。他重用的三位儒者董仲舒、公孙弘、兒宽，均“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董仲舒把儒学引入法律，以《春秋》经义断狱。后来宣帝将汉代政治总结为“霸王道杂之”，实道出西汉政治的特点。

2. 加强中央集权

（1）创立中朝。武帝即位后，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提拔一些资历浅、有能力的人，赐给他们侍中、给事中等加官，出入宫禁，参与决策，形成“中朝”（或称“内朝”）。外朝丞相职权被削弱。元狩四年（公元前119）设大司马官，冠将军号，以尊宠对匈奴作战有功的外戚卫青、霍去病，权势超过丞相。武帝临终前遗诏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佐年幼的昭帝，大司马领中朝取代丞相成为权力中心。

（2）加强京师军力。汉初，京师有南、北二军。北军负责卫戍京师，由中尉统率；南军负责保卫皇宫，由卫尉领导。地方郡县设材官，北方边郡设骑士，由郡尉和边郡长史统领。武帝于建元三年、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分别设立期门军和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军），隶属郎中令，加强近卫军力量。期门郎、羽林郎均从西北六郡善骑射者中选拔，骁勇善战，成为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又创建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隶属北军，加强京师守备。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中央与地方兵力部署上“内重外轻”、“以内驭外”的格局由此滥觞。

（3）完备监察制度。元封五年（公元前106），武帝将京畿以外地区分为十三州部，设刺史，秩六百石，每年定期巡视所部郡国，监察守、相二千石官和强宗豪右，以“六条问事”。征和四年（公元前89）又置司隶校尉，专门监察京畿七郡及朝廷百官。

（4）推行察举制。汉初高级官吏主要来源于郎中令（后更名光禄勋）属下的郎吏。郎吏主要通过“任子”和“赀选”选拔。任子，指二千石以上高官任职三年以上可保举子弟一人为郎。赀选，即具备一定家资可为郎。这一选官制度显然不利于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武帝在董仲舒建议下，命郡国每年举荐孝、廉各一人，并成为制度，称“举孝廉”。又设举秀才、贤良方正、文学等特科。察举制通过“乡举里选”，以德才为标准，从地方选拔人才，拓宽了人才选拔的范围，是两汉最重要的入仕途径。

（5）削弱王侯力量。武帝时，诸侯王势力仍然很强大。元朔二年（公元前127），武帝采纳主父偃建议，颁行“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分割国土，封子弟为列侯。此后诸侯国大者不过十余城，朝廷不用削藩，就使王国面积自然析分、缩小。元狩元年，武帝进一步出台“左官律”和“附益法”，将仕于诸侯王的官吏称作左官，贬抑其地位，禁止官僚士人依附结交诸侯，私自在诸侯国任官。元鼎五年，武帝以宗庙祭祀时列侯所献酎（zhòu）金分量、成色不足为由，削夺106个列侯。此后，诸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治民参与政事，对朝廷的威胁基本解除。

（6）任用酷吏，严刑峻法。武帝大批任用执法严厉的酷吏，打击地方豪强游侠势力。进一步严密法律，命张汤作《越宫律》27篇，赵禹作《朝律》6篇。律令合计达359章，死刑法令409条1882事，死罪判例13472件，汉律令规模至此达到顶峰，有“禁罔浸密”之称。

3. 巩固边防，拓展疆域

（1）北伐匈奴。秦汉之际，匈奴冒顿（mò dú）单（chán）于迅速扩张势力，控制了塞北广大地区，拥有控弦之士三四十万。汉初，匈奴不断侵犯汉边。高帝六年，匈奴攻马邑（今山西朔州），韩王信不敌投降。次年，高祖率32万大军前往征伐，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围困7日。高祖采纳刘敬建议，与匈奴缔结“和亲”，选宫女为公主嫁给单于，每年馈赠大量丝绸、酒、食物，并开关市贸易。惠、吕、文、景四朝均与匈奴续订和亲之约，但匈奴常毁约入侵，文帝朝最为严重。文帝十四年，匈奴骑兵甚至深入到距长安仅700里的地方。匈奴边患对汉朝统治造成重大威胁。

武帝即位后，决心改变以往被动忍让政策，全面展开对匈奴的反击。元光二年，汉在马邑设30万伏军，准备诱歼匈奴，被匈奴发觉，计划失败。元光六年，汉军首次取得反击匈奴的胜利。至元狩四年止，汉与匈奴发生大小战争十余次，其中，决定性战役有三次。

元朔二年，卫青率兵击败楼烦白羊王，收复河套地区，设朔方（治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五原郡（治今内蒙古五原），并从内地招募10万人移民到那里。元狩二年，霍去病两次出兵陇西（今甘肃临洮），大败匈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4万余人降汉。汉在河西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元狩四年，卫青军重创单于部，追至窴（tiān）颜山赵信城（今蒙古杭爱山南）；霍去病军大败左贤王部，封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筑坛祭天以告成功，临瀚海（今贝加尔湖）而还。此役匈奴共损失八九万人，汉军损失也大。

匈奴遭受一系列沉重打击，主力向西北远徙，出现了“幕（漠）南无王庭”的局面，匈奴威胁基本解除。汉王朝在河西及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修筑长城、烽燧，派兵数十万屯田戍守，这一地区逐渐被开发。武帝后期，汉与匈奴又发生了一些战争，彼此互有胜负。

（2）西通西域。汉时将玉门关、阳关以西包括今新疆和中亚的广大地区称作西域，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布着数十个大小不等的国家。汉初，匈奴征服西域各国，设僮仆都尉，强迫收缴赋税。

武帝即位后，为了联络与匈奴结仇的大月氏（ròu zhī）人共同夹击匈奴，建元三年征募张骞出使西域。张骞西行途中被匈奴人抓获，十年后伺机逃脱，抵达已迁居妫（guī）水（今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大月氏已无意复仇，张骞返回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回到长安。张骞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自此打通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因此被誉为“凿空”。

元狩四年，霍去病在河西大败匈奴后，匈奴势力转向西北，西域成为汉与匈奴争夺的焦点。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乌孙共击匈奴。当时乌孙内乱，无暇他顾。张骞于是派副使前往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大月氏、大夏（古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今阿富汗北部）等国。这些国家多派使节随汉使来到长安，与汉朝建立了联系。

元封三年，汉派兵征服北道的姑师（后称车师，今新疆吐鲁番）、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控制了西域门户。元封六年，汉与乌孙和亲，将宗室女细君嫁给乌孙王，定都于赤谷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伊什提克）的乌孙成为钳制匈奴的重要力量。太初元年，武帝因求购大宛马遭到拒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攻打大宛，汉兵战败。太初三年，李广利率兵20万第二次西征，攻破大宛国都外城，迫使大宛讲和。汉声威大震，西域各国纷纷归附。

汉通西域后，形成了经由河西走廊沿天山南北两路，越过葱岭，西达大秦（罗马帝国）的陆上交通路线，进行丝绸等贸易，后人称为“丝绸之路”。

（3）南平百越。秦末，岭南与中央联系断绝。秦灭亡后，南海尉赵佗（tuó）自立为南粤武王，高帝十一年封为南粤（越）王。高帝五年封闽越王。惠帝三年封东海王（又称东瓯王）。三国实际处于独立状态。吕后时汉与南越关系一度恶化，赵佗自尊为南武帝，屡犯汉边境。文帝采取安抚政策，为他修祖坟，岁时祭祀，厚待亲属，派陆贾出使南越，令赵佗去除帝号，重新修好。

武帝建元三年，闽越围攻东瓯，在东瓯的请求下，汉将四万余东瓯人迁往江淮间。建元六年，闽越王郢攻打南越，汉发兵讨伐，郢的弟弟余善杀郢谢罪，汉立王孙丑为越繇王。后余善自立为王，汉封为东越王。元鼎六年，东越王反叛。次年，武帝派兵平定，将东越人也迁往江淮一带。迁往江淮的越人逐渐同汉人融合。

元鼎四年，南越丞相吕嘉起兵反叛。次年，武帝派10万大军平定叛乱，置儋耳（治今海南儋县西北）、珠崖（治今海南海口东南）、南海、苍梧（治今广西梧州）、郁林（治今广西桂平西）、合浦、交阯（治今越南河内西北）、九真（治今越南清化西北）、日南（治今越南广治西北）九郡。至此，百越地区全部受汉中央管辖。

（4）西南通西南夷。秦灭亡后，西南地区与中原联系中断。武帝建元六年，派唐蒙率兵千人出使西南，夜郎归附，元光五年在此设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此后又派司马相如出使，收降邛（qióng）、莋（zuó）等族，设都尉进行管理。元鼎五年，夜郎反叛。次年，汉出兵平定，在该地相继设立牂牁（zāng kē）（治今贵州福泉）、越巂（xí）（治今四川西昌东南）、沈黎（治今四川汉源东北）、汶山（治今四川茂汶）、武都（治今甘肃西和）诸郡。元封二年，汉出兵征服滇国，以该地为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东）。汉在西南地区设郡管理的同时，也封当地酋长为王、侯，实行双重统治。

（5）东定朝鲜。秦汉之际，燕人卫满称朝鲜王，建立政权，定都王险（今朝鲜平壤），惠帝时对汉称臣纳贡。卫满逐渐征服真番、临屯，控地数千里。武帝元封二年，卫满之孙卫右渠不奉汉诏，汉派兵从海陆两道攻入朝鲜。次年，朝鲜大臣杀右渠降汉。汉在该地设置真番（治今朝鲜黄海南道信川郡）、临屯（治今朝鲜江原南道江陵）、乐浪（治今朝鲜平壤南）、玄菟（治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四郡。昭帝时，汉罢临屯、真番郡，将该地并入乐浪、玄菟郡。

经过汉武帝的开拓，汉朝的疆域较秦始皇时扩大了近一倍。

4. 统制经济，扩大财源

汉武帝连年发动战争，大兴功利，举措不断，很快将前朝积累的财富消耗殆尽，陷入财政困难。元狩年间，武帝开始任用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商人或子弟为官，实行经济改革，扩大财源。其改革措施包括：

（1）盐铁专营、酒榷。元狩五年，下令将盐业和冶铁业垄断为国营，由中央大农令进行统一管理，各地设盐官、铁官进行盐铁生产和销售。天汉三年（公元前98），武帝又将酒的酿造和贩卖收归国营，称作“榷酤”。

（2）改革货币。西汉前期铸钱质量差，盗铸严重，吕后、文帝时均进行过货币改革，但都不成功。武帝即位后数次改革货币，禁止私铸，也收效甚微。元狩五年始发行五铢钱，币重与其文相符，可是盗铸仍很猖獗。元鼎四年，武帝下令取消郡国铸币权，由中央上林三官（均输、钟官、辨铜令）统一铸造，提高铸造技术，防止盗铸。货币从此稳定下来，五铢钱长期使用。

（3）均输、平准。元封元年，下令在各地设均输官，将郡国须上交中央而中央充裕的物资，从出产地直接运到所需地出卖，减少郡国与中央往来运输的费用。同时颁行平准法，由大农在京师设平准官，接受均输货物，贱买贵卖，平抑物价，调剂供需。

（4）算缗、告缗。元狩末出台缗钱令，规定工商业者无论有无市籍，均须按经营成本申报纳税，违反者罚戍边一岁，没入资财。缗指串铜钱的绳子，算为计征单位，因此称算缗。同时开征车船使用税，并重申商人不许占有土地。任命杨可主持告缗，鼓励检举揭发，对不如实申报纳税者进行严厉打击。告缗波及全国，商贾中家以上大多被告，短短几年内，政府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四 西汉中后期政治

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在取得事业辉煌的同时，也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农民大量破产流亡，暴动不断。武帝于是制定“沉命法”，规定太守以下官吏若不能及时发觉并镇压暴动，便处以死刑。征和二年，太子刘据因被武帝使者江充诬陷为巫蛊诅咒皇上，起兵杀死江充，后兵败自杀，震荡朝野，史称“巫蛊之祸”。次年，外戚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这一系列事件对年迈的武帝打击很大，迫使他反思。他逐渐认识到自己举措太烦，劳民伤财，是重蹈亡秦覆辙。征和四年，武帝下“罪己诏”，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他拒绝大臣提出的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再开屯田的请求，申明今后要“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与民休息。

武帝去世后，年仅8岁的少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昭帝（公元前86—前74年在位）。外戚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把持朝政，但政治上仍然奉行武帝晚年制定的与民休息政策。流民陆续回乡，田野逐渐垦辟，社会趋于稳定。始元六年（公元前81），昭帝召开朝会，来自各地的贤良、文学猛烈抨击武帝的经济统制政策，与桑弘羊等大臣展开激烈辩论，史称“盐铁会议”。会后，昭帝部分采纳贤良、文学的建议，废除榷酤官和关内铁官。

昭帝21岁病逝，霍光等先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七日后便以淫乱之名将他废黜，改立武帝曾孙刘询，是为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宣帝是武帝太子刘据之孙，“巫蛊之祸”后流落民间，因此深知百姓疾苦，励精图治。他大力整顿吏治，慎重选择地方官，“信赏必罚”，在位期间涌现了一批“上顺公法，下顺人情”的循吏。连年丰稔，谷价降至每石5钱。谷贱伤农，五凤年间（公元前57—前54），宣帝听从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在边郡设常平仓，谷贱时增价买入，贵时减价卖出，平抑粮价。并改革漕运政策，减省关东漕卒半数以上。宣帝统治时期，被誉为“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史称“中兴”。

宣帝死后，刘奭（shì）即位（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元帝勤政节俭，但个性优柔寡断，主张纯用儒教治国。做太子时，宣帝就批评他不懂得汉代政治的本质是“霸、王道杂之”，预言“乱我家者，太子也”。元帝不善知人，以致宦官石显弄权，排挤士人官僚。由于疏忽吏治，政治上无所作为，豪强势力发展迅速，社会矛盾激化，连元帝自己也承认当时社会“极乱耳”，西汉王朝开始走向衰落。

继立的成帝刘骜（áo）（公元前32—前7年在位），软弱无能，怠忽朝政，任用母亲王氏家族。帝舅王凤等兄弟四人相继为大司马，把持朝政，外戚势力急剧膨胀。绥和元年（公元前8），成帝将三公学说付诸实际，赐大司马金印紫绶，设置官属，更名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与丞相并为三公。

成帝没有子嗣，死后立侄子刘欣为帝，是为哀帝（公元前6—前1年在位）。哀帝亲任祖母傅氏和母亲丁氏家族，王氏失势，元后的侄子王莽被免去大司马职。当时政治黑暗，贵族官僚地主大肆兼并土地，社会分化严重。于是哀帝出台了限制占有田地和奴婢的议案，但因遭到权贵的反对而被搁置。哀帝率先破坏限田制，一次就赏给嬖臣董贤两千余顷土地。在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神秘主义泛滥，谶纬学兴起。当时盛传汉朝历运中衰，应接受“再受命”。建平二年（公元前5）六月，哀帝改元“太初元将元年”，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两个月后又宣布废除。

 

五 王莽改制与新莽的灭亡

哀帝死后，因没有后嗣，太皇太后（元帝王皇后）与王莽共立9岁的平帝刘衎（kàn）（公元1—5年在位）。王莽复任大司马，重新掌握朝政。王莽工于权谋，擅长矫情伪饰，笼络人心，由此博得朝野上下赞誉。他把持朝政后，排除异己，培植党羽，伪造符瑞，为代汉自立做准备。元始五年（5），平帝暴卒，王莽选立2岁的宗室刘婴为帝，号孺子婴，自己仿周公辅成王故事，以摄政名义称“假皇帝”、“摄皇帝”，改元居摄。居摄三年（8），王莽以符命为由，自立为帝，建国号“新”。

王莽狂热迷恋周制，附会《周礼》，陆续颁布法令，托古改制。始建国元年（9），颁布王田私属令，将土地改称“王田”，奴婢为“私属”，均不允许买卖，企图恢复井田制，解决土地兼并和农民奴婢化问题。由于触犯了官僚地主利益，遭到强烈对抗。始建国四年，王莽被迫下诏允许买卖王田、奴婢，实际上宣告改革失败。

始建国二年，王莽推行五均赊贷、六筦。在长安、洛阳等六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平抑物价。赊贷是向贫民无息或低息贷款。六筦是对盐、铁、酒、铸钱、山林川泽、五均赊贷实行垄断。由于执行者多为商贾，和地方官狼狈为奸，乘机搜刮钱财，引起巨大骚动。

自居摄二年起，王莽四次改革币制。为防止盗铸，又颁布禁挟铜炭令。频繁的币制改革引起极大混乱，百姓犯法被罚没为官奴婢者以十万数。

王莽屡次更改官名、郡县名和行政区划，朝令夕改，混乱不堪，就连现任官也弄不清楚所改。他还模仿古制恢复五等爵，滥封官爵，但又不兑现封地和俸禄，官吏便依靠接受贿赂、盘剥百姓实现自给。

王莽在边疆民族问题上同样大肆更张，降低各臣属部族首领的封号和印玺规格，激起各族反叛。始建国二年，王莽征发30万大军攻打匈奴，此后又发动对西南句町（qú dīng）和东北高句丽（gōu lì）的战争。

王莽改制不但没有缓解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社会危机。王莽末年又发生严重的旱蝗灾，赤地千里。大规模农民起义终于爆发。天凤四年（17），荆州饥民在绿林山（今湖北京山北）起义，号“绿林军”。次年，力子都、樊崇等饥民在琅邪（今山东诸城）起事，将眉毛涂成红色，称赤眉军。起义迅速扩展至全国。地皇四年（23）二月，绿林军拥立汉宗室刘玄，恢复“汉”国号，年号更始。王莽派42万大军前往镇压。同年六月，绿林军在昆阳（今河南叶县）以少胜多，大败莽军，给新莽政权致命一击。十月，绿林军攻破长安，王莽被杀，新朝灭亡。

 

六 西汉中后期的边疆与民族关系

1. 匈奴

武帝末年，匈奴向西迁徙后，日渐衰落。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匈奴贵族发生分裂，后并为南、北单于。甘露元年（公元前53），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三年，入京朝见。元帝时，呼韩邪单于在汉朝的帮助下，重新统一匈奴。竟宁元年（公元前33），呼韩邪单于入朝觐见，元帝将宫女王嫱（qiáng）（昭君）嫁给他，重修和亲，结束汉匈百余年的战争局面。王莽始建国元年，降低归属民族的规格，将单于“玺”改为“章”，汉匈关系破裂。三年，王莽发兵攻打匈奴，战争连年不绝，加速了新莽的灭亡。

2. 西域

昭宣时期，汉与匈奴在西域北道展开拉锯式争夺。宣帝神爵二年，匈奴因日逐王降汉，被迫撤走统领西域各国的僮仆都尉。汉于是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总领南北道。西域正式纳入汉的统治，天山南北地区首次与内地连为一体。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汉在车师设戊己校尉（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管理屯田事务。建昭三年（公元前36），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发兵远征，击杀北匈奴郅支单于，匈奴势力彻底退出西域。王莽时期，西域与中原关系中断，复受制于匈奴。

3. 羌

羌是古老的民族，分布在今甘肃、青海一带，部落众多，不相统属。汉初，羌被匈奴征服。景帝时，研种羌归附，汉将他们迁往陇西。武帝在河西大败匈奴后，将羌人驱赶至黄河、湟水以西，筑令居塞（今甘肃永登西北），隔绝匈奴与羌的联系。先零诸羌与匈奴连兵十余万攻打汉边塞，被汉军击败，汉置护羌校尉进行统领。羌人于是迁往西海（今青海湖）、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一带。宣帝时，先零诸羌强行渡湟水东迁，宣帝派赵充国等率6万军队在湟中屯田，相机击破，置金城属国（今甘肃兰州西北），安置归附的羌人。王莽时，在羌人地区设西海郡（今青海海晏），向那里移民。

4. 乌桓、鲜卑

秦汉之际，东胡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余众部分逃往乌桓山（在今内蒙古赤峰阿鲁科尔沁旗），称作乌桓；部分逃往更北的鲜卑山（在今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西），称作鲜卑。汉初，均臣服于匈奴，缴纳贡赋。武帝时，霍去病击破匈奴左贤王后，将乌桓人迁到今内蒙古东北部、河北北部至辽宁南部一带塞外，设护乌桓校尉进行管理。昭帝以后，乌桓势力渐强，常骚扰汉幽州边郡，也发兵攻击匈奴。鲜卑与西汉相隔，尚未发生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