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中期政治制度的演变

一 从仁宣之治到弘治中兴

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朱棣在北征途中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太子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仁宗在位不到一年，暴病而亡。皇太子朱瞻基继位，改元宣德，是为宣宗（1426—1435年在位）。仁、宣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堪比汉代的文景之治。

宣德十年（1435）, 38岁的宣宗病逝，年仅9岁的太子朱祁镇继位，改元正统。正统朝（1436—1449）前期，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等主持政务；后期，宦官王振窃取了朝廷大权。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入侵。王振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怂恿英宗朱祁镇亲征。七月十六日，朱祁镇率五十余万大军离京北征。八月初一，明军抵达大同。在得悉前线战败惨状之后，王振深感恐惧，决定班师。八月十三日，明军抵达怀来卫城东二十五里处的驿站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土木镇境内），被瓦剌军队包围。三天后，明军大败，王振被乱兵所杀，朱祁镇被瓦剌俘虏，史称“己巳之变”，又称“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变后，瓦剌兵临北京城下，明朝面临重大的政治军事危机。

危难时刻，于谦挺身而出。于谦，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是明朝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时任兵部左侍郎，留守北京，升任兵部尚书。他拥戴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景帝，1450—1456年在位）继位，反对弃城逃跑迁都南京，主张坚守北京。在他的布置下，迅速集结了二十万人的兵力。十月中旬，明军与瓦剌军队在北京城下激战五天，连挫瓦剌军队。十月十五日，瓦剌军队拔营北遁。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图9—1）

景帝朱祁钰在形势危急的情形下即位，任用于谦主持军务，击败瓦剌军队的进攻，是有历史功绩的。即位后，他遥尊兄长朱祁镇为太上皇，立侄子朱见深为太子。景泰元年（1450），英宗朱祁镇获释回京，但被幽禁于南宫。景泰三年，朱祁钰废太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景泰四年，朱见济病逝。景泰八年正月，朱祁钰病重。部分大臣主张恢复朱见深的太子之位。武清侯石亨却认为：“请复立东宫，不如请太上皇复位，可得功赏。”他纠合了一批政治投机分子，如太监曹吉祥、都督张軏（yu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决定发动政变。正月十六日夜，张軏率兵进入皇城，打开南宫，迎朱祁镇入奉天殿。十七日黎明，朝房中等候的大臣们得到了“上皇帝复位”的消息。英宗复辟后，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废景帝为郕王，并杀害于谦。这起事件，史称“南宫复辟”，又称“夺门之变”。

朱祁镇重登宝座后，又做了八年（1457—1464）皇帝。朱祁镇死后，其子朱见深即位，是为宪宗（1465—1487年在位）。宪宗宠信宦官，设皇庄，带头掠夺土地，又常不经过吏部选拔、廷推、部议等正常选官程序，以个人好恶任命官员，形成所谓的“传奉官”，即由内旨直接任命的官员。这些秕政，在朱见深之子明孝宗弘治皇帝朱祐樘（chēng）（1488—1505年在位）统治时期，才稍稍得到整顿。孝宗即位不到两个月，传旨汰免传奉官以及获得国师、真人封号的僧道人士数千人。明孝宗还礼遇大臣，广开言路，体恤民生，被传统史家视为以儒家伦理治国的“中兴令主”。

 

二 内阁制度与宦官参政

内阁制度的形成以及宦官参政，是明朝中期政治制度最重要的变化。内阁制萌芽于洪武朝，初步形成于永乐朝，最终确立于宣德朝；宦官乱政则萌芽于永乐朝，并在此后历朝都有所发展。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及中书省丞相，但中枢政务的存在却是客观事实。没有丞相，所有的中枢政务集中到皇帝一人身上。以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为例，内外诸司奏疏共1660道，涉及3391件事情。平均计算，朱元璋每天要阅读207份奏章，处理423桩政事。为此，辅助皇帝行政的内阁也就应运而生。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仿照宋朝制度设殿阁大学士，备顾问。殿阁大学士虽不参与政事，却是内阁制度的最早雏形。

成祖朱棣即位后，命翰林院官员解缙、杨士奇、胡广等七人“并直文渊阁，预机务”。由于文渊阁在午门之内，地处内廷，而大学士又常在殿阁之下侍候皇帝，故称“内阁”。永乐朝的内阁不仅备皇帝顾问，还参与机务。不过，终永乐一朝，内阁诸臣官阶仅为五品，权力也不如六部尚书。仁宗朱高炽即位后，开始提高阁臣的地位。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仁宗朱高炽任命杨荣为工部尚书兼大学士。杨士奇、黄淮、金幼孜等人在宣宗朱瞻基统治时期也相继晋升为尚书。内阁大学士兼尚书之后，阁权渐重于部权。

宣德时期，内阁制度正式形成。从宣德朝起，内阁大学士获得“票拟”之权。“票拟”又称“条旨”，指大学士以墨笔在小票上写下意见，贴在奏疏上，交给皇帝，以备决策参考。票拟权是内阁制完备的一个标志。

作为辅佐皇帝决策的机构，内阁填补了明朝废宰相之后的权力空间。但是，内阁制的形成，却并不等于相权的回归。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助手，并不能自主决断事务，实际上严重束缚于君主的专制权力，甚至还要受到宦官的制约。

从明朝中期起，宦官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大。朱元璋曾严禁宦官干政。然而，朱棣夺取皇位后，开始信用宦官，派他们出使、监军。永乐十八年，朱棣设立特务机构东厂，命宦官提督。从宣宗开始，宫中设内书堂，教宦官识字。宦官能够识文断字，也为后来的宦官干政创造了条件。宣宗统治时期，宦官二十四衙门中最重要的机构司礼监获得了“批红”权力。“批红”指司礼监秉笔太监按内阁的票拟，经皇帝审批后，用朱笔写出。如此一来，章奏批答实际上多经由宦官之手，于是有了“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宦官）”的说法。

正统年间，由于英宗年幼，以王振为代表的宦官势力迅速膨胀。王振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做过儒学教官，后净身入宫。宣宗朝，王振得到皇帝信任，侍奉太子朱祁镇读书，后升任司礼监太监。朱祁镇从不直呼王振的名字，只称“先生”。从正统四年起，王振开始窃取权力。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去世，杨士奇等元老或年迈，或早逝，王振得以大权独揽，成为明朝第一位专擅的宦官。正直的大臣如刘球因弹劾王振被逮入诏狱，遭谋害致死。王振权势最盛时，公侯勋戚都称呼王振为“翁父”。即便后来王振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乱兵杀死，英宗朱祁镇复辟后还是为他修建了祠庙。

景泰、天顺、成化诸朝，宦官势力继续发展。景泰年间，京军设立团营，分十营，每营都有宦官监枪。成化十三年（1477），宪宗增设特务机构西厂，由御马监太监汪直提督。西厂最猖狂时，擅捕三品以上的京官都不向皇帝禀报。

 

三 巡抚总督制度的建立

明朝中期政治制度的另一项重大变化，是巡抚及总督制度的形成，开创了明朝地方行政体制的新格局。

巡抚作为一种制度或者官名，最早始于明朝。明初废除行中书省后，分设三司，三司彼此不相统属。这种体制虽然解决了地方权力集中的问题，却也带来了新的弊端。省内重大政事，都要由布、按、都三司会议，报中央批准后，才能推行。在应付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时，三司容易互相推诿，不能及时妥善处理。巡抚制度正是为弥补这一缺陷而产生的。

建文元年（1399），建文帝派侍郎暴昭、夏原吉等24人任采访使，分巡天下，是为巡抚制度的萌芽。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派尚书蹇义等26人巡行天下。这一次命官分巡的地域更为广泛，且取得了兴利除弊的实效，为其后巡抚的专设奠定了基础。不过，在建文和永乐两朝，巡抚的差遣多半是暂时的，还没有形成定制。官员分巡各地，事毕还朝，不一定再派人替代。

宣宗时期，巡抚制度基本形成。洪熙元年（1425）八月，即位不久的明宣宗便派大理寺卿熊概、参政叶春巡抚南畿、浙江。《明史》认为：“设巡抚自此始。”熊概巡抚南直隶五年，后由周忱接替。此后，南直隶巡抚之职，除正德年间因刘瑾专权停置三年外，终明一朝没有再中断。同时，设置巡抚的地域也越来越广泛。宣德五年（1430），宣宗派于谦等人巡抚两京、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浙江、湖广等地。这也被认为是各省专设巡抚之始。

宣德以后，巡抚任职时间一般都较长，逐渐由早期的短期出巡变为常驻久任。久而久之，巡抚也就由皇帝特命的专职重臣变成近似于地方行政官员的职务。

巡抚成为常设的专职以后，与都察院派往各省的巡按御史容易产生矛盾。景泰年间，巡抚加都察院“副都御史”、“佥都御史”衔；抚、按发生矛盾时，巡按听命于巡抚。自此以后，巡抚的正式官名一般是“都察院副（或佥）都御史巡抚某某地方”，但也还有以“侍郎”衔任巡抚的。

巡抚制度的形成，改变了各省三司分治的权力格局。三司地位也大大降低。但是，巡抚仍是由皇帝委派，以中央派遣身份到地方，没有佐官和直属的办事机构。这样既减少了三司互不统属、运转不灵的弊端，又避免了地方权重。

总督之设始于明朝中期。正统六年，云南麓川土司叛乱，以兵部尚书王骥总督云南军务，为总督设置之始。景泰到成化年间，以两广总督和三边总制的设置为标志，总督制度正式形成。成化十年，明朝规定巡抚受总督节制。不过，总督一职在明朝军事意味较强，且多设于边疆。

正统元年，明朝在南、北两京及各省增设提学官，以提督学校。两京以御史提学，各省提学官则隶属于提刑按察使司，职衔为副使或者佥事。“提督学校”后来因避熹宗朱由校的名讳，改“提督学政”。这种教育行政制度为清朝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