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本序(1)
【一】
'ANÁГKH！
那痛苦的灵魂——克洛德·弗罗洛，“站起身来，拿起一把圆规，默然不语，在墙壁上刻下大写字母的这个希腊文：'ANÁГKH！”
他并不是疯了。
维克多·雨果一八八二年八月十五日[1]在札记中写道：
“这个X有四只臂膀，拥抱着全世界，
矗立着，衰亡或失望的眼睛都看得见它，
它是地上的十字架，名字就叫耶稣。”
雨果，这个从不望弥撒，明确拒绝身后葬礼上有任何教会演说，甚至不要任何教士参加的人，这个首创其始、遗体以俗人仪式进入先贤祠的巴黎“第十八区的无神论者”，他在这里所说的“耶稣”，也同他在《世纪之歌》等等问世作品中所说的“上帝”、“神”、“人子”、“耶稣”一样，只能是被天主教当局视为异端的某种东西。
在一首短诗《致某位称我为无神论者的主教》中，雨果断然答复：“耶稣，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上帝；他还超过上帝：他就是人！”
这个人本身，在浪漫主义大师雨果笔下，就是一座火山：在形色各异的外壳掩盖之下，里奥深处有永恒的熔浆沸腾轰响。被社会唾弃的圣者若望·华若望，被社会压在底层的海上劳工吉利亚，被社会放逐的强盗埃纳尼是这样，受天谴的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以及自感人神共弃的非人生物卡席莫多也是这样。按照天上的教义和世上的法理来判断，这样背负着十字架的“耶稣”，只能是魔鬼，是别西卜，是撒旦。
师承古希腊悲剧大师，雨果叙述'ANÁГKH这个字，也就是以激情的笔触刻画人的悲剧。首先是人的内心冲突、分裂、破碎以至毁灭的悲剧。在《巴黎圣母院》中突出表现为灵与肉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终以矛盾所寓的主体的覆灭、以致他人无辜受害而告终。堂克洛德和卡席莫多这一主一仆，各从一个极端，向我们呈现的正是这种痛苦挣扎、毁灭一切的惊心动魄的图景。
首要的意图是剖析他笔下的主人公（不仅有副主教和敲钟人，还有若望·华若望、甘朴兰，以至罗伯斯庇尔等等）的不由社会身份、时代环境等等规定其实在内涵的人性。人道主义者雨果不止一次让我们看见：即使邪恶，克洛德·弗罗洛也是以鲜血淋淋的痛楚为代价的。尤其是在作者多方烘托小约翰天真淘气的可爱性格之后，让他的哥哥克洛德为他的惨死，发出“我不杀约翰，约翰实由我死”似的悲鸣，我们在惋惜伟大作家如此败笔之余，不禁要呼唤复仇女神来为我们祛除任何不必要的由弟及兄的同情！
维克多·雨果仍然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二十九岁，他就已经开始超出他原来的哲学，寻求人性以外更多的东西，或者说，人性里面更深的东西。果然，无论是克洛德，还是卡席莫多，他们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人，他们内心的分裂、冲突，反映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神权与人权、愚昧与求知[2]（即使在卡席莫多那样混沌的心灵中，理性的光芒仍然不时外露，他那声“圣殿避难”的呐喊绝不说明他是一个白痴！）之间，庞大沉重的黑暗制度与挣扎着的脆弱个人之间的分裂、冲突。而这种反映，是通过曲折复杂的方式，交织着众多纠葛，历经反复跌宕的。——唯其如此，雨果这位巨匠才把这场悲剧刻画得深刻感人，按照某些传统评论家的说法，甚至“恐怖气氛渲染得极为出色”。间断三十年（1831年至1861年）[3]之后，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更为成熟，若望·华若望悲惨的一生，远远不是人性内里冲突达至不幸的解决所能解释的；他最后那样悲天悯人地圣化，看来有违作者的初衷，是早已超越过什么主教的感化、内心中善战胜恶的结果，而是这个苦命人痛苦地感受和观察社会生活，因而明辨善恶、善善恶恶的有意识的行为。
笔下的人物如此作为，正是作者本人明辨善恶、善善恶恶使然。说雨果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尤其是因为他不仅揭示出人性冲突中实在的社会内涵，而且自己就在生活中断然作出抉择，强烈地爱所应爱、憎所应憎[4]，并在作品中以引人入胜的笔法诱导读者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如果说这恰似雨果自己津津乐道的“良心觉醒”，这个觉醒在《巴黎圣母院》中即已开始。青年的雨果是以这种“内心的声音”，而不是以其他什么声音，迎接了他的“而立”之年。
道貌岸然的堂克洛德就是恶魔的化身。这还不仅仅在于他淫秽、不纯洁、不信上帝、叛教、致无辜者于死命，还不单单在于他个人作恶多端、行妖作祟，而在于他代表着野蛮的宗教裁判，横扫一切的捉鬼（la chasse aux sorcières或witch-hunting）闹剧，蔚为时尚的礼仪周旋进退，以及今日看来不值一笑的伪科学、假智慧，借以欺世盗名的荒谬真理……一句话，他代表着中世纪：整个中世纪的黑暗势力既以他为仆人、工具，又听命于他，为他作伥。堂克洛德绝不是浮士德博士，他是公山羊，即，撒旦在人世间寄寓的肉身。
他又是国王路易十一在教会的一个代理人。不，他就是作者着墨最多的又一路易十一，穿上教士服的专爱骂别人“淫棍”的这个暴君。
华洛瓦的查理和安茹的玛丽夫妇的儿子路易·华洛瓦[5]（1423—1483），在位二十二年（1461年登基），是一个不得人心，既为朝臣、又为黎民痛恨的君王。即使随侍左右的亲信：修行者特里斯唐这只警犬，既是理发师、又是刽子手的奥利维埃·公鹿，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冒险家，也莫不痛感此人刻薄寡恩、残暴多疑、贪鄙而又吝啬。他对上帝、圣母以至宗教信仰和教会，也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正如他对这些他需用一时的佞臣的态度。他像一切暴君一样，性喜绝对专制独裁，却偏爱装出开明、宽厚、慈祥的模样。他不读书，却附庸风雅，自称尊重学问。他迷信而自私到这种程度：只允许四种人接近龙颜，即医生、刽子手、星象家和行奇迹者（尤其是炼金术士）。即使他自己的那副尊容：矮小肥胖（老了以后，由于多病而瘦小枯干），大而秃的脑袋，深目鹰鼻（这大概会被中国的阿谀奉承者美称为“隆准”的吧？），也令人憎恶。所有这些，在《巴黎圣母院》中都有与情节发展密切结合的生动而真实的描写。
另一方面，虽然绝对谈不上英姿天纵，路易·华洛瓦仍是一位奋发有为、励精图治的君主。他继承父志，终其一生为建立统一的强盛的中央集权的王国而奋斗不懈，传之于子，历经查理七世、路易十一自己、查理八世三代统治下法国人的努力，为以后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为绝对专制统一的法国，开辟了道路。路易十一就位时的法兰西，是百年战争的创伤尚未治愈，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国家，是外部强敌英国人仍然占领着大片国土、内部大小封建领主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国家。在当时的法国，正如路易十一自己所说，“法国人看得见的绞刑架有多少，就有多少国王！”这些自称主人的领主中最强大的，是割据东部富庶地区的布尔戈尼公爵[6]、霸占沿海地带的布列塔尼公爵和盘据心腹要地的安茹公爵。路易十一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与尝试振兴手工业和农业（农业仍然失败），并采取增丁添口的措施的同时，通过战争、外交、联姻……一切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手段，终于剪除了构成最严重威胁的布尔戈尼公爵，只留下布列塔尼问题给儿子去解决。英国人被逼迫龟缩在加来城周围的一隅之地。路易十一甚至不惜下毒，毒死了他的劲敌——英王爱德华四世。在全国境内，路易着手建立和推行统一的税收、统一的治安、统一的军队、统一的司法、不对罗马教廷俯首帖耳的统一的教会。雨果通过路易十一的口预言：“终有一日，在法国只有一个国王、一个领主、一个法官、一个斩首的地方，正如天堂只有一个上帝！”以后终于实现。
但是，雨果写的是小说，并不是历史。作者以罕见的渊博，依据史实，又以艺术夸张的手法，拿出来示众的是一个全然可憎的阴暗角色。这个家伙对处决活泼、纯洁、美丽的姑娘爱斯美腊达负有直接的主要责任，他也是把受尽践踏的贱民们，即所谓的黑话分子，斩尽杀绝的元凶大憝。黑暗之力——按照中世纪的看法，即魔鬼——通过人间的法律而逞其淫威、大啖人肉的时候，是以神权和王权两副面孔出现的，一副叫做克洛德·弗罗洛，一副叫做路易·华洛瓦，二者同样地狰狞可怖，而由于后者躲在背后，深藏在巴士底坚固城堡中，而更加阴狠毒辣，力量也增强了十倍。
卡席莫多不幸是个聋子，帮了倒忙，把六千多义民阻遏于圣母院门前，方便了路易十一的屠杀，致使全部好汉血染前庭广场。他们堪称壮烈牺牲！爱斯美腊达是他们的妹子，不错；但是，一方面，她就是一切惨遭中世纪愚昧黑暗势力摧残的无辜百姓中间的一个，也是他们的楚楚动人的形象；另一方面，这些贱民愤然起义，要攻击的不是司法宫典吏，而是国王，是王权。路易十一浑身哆嗦，脸色煞白，喊道：“我还以为是反对典吏！不，是反对我的！”他调兵遣将，狂呼：“斩尽杀绝……斩尽杀绝！”
遭到路易十一血腥镇压而全部玉碎的民众，就是《巴黎圣母院》的真正主角。他们是用血写的这部壮丽史诗的主角，哪里像某些遵从传统的法国评论家、文学史家所说，是巴黎圣母院这座建筑物本身？不。甚至也不是那个俗称钟楼怪人的卡席莫多。
由于不幸的造化捉弄，这个弃儿生来畸形，这个内心善良、纯真的人承受的苦难也就更比其他畸形儿增加一倍而犹有过之。着意刻画某些畸形的人的痛苦，不能见容于社会，甚至为全人类所唾弃，使读者抛洒同情的眼泪，这原是雨果的得意之笔。像甘朴兰那样的笑面人，或者从某些生理特征上说也非同常人的若望·华若望，所作所为应该使许许多多上流社会人士感到羞愧，他们被看成异类，恒常陷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就是势所必然的了。这种悲剧的致因，当然并不是生理性质的，而是社会性质的。然而，在卡席莫多，几乎是他的“又驼、又瞎、又跛”，特别是“又聋”，成为导致他短暂一生的悲剧的不可抗诱因，而在一个关键时刻，甚至累及他曾爱过的一切以及他漠然对待的一切，酿成像古典悲剧那样的统统死光的惨烈结局。善良的人而偏偏形体可憎，邪恶的人而偏偏道貌岸然，雨果善于使用这种鲜明对比的反衬手法，这确实十分扣人心弦。但是，如果说后一事实使读者觉得不乏其例，甚至比比皆是；那么，前一点也许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只是某些高超的作者有意的、也是专断的巧妙安排（例如，法国文学中还可以举出西拉诺[7]）。
我们可以从研究古希腊悲剧中，把雨果的前辈古人所说的命运，剖析其动因或契机，大别为三类：一是偶然的不幸，二是人的自我矛盾的不幸的解决，三是人与环境（社会的、自然的）的冲突不可调和。如果单纯着眼于卡席莫多的畸形，《巴黎圣母院》这整个的悲剧，那就只是偶然因素起主导作用的一种不幸命运在一个例外情况下造成的结果。
安德烈·莫罗瓦认为，雨果用以构筑他的命运大厦的是三部作品，我们也可以称作雨果的“命运三部曲”：《巴黎圣母院》（他说是“教条的命运”），《悲惨世界》（“法律的命运”），《海上劳工》（“事物的命运”）。不，并不尽然。固然，《巴黎圣母院》所叙述的命运，一个十分重要的侧面是一个教士与他的教条分裂；《悲惨世界》从若望·华若望与雅维尔的冲突的角度，指出了人间法律给人们的只是厄运；《海上劳工》着重刻画了人向自然斗争的吓人场面；但是，伟大作家雨果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方面。我们在《巴黎圣母院》中看见命运的行动，给予几乎所有或多或少重要的角色以毁灭性打击，凭持的既是偶然因素，又是几个主要人物自身矛盾的纽结及其不幸解决，更重要的是把这出戏剧放在特定的舞台上，即中世纪的法国，愚昧迷信、野蛮统治长久猖獗的那个社会之中。这三者的巧妙结合而发挥威力，就是雨果笔下致人死命的'ANÁГKH。
“生活，就是承受重担；生活，就是昂首前瞻！”
（《我的竖琴》）
人在命运的重压下，高瞻远瞩，昂首举步，走向未来。
“你很清楚：我要走向哪里，
正义，我走向你！”（《出征歌》）
是的，应该像雨果那样——
“我睁开眼睛，看见了灿烂的晨星……”
（同上）
人呀，你要永远乐观：
“相信白昼，相信光明，相信欢乐！”
（《我的竖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