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个体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可能各有千秋，但它们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伴随着“它”的世界不断扩张。
这一点是否适用于种族的历史，似乎尚存疑问。有人会说，诸多文化王国都发源于形式各异但却结构相同的原始状态，也即始于一个范围狭小的对象世界，但最终却世代更迭，相互分离，所以与个体生活相称的不是种族的生活，而是单一文化的生活。但如果我们绕开分离的表象，就会发现各类文化也处在其他文化的历史影响之下，并在特定的时间段里接纳了其他文化中的“它”的世界——这一时间段不会出现得太早，但肯定是在其鼎盛之前。它们可能直接接受了同时代的“它”的世界，如希腊文化接纳埃及世界，也可能通过历史间接接受另一个时代的“它”的世界，如西方基督教文化接纳希腊世界。总之，一种文化的“它”的世界得以扩展，不只归功于自身经验，还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只有这样，成长中的文化才能得到关键的、具有开创性的拓展。（来自“你”的世界的注视和行动在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我们暂且放在一边不谈。）这样一来，一种文化中“它”的世界的范围，肯定比此前的文化要宽广，虽然中途有些许磕绊和表面上的倒退，“它”的世界不断扩展却是不争的事实。一个文化的“世界观”到底有穷尽还是无穷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穷尽），其实并不重要，一个“有穷尽”的世界可能比“无穷尽”的世界包含更多的内容、事物和过程。我们还应注意，可供比较的不只是自然认识的范围，还有社会差异和科技成就，对象的世界，还可以通过这两方面进行扩展。
人类与“它”的世界的基本关系，可概括为感知和使用。感知不断重建“它”的世界，使用则将世界引向了多样的目的，如人生的维系、宽慰和规划。随着“它”的世界不断扩展，感知和使用它的能力也必须得到同步提升。个体虽然可以用间接感知——也即“学习经验”取代直接感知，将使用简化为专门的“应用”，但这样一来，这种能力必须持续得到训练，方能世代相传。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精神生活的持续发展”。关于精神的这种说法其实只是自欺欺人，因为这样的“精神生活”其实反倒阻碍了人类在精神世界中的正常生活，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只能充当材料，为精神所战胜和塑造。
这是阻碍，因为感知和使用能力的训练往往以牺牲人类的关系力量为代价，而人只有借助这种力量，才能在精神中生活。
人所展现的精神便是其对“你”的回答。人有众多发声的喉舌，如言语之舌、艺术之舌和行动之舌，但精神却始终如一，且是对藏身于隐秘之中向外发声的“你”的回答。精神即是语言。言语先在人脑中成句，继而通过喉咙出声，两者其实都是真实过程的折射。实际上，语言并不存在于人之中，而是人站在语言之内，从中向外发声。所有的言语皆是如此，所有的精神也概莫能外。精神并不在“我”之中，而是介于“我”和“你”之间。它不是在你体内循环的血液，而是你所呼吸的空气。人若能回应自己的“你”，就必然生活在精神之中。他若能与自己的全部本质产生联系，就必能回应“你”。人只需借助关系的力量，就可以生活在精神之中。
但关系过程的命运却颇为坎坷。人的回答越是有力，就越会束缚住“你”，阻碍其成为对象。只有一切喉舌都对“你”沉默，只有在默然的守候和未经雕琢的无声言语中，“你”才会得到解脱，与他一道处在压抑之中。这时，精神只是存在，而不会显现。所有的回答都将“你”禁闭在了“它”的世界。这是人类的悲情之处，也是他们的伟大之处。因为只有这样，人才会有认识、创作、印象和榜样。
如此成为“它”的事物，虽沦为了物中之物，却也有了意义和使命，需要不断回归原处。当精神作用于人类，使其做出回答之时，对象也需要被反复燃烧成现在，回归其所诞生的元素，被人类当成现在看待和生活。
人类却总要阻碍这种意义和使命的实现，他们习惯于感知和使用“它”的世界，对于其间的事物，他们不会解放它，反倒压迫它；不会注视它，反倒观察它；不会接受它，反倒利用它。
认知者借观察对面事物得出本质，这就是认知的过程。他必须把眼前的现在视作对象，将它与对象比较，令其与对象为伍，也必须把它作为对象描述和分解。它只有作为“它”，才能进入认识之中。但在观察的过程中，对面事物却不是物中之物，过程中之过程，而是唯一的现在。本质只可能通过现象体现，而不是通过由现象推导出的法则体现。普遍的思考，离不开对复杂个例的探索，因为它们才是人们专门从对面事物身上看到的东西。现在，普遍思想以“它”的形式进入了概念认识之中。人们在此基础上进行推断，重新观察现在，也实现了认知行为介于现实和影响之间的意义。不过，人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实现认识。他可以断言说：“它就是这样表现的，这个东西就叫这个名字，它就是这样产生的，它就属于那儿。”这其实是让成为“它”的事物安心做“它”，并将其当成“它”来感知和使用，将它用于“熟知”世界的行动，继而用它“征服”世界。
艺术也是如此：艺术家借观察对面事物得出形象，并将其禁锢为“构成物”。这个“构成物”并不存在于众神的世界，而是处于人类的大千世界。即便没有肉眼注意到它，它依然“存在”，只不过处于睡眠状态。一位中国作家曾说，人们不愿听他用玉笛弹奏的音乐，他便把它弹给神仙，在神仙们俯首倾听后，人们也愿意听他的这首歌曲了——就这样，他借道神仙，找到了那些不可缺少“构成物”的人。“构成物”在与人相遇之后，看上去似乎与梦中并无差别，但其实它已经挣脱了禁锢，还原成了形象，成为永恒的一瞬。这时候，人走了过来，感知到了能感知的一切：它是这样构成的，它表达了这些内容，它有这样的特征，以及它有着怎样的地位。
这并不是说科学和美学的理性没必要存在，但存在的前提是，它们要忠于作品，进入到围绕在理性周围的超理性范畴的关系事实之中。
超越认知精神和艺术精神的第三个层次，则是纯粹的活动和不受主观影响的行动。在这其中，短暂的、具体的人无需想象经久不衰的材料，而是超越了它们，把自己当作“构成物”，聆听自己生动的语言，飞升入精神的星空。这样一来，“你”便在隐秘之中向人现身，在黑暗中向他呼唤，而他则用自己的生命作为回应。言语时而化作人生，而无论这种人生实现了法则还是破坏了法则——为了让精神永存于世，两者皆有必要——它都是一种教训。它出现在后辈面前，不是要教会他们存在的内容和目的，而是要教会他们如何在面对“你”的同时，在精神中生活。也就是说，它已经准备好竭尽所能，将他们引向“你”，为他们打开通向“你”的世界的大门。不，它不只有所准备，还不断地来到他们身边，感化他们。可他们却对生动的交流和敞开的大门兴味索然，也无力处理这些信息。他们把人禁锢在历史之中，把言语囚禁在书卷之内；他们把法则的实现和破坏均编纂成籍；他们不吝祷告和敬奉，也在其中掺入了足够的心理暗示，以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哦，孤单的容貌，就这样如星辰般在黑夜中飘荡；哦，生气勃勃的手指，却触及了麻木不仁的额头；哦，逐渐消失的脚步声！
感知和使用功能的习得往往伴随着人类关系力量的衰弱。
那些把精神当作享乐手段的人，又会如何对待生活在他周围的生物呢？
他们将基本词汇分离成了“我”和“它”，将与他人的生活划分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密闭区域：规则和情感，或者说是“它”的区域和“我”的区域。
规则是“外在”的，人出于各种目的停驻其间，工作、商讨、影响、行事、竞争、组织、经营、任职、祈祷。这是一套大致和谐有序的体系，在人类思想和身体的参与之下，一件件事务得以妥善解决。
情感是“内在”的，人居于其间，可暂时免受规则的影响。在这儿，丰富的情感在关注的目光前晃动，人纵情于爱恨之间，畅享快乐和痛苦（只要它不太强烈）。人躺在摇椅上舒展身体，就像在家里一样。
规则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广场，情感则是千变万化的斗室。
两者之间的界限很是模糊，因为放纵的情感偶尔会闯入最为客观的规则之中，但后者总能在美好的愿望中重建家园。
明确界定所谓的个人生活，才是最为困难的事情。它在婚姻中就很难划清界限，但它的确存在。而在所谓的公共生活中，界限很是分明。我们不妨看看，在各大党派、超党派团体和各类“运动”的选战之年，轰轰烈烈的会议和实地的运作便区分明显，两者都多如牛毛、组织涣散，用心昭然若揭。
但脱离规则的“它”是黏土烧成的假活人，脱离情感的“我”则是四处乱飞的灵魂鸟。两者都目中无“人”，前者的眼里只有案例，后者的眼里只有“对象”，它们看不到人，也找不到共性。它们的眼里都没有现在：即便是最为先进的前者，也只看得到僵硬的过去和成文的规定；即便是最持久的后者，也只看得见转瞬即逝的一刻和尚不存在的存在。两者都找不到通往现实生活的路径。规则得不出公共生活，情感构不成个体生活。
越来越多的人在与日俱增的痛苦中意识到“规则得不出公共生活”，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辛苦寻觅的开始。情感构不成个体生活，却鲜为人知，因为最为私密的事物，似乎正栖身于情感之中。然而，当你像现代人那样学会了放纵自己的感情之后，即便你对它的虚假深恶痛绝，也无法找到更好的替代品，因为绝望也是一种有趣的情感。
那些因“规则得不出公共生活”而感到痛苦的人，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人必须用情感来松动、熔化和爆破规则，用情感赋予规则新生，将“情感的自由”引入其中。如果机械化的国家无法将本性各异的人汇聚在一起，促使他们和谐共生，那它就必须为博爱集体所取代；当人们处于奔放洋溢的自由情感汇聚到一起生活时，博爱集体也就诞生了。但情况却没有这么简单。真正的集体不会因为人们相互的情感而诞生（虽然它也离不开后者），它的诞生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人们必须与某个生活中心建立生动的相互关系；第二，人们相互之间也必须建立生动的相互关系。后者脱胎于前者，但仅有前者也构不成后者。生动的相互关系需要情感的存在，却并非源自情感。集体建立在生动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之上，但它的建筑师却是有效的生活中心。
同理，自由情感也无法赋予个体生活的规则新生（虽然后者离不开前者）。例如，婚姻不可能因为其他事物重获新生，它的基础只能是两个人相互表露“你”。“你”其实不属于任何一个“我”，却建立了婚姻。这是爱在形而上学和心理玄学上的事实，而爱的情感只是附加产物。那些想借助他者令婚姻获得新生的人，其实与破坏婚姻的人并无本质区别：他们都在忽视这一事实。事实上，古往今来的情欲之爱，无非都与“我”相关。“我”不是他人的现在，也没有被他人当成现在，而只是借他人获得自我享乐。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真正的公共生活和真正的个体生活紧密相连。他们诞生和存在的过程，需要情感不断变换内容，也需要规则不断变换形式，但仅凭这两者还不能构成人的生活。第三者完成了这一切，那就是在现在中居于中心的“你”，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现在中被感知为中心的“你”。
“我-它”这组基本词汇其实无害，正如物质本身其实无害一样。但若它像物质那样，自以为能作为正在存在的事物存在，那便危害无穷。人类若任它摆布，就将被无节制扩张的“它”的世界所吞没，他们的“我”也将脱离现实；最终，降临其身的梦魇和身处其内的心魔互诉衷肠，相约进入万劫不复之地。
——可现代人的公共生活不正应该沦入“它”的世界吗？此种人生的两大方面，经济和国家，以其现在的规模和完善程度，它的基础必然是避免所有“直接性”，坚决排斥一切“外来”的、并非土生土长的权威，难道它还能建立在其他基础之上吗？如果支配一切的正是感知和使用的“我”，正是“我”在经济中使用了财富和成果，在政治中使用了观点和诉求，那么这两个领域能有如此数量庞大、结构稳固的“客观”构成物，不正应该感谢“我”的无上权力吗？没错，政治和经济领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没把人当成不可感知的“你”，而是把他们当作成果和诉求，算计和利用他们的特长。如果他们不是把“他”“他”“他”相加成“它”，而是把“你”“你”“你”相加而得出“你”，那他们的世界不就土崩瓦解了吗？这算不算用外行的修补替代内行的塑造，用空想的混沌替代理智的光明呢？再让我们把目光从领导者转向被领导者：现代工作方式和所有方式的发展，是否已经把相遇和意义非凡的关系的痕迹消除一空了呢？可扭转这一切的想法，也是荒谬至极。一旦这荒唐变为现实，文明那庞大的精密仪器也将随之被毁，而正是它使得芸芸众生的生活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