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我毁灭的试验场
“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考,最早的记录就是以此为题。大约八九岁时,他在一个门口停下来想这问题。他没找到满意的答案,下结论说:在那种情况下撒谎说到底没任何错。后来他如此描述这件事:“这一经历,就算不是对我未来的生活方式有决定意义,至少也典型地体现了我那时的本性。”
这件事在一个方面典型地体现了他的整个一生。他之所以转向哲学,与(比如说)伯特兰·罗素不同;罗素转向哲学,是希望在之前只有怀疑的地方找到确定性,而维特根斯坦,则是上述那种问题激起的强制倾向把他拽进了哲学。可以说,是哲学找的他,而非他找的哲学。在他的体验里,那个问题的两难是讨厌的侵扰和费解的谜,强加于他、俘虏了他,令他不能好好过日常生活,除非哪天能用一个满意的解答将其驱除。
但在另一意义上,回答这一具体问题的那个少年是极不典型的维特根斯坦。这回答轻易地接受了不诚实,根本上不容于成年维特根斯坦身上的令人既钦佩又敬畏之处:不留情面的诚实。恐怕也不容于他对哲学家之为哲学家的理解。“称我为真之寻求者”,他曾写信对姐姐说(她在一封信里称他为大哲学家),“我就满意了”。
这件事意味着性格的变化、而非观点的变化——他一生许多次变化中的第一次;他的一生以一系列这样的转变为界标,它们发生在危机的时刻,而维特根斯坦企求转变时抱着这样的信念:危机的根源是他自己。仿佛他的一生是一场与他自己本性进行的战斗。他成就了的事情,通常都带着“不顾他的本性”的意味。就此意味而言,终极的成就是对他自己的彻底克服——一种让哲学本身不再必要的转变。
后来,有人对他说G.E.摩尔孩子般的单纯值得赞扬时,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异议。“我不能理解,”他说,“除非一个孩子也值得为之得到赞扬。因为你谈的单纯不是一个人为之拼争的单纯,而是出自天然的免于诱惑。”
这评论暗藏着一种自我评价。维特根斯坦自己的性格——他的朋友和学生在许多回忆录里都提到的那种强势、不妥协、支配性的个性——曾是他为之拼争的东西。年幼时,他的性情讨人喜欢和顺从——容易取悦、听话,以及(如我们已看到的)愿意牺牲真相。他一生前十八年的故事,首先就是这个斗争的故事,是驱动这一转变的内部和外部力量的故事。
他——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出生于1889年4月26日,是哈布斯堡时期维也纳一个最富有家庭里的第八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家庭的姓氏和财富引得一些人以为他是德国贵族“塞恩-维特根斯坦”的族人。并非如此。这一家姓维特根斯坦不过三代。路德维希的曾祖父摩西·迈尔取了这个姓,摩西是那个王族的土地经理商,1808年拿破仑法令规定犹太人要有姓氏,于是他用了自己雇主的姓。
家庭内部有一种传言,说摩西·迈尔的儿子赫尔曼·克里斯蒂安·维特根斯坦是某王子的私生子(那位王子是维特根斯坦的瓦尔德克一族的,还是埃斯特黑兹一族的,则取决于传说的版本),但并无牢靠的根据使这传说可信。若考虑到以下情况,这故事的真假就更显可疑了:它的最早出现,似乎是家族面临纽伦堡法案努力为自身重新归类之时(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努力是成功的)。
这故事对赫尔曼·维特根斯坦本人倒真挺相宜;他取“克里斯蒂安”为自己的中名,是刻意切割自己的犹太背景。他完全脱离了自己出生于其间的犹太团体,离开了出生地科尔巴赫到莱比锡生活;在那儿成功地做着羊毛商生意,从匈牙利和波兰买进,向英格兰和荷兰卖出。他选的妻子是一个显赫的维也纳犹太家庭的女儿,名叫芬妮·费格多尔,但1838年他俩结婚之前她也皈依了新教。
19世纪50年代他们搬到了维也纳,那时维特根斯坦家大概已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赫尔曼·克里斯蒂安甚至有了点反犹名声,他坚决禁止子女跟犹太人通婚。这是个大家庭——八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他们大体听从了父亲的意见,而且与维也纳新教专业阶层婚配。于是一个法官、律师、教授和牧师的网络建立了起来,若维特根斯坦家需要任何传统的专业服务,就能以之为依靠。这个家庭的同化如此彻底:赫尔曼的女儿竟问兄弟路易斯,她听到的他们有犹太血统的流言是不是真的。“纯种,米莉,”他回答,“纯种。”
他们的情况与许多其他有名的维也纳家族并无不同:无论怎样同维也纳中产阶级融合,无论怎样脱离自己的出身,他们仍然——在某种神秘的意义上——是“彻头彻尾的”犹太人。
维特根斯坦家(不像比如弗洛伊德家)完全不属于任何犹太社群——除了在一个难以捉摸但很重要的意义上,而在那个意义上整个维也纳亦如是;他们的教养与犹太教也毫无瓜葛。他们的文化是全然日耳曼的。芬妮·维特根斯坦来自于一个跟奥地利文化生活联系密切的商人家庭。他们是诗人弗朗茨·格里尔帕策的朋友,是奥地利艺术家眼里热心而有鉴赏力的收藏者。芬妮的族弟约瑟夫·约阿希姆是著名的小提琴家,她和赫尔曼在其成长历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收养了十二岁的约阿希姆,让他跟随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学习。作曲家问该教这孩子什么,赫尔曼·维特根斯坦回答:“让他呼吸你呼吸的空气便是!”
通过约阿希姆,维特根斯坦家结识了约翰内斯·勃拉姆斯,他们最珍视的就是同勃拉姆斯的友谊。勃拉姆斯给赫尔曼和芬妮的女儿上钢琴课,后来常常出席维特根斯坦家举办的音乐晚会。他的主要作品中至少有一部——单簧管五重奏——是在维特根斯坦家首演的。
这便是维特根斯坦家呼吸的空气——一股子文化造诣和舒适名望的气氛,只是还染有一点反犹的坏气味,这种气味只需嗅一点点,就足以令他们永远记着自己的“非雅利安”血统。
许多年后,当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力劝自己的剑桥学生莫里斯·德鲁利离开大学时,祖父对门德尔松说的话获得了应和。“剑桥没有你需要的氧气,”他对德鲁利说。他认为德鲁利到空气更健康的工人阶层中找个工作才好。至于他自己——他自己倒决定留在剑桥——这个隐喻有趣地一拧:“这对我无所谓,”他告诉德鲁利,“我制造自己的氧气。”
他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表现出一种相似的独立性,独立于自己在其中长大的空气,同样决心制造自己的空气。卡尔是赫尔曼和芬妮孩子中的例外——唯一父母的心愿未决定其生活的孩子。他是个难弄的孩子,很小就反抗父母的规矩和权威,抗拒他们想为他提供的那种与维也纳布尔乔亚成员相宜的古典教育。
11岁时他试图离家出走。17岁时,他写了篇否定灵魂不朽的作文,遭学校开除。赫尔曼不放弃。他努力继续卡尔的教育,请私人教师照管卡尔通过考试。但卡尔又一次跑了,这次成功逃掉了。在维也纳城中心藏了几个月后他跑到了纽约,抵达时身无分文,几乎只带着自己的小提琴。但他却在那里坚持了两年多,做过侍应生、沙龙乐师、酒吧服务生和教师(教小提琴、喇叭、数学、德语和任何他想得到的)。这次冒险确立了一个可以作自己主的卡尔,1867年回到维也纳时他得到允许——实际上是得到鼓励——做自己爱好的实干性和技术性的事情,他学习工程,而不是追随父亲和哥哥从事资产管理。
卡尔在维也纳的技术高等学校呆了一年,到各种工程公司的一系列工种上做见习,然后,他小舅子的兄弟保尔·库佩维泽给了他一个职位:一家波西米亚轧钢厂的建造工程里的绘图员。这是卡尔的大好机会。随后他在公司以惊人的速度蹿升,五年的工夫就接替库佩维泽成为总经理。其后的十年,他显出自己也许是奥匈帝国最精明的工业家。公司的财富——不用说还有个人的财富——成倍增长,19世纪的最后十年他已是帝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帝国钢铁工业的领军人物。就这样,在资本主义泛滥的批判者眼里,他成了侵略性贪婪工业家的一个原型。他把维特根斯坦家族变成了奥地利的克虏伯、卡内基和罗斯柴尔德。
到1898年,卡尔·维特根斯坦已积累了巨大的个人财富——其后裔至今享用无忧——这时他突然退出了生意,辞去主持的所有钢铁公司董事会职务,把自己的投资转到了外国——主要是美国的——证券上。(这最后的行动后来证明极富远见,家族财产因而安然度过了一战后席卷奥地利的通货膨胀。)此时他已是八个天赋异禀的孩子的父亲。
卡尔·维特根斯坦的孩子的母亲是利奥波尔蒂勒·卡尔姆斯,1873他俩结婚时,卡尔正处于通过库佩维泽公司急剧崛起的初期。卡尔选择她,再次证明自己是家族中的例外,因为在赫尔曼·克里斯蒂安的孩子的配偶里,利奥波尔蒂勒是唯一有部分犹太血统的一个。不过,她父亲雅可布·卡尔姆斯虽来自于一个犹太望族,雅可布的父母却照天主教徒的标准抚养他;她母亲玛丽·斯塔尔纳则完全是“雅利安人”——某个(天主教)奥地利地主望族的女儿。这样,实际上(至少在纽伦堡法案在奥地利施行之前)卡尔娶的不是一个犹太女人,而是一个天主教徒,因此在维特根斯坦家族融入维也纳正统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卡尔和利奥波尔蒂勒·维特根斯坦夫妇把他俩的八个孩子按天主教信仰施洗,照奥地利上等布尔乔亚认可和尊敬的成员抚养。卡尔·维特根斯坦甚至有机会进入高贵阶层,但他拒绝在名字中加进表示贵族的“von”,他觉得人们把这种举动视作暴发户的标志。
尽管如此,庞大的财富使家族能以贵族的风格生活。他们在维也纳的家坐落于“林荫街”(现在的阿根廷人街),外人称之为维特根斯坦宫殿,它也确实是宫殿,是20世纪初期为某伯爵所建。除此之外,家族在维也纳市郊的新森林犁地人街另有一所房子,在霍赫海特的乡下还有一处很大的消暑产业。
即便以最高的标准看,利奥波尔蒂勒(家里人称她“波尔蒂”)对音乐的热爱也是罕有的。在她生命中,音乐是仅次于丈夫幸福的最重要事情。因她的缘故,林荫街这栋房子成了音乐精英的汇聚之所。出席那里音乐晚会的——不说别人——有勃拉姆斯、马勒和布鲁诺·瓦尔特,“到处弥漫着人道和文化的空气”——瓦尔特曾如此描述那里的主色调。盲风琴师及作曲家约瑟夫·拉博的音乐生涯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维特根斯坦家族的支持,他们对拉博的评价极高。后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爱说,只有六个伟大的作曲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以及拉博。
退出工业之后,卡尔·维特根斯坦还成了知名的视觉艺术大赞助人。在女儿赫尔米勒的协助下——赫尔米勒自己是个有天赋的画家——他收藏了一大批珍贵的绘画和雕塑,包括克里姆特、莫塞尔和罗丹的作品。卡尔资助了分离派之家(那里曾展出克里姆特、谢勒和柯柯什卡的作品),还有克里姆特的遭维也纳大学拒绝的顶篷绘画“哲学”;克里姆特感激卡尔,称之为自己的“艺术部长”。1905年路德维希的姐姐玛格丽特·维特根斯坦结婚时克里姆特受托为她画了婚礼肖像。
这一时期的维也纳文化生活即便不是最辉煌的一段,也是最激荡的一段,维特根斯坦家就这样处在其中心地带。19世纪末到一战爆发之间的这一段维也纳文化史,近年来很合理地成了诸多目光的焦点。它被描述为一个“神经烁烁”(nervous splendour)的时代,而“神经烁烁”这个短语亦可用于勾勒卡尔和波尔蒂的孩子们成长时的环境。就像这整座城市一样,在这个家庭内部,在“到处弥漫着的人道和文化的空气”之下,躺伏着怀疑、张力和冲突。
世纪末维也纳现今的魅力,在于它的张力预示了主宰20世纪欧洲历史的张力。从其张力里涌现出了许多塑造了这段历史的智性和文化运动。用卡尔·克劳斯常被引用的话说,世纪末维也纳是“研究世界毁灭的试验场”——它是犹太复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共同出生地,是弗洛伊德建立心理分析的地方,是克里姆特、谢勒和柯柯什卡开创艺术领域中“青春风格”运动的地方,是勋伯格建立无调性音乐的地方,是阿道夫·鲁斯引入十足功能性、无装饰的建筑风格(现代建筑物的标志)的地方。在人类思想和行动的几乎每一个领域,新正于旧之中浮现,20世纪正于19世纪中浮现。
这发生在维也纳,则尤其值得注意,因为维也纳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尚未摆脱18世纪的帝国的中心。年迈的统治者象征着这个帝国陈旧落后的本性。弗朗茨·约瑟夫1848年起是奥地利皇帝1867年起是匈牙利国王,直到1916年依旧是双冕之王;1916年后,构成哈布斯堡帝国的这个摇摇欲坠的诸王国和侯国的集团很快瓦解了,其领土分给了几个民族国家:奥地利、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由于19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这集团的瓦解在发生前很长时间就已不可避免;在帝国的最后约五十年当中,它存活的方式不过是蹒跚地从一次危机走向下一次,唯有无视眼前浪潮的人才相信它能继续存活。在希望它存活下去的人们眼里,政治形势永远是“绝望的,但不严峻”。
在这么个国家里涌现出极端的革新也许并不那么吊诡:旧的东西如此明显地腐朽,新的东西必须要涌现。如罗伯特·穆齐尔的一句著名评论所言,帝国毕竟曾是天才的家园,“这一点可能恰是其祸根”。
“青年维也纳”的知识分子与其先辈的区别在于,他们认出周遭的腐朽,不肯假装世道还能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相信旧的作曲系统走到头了,是勋伯格的无调性系统的基础;确认巴洛克式的建筑装饰成了无意义的空壳,是阿道夫·鲁斯拒绝装饰的基础;感觉到某些很真实和重要的东西在社会的规矩和习俗下受到了压制和否定,是弗洛伊德假定存在无意识力量的基础。
在维特根斯坦家族里,这种代际差异的体现只部分地反映了更广大的不谐和。卡尔·维特根斯坦毕竟不是哈布斯堡旧秩序的代表。他真正代表的是一股对奥匈帝国影响出奇小的力量——形而上学上是唯物主义的、政治上是自由主义的侵略性资本主义企业家。要是在英国、德国或者——也许尤其在——美国,他会被视为时代之子。在奥地利他则身处主流之外。退出生意后他在《新自由报道》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称赞美国自由企业的价值,然而他谈论的只是一个位于奥地利政治边缘地带的话题。
奥地利缺少有效的自由主义传统,这是其政治史区别于其他欧洲国家的一个主要因素。主宰其政治的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天主教教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之间的争斗——希特勒崛起之前一直如此。两个派别以不同的方式都想坚持帝国的超民族性;这一主要冲突之外的一个插曲,是格奥尔格·冯·勋内尔领导的泛日耳曼运动;泛日耳曼运动对那两个派别都反对,信奉一种反犹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国家主义——后来的纳粹主义也搞出了一种这样的国家主义。
维特根斯坦家族既非旧秩序护卫者的一员,也不是社会主义者——肯定也不是泛日耳曼主义的国家主义者——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政治未作什么贡献。不过,那些把卡尔·维特根斯坦造就为成功工业家的价值,以另一种方式,是一种与更广大的时代张力相呼应的代际冲突的病源。作为一个成功的工业家,卡尔满意于占有文化;他的孩子,特别是儿子,则有意对文化作出贡献。
卡尔的孩子里最大的赫尔米勒与最小的路德维希差了十五年,八个孩子可划分为清晰的两拨:赫尔米勒、汉斯、库尔特和鲁道尔夫是较长的;玛格丽特、海伦娜、保尔和路德维希是较幼的。等到保尔和路德维希进入青春期时,卡尔跟第一拨孩子发生的冲突令得这两个最小的儿子要在一种很不同的家训下成长。
卡尔抚养较长儿子时的家训,主旨是决心要他们延续自己的生意。他们不去学校(因为在那里会染上奥地利正统的不良精神习性),而是接受一种使他们的心智练就商人式智性严格的私人教育。然后,他们将前往维特根斯坦生意帝国的某处,学会在工业上取得成功必需的技术和商业专长。
只有一个儿子取得了一点期望的效果。库尔特——公认天赋最少的孩子——顺遂了父亲的心愿,最后当了公司经理。跟其他兄弟的自杀不同,他的自杀与父权的压力没有明显的联系。他的自杀晚得多,一战末期,手下的部队拒绝执行命令时他开枪打死了自己。
在汉斯和鲁道尔夫身上,卡尔的压力招致的结果是灾难。两人都丝毫没有当工业领袖的意愿。若能得到鼓励和支持,汉斯本可成为大作曲家,起码也是成功的音乐会作曲家。即便是维特根斯坦家——家里多数人都具备相当高的音乐才能——也认为他天赋异秉。他曾是个莫扎特式的音乐神童——一个天才。幼儿时他就掌握了小提琴和钢琴,四岁时开始写自己的曲子。音乐在他不是兴趣,而是十分热烈的激情;音乐必须处于他生活的中心而非外围。父亲执意要他在工业领域里谋职,对此,他干了父亲干过的事,跑去了美国。他意在谋求一种音乐家的生活。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1903年家里得到消息,一年前他在切萨匹克湾里的一艘船上消失了,此后再未现身。显而易见的结论是他自杀了。
假如汉斯自由地投身音乐事业,他是否能快乐地生活?假如他去学校读书,是否能有更好的准备去对付维特根斯坦家的稀薄大气之外的生活?显然没人知道。但这个消息带给卡尔足够的震动,他改变了对保尔和路德维希这两个最小男孩的教育方法,送他们去学校,允许他们追求自己的爱好。
这改变对鲁道尔夫来得太晚了。汉斯失踪时他已二十多岁,已走上一条相似的路。他也反抗父亲的意愿;1903年他住在柏林,去那里是为了在剧院里谋职。1904年他自杀了,一家当地报纸报道了此事。根据这则报道,五月的一个夜晚他走进一家柏林酒吧,点了两杯酒。他自个坐了一会儿,为钢琴师点了一杯酒,请他弹自己最喜欢的歌“我迷失了(I am lost)”。音乐演奏之时,鲁迪服下氰化物,歪倒下去。在写给家人的一封诀别信里他说自杀是因为自己的一个朋友死了。在另一封诀别信里,他说是因为他抱有“对自己不正当倾向的疑问”。死前他曾前往“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此委员会旨在为同性恋的解放而斗争)求助,但这个组织的年鉴上说,“我们未对他造成足够深远的影响,未使他摆脱自我毁灭的命运”。
两个哥哥自杀时,维特根斯坦家这一代里蔓延的自我毁灭病尚未在路德维希身上有丝毫显现。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候,大家都认为他是这一胞卓异的孩子里较迟钝的一个。他未显出早熟的音乐、艺术或文学才能,实际上甚至到四岁才开口说话。他缺少家庭其他男性成员身上标志性的反叛和任性,而是很早就投入到父亲想灌输给他哥哥却未果的实际技能和技术兴趣上去了。他留下的最早照片中的一张,拍出来的是个相当认真的小男孩,像是正津津有味地在自己的车床边干活。就算没显露特别的天才,他起码显出自己的用心和相当灵巧的动手能力。例如,十岁时用木料和线料做了一个可运转的缝纫机模型。
十四岁之前他都安心于这种感觉:天才包围着自己,自己没有天才。日后他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他在清晨三点被钢琴声吵醒。他走下楼,看见汉斯正在弹自己写的一首曲子。汉斯全神贯注,近乎疯狂。他流着汗,彻底投入,全未察觉路德维希的出现。这画面是路德维希记忆中的一幅存照,是天才模样的一个范例。
我们今天也许很难理解维特根斯坦一家对音乐的崇敬程度。这种崇敬所取的形式,肯定没有一种现代形式与之对等,而是跟维也纳的古典传统有着极密切的联系。路德维希自己的音乐品味——照理也该是他家的典型品味——给他后来的许多剑桥同辈留下了极其保守的印象。他不能忍受勃拉姆斯之后的任何东西,即便是勃拉姆斯,他也曾说在其音乐里“我开始能听到机器的声音了”。真正的“上帝之子”是莫扎特和贝多芬。
这个家庭里主流的音乐标准确实卓异。路德维希最小的哥哥保尔后来成了非常成功和知名的钢琴演奏家。他在一战中失去了右手,但凭着非凡的决心,自己学会了只用左手弹奏;他用左手弹得如此精熟,竟然能继续自己的演奏生涯。拉威尔1931年著名的左手协奏曲正是为他而写。可是,全世界都赞美保尔的演奏,他自己的家人却不。他们认为保尔的演奏缺少品味;充满了太多的过分手势。更合他们品味的是路德维希姐姐海伦娜的精致、古典朴素的演奏。母亲波尔蒂是个尤其苛刻的评论者。格蕾特可能是家里最不喜好音乐的一个,一次她勇敢地尝试与母亲二重奏,但没弹几下波尔蒂就突然停手。“Du hast aber keinen Rhythums!”(“你根本没有节奏感!”)她尖声叫喊。
这种对二流演奏的无法容忍可能妨碍了胆怯的路德维希学习乐器,大概试一试都不敢;直到三十多岁他才学习演奏单簧管,那是教师培训的一个环节。幼年时,他以别的方式让自己得到赞美和喜爱——正确无误的礼貌、对他人的感受力和乐于助人。无论如何,他放心地知道,只要自己显出对工程的兴趣,就总能得到父亲的鼓励和称赞。
日后他强调自己童年的不快乐,但在家人的印象里他是个满意快活的男孩子。这一反差无疑是前述他少年时反思诚实的症结所在。他考虑的不诚实并非琐碎的那种——比如偷了东西却否认——而是更微妙的一种,例如对人说某些话,因为那话是受期许的,而非因为那是真话。他之异于兄弟姐妹,部分就是他愿意屈从这种形式的不诚实。起码他后来是这么认为的。他记住的一个事例是哥哥保尔病倒了。家人问保尔想起床,还是想在床上多躺一会儿时,保尔平静地回答更想躺在床上。“而在同样的情况下,”路德维希回忆道,“我没说实话(说的是想起床),因为我害怕周围的人对我有不好的看法。”
敏感于别人的不好看法是他记得的另一事例的要旨。他和保尔想加入一个维也纳体操俱乐部,但发觉它(跟当时多数这种俱乐部一样)只接受“雅利安”血统的人。他打算隐瞒犹太背景以获得接纳;保尔则不。
根本上,问题不在于是否在所有情况下讲实话,而在于是否压倒一切地要求自己是真实的——是否应当不顾相反的压力坚持做自己。对保尔来说,由于汉斯死后卡尔的心意转变,这个问题容易些了。他被送去文法学校,此后的人生都在从事音乐事业——他的天生爱好。路德维希的情况更复杂些。要顺从别人愿望的压力已成了同样外在的和内在的。担负着这种压力,他听任大家认为,他天生爱好的是可训练他从事父亲的钟意职业的技术性事务。私下里他觉得自己对工程“既无感觉也无天分”;但在这种情形下,家人则很合理地认为两样他都具备。
于是,路德维希没读保尔上的维也纳文法学校,而是读了林茨的一所更技术化、较少学院化的实科中学。大家确实也担心他通不过文法学校严格的入学考试,但觉得较技术化的教育更适合他的兴趣才是主要理由。
林茨的实科中学并未办成训练未来工程师和实业家的可靠基地。若说它还有点名气,那是因为它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世界观的温床。事实上希特勒是维特根斯坦在那儿的同辈,而且(如果《我的奋斗》可信)正是这所学校的历史老师利奥波德·波奇第一次教希特勒把哈布斯堡帝国看做一个“堕落的王朝”,教他分辨忠于哈布斯堡的绝望的王朝爱国主义和(对希特勒来说)更动人的泛日耳曼运动的民粹主义的国家主义。希特勒跟维特根斯坦几乎完全同龄,但在学校却低两届。他俩在那里的日子只有1904—1905年的一年重合,之后希特勒就因成绩糟糕被迫离校。没有证据表明他俩有任何交涉。
1903年到1906年,维特根斯坦在这所学校呆了三年。他在校的成绩单还找得到,从上面可看出总体上他是个相当糟的学生。如果把学校用的五个科目等级换算成A到E,那么他在校时只得过两次A——两次都是宗教课。大多数科目他拿的是C或D,偶尔在英语和自然史上进到一次B,一次在化学上退到了E。如果非要说他的成绩有什么特点,那就是科学和技术科目比人文科目更差。
他糟糕的成绩或许部分源于在学校的不快乐。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家庭的特权环境之外生活,他发觉在工人阶层为主的同学里交朋友并不容易。头一次见面他就被他们粗俗的举止吓着了。“Mist!”(“大便!”)是他的第一印象。对他们来说,他像是(其中一人后来对他姐姐赫尔米勒说)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他坚持用礼貌的“您”称呼他们,结果只是让自己更为疏离。他们哼一首带头韵的小调讥讽他,取笑他的不快乐和跟学校其他人的差异:“Wittgenstein wandelt wehmütig widriger Winde wegen Wienwärts”(“维特根斯坦,真悲惨,一步一蹒跚,维也纳,路真难,大风吹歪了小心肝”)。他后来说,尝试交朋友时自己感觉到同学的“背叛和出卖”。
一个叫佩皮的男孩是他在林茨的好朋友,那是他寄宿的斯特里格尔家的儿子。在学校的三年里他和佩皮经历了爱与伤害、破裂与和好,典型的青春期友谊。
这段关系以及与同学相处的困难,对他起到的作用似乎是加强了他早先反省中暗含着的追问和怀疑的性情。他在宗教知识上拿了高分,这事不仅反映出牧师比学校教师更宽厚,也反映出他自己日益增长着的对基本问题的关注。他在林茨时期的智性发展得益于这种怀疑的促动,远胜过得益于学校能教给他的东西。
这一时期,对他产生最大智性影响的不是任何教师,而是姐姐玛格丽特(“格蕾特”)。大家公认,格蕾特是家里的知识分子,跟得上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当前发展,最愿意接纳新的观念、挑战大人的观点。她是弗洛伊德的早期拥护者,接受过弗洛伊德对她的精神分析。后来她成了弗洛伊德的好朋友,合并后当弗洛伊德逃离纳粹之手时(他的逃离迟得很凶险)她助了一臂之力。
毫无疑问,维特根斯坦是通过格蕾特第一次知道了卡尔·克劳斯的工作。克劳斯的讽刺性刊物《火炬》(Die Fackel)首次出版于1899年,乍一出现就在维也纳的异议知识分子中取得了极大成功。任何人,无论以什么姿态想了解政治和文化的当代趋势,都读这刊物;实际上《火炬》对此前提到的每一个重要人物——从阿道夫·鲁斯到奥斯卡·柯柯什卡——都有着巨大影响。一开始格蕾特就是克劳斯刊物的热情读者,是他的几乎一切表述的强烈支持者。(克劳斯的观点在形式上天性变化多端,要完全支持他说的一切多少不太可能。)
创立《火炬》前,克劳斯的名声主要是一部题为《一顶锡安山的王冠》(Eine Krone Für Zion)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小册子的作者;这本小册子嘲讽狄奥多尔·赫茨尔的观点反动、制造分裂。克劳斯主张,犹太人的自由只能从完全的同化中得来。
克劳斯是社会民主党成员,在《火炬》发行的前几年(一直到1904年左右),他的刊物被视作社会主义观念的代言者。他讽刺的对象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主义者乐见遭到攻击的。他攻击奥地利政府对待巴尔干人时的伪善,攻击泛日耳曼运动的国家主义,攻击《新自由报道》鼓吹的放任主义经济政策(比如卡尔·维特根斯坦发表在这份报纸上的文章),攻击维也纳媒体甘愿为政府和大企业的利益服务的腐败。他领导了一场尤为热烈的反对奥地利正统的性伪善的斗争,这种伪善体现于对娼妓的法律迫害和对同性恋的社会谴责。他说:“一次涉及性道德的审判,是蓄意从个人的不道德走向全体的不道德的一步。”
1904年起,他攻击的性质变得较少政治性,较多道德性。他的讽刺背后是对陌异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某些精神价值的关怀。他关心对伪善和不公的揭露,主要不是想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出于这种角度:试图维护一种实为贵族式的理想(即真之高贵)的无损。为此他受到了左派朋友的批评,其中有一位罗伯特·肖对他直言,他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支持腐朽的旧秩序,要么支持左派。“如果必须选两种恶中较轻的一个,”克劳斯高傲地回答,“我哪个也不选。”他说政治“是一个人为了隐藏他之所是和他自己的无知而做的事情”。
成年维特根斯坦的人生态度跟克劳斯在许多方面相符,以上这句引言精辟地说出了其中一个方面。“就改善你自己好了,”后来维特根斯坦对许多朋友说,“那是你为改善世界能做的一切。”对他来说,政治问题与个人完善的问题相比总是第二位的。他八岁时问自己的问题是由一种康德式的绝对律令回答的:一个人应当诚实,就是这样;问“为什么”是不恰当的,不能回答。进一步,所有其他问题的提出和回答必须在这个确定的限度之内:真实于自己是不容违背的责任。
决心不隐藏“自己之所是”成了维特根斯坦总体人生态度的一个核心。这一点正是驱使他日后对自己没做到诚实的时刻作一系列忏悔的推动力。在林茨上学时他作了第一次这种努力,彻底地坦白了自己,他对姐姐赫尔米勒(“曼宁”)作了一点忏悔。什么构成了这忏悔的主题?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日后他一直鄙夷这忏悔。他这样描述之:“当时我设法表现得是个卓越的人”。
维特根斯坦后来说自己失去宗教信仰是在林茨上学时的事,这很可能是这种十足真诚精神的结果。换句话说,与其说他失去了信仰,不如说他此时感到必须承认自己没有信仰、必须坦承他不能相信基督徒要相信的东西。这或许是他对曼宁忏悔的一件事情。他一定跟格蕾特讨论过这事——为了帮助他了解对失去信仰的哲学反思,格蕾特把他引向了叔本华的著作。
叔本华在其名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表述的先验观念论构成了维特根斯坦最初哲学的基础。从许多方面讲这本书都注定会吸引一个失去宗教信仰、正寻找替代物的少年。叔本华认可“人对形而上学的需求”,但他坚称一个智性诚实的人不必也不可能相信宗教学说的字面意思为真。叔本华说,指望发生那种事情,就如同要巨人穿上侏儒的鞋。
叔本华自己的形而上学是康德形而上学的一个特殊变体。和康德一样,他认为日常世界(即感觉世界)只是表象;但跟康德不同(康德坚持本体实在是不可知的),他把伦理意志的世界认作唯一真正的实在。这样的理论为上述卡尔·克劳斯的态度提供了一个形而上学对应物——它是对如下看法的哲学论证:“一个人是什么”这个生存性的、“内在”的问题,比发生于“外在”世界的事情更重要。直到开始学习逻辑、服膺而接受了弗雷格的概念实在论之后维特根斯坦才放弃了叔本华的观念论。但即便在那之后,在写作《逻辑哲学论》的一个关键时期他又回到了叔本华,那时他相信自己达到了观念论和实在论的一个契合之点。
把“内在”优先于“外在”的观点推向极致就成了唯我论,即否认自我之外有任何实在。维特根斯坦日后对“自我(self)”的哲学思考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扑灭唯我论的幽灵。在他上学时读的、影响到他日后成长的书当中,唯我论学说在奥托·魏宁格的《性与性格》里得到了最惊人的表述。
维特根斯坦在林茨读书的第一个学期时,魏宁格成了维也纳的偶像人物。1903年10月4日,有人发现魏宁格的尸体躺在黑西班牙人路贝多芬去世的那所房子的地板上。23岁的他采用了一种特意带象征意味的举动,在自己视之为最伟大天才的那个人的家里开枪自杀。《性与性格》出版于上一个春天,总体上得到了相当差的评价。若不是其作者之死的夸张情状,多半不会有大的影响。结果10月17日《火炬》刊出了一封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信,说此书是:“一本令人敬畏的书,可能解决了一切问题中最困难的问题。”就这样,诞生了魏宁格崇拜。
在许多人眼里,魏宁格的自杀是其书中论证的逻辑结果;他成为战前维也纳的一个争论焦点,主要也是因为这一点。他的自杀,不是被视作对苦难的怯懦逃避,而被视作一种伦理行动,一种对悲剧结论的勇敢接受。照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说法,它是“一种精神抗争”,奉献了“晚近的宗教精神呈现过的最高贵景象之一”。就这样,这事引发了许多仿效的自杀事件。实际上,维特根斯坦本人开始羞耻于自己不敢自杀,羞耻于自己不直面一个背后的声音:自己在世界里是多余的。这种感觉持续了九年,直到伯特兰·罗素确信他有哲学天才后才得以克服。他哥哥鲁道尔夫的自杀只比魏宁格迟六个月,如我们所见,其实施风格同等戏剧化。
维特根斯坦对魏宁格影响的承认,比起他对任何其他影响的承认,都更能把他的生活和工作连结到他长大的环境。魏宁格是个最典型的维也纳人物。他的书的主题,连同他的死法,构成了一种有力的象征:象征着维特根斯坦生长于斯的世纪末维也纳的社会、智性和道德的张力。
贯穿此书的是对现代的衰败的关注,这正是维也纳式的。和克劳斯一样,魏宁格把这衰败归结于科学、商业的兴起和艺术、音乐的没落;他用一种实为贵族式的态度将其刻画为卑微对伟大的胜利。魏宁格在一段话里对现代时期的谴责令人联想起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30年代为自己的哲学著作写的前言,魏宁格写道:
……一个艺术满足于乱涂乱抹、到野兽的运动那里寻求灵感的时代;一个有着肤浅的无政府状态的时代,对正义和政邦(State)毫无感觉;一个共产主义伦理的时代,有着最愚蠢历史观、对历史作唯物解释的时代;一个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一个历史、生活和科学只是政治经济和技术性指导的时代;一个把天才视作一种疯癫形式的时代;一个没有伟大艺术家和伟大哲学家的时代;一个没有创造却对创造有着最愚蠢瘾头的时代。
仍然跟克劳斯一样,魏宁格倾向于把现代文明中他最不喜欢的方面归结为犹太性,而且按照雄性和雌性的性两极描述这个时代的社会和文化趋向。不过,跟克劳斯不同的是,魏宁格对这两个论题的强调到了着迷的、几乎错乱的程度。
统贯《性与性格》的是一个精工细作的理论,其目的是证明魏宁格的反女性论(misogyny)和反犹主义之正当。他在前言里说,此书的首要之点是“把男人和女人的全部对照归于一条单一原则”。
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生物-心理”部分和“逻辑-哲学”部分。第一部分力求确立的是,所有人在生物学上都是双性的,都是男性和女性的混合。只是比例上有差异——他以此解释同性恋的存在:他们要么是女性化的男人,要么是男性化的女人。此书的“科学”部分结束于“解放的女人”一章,他在这一章里用其双性理论反对妇女运动。他主张:“一个女人对解放的要求和她获得解放的资格,跟她有多少男性成分直接成比例。”因此这样的女人通常是女同性恋,从而处于比多数女人更高的层面。应该给予这些男性化的女人自由,但若让大部分女人仿效她们,那就大错特错了。
此书的第二部分规模大得多,其中讨论的男人和女人不是生物类别,而是“心理的类型”——在他的设想里那是某种柏拉图理念。一方面,所有实际的男人和女人都是雄性和雌性的混合;另一方面,男人和女人——除了以柏拉图的形式存在——并不存在。不过,我们都在心理上要么是男人要么是女人。古怪的是,魏宁格认为,尽管一个人有可能在生理上是男性,在心理上是女性,但反过来却不可能。于是,即便是解放了的女人,即便是女同性恋,她在心理上仍是雌性的。由此得出,他对“女人”说的一切适用于所有女人及某些男人。
他说,女人的本质是她专注于性。除了性欲她一无所是;她是性欲本身。男人拥有性器官,“女人的性器官拥有女人”。性事务完全占据了女人,男人则对许多其他事情也感兴趣,如战争、体育、社会事务、哲学和科学、商业和政治、宗教和艺术。魏宁格有一个解释此点的奇特认识论,这一理论基于他的“涵拟”概念。“涵拟”是一段尚未成为观念的心理材料。女人在涵拟中思考——这就是思考和情感对女人是一回事的原因。她指望男人——用明白清晰的观念思考的男人——澄清她的材料、解释她的涵拟。这就是女人只会爱上比自己聪明的男人的原因。于是,男人和女人的本质差别就是,“男人有意识地活着,女人无意识地活着”。
魏宁格从这一分析得出了深远得吓人的伦理推论。女人缺乏澄清她自己涵拟的能力,从而无法形成清晰的判断,所以真和假的区别对她毫无意义。于是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女人是不真实的。鉴于此,女人不是不道德,她们根本没进入道德领域。女人就是没有对错标准。而且,由于她对道德或逻辑律令的无知,不能说她有灵魂——这就意味着她缺乏自由意志。由此推出,女人没有自我(ego)、没有个体性、也没有性格。女人在伦理上注定无望。
从认识论和伦理学转向心理学时,魏宁格用另外两个柏拉图式的类型分析女人:母亲和妓女。每一女人都是两者的组合,但其中一个是主导。两者并无道德差别:母亲对孩子的爱,妓女想跟她看见的每一个男人做爱的欲望,一样是不经思考的和无所辨别的。(魏宁格丝毫未依据社会和经济的条件解释卖淫。他说,女人当妓女是出于“女人本性深处”的“卖淫意向和倾向”。)两种类型的主要差别是着迷于性的方式:母亲着迷于性的目的,妓女着迷于性行为本身。
所有女人(无论母亲或妓女)都共有一个单一的特点——“一个确实属于女性、也专属于女性的特点”——即做媒本能。看到男人和女人结合是所有女人永远具有的欲望。固然,女人首要的兴趣是她自己的性生活,但那其实是她的“唯一要紧的兴趣”的一种特殊情况——那唯一要紧的兴趣就是:“对发生性结合的兴趣;希望它尽可能多地、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地点和时间发生”。
魏宁格还写了附属于他的女人心理学研究的论犹太教的一章。犹太人又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理念和一种心理学类型,对所有人类都是一种可能性(或一种危险),“但只有在犹太人身上才以最显著的形式成为现实”。犹太人“浸透了女性气质”——“最男性化的犹太人也比最不男性化的雅利安人更女性化”。跟女人一样,犹太人具有配对的强大本能。他的个体感很差,相应地就具有保存种族的强大本能。犹太人对善恶没有感觉,没有灵魂。他是非哲学的,他是彻底非宗教性的(犹太人的宗教“仅是个历史传统”)。犹太教和基督教是对立的:后者是“最高信仰的最高表达”;前者是“怯懦的极致”。基督是所有人里最伟大的,因为他:“在自身中征服了犹太教(最大的否定之物),又创造了基督教(最强的肯定之物和犹太教最直接的对立面)”。
魏宁格本人既是犹太人又是同性恋(因而有可能是心理上的女性类型);这种想法——他的自杀是某种“解决”——容易被吸收到最粗俗的反犹或反女性的态度中去。例如,据说希特勒曾讲过:“迪特里希·艾克哈特告诉我,他一生只知道一个好犹太人:奥托·魏宁格,此人认识到犹太人以人的腐烂为生后就自杀了。”在世纪之交的维也纳,对女人解放的恐惧、尤其对犹太人解放的恐惧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事;这一点无疑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此书的风行。日后它将为纳粹的宣传广播提供便利的材料。
可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如此推崇此书呢?他从中学到了什么?真正说来,这书主张的科学生物学明显不实,其认识论显然无意义,其心理学是简陋的,其伦理方案惹人厌恶,那么他又可能从中学到什么呢?
我认为,要弄清这一点,我们得抛开魏宁格的——全然否定性的——女人心理学,去看他的男人心理学。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在此书中找到偏执和自卑之外的东西,才能找到这么一种东西:它们与我们所知的维特根斯坦十几岁时(实际上终其一生)思考的核心主题有着共鸣,它们至少提供了某些线索,提示维特根斯坦在此书中推崇的可能是什么。
根据魏宁格,和女人不同,男人可以选择:他能、也必须——在雄性和雌性之间、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在意志和冲动之间、在爱和性欲之间——作出选择。选择这几个对子中的前者是每个男人的伦理责任,他能做到多大程度,就意味着在多大程度上逼近男人的最高类型:天才。
天才的意识是最远离涵拟阶段的;“它具备最强最清澈的明确和清晰”。天才具有最发达的记忆力,具有形成明确判断的最强大能力,因此对于真假好坏的差异有着最精细的感觉。逻辑和伦理根本上是一回事:“它们无非是对自己的责任”。天才“是最高的道德,因此它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男人并非生而有灵魂,而是有此潜能。要实现这潜能,就得找到真实的、更高的自我,挣脱(不真实的)经验自我的限制。通向这种自我发现的一种途径是爱,通过爱,“许多男人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真正本性,第一次确信自己拥有灵魂”:
在爱中,男人只爱他自己。爱的不是他的经验自我,不是软弱和粗俗,不是他外表显出的挫败和卑微;而是爱他想要成为的一切,爱他应该成为的一切,爱他的最真和最深的清晰本性——免于一切必然性的束缚和尘世的败污。
这儿魏宁格谈的自然是柏拉图式的爱。实际上对他来说只存在柏拉图式的爱,因为:“任何其他所谓的爱都属于感官王国”。爱和性欲不止不是一回事,它们是互相对立的。这就是为什么婚后之爱的观念是虚伪的。性的吸引随身体的接近而增加,爱则在爱人缺席时最强。真正说来,爱需要分离、需要一定的距离才得以保持:“那世上一切旅行不能到达的、时间不能成就的,可通过意外的、无心的、跟所爱对象的身体接触而达到,在这样的身体接触中,性的冲动被唤醒,足以把爱当场杀死”。
对女人的爱,尽管能在男人身上唤起他更高本性的一点苗头,但最终注定引向的要么是不幸福(若发现了女人无价值的真相),要么是不道德(若维护她之为完美的谎言)。唯一具有持久价值的爱是“系于绝对者上的、系于神的观念上的”爱。
男人应该爱的不是女人,而是他自己的灵魂、他自身中的神性、“住在我胸中的上帝”。因此他必须抵制女人的配对本能,不顾女人的压力让自己摆脱性。但若普遍采纳此建议人类将灭绝——对此反驳魏宁格的回答是:那只是肉体生活的灭绝,取而代之的将是“精神生活的完全发展”。此外他还说:“只要是对自己诚实的人,谁也不觉得自己一定要为人类的延续付出”:
人类要存在下去,这事对理性没有任何好处;谁让人类永存,也就让那问题和那罪恶永存,那唯一的问题和唯一的罪恶。
魏宁格的理论给出的选择确实是阴郁和可怕的:天才或死亡。若只能作为“女人”或“犹太人”而活,——即,若不能让自己免于肉欲和尘世的欲望——那么他根本无权活着。唯一值得过的生活是精神生活。
严格地分离爱和性欲,毫不妥协地认为天才成果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价值,确信性欲不容于天才要求的诚实——在魏宁格的工作中有如此多的东西跟(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一生一再表达的人生态度相互应和。这种东西如此之多,以至于有理由相信,在他青春期读过的所有书中,对他人生态度有着最大最持久影响的就是魏宁格的书。
尤为重要的也许是魏宁格对康德道德法则的独门歪解:根据他的解释,康德的道德法则不仅规定了诚实是不可违背的责任,而且同时提供了所有男人发现自身拥有的任何天才的途径。按照这个观点,拥有天才不只是高贵的抱负,它是一条绝对律令。1903至1912年间维特根斯坦多次产生自杀念头,只是在罗素认可他的天才之后,这种念头才得以缓解——这事提示我们:他接受了这条律令,全盘接受了其恐怖的严厉。
维特根斯坦在中小学时期的智性发展就说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一发展首先受哲学反思的激发,又(在格蕾特的引导下)通过阅读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而注入了养分。但他在技术科目中的发展又如何呢——要在他所选的职业中取得成功,就需要特定的技能和知识,他在这方面的进展如何呢?
对此我们只听说了一点点,少得惊人。他十几岁时读过的科学家著作——海因里希·赫兹的《力学原理》和路德维希·玻尔兹曼的《通俗文集》——给人的感觉是,读这些书的人的兴趣不在机械工程,甚至(特别是)也不在理论物理,而倒是在科学哲学。
这两本书(跟之前讨论过的那些书一样)都赞成一种根本上是康德式的对哲学本性和方法的看法。赫兹在《力学原理》里处理的问题是如何理解牛顿物理学用到的神秘概念“力”。赫兹提出,面对这个问题,不应该直接回答“什么是力”,而应该不拿“力”当基本概念而重新表述牛顿的物理学。“消除这些折磨人的矛盾之时,”他写道,“并非是力的本质问题得到了回答,而是我们的心智不再苦恼,停止追问不合法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近乎逐字逐句记住了赫兹的这段话,他常常援引它来描述自己对哲学问题和解决哲学问题的正确途径的观念。如我们所见,对他来说,哲学思考始于“折磨人的矛盾”(而非罗素式的对确定知识的渴求);其目标总是解决那些矛盾,用清晰取代混乱。
把他引向赫兹的,很可能是他对玻尔兹曼《通俗文集》的阅读;此书出版于1905年,是玻尔兹曼较为通俗的讲座的一个合集。这些讲座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对科学的康德式看法;按照他的观点,我们的实在模式是加到我们的世界经验上的,而不是(如经验主义传统认为的)得自于经验。这个观点深深植根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考中,乃至他觉得连设想经验主义的观点都很难。
玻尔兹曼是维也纳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传说维特根斯坦在中学毕业后曾跟随玻尔兹曼学习过。1906年,维特根斯坦离开林茨的那年,玻尔兹曼对自己得不到科学界的认真对待感到绝望,自杀身亡。
维特根斯坦进一步的教育方向——跟玻尔兹曼的自杀无关——看上去已然定下:他应该增进他的技术知识,而不是发展对哲学和理论科学的兴趣。相应的,离开林茨后他——无疑是在父亲的催促下——到柏林夏洛腾堡的工业高等学校(现在的工大)学习机械工程。
对于维特根斯坦在柏林的两年我们所知甚少。学校记录显示,于1906年10月23日注册入学,上了三个学期的课,圆满完成了学位课程之后,于1908年5月5日被授予文凭。那时的照片上,他是个英俊的、穿着整洁的年轻人,很有可能——跟传闻一年后在曼彻斯特时一样——是一个“女士最青睐的人”。
他寄宿在教授约勒斯博士的家里,约勒斯博士把他当作自己的“小维特根斯坦”抚养。很久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在他身上产生了可跟他1903—1904年经历的变化相比拟的、甚或更为深刻的转变之后,维特根斯坦和约勒斯家分享过的亲密使他颇感困窘,他收到约勒斯夫人友好而热情的来信,却回以生硬的礼貌。但在柏林时,以及在离开后的许多年里,他是非常感激他们给予的热切关心的。
这是一个各种兴趣和义务相互竞争的时期。对父亲的责任感迫使维特根斯坦坚持学习工程,而且他对一门还年轻的科学(航空学)产生了兴趣。但他日益发觉,哲学问题——几乎违背自己的意志——紧紧抓住了自己。受到哥特弗里德·凯勒日记的启发,他开始在笔记本上用日期条目的形式写下自己的哲学思索。
眼下,父亲的愿望占了上风,他离开柏林到曼彻斯特继续学习航空学。但长远来看,他可能已经清楚,唯一值得过的生活是实现他负有的更大责任的生活:对自己的责任——对自己天才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