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凤凰涅槃：开启中国机车新征程
“建立自己的企业，发展自己的机车工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饱经摧残的大机车人长久的期望。经过沙俄与日本的长期殖民统治，大机车人在屈辱与血泪、愤怒与抗争中，铸就了不屈的灵魂。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大机车人，肩负着振兴中国机车工业的历史使命，开始了艰苦奋斗的征程。
成就中国最大机车制造企业的雏形
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战，跨越万道雄关的决心，大机车以骄人的战绩，首次在国人面前亮相就令人赞叹……
连续多日，大机车厂区内一片繁忙，推着小推车的人都是带着小跑，厂区内成百上千的工人正在挥汗如雨地推车、铲土、清理残垣破壁……一座高大的厂房前，十几个工人正站在高高的梯子上，叮叮当当地忙着修理门窗、镶玻璃、修复四面透风漏雨的破厂房……仅几天工夫，厂区内清理并运出的垃圾就达十几辆列车之多。经过一系列整修和清理，大机车的机器转动起来了，厂房里的烟囱冒烟了……
这就是大机车的恢复生产运动。
1947年秋季，东北民主联军收复了大石桥以南地区，粉碎了国民党对大连的封锁，大机车也开始投入恢复生产的热潮中，大机车人怀揣报国安邦的雄心壮志，开始了新的征程。
当时，大机车的生产任务由东北铁路总局下达，原材料从苏联对外贸易部购买。这时期的新造产品重点围绕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建设急需产品展开，主要有15吨轨道蒸汽起重机、卧式锅炉等十几个品种，修理各种蒸汽机车车型已达20多种。这些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大部分没有图纸，工人们就采取仿制的笨办法，照葫芦画瓢，自己动手制造机车汽缸、车轴等大小部件，同时按照旧货车仿制出了新货车。这一时期仿制的车型主要有“C1型”敞车、“P1型”棚车、“N1型”平车等，这些产品都是国家建设急需的产品。大机车也成为当时全国解放区仅有的两家能制造货车的企业之一。
全国解放前夕，国家急需大批机车，大机车又快马加鞭，开始了昼夜不停的生产。工厂快速地恢复了制动机、压延和冶金职厂、对车职厂、货车职厂等几十条生产线，招收了6000多名新工人。大机车全面恢复生产后，除了继续完成苏联对外贸易部的任务外，开始新造货车。1948年，由工厂修理的20台蒸汽机车首次通过海上运到了东北地区其他解放区，支援前线，大机车200多名优秀工人自愿报名到前线支援解放战争。
194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前夕，也是全国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关键时期，大机车为新中国的诞生献上了一份精彩的厚礼：在解放战争胜利后的第一次工业展览会——大连工业展览会上向世人展示中国机车制造企业的实力。这次展览会选择在9月18日这个特殊的日子举行，无疑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对于一座被日本侵略者统治了四十年的城市，在这样的日子里向世人全面展示中国工业成就，体现了中国人当家做主的雄心壮志，对展现中国工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和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此次工业展览会会址选在大连市中心的中山广场南侧（横跨今大连市总工会和博览大酒店两院），内设铁路交通、机械、造船、纺织、化学、通信器材、建设器材、公用事业、食品工业、手工业、文化教育、卫生保健、农林、中苏友谊等17个展馆。大连102家大型企事业单位以实物、模型、图表、文字等形式参展，展出了大连自1945年以来工业生产的成果和发展变化以及城市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大成就。来自上海、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的全国40多个代表团参观了展览会，他们对大连的工业建设成绩一致称赞，称其为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典范。展览从3月底开始筹备到11月底闭幕，历时八个多月，参观者达30多万人次。
大机车在此次展览中闪亮登场，展位处于展览馆重要的一号展馆，就是大连机车工业——铁路交通馆的展馆。据曾经参观过展览会的退休老工人刘爱华回忆，当年，展览会盛况空前，她跟随父母参观展览时，大机车的展馆里人头攒动，大家争相目睹新型吊车和货车。虽然当时年龄很小，但她至今印象深刻。
在当年旅大的重工业建设中，车辆工业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短短几年时间里，大机车从一个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工厂，转变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工厂，这是一个艰苦的转变和发展过程。从馆内展览的成品来看，有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从未制造或者不能制造的空气压缩机、制动筒等15种新产品。这些新产品的设计与生产，改变了原来机车工厂只能拼凑加工的状况，而全国工厂很少能生产的载重30吨的冷钢火车轮也开始恢复生产。还有15吨的吊车和45吨的货车、船舶上用的稳车、锅炉等产品都由大机车生产。当时大连铁路工厂的机械设备、人力、物力和生产能力都有很大提升，已经具备了大量制造客车（一、二、三等客车，行李车，邮政车等）、货车（包括棚车、敞车、油槽车、保温车等）的生产能力，大机车成为中国机车工业最有实力的工厂之一，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
展览会举办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大连，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屈辱和抗争之后，用最能体现城市实力的工业展览会向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献上了一份厚礼。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的大机车，也开始走上了快速发展机车工业、走向辉煌的征途。
红色“引擎”的动力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党的指引，党组织从来都是企业前进的航标和制胜的法宝……
1949年4月1日，旅大区党委在大连市文化宫召开中共旅大区活动分子大会，向全市人民公开党组织。大会之后，大机车党组织公开，并及时向全厂公布了党员名单。此时，大机车拥有党员总数达607名，拥有党支部17个，在全市各企业中名列前茅。
党组织公开后，工厂开展的第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向党献工具、献器材活动。工人们纷纷把各自保存和收集的各种器材、工具共计3500件献给工厂。这是工厂第一次凝心聚力的活动，不仅提高了工人的觉悟，培养了工人爱厂的感情，让广大职工对工厂充分信赖，也让工人体会到了当家做主人的责任感。
同年，大机车还成立了团组织，发展了103名青年团员，组建了5个团支部。
党组织公开和团组织成立后，积极开展工作，对工人进行爱国爱厂的教育，并结合生产实际开展活动和工作。同年8月，针对工厂废品多和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大等浪费现象，大机车开展了第一次生产节约竞赛活动，提出每人搞一项发明创造和做一个技术改进，以实际行动助力新中国机车工业的振兴。
随着生产的逐渐恢复和各项秩序的逐渐稳定，党组织又提出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发展文化、培养干部的新方针。从这一方针不难看出，培养一支有文化、懂生产、懂技术的干部队伍，已经是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了。
早在刚刚开始苏军管理期间，工厂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中国管理人员。首先是工厂开始积极提拔和培养中国的技术工人，逐步地从机要部门开始代替日本人。从一组数据中不难看出当时的情况：1945年，中长铁路大连铁路工厂的全体员工中日本人占48%，中国人占52%，此时的机要部门完全由日本人掌握；到1947年的上半年，中国员工就占了84%，日本员工占的比例只有9%，其他的是苏联员工。新中国成立后，大机车里的中国干部就已经达到1734人。
在培养干部的同时，当时的中苏企业管理者提出了普遍提高工人科学与技术水平的办法，请有技术的老工人讲课，大家一起研究讨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时工厂还开办了17个业余的工人技术夜校，工人白天在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晚上就学习分析解决这些问题。工人技术夜校一方面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讲授算术等基本知识。工厂还利用青年技术学校，长期培养工人子弟和优秀青年，由工厂发给维持生活的工资，抽调工厂中的技术工人担任教员，苏联的工程师和技师帮助学校编写教材。从青年技术学校毕业实习满一年的工人，可以成为工厂的技术工人。这些办法在短时间内为工厂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实施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培养了近千名涉及十几个不同工种的技术工人，电气、旋盘、锅炉、翻砂、钳工等分厂的分厂长也逐渐能独立担负起管理工作。
当时的管理者提出“工人的生活只能在生产发展中求得改善，而干部培养却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虽然资金极度紧张，工厂仍拨付培养经费，在工厂的计划成本中专列“人事养成费”一项，计划成本中的“一般经费”和“补助工薪费”，也具有同样的用途。
大机车采取很多办法鼓励工人学习科学技术，提高专业技能。如“超额累进奖薪制”中规定，当产量超过35%时，累进奖率只是40%，但当产量超过75%时，累进奖率即增至100%。这是因为，前者一般可以通过加大劳动强度来争取，而后者没有技术的显著改进很难达到。
经过全面培养、重点选拔，再加上通过蒸汽机车、车辆、铸工、锻工、金属加工、电焊、财务经济、工厂管理等方面的训练班、业余文化班、干部轮训班等形式的培养，工程技术人员迅速提高了政治、文化、技术水平，许多锅炉工、翻砂工、钳工、车工、铆工成长为副厂长、工程师、技师、科长、车间主任、工段长等各级管理者，许多没有读过书的工人成了高中毕业生和大学生，许多杂务工也成长为优秀的工程师和党的好干部。
这一系列措施的施行，激起了广大工人当家做主的豪情，也为工厂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机车开始昂首阔步地前进。
中国工人的骄傲
新中国的成立，使饱受压迫的机车工人开始当家做主，他们以主人翁的热情投入火热的生产之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代表……
1947年，在粉碎了国民党对大连地区的封锁后，大连铁路工厂开始制订新的生产计划，全力投入迎接新中国诞生的生产建设中来。为保证计划的完成，同年10月，大连铁路工厂职工会组织了大连解放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立功创模竞赛活动。
活动立即得到了全厂职工的积极响应，激发了职工们的积极性，一时间人人争先进、处处争上游的“争当模范”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当时，工厂开始修复生产设备，缺少材料，大家就到废品堆里去找；没有图纸，大家就凑到一起凭多年的经验摸索着干。有人宁肯自己饿肚子也要把饭让给工友吃，有人宁愿自家不生炉子挨冻，也要把工厂奖励的煤送给老工人。
很短时间内，大机车修复了3600多台设备和75条生产线。中国工人在这块被日本侵略者说成“只能种高粱”的废墟上创造了奇迹，一台台修好的机车，一辆辆新造的货车、客车源源不断地开出工厂，支援前线和新解放区的建设……
1947年11月30日，在关东职工总会召开的奖模大会上，来自大连铁路工厂的薛吉瑞被评为关东地区的特等模范，同时大连铁路工厂还有6人被评为关东地区的一等模范，14人被评为二等模范，49人被评为三等模范，在整个关东地区的企业中名列第一，也是大连地区的第一名。
薛吉瑞是大机车第一个市级以上劳动模范。1948年7月，薛吉瑞在东北地区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上被评为东北铁路总局一等模范，1949年被评为旅大地区劳动英雄。
薛吉瑞，1911年2月出生于山东烟台，1924年曾入满铁沙河口工场技工见习养成所学习，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薛吉瑞早年曾经参加大连中华工学会，担任小组长。他在大机车先做工人，后来担任锅炉分厂副分厂长（当时的分厂长为苏联人）。当时正值国民党封锁大连，他积极组织分厂职工开展反国民党封锁、反工贼的斗争。他组织职工想尽办法寻找生产原材料，没有材料就在废铁堆里找，没有粮食就勒紧腰带，开荒自救。他没有一点儿当领导的架子，整天和工人一起在艰苦的环境中苦干。
在工厂的第一次立功创模活动中，他有不懂的技术问题虚心向老工人请教，刻苦钻研技术，整理出锅炉丝对、前后水室、压水管子等技术表格，组织厂里的青年成立了青年职工突击队。有一次，他带领锅炉分厂的职工抢修一台蒸汽机车，每天加班干十几个小时，只用七天时间就完成了需要十几天才能完成的工作任务。他还曾创下提前四天完成12台罐车的生产任务的纪录……
我曾经听一位老工人介绍过薛吉瑞，说他曾经连续五天五夜工作在车间，即使生病了也不休息。今天，在一些人眼里看来，这样干活儿有些不合人性或者不可思议，但是在那个年代，大机车人就是这样创造了奇迹。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曾采访过在大机车车体车间工作过的许京生。他告诉我，他刚到工厂时，看到大家每天早晨很早来到工厂上班，由于他家住得远，他乘早晨最早的电车也要5点钟才能到厂，而有的工人3点多就已经点火生炉子开始干活儿了。自己每次来，看到大家都到了，都在热火朝天地干活儿，都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不想当“落后分子”，为了早晨能够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工作，他有时晚上干脆住在车间里，这样的事在车间里比比皆是。大机车职工的“要强”由来已久，大机车人干工作都有股不服输的劲头……
薛吉瑞每月都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他不仅自己成为响当当的劳模，在他的带动下，他所在的锅炉分厂也被评为模范分厂。薛吉瑞于1949年作为旅大工人的代表被选为全国工人代表，随中国工人代表团到欧洲参加世界工联代表大会，并先后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等国参观访问，把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带到了世界，把大机车人的精神带到了世界。
薛吉瑞曾担任锅炉分厂技术员、副分厂长、总调度、代理厂长等职。1953年薛吉瑞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4年8月后，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机车车辆工业管理局材料处处长，国家机械设备成套总局材料处处长、办公室主任、顾问等职；1984年3月正式离职休养；1995年病逝。
田汉夫人安娥与大机车结缘
“1949年到1952年，俱乐部放映电影180部。其间，著名作家安娥在工厂体验生活，以工厂劳动模范薛吉瑞的事迹，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一个劳动英雄的成长》。”
这是我在《铁道部大连机车车辆工厂志》的第495页里看到的几行文字，这短短的几行字吸引了我的注意，看到安娥的名字时，更是不由得心中一热。说到安娥，有些读者或许还有些陌生，但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著名的剧作家田汉，许多人都会知道。安娥正是田汉的夫人。
安娥是位了不起的女作家，尤其以她的戏剧和歌词作品闻名遐迩，她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
安娥何时到的大机车？《一个劳动英雄的成长》又是怎样的一本书？带着这些疑问，我开始找寻安娥的事迹和她在大机车体验生活的轨迹。
安娥出生于1905年，原名张式沅，曾用名何平、张菊生，河北获鹿人。安娥曾就读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安娥受中共北方区委委派，随邓鹤皋、尹才一同志一起来到大连。安娥到大连后，即被中共大连地委分配做宣传工作和妇女运动工作，并参与了当时福纺工人大罢工的领导工作。为了安全，她和邓鹤皋等人隐藏身份，居住在大连黑石礁的一户人家。1927年春至1929年秋，安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特工部工作。1932年因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1933年至1937年，安娥在上海参加进步文艺运动，曾任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主任。20世纪30年代，她根据自己20年代在大连做地下工作时在黑石礁生活的经历，创作出了闻名于世的《渔光曲》《新莲花落》等作品。1935年2月，以《渔光曲》为主题曲的电影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得荣誉奖。抗日战争全国爆发后，安娥任战地记者，随丈夫田汉辗转武汉、重庆、桂林等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她曾在上海市实验戏剧学校执教。
1948年，安娥赴解放区，1949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出席了当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1950年，她还到朝鲜前线慰问。新中国成立后，安娥相继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工作。
安娥一生创作勤奋，主要作品有诗集《燕赵儿女》，剧本《高粱红了》《洪波曲》《战地之春》等，还创作了儿童剧《假姥姥》《海石花》，并与田汉合作完成了戏曲剧本《情探》。安娥还创作了许多耳熟能详的歌词作品，著名的有《卖报歌》《三个姑娘》《节日的晚上》等。
新中国成立后，火热的生产建设热潮吸引了安娥，她急切要求到生产一线体验生活，她曾经从事过地下革命活动的大连无疑是首选。1949年冬，安娥向有关领导提出要到生产一线去体验生活时，几乎是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大连。她对大连充满了感情，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时才二十几岁，新中国成立时，她已经人到中年，她急迫地想深入到生活中去，描写祖国的建设和火热的生活，于是她来到了大连。
她首先来到了大机车，后来又到大连水泥厂、大连海港等单位采访和体验生活。在大机车深入生活期间，正赶上许多苏联专家在工厂工作。安娥经过细致的采访，完成了采访报道《苏联分厂长塔拉索夫——大连中长铁路苏联分厂长》《苏联大嫂》等作品，并完成了介绍在大机车工作的苏联专家工作和生活的《苏联专家特写集》。
她深入工厂车间，来到生产一线，与大机车工人交朋友。那时候工厂刚刚恢复生产，工人们生产干劲格外高涨。当时，工厂的第一个劳动模范薛吉瑞的事迹深深地吸引了安娥，她几乎天天跟着薛吉瑞一起下车间，跟着他一起劳动。经过一段时间的采访，她以薛吉瑞为原型，完成了6万多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一个劳动英雄的成长》，1951年10月由劳动出版社出版，成为劳动出版社当时出版的“劳动文艺丛书”之一，由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面向全国发售。
我在大机车档案资料室里看到了《一个劳动英雄的成长》这本书的复印件。这部报告文学作品只有6万多字，由于出版时间久远，又是竖版，书籍上的文字有些已经模糊不清，加上文字是繁体字，读起来非常吃力，我用了一天的时间才读完了这本书。
在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中，安娥用细腻的笔触忠实地记录了她所经历的20世纪50年代大机车热火朝天的生产建设情况，描写了薛吉瑞怎样由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穷苦工人成长为劳动英雄的事迹，也表现了以薛吉瑞为代表的中国工人的觉醒和成长的革命历程。安娥的写作手法平实自然，朴实无华，但描写却非常细腻，可见她在工厂深入生活时采访的细心，其中有一段这样描述：
薛吉瑞只好把当兵报仇的雄心暂且放下，怀着满腔仇恨回到了养成所继续干活儿。一方面听信舅舅叔叔的话，孝顺母亲，维持家庭。一方面听信老典们的话，团结工友反抗日本工厂主的剥削压迫。他知道用硬的办法，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的机会还没有到来，暂时只可用软的办法，比如今天刺鬼子一“枪”，明天动员工友砍鬼子一“刀”，集小胜为大胜，采取群众性的稳步攻击，由四面八方不断去袭击鬼子，削弱鬼子的力量。
1930年薛吉瑞19岁，在满铁养成所期满毕业，鬼子人事系提拔他到满铁工场锅炉职场做正式工人。第二年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鬼子压迫工人一天比一天厉害，在现场，不许工人互相多说一句话，只要看见两个缠一块儿说到两句话以上，立刻就打人。工友们只得干完活儿，吃完饭，各自闷头去睡。鬼子们看见就说：“这个人是大大好工人，不打的有。”
有一天，锅炉厂鬼子组长分给王师傅一件活儿，王师傅接过来一看，鬼子把线画错了，要是照鬼子的方法去干，准坏！坏了，鬼子一定会赖是王师傅干坏的。王师傅和鬼子辩了几句，鬼子顺手拿起一条厚木板，把王师傅的头打开了一分多深的裂口！血顺着脸流到肩上，王师傅要鬼子开伤票送他进医院。鬼子不但不给他开，还逼着他非要立刻把活儿干完。
虽然安娥的这本《一个劳动英雄的成长》不像她的其他作品那么有名，但是这本书却有着特殊的意义。要知道，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专门为工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主人公是了不起的大机车工人。安娥不仅用文字真实地记录下了这一段工厂的历史，也为大机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56年，安娥由于身体原因停止了文学创作。1976年8月18日，这位历经坎坷、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女子与世长辞了，她留给大机车人无尽的思念。
工人捐赠朝鲜战场“大连铁路工厂职工号”战斗机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随即，美国盗用联合国旗帜武装干涉朝鲜，9月，美国军队在朝鲜的仁川登陆，后又悍然北犯。中国人民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于10月25日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大潮中，大机车人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积极地投身其中……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并在7月14日发出《关于举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的通知》。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在全国形成第一个高潮。
当大机车职工看到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后，热情高涨，工厂职工发扬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采用多种方式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行动中。那段时间，大机车承担了抢修从朝鲜运回来的机车车辆的工作，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保证了机车修理任务的完成。
1951年6月，“中长铁路大连铁路工厂抗美援朝会”根据广大职工对增产捐献飞机大炮援助志愿军的意见仔细地做了研究，经过热烈的讨论后，决定将超额收入捐献出来购买一架飞机，支援朝鲜战场。大家一致同意，全厂职工除每月义务劳动一天外，还做出节约增产的计划，职工将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收入抽出50%捐献出来；在完成生产任务的过程中，职工多提合理化建议，改进工作中不合理的现象，争取多得奖励拿出来捐献。除此，机关职员包揽了3000吨筛铁末子的任务，三个月收入为1亿多元；全厂通讯员将多写稿子的稿费的50%捐献出来。全体员工热情澎湃地投入捐献一架飞机的运动中。
经过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仅半年时间，全厂职工就以超额收入人民币（旧币）6.7亿元购买了一架战斗机，命名为“大连铁路工厂职工号”。在献出战斗机的同时，大机车还在积极报名参军的职工中挑选了93名优秀职工赴朝参战。
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工作，解决参战人员的后顾之忧，工厂还专门制定措施，派人深入参加抗美援朝的员工家里，开展优抚工作。工厂将参加抗美援朝的职工按金州、旅顺、甘井子、老虎滩和沙河口五个大区划分，由党政工团负责人组成12人慰问团到参军职工家里走访慰问，了解家庭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免除参军职工的后顾之忧。
大机车职工郑广明在朝鲜战场上荣立了一等功。另有两名职工在朝鲜战场上光荣牺牲，他们怀着大机车人对国家的忠诚，永远地留在了异国他乡。
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大机车修理了从前线运回的“过破”蒸汽机车、货运机车、客车机车等4500多辆。大机车人在完成繁忙的生产任务的同时，还为朝鲜金川工业大学代培实习生，培训管理与技术人员，包括局长、科长、车间主任、技术员以及三、四级技术工人，其中技术工人的工种包括焊条制造、锻工、立车工、气焊工、车工、压力机工、铆工、机车组装钳工等。大机车人为中朝友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