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苦乐人生(2)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迷上了长篇小说，读了《三侠五义》《九命奇冤》《洪武剑侠图》《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我如饥似渴，别人看小人书，我觉得小人书看了不过瘾，什么书厚我看什么书，很多字看不懂，全靠查字典。古有囊萤映雪的佳话，我有布衾挑灯的笑话。那时家里没有电灯，用的都是玻璃瓶子捻上棉绳做的煤油灯，看书看到天亮，两个鼻孔全是黑的。有一次，因为母亲不让我点灯熬油，我就将煤油灯蒙在被子里看书，不小心烧了被子，自然挨了一顿打。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那时候我还什么都不懂。一天早上，班主任高老师没来给我们上课，校长却领来一个眼睛有点儿斜的男老师，姓林，说是当过解放军飞行员，接替高老师当班主任。因为高老师对我太好了，所以放学后我就一个人跑到高老师家，高老师搂着我就哭，说她再也不能当老师了，她被定为右派了。原来当时反右斗争抓右派分子是有名额要求的，高老师说话直率，又正好生孩子在家坐月子没上班，就被顶上名额打成右派分子了。而这些事对于作为一个小学生的我，当然一无所知，于是我在日记里就写了《我最喜欢的老师走了》，细数高老师的好。当年的日记没有什么隐秘，好像都是写给别人看的，班级墙报上经常贴满了同学们写的日记。林老师发现了我的日记，把我叫到办公室，一顿批评，眼珠子瞪得特吓人，我至今忘不了林老师那只受过外伤而且有点儿斜、眼球外凸的眼睛。林老师说：“高老师是‘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被开除了，你不能替坏人说好话。”我心里很不服：“这么好的女老师怎么能是坏人呢？”没文化的母亲则说：“以后不许写日记！写日记又费笔又费纸，老师又不给评分，还受批评，有什么用？好好学习吧！”小“犟种”这回没跟母亲犟，于是把所有的日记本全烧了，从此不再写日记，至今也没有留下一篇类似日记的东西。不过打心眼儿里说，我小时候对“地富反坏右”不那么恨，原因之一是我那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父亲属于“历史上有污点的人”，而“历史上有污点的人”是和“地富反坏右”连在一起的；原因之二就是高老师太好了，我不知道一个好人为什么突然成了坏人。
小学四年级，我当上了少先队大队长。我们村临时住了几个解放军战士搞部队养猪场。我一直盼望当解放军，每天晚上都缠着解放军班长给我讲武侠故事，我还恳求班长叔叔回部队请示一下，能不能跟我们村的小学生搞一次联欢会。班长叔叔特喜欢我，就回旅顺军营把情况说了，连里领导表示同意。我兴奋异常，马上开始自编起节目来。记得我编了一个因为不讲卫生拉肚子的相声，还编了一个歌颂解放军的三句半，叫什么名字都忘了。
一个星期天，我带着我们村六十多个学生，唱着歌，步行二十多里地来到旅顺军营。连长真拿我们当回事，不但组织战士们看了我自编自演的烂节目，还让厨房给我们做了一顿饭，主食是高粱米干饭，菜是萝卜丝小豆腐。这一顿饭吃得太香了，至今我还忘不掉那个萝卜丝小豆腐的味道。
联欢会结束后，部队用大卡车把我们送回了家，还赠送了一百本图书。当我把一百本图书交到少先队辅导员手上时，我又成了校内校外人人称赞的人物。校长说我太有领导才能了，将来一定会当个大干部。而我当时最兴奋的是我给解放军叔叔演了我创作的第一个曲艺节目。其实那个节目编得很幼稚，今天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极可笑，我不由得打心眼儿里佩服那些解放军叔叔，他们怎么能耐得住性子看我的烂节目呢？
1958年的“大跃进”，可给了我少年施才的绝好机会。那年头，全民大炼钢铁，我们经常不上课，拿着小铁锤漫山遍野地找铁矿石，老铁山沟沟岔岔拥满了找矿石的大人、小孩儿，家家户户的门把手、门合页都被卸下来扔进了炼铁炉。
1958年的“除四害”运动更让我们兴奋。学校大黑板报写着每个班级每天消灭的老鼠、苍蝇、麻雀和蚊子的数量；每个班级的小黑板报上，则是写着每个同学消灭“四害”的数目。苍蝇是要按每天打死多少只数的，老鼠是要按每天有多少根老鼠尾巴算的，而消灭的麻雀则是按每两条麻雀腿算一只登记的。为了抓老鼠，我们把好好的田地挖了许多坑；为了多抓苍蝇，我带的午饭不舍得吃，将玉米面大饼子抹上臭豆腐放在教室外招苍蝇，等苍蝇闻到臭味在玉米面大饼上聚满时，我一个大苍蝇拍打下去，然后将死苍蝇一只只用筷子夹起装进小瓶子。因此，我每天消灭苍蝇的数字是最多的，我也成了“除四害”的先进典型。不过我不吃午饭、用大饼子抹臭豆腐招苍蝇的经验让学校大喇叭一宣传，引起不少同学的效仿，他们早晨都带着臭鱼酱、臭虾酱到学校，结果搞得满教室臭烘烘的，倒把苍蝇都引进了教室，于是这个办法很快就被学校制止了。当时，一根老鼠尾巴算消灭一只老鼠，有的同学很狡猾，就把一根老鼠尾巴剪成两截，算是消灭两只老鼠，然而这些都被我这个班长给识破了。为了杜绝谎报数字的情况，学校专门把各班班长集中在一起，由我介绍如何识别造假的老鼠尾巴。今天我们有些人谎报产值，我觉得一点儿不奇怪，我们小时候就会了。
抓麻雀更是一件让我兴奋不已的事：那年头，为了消灭一只麻雀，那真是全民上阵，大人小孩儿你喊我叫，有吹喇叭的，有敲铜锣的，有敲队鼓的，有敲脸盆的，有敲铁片的，而我则打着竹板，大声念着自己编的快板书：“小竹板，！小麻雀，快死光！小朋友，上前方！”愣是把麻雀惊得无处落脚，直接从天上掉了下来。过了许多年，我们突然得知麻雀又成了益鸟，唉，当年轰轰烈烈消灭麻雀的全民行动原来是错的！
“大跃进赛诗会”可给了我施展才华的好机会。那时候真是吹牛皮不上税，你能吹，我比你还能吹，满大街都是标语口号：“亩产万斤粮，一夜进天堂！”“一条大鱼装满船，一棵麦穗扁担长。”比比皆是。而各种诗歌比赛也搞起了“大跃进”，大家现场编现场演，看谁编得多编得好。我编顺口溜又快又押韵：“大苹果像脸盆，大西瓜赛车轮，一根黄瓜扛不动，少先队员真高兴！”我怎么那么能吹牛啊？诗歌比赛大会我拿了好几个奖状，想当作家的梦想更强烈了！
1959年，我们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生产队搞起了集体大食堂，家家户户的锅都砸了，用来大炼钢铁了，每顿饭都端着盆到生产队大食堂免费领饭吃。母亲在集体大食堂做饭，专烀玉米面大饼子。集体食堂的大铁锅实在是太大了，母亲在家里烀饼子的时候，饼子只有巴掌大，而在生产队的大食堂烀饼子，一个大饼子都五六斤重，得用胳膊摊。开始那些天，全村人每天都排着队到生产队领大饼子、萝卜丝汤，吃得那个香啊！家家不用做饭，天天白吃白喝，人多还热闹。于是我的作文《共产主义是天堂》又把集体大食堂一顿夸，把在大食堂做饭的母亲一顿夸！然而好景不长，首先是做饭的母亲被撸了下来，“历史上有污点”家里的人连给生产队喂猪都不行，怎么能喂人呢？下毒怎么办？阶级斗争观念太不强了！
不久，集体大食堂就办不下去了。社员们实在吃不惯天天大饼子、萝卜丝汤，尤其是中午学生带饭，大食堂更是忙不过来。热闹一阵子的集体大食堂散伙了，我和哥哥又从土杂商店里买来一口铁锅，重新吃上母亲做的“一锅炖”，真香！小锅饭就是比大锅饭好吃，一夜之间从“共产主义”又退回到“社会主义”，那儿篇作文也让我悄悄撕了。
共产主义没有提前实现，三年困难时期却突然降临了。1960年到1963年，正是我读初中的三年，也是我长身体的三年，却碰上了饥饿的年代。在每个人每天只有三两粮的年月里，我吃过榆树皮、玉米秸、地瓜藤、豆腐渣。那时候我每天想的就是怎么能填饱肚子，将来当大作家的梦再也没做过。每天放学回来，我们兄妹就会分别扛着一把镐头，揣上一把玉米种子或黄豆种子到山里去开荒，刨一小块地方，就扔上几粒种子，然后再找一条沟，找到能开荒的地方，再挖几个坑栽上秧苗，以至于到秋天收割的时候都记不住到底在哪里开了多少荒。
肚子太饿了，哪有力气开荒啊？我躺在山沟里看屎壳郎如何滚粪蛋：一坨刚拉过不久的牛粪上，爬来一大一小两只屎壳郎，我分析大的是公的，小的是母的，这是一对夫妻。公屎壳郎先是在牛粪上选择最厚的一坨，顺时针地用嘴凿成一个圆，然后两只屎壳郎开始一点点用嘴往下凿，凿成一个不算圆的牛粪球，费力地将牛粪球拱到地上。公屎壳郎用前爪抓住牛粪蛋来回地滚，越滚越圆，上面还沾上了一层泥土。紧接着，两只屎壳郎开始搬运牛粪蛋，母屎壳郎在前，倒着身子用爪子扒，公屎壳郎在后，用脑袋顶，牛粪蛋开始移动。看着屎壳郎将牛粪蛋滚了一小段距离，我折一小截树棍横在屎壳郎要经过的地方，两只屎壳郎发现木棍挡路后，母屎壳郎先爬到木棍上用爪子往上扒，公屎壳郎趴在下面用脑袋往上顶。眼看着牛粪蛋要被掀过木棍了，我用山枣树刺又将牛粪蛋扒拉下来。这时候，只见两只屎壳郎碰了碰头，大概是它俩在商量对策，随即公的爬到木棍上扒，母的用脑袋在下面顶。就在牛粪蛋又要被掀过木棍的时候，我用山枣树刺扎到了母屎壳郎的脑袋上，母屎壳郎死了。这时候，公屎壳郎放弃了牛粪蛋，爬到母屎壳郎的身边，绕着母屎壳郎闻啊闻，最后把母屎壳郎拱在自己的背上，一点点地往前爬。看到这里，我心里突然非常难过，原来屎壳郎也有情啊。
在学校的征文比赛时，我写了《屎壳郎和牛粪蛋》。从来征文比赛都获一等奖的我这一次没评上奖，老师在评语中写的是“描写细致，文笔流畅，但主题思想不积极，写屎壳郎意义不大，情趣不高。”我心里极不服气：“屎壳郎也是动物的一种，它们还会碰头研究对策，说明屎壳郎也有思想，还那么有情义，描写屎壳郎怎么就意义不大、情趣不高了？”
这段开荒时偶尔发现的屎壳郎滚驴粪蛋的过程，我无数次讲给别人听，也让我从此不敢再伤害任何一种小动物，我觉得所有的小动物都有情有义。
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找到能吃的东西，我的“聪明才智”也充分显现出来：生产队的地瓜大片收获后，势必会遗留下一些小地瓜被埋在土里。放学回来，小伙伴们都会拿着头到地里去刨土，我们叫“揽地瓜”。我们的肚子饿得受不了，哪有力气漫无边际地刨地啊，但为了“揽”得一个地瓜，所有的人都低头拼命地刨。我可不出那个笨力，我把生产队的猪赶到地瓜地里，然后坐在地埂上，两眼紧盯着猪在地里乱嗅乱拱。猪的鼻子灵啊，拱着拱着，遗漏的地瓜就被拱出来了，于是我抡着头猛扑过去，一头将猪打跑，猪嘴拱出来的地瓜就被我缴获了。有时候我只能从猪嘴里夺下半块地瓜，也有时候因为猪跑得太快，我追不上，即使追上了，猪咬住地瓜也死不松口，无论我怎么用头把儿砸它，它都不松口，呱唧呱唧全吃掉了。尽管如此，每次“揽地瓜”我都比其他小伙伴的收获大，“猪口夺食”的经历也让我常常津津乐道。
“抽玉米穗”的经历更有趣，我更觉得自己绝顶聪明。秋天，生产队的玉米收割完了，一捆一捆上了垛，田野里，经常堆满了左一垛右一垛的玉米秸，形状像带屋脊的农房，垛得比房子还高。在收割玉米的时候，农民再仔细也难免遗漏一些玉米穗，而这些玉米穗就被垛进了玉米垛。冬天放学回来，大雪铺地，我和堂哥决定到生产队的玉米秸垛里去“抽玉米穗”。
什么叫“抽玉米穗”？一捆捆的玉米秸在垛成垛的时候，都是根朝外、尖朝里，一捆压一捆，压得严严实实，像房子。我们就拿出吃奶的劲儿一根一根地把玉米秸往外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碰巧能抽到一个玉米穗。在一天只有三两粮的日子里，一个玉米穗就是五六两，就是一天的粮食啊。但有时抽了一下午，抽出来的玉米秸扔在身后，把人都埋起来了，也没抽到一个玉米穗。同时，随便乱拆生产队的玉米垛也是不允许的，被生产队长发现了那是不行的。然而在饿红了眼的时候，被抓住了挨一顿打也比饿肚子强啊。我们就在下雪天偷偷上山抽玉米穗，那时候生产队长肯定不出门，在家里炕头上睡觉呢。
堂哥一到玉米秸垛就发疯般地往外抽玉米秸，我可不那么傻，我绕到玉米秸垛的后面，顺着一片片玉米秸秆的根部，仔细地往玉米秸垛里瞅。堂哥身后已经堆了一大堆抽出来的玉米秸，我却一根也没抽，还像玩似的往玉米秸垛里看。堂哥说：“你怎不赶快抽，还在那儿玩啊？”我也不说话。其实，我是在仔细观察玉米秸垛中哪个地方有被老鼠啃碎的玉米秸末，我知道老鼠的鼻子比猪的鼻子还灵敏，有玉米秸末的地方就是老鼠啃过的，肯定就有遗漏的玉米，于是我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拼命地往外抽玉米秸。这样抽出来的玉米秸很少，但很快就会抽到玉米穗，尽管这些玉米穗都被老鼠啃了不少，但也会剩下不少玉米粒。每次抽玉米穗，堂哥要么颗粒无收，要么收获很小，而我每次都是收获大大的。为什么会这样？堂哥到最后都没弄明白我是在上演“鼠口夺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