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田野中解读文献

我们实践教学的核心是“在田野调查中解读文献”，这一点突出地体现了历史学本位的特色，表明了与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根本差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说明。

1．有历史学者认为田野调查的理由是文献材料匮乏，而近代社会史研究拥有浩如烟海、难以穷尽的文献资料，因此毋需进入田野。这其实是对田野工作的严重误解。首先，文字并非“历史”的唯一载体，人类社会的“历史”，形诸文字者只是一部分，还有许多体现在仪式、习俗、器物、口碑、空间格局等方面；其次，历史与现实之间往往并非泾渭分明，许多历史延续并融入到现实生活中；第三，即便从文献的角度而言，许多文献保存于民间社会而非公藏机构，并且这些文献与传统文献性质不同，不能相互取代。综上可知，文献材料丰富并不构成漠视田野的充分条件。毫无疑问，局限于图书馆也可以做出一流研究，但我们认为：不同类型的文献（如正史、政书、地方志、族谱、碑刻、契约等等）、口述资料、仪式活动等表达了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但却并非全然无关的历史，应同时注重这些不同的历史表达，并将之整合在一起，以期呈现富于立体感的历史。书斋与田野的结合，其魅力令我们无法抗拒。

2．田野调查补充和丰富了文献的语境，使文献的信息趋于完整，研究者由此可以达致对文献更妥贴的理解。停留在书斋里研究历史，会造成对历史的许多误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国内南方某著名历史名胜，因“某某洞”而名，但该名胜所在地并无山洞，该景点的管理人员遂在其建筑物的后山上，人工开凿一“山洞”，以使该景点“名副其实”。但我们进入该历史名胜所在地后，发现其地形是四周环山的一个小盆地。历史上，这样的地形，在广大的南方，一般被名为‘洞’或‘峒’。而在南方山区的史料中，关于‘洞’的记载，描述的基本上是此种地形。可见，该名胜开凿山洞，实为画蛇添足之败笔。

关于田野与文献的关系，陈春声有过一段比较理论化的说明，在此不惮繁琐，征引如下：“置身于历史人物活动和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的自然和人文场景之中，切身感受地方的风俗民情，了解传统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在这样的场景和记忆中阅读文献，自然而然地就加深和改变了对历史记载的理解。在调查中，研究者必须保持一种自觉，即他们在‘口述资料’中发现的历史不会比官修的史书更接近‘事实真相’，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但在那样的场景之中，常常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如何被现在创造出来，理解同样也是作为‘历史记忆’资料的史书，其真正的意义所在及其各种可能的‘转换’。在实地调查中，研究者也可以更深切地理解过去的建构如何用于解释现在，结合实地调查，从不同地区移民、拓殖、身份与族群关系等方面重新审视具体地域中‘地方性知识’与‘区域文化’被创造与传播的机制，就会发现，许多所谓‘地方性知识’都是在用对过去的建构来解释现在的地域政治与社会文化关系。”

3．我们强调在田野中解读文献，还因为，乡民的某些生活常识，对于从书斋里走出来的学者来说，很可能就是石破天惊的学术新发现。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史教科书关于中国经济史的叙述，受古典经济学理论影响极深。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兴起，有一套极富逻辑美感的理论。它指出：由于生产发展，产品剩余，人们开始有了交换的需要。因此，在交通要道等人口众多的场所，就形成了市场。但是，根据厦门大学刘永华教授的田野经验，以及我们自己进入乡村的考察，发现这一理论至少还存在一个中间环节没有落实，这个环节就是，这个“自发形成”的市场，是有交易欲望的人们自动聚集形成的，还是有某些力量组织建造起来的？有一次，我们走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民乐社区延陵村，走进其中的吴氏祠堂，发现墙壁上贴着该祠堂的收支明细，显示该祠堂大概90%以上的收入来自市场铺租。这就表明，该祠堂控制了当地的一个市场。根据访谈，我们发现果不其然，该市场是由该祠堂投资兴建的。类似的故事，我们还在广东韶关乐昌县廊田镇的村子里听到过，不过更为详细，据当地人说：清代中后期，当地盛产粮食，其中一个家族发现商机，就择地建起了市场，出租商铺，并管理该市场。这些故事说明，作为交易场所的市场的形成过程，并非由古典经济学用“自发”一词一笔带过就可以说得清楚。这一“自发”当中，有具体的力量因为具体的利益而参与其中，并形成此后市场运作的基本架构。这个例子说明，市场的具体形成过程对于乡民来说，就是他们的生活常识，但对于中国古代市场形成的理论来说，却是一个关于其运作环节的重大发现了。这样的发现，在书斋里是比较难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