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写作缘起与若干说明

我过去几十年都一直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重点是明清江南经济史。但是近几年来，研究兴趣发生了改变，研究领域从经济史扩展到了政治史、社会史和军事史，研究地域从江南扩展到了全国乃至东亚世界，研究时期则从明清缩小到了晚明。这个改变始于2008年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教书时。在那里，交流最多的同事是现任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的霍夫曼（Philip Hoffman）教授。他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主要治近代早期欧洲经济史。我们可谓每天朝夕相见，无话不谈。当时他正在做近代早期西欧（特别是法国）军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听了他对该研究的看法，不禁唤醒了儿时的记忆。像大多数男孩子一样，小时候我也喜欢玩“打仗”和“探险”的游戏，到了中学时代，又读了不少中外的边塞文学和战争文学，对历史上的战争情景充满想象。苏联作家瓦西里·扬的《成吉思汗》，至今依然印象深刻。因此，我在经济史研究之余，也开始做些明代军事史的研究，作为调剂。不料对军事史的兴趣愈来愈浓厚，研究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2009年，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期间，去剑桥看望友人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教授。他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其著作《都铎-斯图亚特时代英格兰的巫术》（Witchcraft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近代世界的摇篮》（The Riddle of the Modern World）等都已成为名著。但是他近年来却转向与以往非常不同的新研究领域，写出了《绿色黄金：茶叶的故事》（The Empire of Tea）、《玻璃的世界》（Glass: A World History）等与过去的研究非常不同的新著。我问他何以有如此巨大的改变，他回答说：在原来的研究领域中工作了多年，思维方法已经定型，很难再有新的想法。但是如果没有新想法，那么研究就成了一种习惯性的工作。日复一日地进行习惯性工作，没有挑战，难免丧失研究带来的乐趣。转向新领域，必然面对新挑战，从而激发思维，获得乐趣。做学问是为了获得真正的乐趣，至于成败利钝，并非主要考虑的内容。我非常佩服他的这种精神，也十分赞同他的看法。虽然我没有他那样的才气，但是至少在自己多年从事的领域之外尝试一下别的研究，也不失对自己的一个新挑战。

在晚明军事史的研究中，我发现远不如我先前所想的那样容易。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且涉及诸多方面，其中之一是晚明这个时期的特殊性。在这个时期，经济全球化已经开始。不把中国的历史放进这个大过程中去研究，就会陷入一种“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境地。然而在晚明时期，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问题是今天学界的一大热点，但是尚未有共同的看法。没有这种共识作为依靠，研究就很困难。因此对于我来说，这又是一个重大挑战。

新领域、新问题带来的挑战是每个历史学者都会遇到的，正如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对于历史学家，对于所有的社会科学家，对于所有客观的科学家，前面有如一个新大陆，永远值得探索。”如果面前没有一个新大陆去探索，史学家的工作可能就会像英国历史学会前会长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tbugh）所说的那样：“当前在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保守主义”，大多数历史学家在工作中“完全沿袭传统”，“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这些机器尽管低于现代最先进的标准，却仍然能够使企业在尽可能少地追加资本的前提下，提供一定数量的拥有现成市场的老牌传统产品”。

除了这两个，还有其他挑战。在一次访谈中，历史学家夏伯嘉先生谈到当年在耶鲁求学时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其中之一是史景迁教授。他说：“史景迁文笔非常好。在中国史专业里，有些人认为他写的东西不够专业化，有些人则觉得很有启发性，因而产生了些争议。但是我觉得他给学者的启发在于：历史不能写得很枯燥。怎么把历史写得有意思，这是对我们所有历史学家的一种挑战。”要写得雅俗共赏，不仅需要改变写作套路，而且也要改变写作的语言。正如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说：“能用简短的言辞就能说明的问题，为什么要用冗长的词句呢？抽象的思想需要通俗易懂的例证。”这些改变是非常困难的。大多数史学工作者习惯了专业论文的写法，积重难返，要改变文风，确实是一个重大挑战。

就我而言，治史数十年，也写了不少专门的史学著作，如今要把一些体现国际史学新潮流的看法、想法写成一本面向大众的小书，就必须改变习惯了的写作方法。但是由于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这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各种挑战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挑战。在国际中国历史学界，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名为“冲击-回应”（Impact -Response）理论，是美国的中国学大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的，在西方影响很大，在中国也得到广泛的赞同。这里姑且不谈这个理论，只是借用这个说法，即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刺激，就不会产生反应，机体的潜力也就得不到发挥的机会。在治学方面也是这样。没有挑战，日复一日地做同样的工作，研究工作将会变得如巴勒克拉夫批评许多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生产出与过去一样的产品。如果这样的话，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也就接近尾声了。

在我接受了自己提出的新挑战后，多蒙复旦大学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得以和复旦的同行和学子们一同探讨我在这项研究中所涉及的若干问题。2013年，复旦大学邀请我去做“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讲座的题目是“商战与实战：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为了做好这个讲座，我把这两年来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做了一个梳理，将其整理出来，分为五个专题做了讲演。在这个讲座的基础上，写成这本小书，书名也改为《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这本书只是我的新研究的一个初步成果，还很不成熟，而且主要是想写给大众而非写给专业史学家看，因此在专业史学家眼中，可能不够学术化。《后汉书·马援传》有云：“良工不示人以璞。”我本当如此，但是因为这是一项新研究的开始，我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自觉尚未成熟，因此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本小书，向读者求教，从而使得这项研究得以不断完善，同时也向大众提供相关的知识，促进更多的人跟上新的史学潮流，从全球史视野来看中国的历史。这就是本书写作的初衷。

本书的写作对我是一项新的挑战，因此我必须从成功者那里学习写作经验。我近来读了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谢平（Steven Shapin）的《科学革命：一段不存在的历史》，觉得深受启发。他在致谢词中说：“本书不是原创性的学术作品，而是由我集合各家说法的综合性著作。过去十年或十五年来已累积许多有关‘科学革命’的历史研究，虽然这本书的目的是呈现对科学革命的最新诠释，但仍非常倚重多年来各家学者的成果。我最感谢的是诸位历史学家，我任意地借用他们的成就，并把他们的著作和论文放在本书最后的参考书目里。毫无疑问，这本书不只有我一个作者，还有他们。但我必须承认，我用我的方式诠释了他们的作品，用我的方式组织他们互异的发现和说法，这都反映了我个人的观点。因此，我必须对此全权负责。”本书的情况与谢平上面所说的颇为类似。本书力图体现国际史学新潮流，从全球史视野来看中国历史，因此也是一部集合各家说法的综合性著作。与谢平一样，我在本书中也用我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其他学者的作品，用我的方式组织他们互异的发现和说法，这都反映了我个人的观点。不仅如此，本书的主线和主要观点也是我提出的。因此我一方面非常感谢前人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要说明我对本书全权负责。

此外，美国史家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写了一部关于史学著作中的脚注问题的书，中文版名为《脚注趣史》（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而法文版则名为《博学的悲剧起源：脚注的历史》。他在书中指出：在西方，史学著作中的脚注发源于17世纪，到19世纪才成为职业史家的必要工具。现代史学演进的方向是越来越技术化和严谨化，脚注功能日益强化是这一过程最明显的标志。但史学作品终究不是纯技术化的产物，脚注也只能严守其辅助的地位。一些著名史家对史学著作中使用脚注（或者过多使用脚注）深恶痛绝。西方史学大师吉本（Edward Gibbon）在其《回忆录》中说到其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遗憾地谈到自己被人说动用脚注破坏了叙事的外观：“在其八开本的十四卷中，全部注释集中于最后两卷。读者硬要我将之从书末移至页下：而我常常为自己的顺从感到懊悔。”德国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则说：“书籍中的脚注就是妓女袜子中的钞票。”因此，一些学者力求避免使用（或者过多使用）脚注。法学家哈特（Herbert Hart）在其名著《法律的概念》中特别说明：“本书的正文既没有引用多少他人的著述，也很少有脚注。不过，读者在本书的最后将会看到大量的注释，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每一章之后再去查阅它们……我如此安排本书的顺序，主要是因为书中的论证是连续性的，如果插进与其他理论的比较，就会打断这种连续性。”余英时先生曾提醒其学生陆扬说，学术论著关键还是在于论述本身的原创性，脚注毕竟是次要的。他特别引用了一则真实的趣事来说明这一观点：有一群牛津的老教授在看巨星鲍嘉（Humphrey Bogart）演的一部片子，突然对其中的一句台词击节称赏，这句话是鲍嘉对人说的：“把正文给我，别管脚注！”（Give me the text, forget about the footnotes.）由于本书是面向大众的，在本书中使用脚注就显得特别不合适了。在这方面，谢平的经验也很有帮助。他说：“为了将这本书有效地传达给一般读者，方便读者流畅阅读，我决定不依照过去专家和专家之间交流的惯习，选择不在正文放置众多的二手参考数据当作脚注。此外，当我发现某些当代学者看待事物的方式具解释力或发人深省，或他们的说法达到像‘专利’一般的地位时，才会引用他的作品。”就史学读物而言，尼尔（J. E. Neale）的名著《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传》（Queen Elizabeth I）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尼尔是英国著名的正统派史学家。但是在这本传记中，他在体例方面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尝试。他在序言中申明：“作者是在一个特殊的时刻为特定的读者写作这部著作的。这里说的特殊时刻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诞生四百周年，特定的读者是指那些对这位伟大历史人物怀有兴趣的一般读者。因之舍弃了我在写此书时苦心搜集来的一批权威的文献档案。某些读者无疑会由于看到本书没有附上参考资料而感到遗憾。我知道以上情况会使这部著作某一方面的使用价值受到限制，但是我希望它将增加这部著作在另一方面的使用价值。”因此，这部著作不列参考书目，也不加注释。对于尼尔的这种尝试，有些同事不甚赞同，但是却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由此可见，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在写作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时，就必须改变自己习惯的写作方式，以适应不同的读者需求。

以上这些经验之谈非常重要，对我这样一个写作大众史学读物的生手特别有帮助。此外，本书是三联书店推出的“复旦大学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丛书”中的一种，而这套丛书所收的都是讲演录，大多都省去了脚注。基于上述原因，我也删去了全部脚注。这些被删去的原稿中那些脚注和引文，将在日后写作的另外一部主要供历史学者阅读的专著中出现。

我虽然在本书的写作上已经尽力了，但是在行家看来我的努力可能只是“东施效颦”或者“邯郸学步”。但是我认为只要向着自己心中确定的方向去努力就行了。尝试本身就是一种快乐，至于它是否会成功，倒是次要的问题。用大家耳熟能详的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的结语来说，就是“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