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元代的经济与阶级关系

一 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金末以来，中原地区久遭兵患和屠戮，田园荒芜，人口锐减，社会生产受到严重摧残。占领中原的蒙古统治者横征暴敛，掳人为奴、夺田放牧之事层出不穷。1235年（乙未年），窝阔台汗下令编籍中原户口。在乙未籍户的基础上，依照蒙古体例分土分民，将中原的一部分州县和百姓分封、赏赐给宗亲贵戚，其余的归大汗统领。蒙古统治者将草原游牧贵族统治体制强加于中原农业区，使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发生倒退。这些政策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窝阔台汗时期，契丹人耶律楚材（世居金中都）主掌汗廷文书，受到重用，曾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恢复中原社会生产的政策与措施，如实行征税办法，限制王公贵族任意科敛，规定由朝廷派官向封地内人民征赋，按应得份额赐给封主。但推行起来阻力很大，效果有限。窝阔台去世后，耶律楚材遭到排挤，抑郁而死。

忽必烈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如兴修水利，鼓励垦荒，轻徭薄赋等。中央成立专门管理农业的机构大司农司，在农村普遍立社，社长专务督促农业生产，社众之间在生产上互相协助。编纂并颁布农学著作《农桑辑要》，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围田、柜田、架田、涂田、沙田等水利田提高了抗旱排涝能力。耧车、耧锄、高转筒车、牛转翻车、水转翻车等农具创新，成效显著。精耕细作达到新的水平。农作物品种更加多样化。中原和江淮地区的农业得以恢复，江南地区的耕地面积、粮食产量达到或超过前代水平。草原畜牧业得以发展，由于凿井技术的推广，牧地得到改良和扩大。人口数量逐步上升，至元三十年的在籍户为14002760户，约7000万人。元朝全国总人口的最高值估计在8000万人左右。

手工业生产中，官办手工业的规模很大，拥有众多匠户，原料丰富，财力雄厚，产品数量多。私营作坊规模不大，但有些产品的质量胜过官办手工业。主要手工业部门有丝织、棉织、麻织、毡罽（jì）、制瓷、兵器、矿冶、制盐、印刷、造船业等。丝织品花色品种繁多，质量精美，织金纻丝技术提高了产品的华丽细密程度。青花瓷是工艺技术很高的新产品，色彩清新，造型优美，畅销海内外（见彩图二十六）。火铳、火炮等火器生产，技术含量高，种类多，产量大。考古发现的元代海船，载重量达400吨以上。

棉花种植、棉织技术的推广，是元代社会经济的突出成就，对后世影响很大。北方地区棉花种植的普及，畏兀儿人功不可没。南方的植棉与棉织技术主要传自闽广和海南地区。南宋末年，松江府（今上海）妇女黄道婆流落海南，与黎族人民共同生活了约四十年，学会棉纺织技术。元成宗时期，她返回故乡乌泥泾（今华泾），创制了一种多锤纺车，织造出名满天下的“乌泥泾被”。乌泥泾一地以棉织业为副业的有一千余家。

商业方面，发行全国统一使用的纸币，以银为本，不限年月流通。四通八达的驿道，从杭州至大都的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南北海运的通航，促进了经济交流和商业发展。但国家对许多商品实行专卖，又委托色目商人营利，发放称为“斡脱钱”的高利贷，滥发纸币，官僚贵族经商逐利，都阻碍了正常的商业活动。

随着海上航线的开辟，元朝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东非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规模空前。主要出口丝棉织品、瓷器、金银器、铁器、漆器等，进口象牙、珍珠、犀角、钻石、香料等商品。在泉州、庆元（今宁波）、广州等城市设有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元代的泉州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港之一。太仓刘家港（今太仓浏河镇）“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当时谓之六国马头”。后遂成为明代郑和下西洋船队的启锚之地。通过陆路进行的对外贸易，仍有相当规模。与前代相比，元朝与外国的联系有显著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活跃。

大都、杭州、广州、泉州等城市，不仅人口稠密，市井繁华，聚集着各种手工业部门，商品云集，而且有许多来自海外的坐贾行商、传教士、外交使者，成为国际性大都市。还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元世祖时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沿着亚欧丝绸之路到达大都，留居中国17年，游历了上都、京兆（今西安）、成都、大理、济南、扬州、镇江、泉州等许多城市，回国后向人们讲述了他的东方见闻，引起欧洲人对中国的浓厚兴趣。

元朝重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采取移民实边、军民屯垦的政策，大批汉族农民、手工业者带着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进入边疆。内地与边疆经贸往来密切，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获得空前发展。如回回人赛典赤·赡斯丁、纳速剌丁父子，相继主政云南行省二十多年，兴修水利，传播农业技术，开垦出大量荒地；开采金、银、铜、铁等矿产资源，大力发展手工业生产。云南境内出现“居民辏集，禾麻蔽野”，“百姓富庶”的景象。各族人民为开发边疆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 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

建国前的蒙古族处于阶级社会的初始阶段。大蒙古国前期，蒙古奴隶制有较快的发展。占领中原和江南地区后，推行奴隶制是行不通的，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态仍为地主土地所有制，经营方式是租佃制。伴随分封制的实行，蒙古奴隶主转化成封建贵族、地主（或牧主），一般的牧民成为承担各种封建义务的在籍户。汉地的土地制度、阶级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官田的数量超过了前代，除没收金朝和南宋的官田外，还占有大量无主荒田，新开垦屯田，并侵夺有主民田。官田的经营方式主要是租佃制。王公贵族、官僚和寺院从朝廷获得大量赐田，同时大肆兼并土地。

从1235年至1289年，大蒙古国、元朝进行过四次大规模的户籍清理与登记，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户籍制度。国家根据人们的职业和承担封建义务的不同，编制“诸色户计（户籍）”，包括民户、军户、站户、匠户、医户、盐户、僧户、道户、儒户等。各种户计相对固定，世代相袭。每户根据土地、资产、丁力的不同状况，分三等九甲。缴纳赋税、出丁当差时便按户等高下征发。但户等不实的情况很普遍，户等制只是部分地反映了社会的阶级差别。

皇帝、后妃和宗室诸王、公主、驸马是元朝最大的地主集团，拥有巨大的政治、经济特权。皇帝控制着数额庞大的官田，并有权支配民田的赋税收入。宗室贵族在草原上有兀鲁思，在中原、江南地区拥有投下封邑。异姓封王者，主要是蒙古、色目贵族，他们也有数目不等的封邑、封户。王公贵族在世袭领有的草原兀鲁思内，行使相对独立的行政、司法、征税等权利；在汉地的投下，可以自设官府管理所属人户、田产。此外，还有巨额的“岁赐”，并大肆兼并土地、招收私属人户。

各族官僚地主也占有大量土地，除了皇帝的赏赐，不少土地是依仗权势霸占来的。他们享有许多特权，如政治上可以荫补子弟入仕，经济上有职田，且不负担杂泛差役。应该缴纳的赋税和商税也常得旨放免，或千方百计地偷税漏税。他们普遍地经营作坊和商业，发放高利贷。

寺院，尤其是与皇室关系密切的所谓官寺，占有大片土地。上层僧侣掌握着土地的支配权，实际上就是地主。除了统治者的赐予，寺院地主也从民间掠夺土地和财产，并经营手工业、商业和高利贷。

庶民地主占有土地的数量相差很大，占田多的每年可以收取二三十万石田租。他们名义上承担着比农民更多的赋役，但他们勾结官府把部分甚至全部负担转嫁给农民。一部分地主在各级官府担任胥吏，或在乡里承担职役，把持官府、仗势欺人的现象很严重。

富商、私营手工业主也是剥削阶级的成员。皇帝、后妃、诸王、公主委托“斡脱”商人，发放高利贷，经营内外贸易。他们往往夹带私人资金，营运牟利。某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城镇中的手工作坊存在雇佣劳动。

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自耕农占有小块土地，佃农租种地主或国家的土地。由于土地兼并现象突出，贫穷破产的自耕农不断加入佃农队伍。草原上的牧民多数是仅有少量甚至没有牲畜的贫穷牧民，受雇于官僚贵族或富裕的牧主。从户计上看，农（牧）民有民户，也有军户、站户，包括部分儒户、僧道户。王公贵族的私属农户不入国家户籍，人身依附关系更强。

手工业者的主体是诸色户计中的匠户、盐户、冶户等。他们在官营作坊、矿场、盐场劳作。也有从事民间手工业生产的，一般采取个体经营，一部分属于雇工身份。王公贵族的私属人户中也有手工业者，其承受的经济剥削和人身压迫更重。

奴隶，称作驱口、驱奴，数量众多。拥有奴隶最多的自然是皇帝和贵族官僚，庶民地主、手工业主、商人占有数量不等的奴隶。除从事家内劳动外，奴隶也被用于农牧业、手工业生产。奴隶作为私产登记在主人的户籍上，不许与良人通婚，可以买卖。

受残余的蒙古奴隶制因素的侵蚀，汉地的土地制度、阶级关系出现若干逆转倒退的现象。如分封制，匠户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私属人户和奴隶数量的扩大，以及官田数量的大幅度增加，都给元代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土地高度集中，赋役负担繁重，官府、贵族、官僚、地主对劳动者敲骨吸髓式的剥削压迫，使元朝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爆发了由韩山童、刘福通等领导的波澜壮阔的红巾军起义。经过十几年的战乱，元朝的统治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