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辽、西夏、吐蕃、回鹘和大理

一 辽在北方的统治

辽景宗（耶律贤，969—982年在位）承穆宗衰乱之余，励精图治。982年，景宗病死，年仅12岁的长子耶律隆绪即位，是为辽圣宗（983—1030年在位），由承天太后萧绰（燕燕）摄政。次年，改元统和，又改国号为契丹。承天太后摄政长达27年，继承和发展景宗时开始的中兴步伐，终成盛世。

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承天太后亲征，大举南下。“澶渊之盟”后，辽朝每年从宋朝得到绢20万匹、银10万两，财政状况得到较大改善，人民也能安居乐业（见彩图二十一）。承天太后死后，辽圣宗用时十年征讨高丽，又西讨阻卜部的叛乱，劳民伤财，损失惨重。辽圣宗虽然注意吏治，关心民生，但在他统治末年战乱不已，国势由盛转衰。

辽朝统治者在建立政权和开拓疆域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各族上层人士参与治理，学习各族的文化和制度，使他们的统治方式与各地区人民的社会文化背景相适应。在辽世宗耶律阮（兀欲）时，形成了适应本国基本情况的政治制度，并历经穆、景、圣三朝，逐步得以完善。辽朝统治的基本方针是“因俗而治”，建立了两套平行的政权机构——北面官和南面官。北面官处理契丹各部和其他游牧、渔猎部族事宜，长官由契丹贵族担任；南面官管理汉人、渤海人事务，长官由契丹贵族、汉人和渤海人中的上层担任。北面官的最高行政机关是北枢密院，也称契丹枢密院。北枢密院同时也是皇帝直接控制下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南面官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南枢密院，也称汉人枢密院，掌管汉人、渤海人州县事务。总理契丹等各游牧部族军政事宜的中央机构是北、南二宰相府。

辽政权虽有五京的建置，皇帝与朝臣却并不常居京城，他们每年四季都巡幸于不同地区，政治中心也随着他们的行踪而转移，契丹语称为“捺钵”，意为辽帝的行营，又称四时捺钵。每年夏季和冬季，皇帝在捺钵与北、南大臣商议国事。捺钵既是举行国政会议的地点，又是皇帝处理国事的场所。皇帝以及个别后妃、亲王个人掌管的政治、经济、军事机构叫“斡鲁朵”，汉译为行宫。

在地方治理和机构设置上，也体现出“因俗而治”的特点。对契丹等游牧部族以部落治理，汉人和渤海人则统以州县。此外，契丹贵族还建立有投下（也作“头下”）军州，用以安置在汉地掳掠的人户。

 

二 西夏政权的兴起和发展

11世纪初，党项族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大夏政权，史称西夏。党项是羌族的一支，早年活动于今四川省西北部和青海省东南部一带。唐朝建立后，党项族各部酋长率部落内属，和唐朝发生了密切联系。后来由于受到日益强盛的吐蕃势力的压迫，一部分党项人开始向东北迁徙。唐宋之际，党项人的聚居区，大体上在东北至陕西府谷一带，南达陕西延安、富县，西南至甘肃会宁，西北据有宁夏灵武、盐池。迁徙后的党项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9世纪末，党项族拓跋部首领拓跋思恭曾参与镇压黄巢起义，唐朝政府封他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李，晋爵夏国公。

宋朝建立后，党项李氏表示归附，但仍保持原来的割据局面。宋太宗统治时，对党项首领李继捧重加赏赐，并晋升官职，以此取得党项李氏世代承辖的领土。但是，李继捧归附宋朝之举引起党项内部的急剧分裂。李继捧族弟李继迁拒不内迁，联合其他党项部落首领，进行反宋斗争。他还利用辽、宋之间的矛盾，争取辽的援助。党项与宋朝之间的战争互有胜败。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李继迁死去，子李德明继立。李德明对辽、宋都保持友好关系，特别是与北宋的政治、经济联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李德明把统治中心移到兴州（今宁夏银川）。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李德明死，子元昊立。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建立起中央王权，并按照唐宋制度建立一整套从上到下的政权机构。在军事制度上，元昊一方面继续保持部落兵制，并加强对部落兵的控制；另一方面从各部豪族中精选5000人，充当自己的近卫军，以加强王权的力量。元昊还和野利仁荣一起，模仿汉字，创造“蕃书”（即西夏文），通令国人使用。此外，他还强制境内各族人民秃发，规定各级官员和民庶的服饰，废弃唐、宋王朝“赐”给拓跋首领的“李”姓、“赵”姓，改号嵬名氏，等等。

宋仁宗宝元元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辖境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包括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和内蒙古一部。宝元二年正月，元昊遣使向宋朝上表，希望宋朝承认其称帝的合法性。宋仁宗见到表章后，削夺过去封给元昊的官职爵位，停止互市，“揭榜于边，募人能擒元昊若斩首献者，即为定难军节度使”。此后，宋朝与西夏连年交战，屡战屡败。西夏虽然得胜，但死伤惨重，特别是与中原贸易关系断绝，“饮无茶，衣帛贵”，人民生活困苦，对统治者怨恨日深。在这种情况下，元昊向宋朝求和。宋廷求之不得，宋仁宗庆历四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双方达成协议，元昊以夏国主名义称臣，宋“岁赐”银、绮、绢、茶25.5万；允许夏国自置官属；置榷场于边境，恢复贸易往来。

元昊对辽一直称臣，并娶辽公主为妻，以争取辽的援助，对抗宋朝。辽朝也利用西夏，作为向宋朝讨价还价的手段，迫使宋朝增加岁币银绢20万两匹。在西夏与辽之间，由于争夺边境上的人口，不时发生冲突。当西夏与宋朝议和之后，辽与西夏的矛盾尖锐化了。辽重熙十三年（1044），辽兴宗（耶律宗真）亲征西夏，被元昊打败。庆历八年，元昊死，子谅祚继位。次年，辽又进攻西夏。西夏在取胜之后，依旧向辽表示臣属，从此形成北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局势。

元昊的后继者继续向宋称臣，但对边境的骚扰和掠夺从未停止过。宋朝在军事上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在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宋朝曾先后两次出兵西夏，均以失败告终，劳民伤财。西夏虽然取得胜利，但经济上也失去岁赐和贸易的实惠，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双方都没有力量继续打下去，于是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西夏向宋称臣，换取大量岁赐。但是，边境的冲突一直到北宋灭亡始终没有停止。

 

三 吐蕃、回鹘和大理

1. 吐蕃

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灭亡以后，无论是吐蕃本部（今西藏），还是吐蕃王朝曾经统治的河西、陇右地区，都处于分散混乱的状态，并一直持续到13世纪中叶蒙古大汗统治西藏。在这期间，逐渐形成一些较大的割据势力。藏传佛教也在此时得到发展，并与割据势力紧密结合在一起。到9世纪末10世纪初，南下河西走廊的回鹘占领甘州，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处于被隔绝状态。凉州首领后来是由当地吐蕃首领担任，但他们都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并几次请求中原王朝派去节度使。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统治凉州一带的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及其后人，积极配合宋朝抵抗党项人的战争。六谷部还经常供应宋朝大批战马，宋朝也回赠他们茶叶、纺织品、药材甚至弓箭兵器，双方保持着密切联系。

11世纪初期，以青唐城（今青海西宁）为中心，吐蕃首领唃（gū）厮啰建立了一个地方性政权，成为甘青地区吐蕃势力的中心。11世纪中叶，凉州被西夏占领，六谷部余部也来投奔唃厮啰。历代唃厮啰都接受宋朝的册封，尊称宋帝为“阿舅天子”。不过，宋神宗之后，由于多次武力征讨河湟吐蕃，北宋与吐蕃的关系趋于紧张。西夏控制整个河西走廊之后，高昌回鹘等地的商人往往取道唃厮啰政权统治下的鄯州（今青海乐都）到中原贸易，鄯州成了当时中原与西域交通的一个枢纽。

北宋境内的泾水和渭水流域，还有不少分散的吐蕃部族，各有自己的首领。其中编入北宋政府户籍者，被称为“熟户”，北宋保留他们的部落组织，任命他们的首领以各种官职，而且一般是世袭的。

当时吐蕃本部虽然同北宋没有直接的接触，但甘青地区和宋境内的吐蕃部族却成为他们联系的媒介。

2. 回鹘

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被黠戛斯灭亡，回鹘人的主要部分向西迁徙到河西走廊直至葱岭以西的广阔地区，特别是今天的新疆地区，在那里先后建立了几个政权：甘州回鹘、高昌回鹘、于阗回鹘、龟兹回鹘和喀喇汗国（或称黑汗朝）。所有这些回鹘汗国，都同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联系，或自认为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从后唐以后，甘州回鹘一直是中原战马的重要供应者。宋朝秦（今甘肃天水）、渭（今甘肃平凉）等州的守臣经常派遣牙校到甘州回鹘境内购马。高昌回鹘经常派遣使节到宋朝和辽朝。太平兴国六年（981），宋太宗派王延德等出使高昌，受到可汗的隆重接待。于阗、龟兹的可汗也同宋朝保持密切联系，于阗还同辽朝有联系。喀喇汗国虽然距中原最远，但他们的汗在头衔中往往带有“桃花石汗”的字样。在突厥语中“桃花石”意指中国，可见他们自认为是中国的汗。

回鹘原是游牧民族，西迁以后除保留原有的畜牧业外，农业和手工业也得到发展。回鹘商人来往于东西方之间。在辽朝的都城上京，有专门给回鹘商人居住的“回鹘营”。还有许多商人到辽的南京（燕京，今北京）贸易。到北宋贸易的回鹘商人也很多，有的甚至携带家眷，久留不归。通过“朝贡”、互市等方式，回鹘人将自己出产的或从别处转运来的马匹、玉器、药材、香料等运往内地，从内地换回茶叶、铁器、钱币等。在经济交流的过程中，回鹘文化也吸收新疆地区以及东西文化的精华，获得长足的发展。

在政治、经济、文化密切交流的基础上，新疆各族人民以回鹘为主干逐渐融合，形成今天的维吾尔族。大约在11世纪初期，喀喇汗国灭了于阗汗国，并使当地居民改信伊斯兰教。12世纪初，喀喇汗国被西进的辽军所降服，成为西辽的属国，至1211年灭亡。

3. 大理

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南诏政权覆灭。此后，云南相继出现过三个政权，即郑氏的大长和（902—928）、赵氏的大天兴（928—929）和杨氏的大义宁（929—937）。后晋天福二年（937），大义宁政权的通海节度使、白族人段思平联合云南东部三十七部“乌蛮”（彝族），攻下大理城，灭掉大义宁，建立大理政权。

大理的疆域基本与南诏相同，共有八府、四郡、三十七部，政治经济中心在洱海周围地区。八府、四郡是大理政权直接管辖的地区，三十七部则有世袭的“部长”，有相对的独立性，大都是彝族。大理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是段、高两姓贵族。

大理政权建立之初，内地汉族区仍处于割据纷争的状态中，及至宋朝建立，逐渐恢复联系。乾德三年（965），宋灭后蜀，大理便立即派官吏送公文入宋廷，表示祝贺。此后，大理曾九次遣使向北宋朝廷“入贡”，要求通好。太平兴国七年，宋太宗下令在大渡河上造大船，以便大理“入贡”。大理与宋朝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从此展开。政和七年（1117），北宋朝廷正式册封段和誉（即段正严）为“大理国王”。大理与宋之间的往来比较频繁，只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复杂的民族关系，宋朝统治者对于大理存有戒心，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大理与宋朝之间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