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苦乐人生(2)

我出生的老屋前有棵特别大的柳树，是村西四棵大柳树中最大的一棵，是我的二爷爷十七岁时栽下的，至今已有百年树龄，目前已经老态龙钟，只剩下几枝残枝，但依然苍劲无比。我小时候它正当壮年，枝繁叶茂，树冠犹如一柄大伞遮天蔽日，最大直径有四十米。这是我心中永远的圣柳、儿时的乐园。清明时节，我们折下刚刚返青的柳枝，盘成一个个圈，做成柳树狗挂在自家门上，迎接春天的到来；端午时节，我们把粗粗的井绳拴在粗壮的枝干上，穿着雨衣，嘴里吃着甜甜的黄杏荡秋千；中秋时节，我们会在夜幕初降时听成百上千只鸟聚会吟唱；元宵时节，我戴着自己做的道具官帽子大头人，坐在独杆轿上，指手画脚走街串户，指挥手下的“官差”视察灯火；雨后，我会用浸湿的黄泥做成羊群、马群，柳树下是我的牧场。这棵大柳树在十里八乡很有名气，成了我们家的地标——新寨子大柳树老高家。

大柳树下俨然是南北文化的交融集散地，耍猴的、卖艺的、拉洋片的、唱皮影戏的、锔盆锔碗锔大缸的、木匠、铁匠、染匠、货郎都会在这里出现，人们在此放电影、看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精彩演出，村中的大事小情都在这里传播。1958年村里成立大食堂，柳树附近的二十几间房子成了村中的经济文化中心，几十户人家在这里一起用餐，当时真有种已经步入共产主义的感觉。门前乡路上建起了精美的彩绘过街碑楼，墙上画有壁画，充满英雄豪气，那幅《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令人至今记忆犹新。本家大叔画画的时候，我紧随其后，帮他端色送笔，成为帮手，这是我学画的又一段经历。

我很幸运，童年时代一直沉浸在丰富多彩的浓郁的民间文化氛围中，让我汲取了丰厚的民间文化滋养，正是这样的“开口奶”，奠定了我艺术道路上的扎实根基。感恩故土，感恩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向艺术敬礼

1956年，我七岁，与邻里几个同龄伙伴一起上学，其中有与我同用“华”字为名的吕景华，我们被村里称为“二华”。从上学那天起，我们就受到老师的关注和重视，后来分别成为少先队正、副大队长。我们一起考上初中，考上高中，“文革”后他当兵去了，彼此再也没有见过。每天我们迎着太阳上学，又看着日落回家，春天行走在古柳成荫的路上听鸟吟唱，夏天时常赤着脚蹚过那条时而清澈、时而浑浊的小河，秋天绕路穿行在硕果累累的果园，用木杆寻找被喜鹊啄过的又甜又脆的苹果，冬天顶着冒烟大雪从高高的雪岭上滚过。教室黑板上方毛主席像两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红色标语，是我们信奉的真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相继出台，如火如荼的深翻地、大炼钢铁，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哪一代人比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更多的大事件、大变革。三年困难时期，那忍饥挨饿的日子永生难忘，为吃一顿腊八饭我哭过，为能吃上一个煎鸡蛋，我装肚子疼骗过母亲。1962年困难时期，我在生产队猪圈棚上发现晒干的地瓜秧上有剩下的瓜蒂，便一个个摘下来拿回家磨成面做成饼，我们舍不得吃，留给年迈的奶奶。那场灾难，奶奶最终没有熬过去，满身浮肿地离开了我们。

我们是拥有非凡革命信心和沐浴在新中国阳光下的一代，也是历经百般磨难的一代，是最有生活经历和时代感悟的一代，之后的任何一代人都不会像我们这样拥有这么深厚的生活经历、政治经历、成长经历，这一切的累积，奠定了我们这一代美术人的艺术基调，深沉隽永、乡情浓稠，即便是以苦涩讽刺为表，剔除外部装饰后，骨子里仍然是刨不去的对生命和生活的深深的爱。

小学六年，我每天都迎着太阳爬那座小山，常常用手挡在眼前边走边看太阳，手在光线中变得血红，好像能看到在流淌的鲜血。有时也会从手指缝中直接看太阳，惊奇地发现眼前呈现一会儿红一会儿绿的光斑，学画后我才知道这就是视觉残像，是色彩的补色原理。少年时期的记忆是火红的，我虽常常风趣地把自己的身材长不高长不壮归咎于“二两半”，但经历过童年这段喜悲参半的岁月，我长大了，多了一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信念。

1962年，我考入初中时个头不到一米四，班级选班干部没我什么事，连美术课代表也是别人，我当然不服气。几个月后，由于哥哥姐姐学俄语，耳濡目染，我早早背会了字母表，学习了一些常用语，卷舌音也发得比较好，所以俄语课代表的位置非我莫属。初一的班主任吕素文老师第一年任教，她长得漂亮，人很和善，后来才知道，她是我同道好友宋明远的爱人，难怪当年她对班级的美化十分讲究，这可能是她对美术的特殊情感所致吧。元旦，她买来彩纸，我按她的指令用一下午时间扎了一个漂亮的宫灯，灯的六面都有画，挂在教室中央，同学们围坐联欢，赢得了全校的头彩。

初中，我们的美术老师都不是科班出身。第一任沙老师，新年时给我们每一个同学画了一张书签贺卡。初一那年春节，轮到我护校，正巧于广海老师在办公室舞文弄墨，在宣纸上画虾、螃蟹、青蛙、桃子、菊花，水墨的奇妙变化、于老师潇洒果断地落笔时那种潇洒得意的神色让我久久难忘。这一天我的收获太大了，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后来我去盖州工作时又见到了这位一直崇拜的老师，他已成了著名的摄影家。

第三任老师，就是我的美术启蒙老师朱艺斌先生，他一心想考鲁美，但被体院提前录取，毕业后任县排球队教练，为家庭团聚与于老师调换来到了九寨中学。在他的主持下，学校成立了美术小组，通过考试，我成了他的学生。当时考的是素描《罗马男孩》，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石膏像，当然也是第一次画素描。我的历史老师董世盼先生也爱好美术，他评价我那张素描卷画得好，也是他在我考附中前给了我不少的指教和鼓励。

进入美术小组，我如饥似渴地画，因此得到老师的关照。初二的秋天，朱老师画了两张校园水彩写生，深秋逆光下金黄色棠杞树和歪歪扭扭的木制篮球架在白云下构成美丽的画面。它带给我的视觉触动无比深刻，是让我感动至今的作品，在我的心中绝不逊色于印象派大师的名作。

1964年，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来到我们村，名家大腕儿为我们这个小小的山村营造出了浓郁的文化氛围。村中办起了各种文艺班，我本家三叔参加了美术组，看他们学素描、画色彩，我非常羡慕，只可惜上学没法儿参加。偶尔放学回家，遇到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刘凯老师画风景写生，我都会蹲在一边看上半天，深深沉迷其中。工作队经常组织演出，这让我们大开眼界，在那样的年代，能欣赏到一流名家的表演，这是我们村的幸运。这种文化传播，在现在可能算不得什么，可在当年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这种文化的烙印至今影响着我，影响着村里人。

那个时代，上级干部和工作队来村里都要吃百家饭，我们叫“派饭”。有一天，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的晚饭派到我家，母亲是个非常好客的人，按照标准竭尽全力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十几个人围坐在炕上，其中还有一位文化部的领导。我哪里见过这种阵势，走进家门，不知所措，硬着头皮红着脸，索性向围坐的北京客人深施九十度大礼，众人于是赞不绝口。这一躬为母亲赢得了教子有方的赞誉，这一躬也算是我崇敬艺术的拜师大礼吧！

我初中学习成绩一直优秀，初二时又赢得了班级学习委员的职位，权力虽不如团支部书记和班长那么大，但在班里的威信、人缘都不错，在优秀毕业生评选中，我获得了全班的最高票。那时的文化课学习对我而言很轻松，每天课下时间，我大多泡在画室里如痴如醉地画画。初三临考，在朱老师的鼓动下，我没和父母商量，没和班主任打招呼，自作主张地报考了鲁迅美术学院附中。现在回想起来，十六岁的我怎么这么有主意？那时的父母很放手，没有像现在的父母为孩子包揽一切，反倒成就了无所不能的我们，所以我常说不是现在的孩子长不大，而是现在的父母不让孩子长大！

精心准备了报考作品寄去沈阳，十几天后我收到了鲁美的准考证。班主任沙宪昌老师发现后把我叫到办公室。他是学校的优秀教师，正直、严厉、教学有方、管理有道，班级平时和升学的成绩是全校最好的，平日他对我很好，可那天却一脸严肃，我第一次领略了犯错受审的感觉。一个多小时的说教，充满了师爱、父爱，他从高考讲到人生，替我规划了前程，主题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全天下”，忽而苦口婆心，忽而坚定严肃，从大道理讲到小道理，可我就是听不进去，因为他忽略了我的爱好、我的感情。那时我对人生、前程没有更多考虑，心中只有一种爱好的驱使，所以那样执着，那样顽固不化。老师真的生气了，把准考证扔出了窗外，我向他深施一礼，走出办公室拾起准考证又走进画室。二十二年后，沙老师与我相聚古城，忆起当年，老师为我的执着、坚守和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我感谢我的老师，因为他那天给我讲的人生道理让我终身受益，那是胜于父兄的真爱。

因为姐姐在大连日语专科学校读书，我选择了大连考场。母亲准备了丰盛的早餐为我送行，所谓丰盛只不过是园里新摘的角瓜加笨鸡蛋和腌猪肉做成的锅贴，但那可口的味道，至今没有任何美味可以取代。姐姐安排我住在学校男生宿舍，日本外教听说我来考鲁美附中，晚上好奇地赶来宿舍看我，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人。美术考场设在劳动公园对面的青泥洼桥小学红楼里，考素描写生和命题创作，考题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我用铅笔淡彩画了一家三代人忆苦思甜，题为《灯下忆深仇》。第二天，我早早赶到站前群众艺术馆门前看榜，榜上有名，又在艺术馆黑黑的教室里参加了文化课考试。说来也巧，考试结束，大哥刚好大学实习来到大连，我和哥哥、姐姐在大连火车站前合影留念。这次考试开启了很多个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第一次乘火车独自远行、第一次来到城市、第一次见到楼房、第一次乘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第一次睡在集体宿舍的二层铺上、第一次见到外国人……

回到学校，离升学考试只剩下十几天，沙老师又把我叫到办公室，这次没有严肃，全都是安抚鼓励的话：“你是班级学习委员，凭你的老底，一定行。全面复习已经来不及了，我帮你押几道作文题，好好准备！”带着老师给我的自信，我走进了考场。中考没过几天，鲁美附中落榜退件寄到了学校，拿着被退回的满怀希望精心绘制的报考作品，我真的害怕了！自己的选择应验了老师的预言，初升高的结果会不会也应验他的预言呢？我不敢想下去……

等待发榜的日子真是难熬，我们“二华”整天泡在村西水塘里，帮家里放鹅、放鸭子，借此打发时间。一天中午，在满树青苹果的果园林间小路上，老师出现了，他在逆光中微笑着向我们走来。我心里很是没底，不敢直面老师。迟疑中老师摸着我们的头，向我们祝贺，递过来入学通知书，我这才相信是真的！

《出路》是我的人生出路

靠老师的鼓励，靠当学习委员的老底，我成为班级四个考上高中的学生之一，从此叫停了学画梦，按老师的规划开始走“学会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路，立志成为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高中的班主任是化学老师，他交给我一个任务——制作一副“化学扑克”，课下他让我们玩化学元素做成的扑克牌，比赛谁用扑克牌组成化学方程式的速度最快。当时刘英俊的英雄事迹见报，我按捺不住动手绘制了幻灯片，参加学校的宣传活动。

“文革”在这个时候突然来袭，我们被全部卷入其中。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联，我们进入狂热状态。大批判专栏成为两派唇枪舌剑的阵地，有美术特长的我因此成了两派的“抢手货”，最终，我成了红色造反兵团《红战报》的美编。那时许多小报用蜡纸钢板刻印，我研制了一套刻印图案的工具，每逢“最高指示”发表，我都会设计好报头并刻印，接下来由刻字的人刻字，负责印刷的印刷，连夜张贴在大街小巷。有时候真感慨时势弄人，学画梦被落榜喝止，本想坚定地走数理化的路，“文革”却让这个梦想成为泡影，又阴差阳错地让我重新拾起美术这个爱好。“文革”升级，文斗变成武斗，学校变成了废墟，连我们的衣物都被洗劫一空。我在转战中途被遣散回家，后来又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中重新回到学校。两派明争暗斗，我依然刻印改名后的《高中风雷报》，并为我们高中“老三届”同学设计了统一的高中毕业证书。

1968年8月10日，熊岳高中“老三届”同学集合在小小的熊岳火车站，北行的列车在一片哭泣声中被无数双难舍难分的手阻止着。同学们都非常清楚，无论还乡还是下乡，这次的分手都意味着我们从此被断送了前程！大家为友情而哭，为前程而哭，为人生而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