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苦乐人生(1)

当年的豆蔻女孩，如今已是花甲女人。我的生命，其实被村子和城市切割成两个部分，一少半是村子，一多半是城市。给我生命的是村子，给我思想的是城市，它们加在一起，就是我的自传。

我的自传

引言

时间或许只对个人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对我而言，2015年就是如此。我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甲子，或者说，人生虽然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却已经完成了一场春夏秋冬的轮回。

也许是自我暗示使然，我对今年的天象格外敏感，因为少雨，有人翻了旧账，说它是自1971年以来最旱的年份。于是，在这个长夏的午后，我坐在城市临街的一间小茶室里，与友人喝着汤色暗红的老树生普，安慰着燥热的喉咙，也安慰着尴尬的2015。

然而，就在这个午后，等待了太久的雨云，终于让天空暗了下来，雨珠也一星一星地掉落在地面上。我发现街上开始有人向空中仰起了脖颈，像是在看云的厚度和雨点的密度，以决定是不是要撑伞。过了一会儿，吝啬的雨珠就变成了慷慨的雨丝，路人或找一个屋檐避避，或站在一棵树下。再后来，雨已看不出丝状，仿佛有谁从天空向下注水，势如箭镞，笔直地射向地面，溅起的水花就像求爱者给心仪的姑娘燃起的千万根小蜡烛，窗外那些避雨者的面孔也渐渐地模糊起来，街对面的建筑则变得虚幻了。

最喜欢下雨的天气。

要是下得大了，我就会因为亢奋而出现莫名的紧张；下得小了，就会有一种心神恍惚和伤感。我知道，这是在乡村长大的结果。乡村与大自然最近，我和大自然最难忘的对话，就是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采蘑菇，或顶着透明如鞭的大雨在毛毛道上飞奔。在我的童年，雨多，雨大，雨几乎是不邀自来，来了就不想走。有雨就有河，而且河是清澈见底的，滚滚流动的，冬天还要结冰如镜的。如今，雨却成了奢侈品，花钱都买不来，成了使小性子的娘娘，三请四叫也不下楼。大自然在疏远人类，即使留在我们身边，也像个被阉去了血性的公公。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这场突然而至的大雨，因为在它带给我的眩晕里，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小身影，蹦蹦跳跳的，一次一次从雨的素帘里钻出来，又钻进去。虽然看不清她的脸，听不见她的笑声，可是我完全认得出，那个小身影就是我。突然间，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击疼了我的鼻尖，有什么东西比雨更密集地落在了我的心底。这个午后，不是母亲的手牵着我，而是一场童话般的大雨，让我和我自己的过往邂逅了。

我看见，当年的豆蔻女孩，如今已是花甲女人。我的生命，其实被村子和城市切割成两个部分，一少半是村子，一多半是城市。因为我在我出生的村子住了二十三年，然后在我生活的城市住了三十七年。

我始终认为，在我的生命里，一定要有这个属于我的村子，如果没有它，我在文学的路上不可能有坚实的出发。我的村子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哽”。这个午后，它就哽在我的喉咙里。不是刺，是歌或哭一类的东西。

当然，在我的生命里，也需要有一个属于我的城市，如果没有它，我在文学的路上不可能有真正的抵达。我的城市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半径”。这个午后，它像一条道路的隐喻，延伸在我的视野所及之处。不是诗，是惑或悟一类的东西。

总之，给我生命的是村子，给我思想的是城市，它们加在一起，就是我的自传。

村子

村子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就像蒲公英白色的头颅在天空随风飘舞，突然间飞散了，就有一粒种子坠落进泥土，明年的那个地方，又长出一模一样的蒲公英。

村子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我出生的时候，这个村子已经有许多人是我的祖先和长辈，有许多房院住着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

我问过一直住在村子里的本家老人，最老的那个祖先为什么要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而不是雍正二十年或嘉庆二十年来到这里，他为什么选择了这里而不是别处。没有一个本家老人能够告诉我究竟为什么。时间已经将许多珍贵的细节湮灭得无影无踪。我想，许是一个人或一家人，能一下子就做出决定，背井离乡，朝着陌生的地方闯荡而去。闯关东只是一个大方向，具体逃到什么地方并不是事先预知的，走到那里就不想再走了，于是那里就有了一个村子。

我曾为此去翻书查卷，想为祖先的那一次无可奈何却心甘情愿的逃亡找到一个注脚。

书里写道，由于战火不断，明末清初的辽东地区人寡地荒，一片破败景象，于是，顺治元年（1644年）至康熙六年（1667年），清政府为了增加田赋收入，颁发《辽东招垦条例》，奖励移民到辽东来开荒种地。然而，康熙七年（1668年），不知为什么又下了另一道指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凡出关的汉民要“事先起票，过关记档”，限期内必须回籍。至乾隆五年（1740年），竟有上谕下达：“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拨官兵稽查，不许内地流民再行偷越出口。山海关、喜峰口及九处边门，皆令守边旗员，沿边州县，严行禁阻。”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又传上谕：“盛京、吉林为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攸关”，遂“永行禁止”流民入境。封禁的结果，却是流民越聚越多，地越辟越广。据嘉庆朝《东华续录》载，清政府最后不得不承认，查办流民一节，俱成空文。

那么，乾隆二十年，应该正是辽东查禁最厉害的时候，我的先祖却在这个时候离开了山东半岛的登州，拖家带口漂洋过海，来到辽东半岛的复州（今辽宁瓦房店）。我是后来从族谱上知道，先祖祖居地的全称，应该叫登州府文登县王疃。那一年，文登县发生了饥荒？王疃发生了霍乱？还是山东发生了其他不可抗拒的灾难？不管怎样，这样的逃亡，定然有一个情非得已的原因，他们只能把自己混杂在逃亡者的行列里。

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场集体性的偷渡。船家摇着大橹，将一船偷渡客终于摆渡到对岸的辽东半岛。这只小船一定是趁着天黑靠泊，这一船偷渡客则一定是神不知鬼不觉影子一般地四散开去。因为辽东半岛岸边布满了旗兵营，兵营里插着有龙的图案的蓝色旗帜。我之所以肯定地说是蓝旗兵，是因为直到现在那一带仍有两个村子保留了当年的旧称，一个叫东蓝旗，一个叫西蓝旗。

那个傍晚，我的先祖一定和别的偷渡客一样，缩着身子，掩在茅草里，在蓝旗兵眼皮子底下匍匐前进。他们上岸的地方，其实是复州湾里的一个小岛，也就是现在的交流岛，与它相邻的则是比它大的长兴岛。彼时，我的先祖不假思索就决定留下，后来知道，那是交流岛一个叫“亮上”的地方。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儿怪，我是根据母亲的话音这么写的。问题是世代为农的先祖很快就发现不对了，岛上是荒山秃岭，地皮太薄，长不出好庄稼，绝非久居之地，于是，决定举家离开。这一次，不能叫逃亡，而是迁徙。

岛是闯关东的一块垫脚石。我的先祖告别了它，率家族一直向辽东半岛东部山区走去，然后定居在一条树高林茂的山沟里。直到前些年，本家的男人女人还去那条山沟里上坟。那地方在老帽山下，那条定居的山沟叫李刘沟，我的王姓本家至今还有后代留在沟里。之所以叫李刘沟，主要是李、刘两大姓最早来到沟里建村，王姓属于后来者，算是杂姓或小姓。

母亲说，王姓最终离开李刘沟，不在于自己是小姓或杂姓，而是跟土地有关。沟里虽然土肥质厚，但是毕竟太逼仄了，种庄稼需要的是面积，更何况王姓来得晚，本来就少的好地块早已被李、刘两大姓占有。即使这里已成几位前辈的首丘之地，王姓晚辈族长还是决定率族人离开狭小的山沟，去找视野开阔的地方，找可以种大片庄稼的平原。

有一支王姓选择了留下，也是为了看管祖坟，更多的族人则跟随族长沿着一条河继续向前走去。所谓的向前走去，其实是向西走去，也就是换一条路线往回走去。一切都源于河的指引。这条河叫复州河，老帽山是它的发源地。沿着河走，这是古代先民的一种生存智慧，王姓族长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走的途中，遇到了一个水汊，它是复州河的一个支流，名叫九道河。不知出于一个什么念头，王姓族长竟然离开了主流复州河，选择了支流九道河。然而，走来走去，也没走出复州境内。

九道河九曲十八弯地流淌，只见山岭越来越矮，河面越来越宽，最后山岭突然就闪开了，九道河一下子失去了阻挡，平地出汪洋。河还是河，河两岸却汪出许多水泡子，由水泡子又漫延出一片沼泽和野生的芦苇荡。

王姓族长应该是在深秋时节走到这里的，他拍拍身上的尘土，站在河岸的高埂上放眼看去，秋日的河水安静而带着一丝寒意，芦花在微薄的曙色里寂寞地开放，如一堵堵棉墙。王姓族长于是就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不往前走了，就在这里开荒种地。尽管再往前走也许还有更好的地方，这里不过是一个河套，然而王姓族长既已拿定主意就绝不动摇。

一个村子，如一场事件，就此发生。

然而，这个不论在老人的传说里还是在我个人的记忆里一直都被河流浇灌、被树荫笼罩的村子，如今却像被洗劫了一样，变得面目全非，不忍相看。我知道，这不只是一个村子的命运，中国所有的村子都衰败成了明日黄花。

记得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个春节，我回家心切，还隔着两个村子呢，就想在这两个村子的间隙里望见我老家那个村子。明明知道这不可能，明明知道老家有一条九道河，河的两岸都是大树，夏天密不透风，冬天苍苍茫茫，藏在树后的老家是绝对望不见的。但是，眼前的情景却让我怔住了，我竟然在一瞥之间，一眼就望见了老家所有的院落，而且一眼就望穿了整个村子。再看近前的这两个村子，竟然也如此这般，像被人扒光了衣服的丑妇，不知羞耻地裸露在天地之间。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作为村子，它们已不完整，“村”的左边是“木”，右边是“寸”，意思是一寸土地一棵树，一个没有树木的村子，还是村子吗？总之，那个傍晚，我站在乡政府门前的汽车站那里，远远地望着老家的村子，泪眼汪汪，陌生得不敢近前。

大弟说，农民呗，那树没长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就不是自己的，砍了就是自己的了。我姐说，我天天担心发大水，可倒好，雨也少了，河也干了，连着几年大旱了。母亲说，早年上河洗衣服、洗澡得搭伴去，到处是阴凉，还有狼，常常叼走谁家的小孩子，现在没有狼了，走道就怕人了……最后，我流着泪说，咱不在这儿住吧，咱想办法进城吧。这话说得他们全体吃惊，父亲三十年前就在城里分到了二层楼房，如果不是母亲太喜欢种菜养猪，早就没有乡下老家这一说了。

记得那一天我哭得非常厉害。后来与城里的朋友们相聚时，每次我都要说起那个情景，每次说我都要哭一场。两岸的树被砍成烧柴，九道河如一具干尸，故乡应有的温情已经燃成了灰烬。我觉得很委屈，我的一颗太依赖、太依恋的心受到了黑夜般的伤害。老家的村子距我越来越远，我已经在心里与它作别。

可是，即使这样，我的亲人们仍然住在村子里。我姐仍然给人家辛苦地做着媳妇，大弟仍然开着一辆卡车挣着出力的钱，母亲仍然坐在火炕上抽烟想心事……他们仍然不觉得这样的日子有什么艰难，日子似乎就应该是这样的，今天紧巴点儿，明天又能宽裕点儿，什么都不能总好，也不能总不好。他们没有眼界，只能用仁慈的心接受命运的安排。老家的村子里有这么多的亲人，我能不回去吗？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终于让大弟做出了离开村子的决定。时间是2003年清明节，我们姐弟四人去给父亲上坟，猛然发现父亲的墓碑不知被谁给推倒了，而且被砸去了一个角。父亲的坟与我家祖坟在一起，在村子的西山上。在辽东半岛，王姓家族先后有两处祖坟，一处在几十里外的李刘沟，一处在九道河西岸的山坡上。母亲非常窝火，嗓子疼得说不出话。我劝母亲说，季屯也发生过这种事，谁谁在城里做房地产做得很火，就有人说他家祖坟冒青烟，凭什么让他活得这么滋润，就有人砸了他父亲的墓碑，一个村子的天地太小了，千万不要太在乎。母亲说，你说得对，村子太小了，咱搬到城里去住吧。

母亲终于说出了这句话，我也松了一口气。我觉得，父亲的墓碑被砸只是一个诱因，母亲早就在思考走与留的问题了。乡下的家里，就剩她和大弟媳妇两个人。大弟的儿子三年前考上大连的一所大学，而且是非常走俏的计算机专业。大弟虽是农民身份，却在开发区开了一间物流公司，还在大连市内买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就等着接母亲和媳妇过来住了。现在好了，因为父亲的墓碑被砸，母亲在她七十八岁这一年的春天痛下决心，要离开那个她住了一辈子的村子。

其实，老家的这个村子，从它诞生就不断地有人来，不断地有人走。来的人以为这里是福窝，走的人知道这里穷掉底。我的父亲曾背着母亲报名参军走了，我的小叔当盲流最远曾跑到兰州。最疯狂的离开，发生在近十几二十年，城市房地产大兴土木，许多人都以各自的方式走出了村子，在家里留守的都是不能挣钱的老人和孩子。村子因为少了人气而更加低矮，更加破败，母亲的衣襟也就不再有人死死地扯着不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