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译本序(2)
诚然，莫泊桑并没有简单地把现实问题搬进小说中。他以摩洛哥来代替突尼斯，但是读者却非常清楚他写的是何处的局势。莫泊桑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法国政府对突尼斯内政的干涉，以致将突尼斯变为保护国的行动当作背景来写，而突出这一军事行动跟公债行情涨落所造成的结果。小说描写瓦尔特在报上散布政府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的烟幕，大量收购公债，一夜之间赚了三四千万法郎。另外他还在铜矿、铁矿和土地交易中捞到了大约一千万。“几天之内，他就成了世界主宰之一，万能的金融寡头之一，比国王的力量还要大。”这一描写揭示了资产者利用政治局势大发横财的现象，这在法国文学史上似乎还是第一次。司汤达认识到“银行家处于国家的中心，资产阶级取代了贵族在圣日耳曼区的位置，银行家就是资产阶级的贵族”；他在《吕西安·勒万》中曾经写到银行家与政治的关系，不过，他还没有像莫泊桑在《漂亮朋友》中那样生动而具体地描写金融家利用政治局势激增财产的事例。巴尔扎克也曾在小说中写道：“在我看来，大路上的谋财害命，比起某些金融手段，不过是仁慈的行动。”他在《戈布塞克》、《纽沁根银行》等小说中写过金融家对政局的操纵，但也只是一笔带过。因此，《漂亮朋友》中有关这方面的描绘，无疑是对十九世纪上半叶现实主义作家反映重大社会现象的一大发展。
历来的批评家都认为莫泊桑的作品（主要指短篇小说），在思想内容上还缺乏深刻性。他的其余五部长篇似乎也有这个缺陷。可是，《漂亮朋友》就其涉及的政治内容之广，就其揭露政治和金融之间关系的内幕之深，就其对报纸作为党派斗争工具（以及记者如何炮制新闻、利用报道做广告、能自由进出剧院和游乐场所等）抨击之激烈而言，明显地突破了莫泊桑不触及重大政治问题和重要社会现象的一贯写法。在思想内容上，《漂亮朋友》完全可以跟司汤达、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作品相媲美。评论家认为“《漂亮朋友》产生在标志着第三共和国历史特点的投机活动第一个重要时期最辉煌的时刻，堪称是这一时期重大事件所孕育的杰作”[11]。这句话指出《漂亮朋友》反映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投机活动，因而是部杰作，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正因这部小说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所以恩格斯表示要向莫泊桑“脱帽致敬”[12]。
小说的揭露内容之三在于塑造了一个现代冒险家的典型。这个冒险家不是在东方的殖民地进行投机活动的人物，而是不择手段爬上去，在短时期内飞黄腾达，获得巨额财产和令人注目的社会地位的无耻之徒，用莫泊桑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冒险家的生平，他就像我们每天在巴黎擦肩而过，在现今的各种职业中遇到的那种人”[13]。莫泊桑写出了这类人物是如何产生的：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物的特殊经历和他的性格相结合的产物。杜洛瓦在北非的殖民军里待过，练就了残酷杀人的硬心肠。有一次去抢劫，他和同伴断送了三个乌莱德·阿拉纳部族人的性命，抢到了二十只母鸡、两头绵羊和一些金子。他在巴黎回想起这段经历时还“露出一丝残忍而得意的微笑”。他觉得自己心里存有在殖民地肆意妄为的士官的“全部本能”。另一方面，杜洛瓦是“一个机灵鬼，一个滑头，一个随机应变的人”。残忍而邪恶的经验与他狡黠的个性相结合，在巴黎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便滋生出这一个毒菌。
杜洛瓦的成功，在于他抓住了两个机会。第一个机会是报馆。莫泊桑认为，这个家伙“进入新闻界，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特殊手段，他要用来爬上去”，“他利用报纸，就像小偷利用一架梯子那样”[14]。如果说，他以自身经历为内容的《非洲从军回忆录》碰巧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那么，待他熟悉了报社业务，便直接参与倒阁阴谋，舞文弄墨，大打出手，成为“瓦尔特帮”中重要的笔杆子，受到了老板的赏识与提拔，当上了“社会新闻栏”的主编。然而，他在报馆的青云直上还直接得益于和女人的关系，利用女人发迹是杜洛瓦的第二个、也是他用以爬上去的最具有特色的手段。他的本钱是有一副漂亮的外表，在女人眼中，他是个“漂亮朋友”。他敏感地发现原政治主编、病入膏肓的福雷斯蒂埃的妻子玛德莱娜与政界人物交往频繁，文笔老练，抓住她便可在报馆站稳脚跟。于是他大胆地向她表示，他愿意在她丈夫死后接替福雷斯蒂埃的位置。他果然如愿以偿，当上了政治主编，成为新闻界的知名人物。其间瓦尔特的妻子成了他的情妇，他在瓦尔特身边有了一个人替他说好话。接着，由于倒阁成功，他获得十字勋章，他的姓氏变成了有贵族标记的杜·洛瓦。但当他得知瓦尔特和拉罗舍-马蒂厄发了大财，自己只分得一点残羹以后，顿时勃然大怒，一个计划在他心里酝酿成熟了。他毅然地抛弃了瓦尔特的妻子。随后他侦察到自己的妻子的诡秘行动，导演了一场捉奸的闹剧，一下子把拉罗舍-马蒂厄打倒了，又与妻子离了婚。最后，他一步步接近瓦尔特的小女儿苏珊，把她拐跑，威逼瓦尔特夫妇同意他娶苏珊。老奸巨猾的瓦尔特虽然气恼，却仍然保持清醒头脑。他认识到杜洛瓦并非等闲之辈，此人将来一定能当上议员和部长；他感到宁可息事宁人，顺从杜洛瓦的意愿。因此不顾妻子的坚决反对，应允了杜洛瓦提出的要求。在杜洛瓦盛大的婚礼上，教士用近乎谄媚的辞句向他祝福：“您是一个最幸福的人，您是一个最富有、最受尊敬的人，您，先生，您的才华出众，您用您的笔，教育、启发、引导着世人，您负有崇高的使命，您要为世人作出光辉的榜样……”教士的话代表社会、官方对这个流氓恶棍式的冒险家的成功表示赞许，但从中也透露出作者无情的辛辣的讽刺与抨击！
莫泊桑在描写男女私情上虽然非常露骨，但他的批判倾向却占据主导地位。例如，他在描写杜洛瓦勾引瓦尔特夫人的时候，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他让杜洛瓦和瓦尔特夫人在教堂里幽会，然后发了一通议论：“教堂又是她会见情人的隐蔽所。这就是人们通常把教堂当做一把万能伞的道理。……遇有机会还要让天主给他们拉皮条。如果有人对她们提出到旅馆里去开房间，她们会认为这种事下流无耻，而在祭坛下面谈情说爱，她们则又觉得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莫泊桑是反教会的，他不信教：“如果我相信您所信仰的上帝，我对他会有无限的厌恶！”“如果有一个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我可不喜欢成为这个上帝：世界的苦难会撕碎我的心。请想象出一个创造世界的魔鬼，人们有权向他指着他的创造，大声说道：你怎么竟然中止虚无的神圣休息的状态，使这么多的不幸和苦恼出现呢？”[15]这两段话与上文所引的小说中的一段话，都表明了作者对宗教和教会大不敬的态度。而莫泊桑着意用这个场面来描写主人公追逐女性，不能不说是他对笔下人物行为的否定。
杜洛瓦的形象不禁令人想起巴尔扎克在《幻灭》中描写的青年野心家吕西安。吕西安是个失败者，因为他缺乏的正是杜洛瓦的无耻和不择手段。同样被美色所迷醉，吕西安却不能自拔，以致被敌人利用，终于身败名裂，而杜洛瓦则能驾驭其上，一旦他的情欲得到满足，即使将情妇抛弃也在所不惜；女人只是他寻欢作乐和向上爬的工具。吕西安将对女人的追求公之于众，而杜洛瓦则在暗地里进行，既大胆又无耻，他对瓦尔特夫人的追求从跪求、表白、软硬兼施到突然征服的过程就体现了这一点。他同时和几个女人保持通奸关系，更写出了他灵魂的卑污。当他得知妻子接受了一大笔遗产以后，起先闷闷不乐，然后他厚颜无耻地要分享一半。他对金钱的渴求胃口越来越大，这一点又是吕西安无可比拟的。杜洛瓦看到社会上充斥弱肉强食的现象，上流社会的人物道貌岸然，骨子里却是男盗女娼，外交部长拉罗舍-马蒂厄就是一个代表。杜洛瓦于是也奉行这种强盗与伪君子的哲学，他认为：“世界是属于强者的。必须成为强者。必须凌驾一切。”这是他的座右铭。在小说结尾，“他正在成为一个主宰世界的人”，他和瓦尔特等金融大亨结成了更为紧密的关系，爬到了社会的上层。杜洛瓦无疑是资产阶级政客的典型，他的寡廉鲜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莫泊桑把法国文学中常见的“戴绿帽子”的描写与资产阶级人物的发迹结合起来，以刻画资产阶级政客的丑恶灵魂。在资产阶级的上层，这种人物比比皆是。《漂亮朋友》的描绘确实是现实的真实写照。
莫泊桑在《论小说》一文中指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要写出“感情和情欲是怎样发展的，在各个社会阶层里人是怎样相爱、怎样结仇、怎样斗争的；资产阶级利益、金钱利益、家庭利益、政治利益，是怎样相互交战的”。他在《漂亮朋友》中就是这样描写的。他通过一个冒险家发迹的经历，深刻地揭示了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的复杂现象，《漂亮朋友》不愧为十九世纪末叶法国社会的一幅历史画卷，完全可以列入十九世纪末叶法国优秀小说之林。
郑克鲁
一九九二年八月
注释：
[1]见安德烈·维亚尔：《居伊·德·莫泊桑与小说艺术》，第11页，巴黎尼泽书局，1971年。
[2]见雅克·洛朗，《〈漂亮朋友〉序》，法国联合书局版第13页，1983年。
[3]见莫泊桑，《十九世纪小说的发展》，《专栏文章集》第3卷第381和380页，出版社总联盟，1980年。
[4]见莫泊桑，《十九世纪小说的发展》，《专栏文章集》第3卷第381和380页，出版社总联盟，1980年。
[5]见莫泊桑，《十九世纪小说的发展》，《专栏文章集》第3卷第381和380页，出版社总联盟，1980年。
[6]见拉法格，《左拉的〈金钱〉》，《文论集》第1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7]见莫泊桑，《给〈漂亮朋友〉的批评者》，《专栏文章集》第3卷第165—166页。
[8]见《〈漂亮朋友〉序》，波凯报社版第11页，1990年。
[9]见维亚尔，《居伊·德·莫泊桑与小说艺术》，第321页。
[10]见《政治哲学》，转引自《居伊·德·莫泊桑与小说艺术》，第323页。
[11]见《居伊·德·莫泊桑与小说艺术》，第316页。
[12]见《1887年2月2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88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
[13]见《给〈漂亮朋友〉的批评者》，《专栏文章集》，第3卷第165页。
[14]见《给〈漂亮朋友〉的批评者》，《专栏文章集》，第3卷第165—166页。
[15]见《居伊·德·莫泊桑与小说艺术》，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