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苦乐人生(1)

我的作品要写那些提升我们精神境界的人，那些给我们勇敢和智慧的人，那些历史和共和国不能忘记的人，那些引领我们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人。一句话，真正的中国人。

我的自传

我在二十八岁时写了第一部电视剧，一转眼今年六十岁了，写了三十二年，创作电影、电视剧作品几十部，九百余（部）集，也因此获得了不少荣誉。可我女儿曾跟我说：“爸，你在外面千万别嘚瑟，千万低调再低调。”我老婆也曾从英国给我打电话说：“高满堂，你一生最大的毛病就是收不住，到英国看看莎士比亚的故居，你什么都不是。”是，我什么都不是，但是我有一颗心，愿意与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患难，感受我们这个时代和共和国一步步艰难前行的历程。我想我的电视剧始终坚持几个原则：第一，真诚面对艺术；第二，真诚面对生活；第三，真诚面对观众。在这个基础上，我说任何一部电视剧都应该追求三个方面：一是追求大精神；二是追求大境界；三是追求大前途。我还想说，我们的电视剧应该保持四股气：第一股气是历史剧要有正气；第二股气是年代剧要有神气；第三股气是当代剧要接地气；第四股气是我们作家应该有志气。这些年我努力遵循这些原则，在自觉和不自觉当中一直努力着，一直坚持创作。

说到写自传，从何写起呢？那就从头讲起吧。

我的成长就环境而言首先得益于我的母亲。她没有文化，只读到了小学三年级，但不影响她会讲故事。那时候东北的冬天非常冷，我们每天晚上天黑以后，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围坐在炕头上，一家人盖一条大被子，然后我母亲说，来，开始说“瞎话”。说“瞎话”的意思就是说故事。我母亲讲的故事有她的发挥，有她的创造。她知道制造悬念，这种本事就像与生俱来的一样，故事讲得特别有意思。其实那时候母亲给我们讲的大量的故事，多数是传说、神话、武侠、抓特务等等这一类内容，她讲一讲就让我们猜，猜下一步是怎么回事，例如这个人他推开门以后遇到谁了等等。其实她就是在培养我们的想象力，她是无意识的。我对她讲的故事特别着迷，我每天都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所以说，首先是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对故事充满了好奇感。另外，我哥哥是教语文的教员，他带回来许多书籍让我阅读。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将来有一天我要写故事，我要把故事说给很多人听，我的故事一定要很好听，很精彩。在这个想法的驱使下，我对讲故事的技巧又产生了兴趣，就是怎样讲得更好、更吸引人。我把我妈妈给我讲的故事给大杂院的小孩儿们再讲一遍，在这个过程中，突然形成了一种自觉，就是我开始“瞎编”了。从我妈妈讲的故事到我讲的故事，这中间发生了变化，就是讲一些鬼呀神呀的，讲得小伙伴们非常恐惧、害怕，有的都不敢回家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乐趣的事。但是有时候我母亲出去串亲戚不回来，我就没有故事来源了。可我还要给我的小伙伴讲故事，于是开始了我的自创，开始“瞎编”，充分享受着这种叙述的快感。后来我就做幻灯片，用玻璃纸覆在小人书上，用钢笔、油笔描下人物和场景，之后放在一个纸盒子里面，放上手电筒，开始拉洋片，把画面映到墙上，所有的解说词都是我来写的。上小学以后，这种叙述的欲望更加强烈，我就开始投稿。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写作，写小故事、写诗歌等等，写完之后，跟我妈要八分钱买一张邮票，就寄给报社、电台了，然后等待着发表，但是一直都是失败。可这就是兴趣，不管生活如何艰难，打击如何强烈，我的兴趣始终没改。

我记得我入少先队的时候，看的电影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就看《红孩子》等一系列20世纪50年代的片子。那时候电影票是一毛钱一张，但是拿出一毛钱对于我们这个大家庭来讲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很难进到电影院去。这里要说一句，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我们家有八口人，当时就是我父亲一个人工作，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一个月挣五十九块钱，五十九块钱养活八口之家，我们还得吃救济金。其实我们家基本上就是“烧我”，什么叫“烧我”呢？那时候用大锅做饭，虽然在城市里，也是用大锅做饭，烧的东西全归我管。我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拣煤核、搂草、摘松树篓，就是一切烧的东西都压在我身上。我现在有时候还仿佛能听到我母亲的召唤：“锅里烧什么？”这种艰辛，这种艰苦，这种磨难，对一个作家的成长来讲，应该只有益处。我想，经历过更多磨难的人，他的作品可能更接地气。话再拉回来，说看电影。当时我有两个途径可以看电影。一个是捡破烂。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饭馆，我还记得它的名字叫先锋饭店，饭馆里经常煮骨头汤，骨头用过之后，就扔到筐里，是准备去卖钱的。我就偷他一箱，卖骨头攒钱，然后去买电影票看电影。另一个途径就是翻墙去露天电影院。它围墙很高，在一个公园里，我们几个小伙伴，这次他扛着我，我从围墙上跳下去看电影，下一次是我在下面扛着他，他跳进去看电影。有的时候刚跳进去就被人抓住了，人家在那儿等着，抓住之后再把你送出去。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偷着进去，因为那时候对电影的渴望非常强烈。应该说也就是在那个阶段、那个时间里，我感觉到了——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视觉的享受、视觉的冲击、视觉的魅力。看电影给我奠定了一个喜欢视觉艺术的基础。我觉得一个艺术家，他最终的行当，写小说也好，拍电影也好，从事表演也好，都和他的童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系是非常大的。我始终认为，在各个领域成功的人士，在他童年时已基本上决定了他将来会干什么。

到了中学，我在大连就算有些名气了，经常发表散文、诗歌。到了乡下当知青，生活就像我创作的电视剧《北风那个吹》里面帅子叙述的那些东西，那又是我的故事，坐着马车到处走，吃吃喝喝，给人讲故事。那个时候就讲一些名著了，例如《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等外国文学故事。当时图书馆管理还比较宽松，我们有借书证。图书馆里头有一个房间，很深，很暗，门老是关着。我特别好奇，那个屋给我的印象是既神秘又遥远。之后我就假装上厕所，拉开那个屋门，才看见里面乱七八糟堆了一些书。我一看书都发黄了，都是一些旧书，情急之下，随手抓了一本，夹在衣服里，就这样抱着出来了。回到家一看，是司汤达的《红与黑》，这一看就看进去了。没想到，这本书让我有了两个命运：因为这本书有了《北风那个吹》；因为这本书，也倒了霉，它属于“封资修黑书”嘛，我因此也被批斗过。我记得当时讲故事，在我们青年点讲，讲完之后，别的青年点听说陈大队青年点有一个故事大王叫高满堂，就来邀请。邀请的时候我也挺摆谱的，我要说不去，他们说那边都杀鸡煮鹅了；我要说去，他们赶马车来接。到另一个青年点讲完故事、好吃好喝之后，又有一个青年点说他们也来接我。就这样，开始串点了，“周游列国”，到处讲，讲来讲去，这个事最后被公社知青办知道了，一查高满堂讲的是《红与黑》，属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情感论，就开始审查，审查之后又让我交代这本书是从哪儿来的，我都讲了多少，我走了多少个青年点，我“毒害”了多少个知青。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我记得最后是在全公社知青大会上，让我到台上站着。当时我很害怕，害怕的是什么呢？因为惹了这个事，我怕以后回不了城了。因为你在下乡插队的时候有了错误，知青办或者大队如果不给你一个好的鉴定，招工单位是不会要你的。所以那个时候非常恐惧，我想回城，我想早点儿回家，我想的就是这些。在那个年代里，都是一群孩子，我只能想到这些。后来我写《北风那个吹》，我写帅子给大家讲故事，其实就是写的我。像我们知青点得一百多号人，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我们大家想的是同一个问题：好好劳动表现，早点儿回家。写《北风那个吹》的时候，我是按照我的感觉、我对知青生活的感觉来表达的，知青生活我不想写得那么沉重，写得那么折磨人。我曾经注意到关于《北风那个吹》的评论，有人说写得太唯美了，我觉得在同样的经历下，在艺术的表达上，各有各的路数，各有各的追求。我不想把知青写成一些忧患意识很强烈的人，或者说他们肩负着国家的命运，我觉得在我的知青生活当中，我没这样，起码我没这样，我没思考国家的命运，我也没思考沉重的人生，我也没思考更深刻的东西。我其实是把知青生活写了一个侧面，写了一个爱情故事而已，而不是全景式地来展现知青生活。

1977年我参加高考，考入旅大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如果按照我当时的表现来看，没有1977年高考，我恐怕是全知青点最后一个回城的，感谢1977年高考。在大学期间，我没事就泡在图书馆里，读书，写作，可以说是笔耕不辍。

大学毕业以后，从1979年到1983年，我在中学当班主任老师，教语文。我的课堂总是一片欢声笑语，因为我上语文课首先给大家讲故事，每篇课文中以故事的形式穿插着自己的一些幽默，学生听完之后，有时是爆笑，有时是一片哭声。校长找我说，你们班上课影响到别的班级了。很多老师也告状，说高老师上课太不严肃，影响到我们上课了。最后把我们这个班级弄到顶楼，就一个教室，我们到那里去自娱自乐了。虽然我说我教书效果很好，学生们都愿意听我的课，但也有个别人不爱听。有一次我在朗读课文，一个学生在睡觉，我让他起来听我朗读课文，他特别烦躁，完了就和我明目张胆地吵架，我这一火，就用凳子腿打了他一下，这个寸劲儿，正好打在头上，起了一个包又轻微脑震荡，最后家长告到学校、告到教育局去了。教育局发了一个通告，就是高满堂严重体罚学生，受了处分。最后学校告诉我说，这件事影响特别恶劣，你不能再当老师了，再找个地方吧。然后我就开始骑着自行车到处寻找工作，找了半个月也没找到。那时候压力特别大，因为有孩子了，生活上很艰难，又住在简易房里，找不到工作是不行的。最后找到了大连广电局，我去了，说你们这里需不需要人？当时那个局长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一个老师，想来找工作。他说，你是哪个学校的？我说我是大连五十一中的。他说，五十一中，高满堂你认识吗？那时候我小说写得比较有名，在全国已经小有名气了。我说我就是高满堂。他说，啊，你就是高满堂。我说对。他说，你为什么要到我们这儿来工作？我就讲了前因后果。他说，这样吧，你把你的作品都送过来。我第二天背了一书包发表我小说的杂志来了。他翻了一篇又一篇，最后说你填个表吧。我激动得简直都要疯了。他说我们单位现在没有房子，你能接受吗？我说我现在住在五十一中简易房，完全没有问题，我不要房。他说那你写一个承诺，五年内不准申请住房。我说可以，就签了字。从此，我就在大连广播电视台安了家。

我是1981年结婚，1982年有了孩子，当时住的简易房，夫妻俩都只挣三四十块钱，赡养双方老人，一人还得交十块钱，我们剩这点儿钱还得养孩子，很困难。当时就是写小说，那阵一个短篇小说可以挣四十到五十块钱，是一个月的工资啊。那时候我拼命地写小说，赶紧赚钱，养家糊口。但特别寸的是，我爱人怀孕时，这小说是写一篇退一篇，写一篇退一篇，简直“中邪”了。那时候我就和我爱人说，我一定要让你坐月子的时候，把鸡蛋吃够。她说你就别吹了，哪儿来的钱。我说你等着，我就又开始写小说。等到快生了，我这最后一篇小说又被退回来了。我觉得在妻子面前说了大话，脸上无光，怎么回家呢？怎么面对呢？我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逛，最后坐在马路边好顿哭。我爱人坐个月子，我不能让她吃够鸡蛋，作为一个丈夫来讲，确实有点儿丢人，多年之后，现在想起来，心里依然很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