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罗素的导师
若转而考虑有天赋的男人,我们会看到,在他们身上,爱的开端常常是自我折磨、自轻自贱和自我克制。一种道德转变出现了,被爱的对象像是生出一种净化作用。
——魏宁格,《性与性格》
维特根斯坦在不安和烦躁之中结束了同品生特的度假,回到剑桥。没几天他和罗素有了第一次严重的分歧。维特根斯坦不在时罗素在《希伯特期刊》(Hibbert 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论“宗教本质”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从他放弃的书稿《牢狱》里抽出来的,也是受奥特琳启发的一次尝试;它提出一种其中心概念为“我们生命的无限成分”的“冥想的宗教”,那一成分“并非从某一视角看待世界:它无所偏颇地照耀着,就像阴天照在海面上的弥散的光”:
与有限的生命不同,它是无所偏颇的;它的无所偏颇通向思想的真理、行动的正义和感情的博爱。
在许多方面,这篇文章先行提出了维特根斯坦自己将在《逻辑哲学论》里发展的神秘主义;特别是它提倡斯宾诺莎的“摆脱了有限自我的自由”(即《逻辑哲学论》里说的从永恒的角度沉思世界),以及对于某种要求的批判——罗素称之为“那个坚决的要求:我们的理想应当已经在世界里实现了”(比较《逻辑哲学论》6.41)。不过,和《逻辑哲学论》不同的是,罗素的文章毫不犹豫地表述了这个神秘主义,而且(例如)毫不犹豫地以严格来说无意义的方式使用了“有限”和“无限”这样的词。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厌恶这篇文章,回剑桥没几天就冲进罗素的房间,说出了自己的感觉。他刚巧打断了一封正写给奥特琳的信:
维特根斯坦刚进来了,为了我的《希伯特》文章极为痛苦,显然憎恨它。因为他我不得不停笔了。
数天后罗素详细解释了维特根斯坦爆发的原因:“他觉得我背叛了对严格性的信仰;还有,这种东西太个人化,不宜付印。”“我非常在意,”他又说,“因为我部分同意他。”随后的几天他仍对那次攻击念念不忘:
维特根斯坦的批评使我深深不安。他希望对我有好的评价,他如此难过、如此温顺、如此受伤。
由于愈来愈愿意把维特根斯坦视作自己的天然接班人,罗素对此事就更为在意了。他自己在逻辑分析上的努力正变得越发三心二意。在写出了一篇题为“逻辑是什么?”的论文初稿后,他发觉自己没办法再写下去,感到“非常想把它留给维特根斯坦做”。
在十月的这前几周里,摩尔也感觉到了维特根斯坦的直率批评的力度。学期之初,维特根斯坦首先听了摩尔的心理学讲座。“那些讲座让他很不高兴”,摩尔写道,“因为我花了大量时间讨论沃德的观点:心理学与自然科学在主题上并无不同,不同的只是视角。”
他告诉我这些讲座非常糟——我应当做的是说出我的思考,而不是讨论别人的思考;他也不再来听我的讲座了。
摩尔又说:“今年他和我都仍然去听罗素的数学基础讲座;但W.还习惯傍晚到罗素的屋子呆几个钟头跟他讨论逻辑。”
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像是正经历着魏宁格描述的自我折磨和道德转变的过程——在这几个钟头里讨论他自己和讨论逻辑一样多。据罗素讲,他“在骚动的沉默中,像野兽般在我屋里踱来踱去三个小时”。有一次罗素问:“你是在思考逻辑还是你的罪?”“两者皆是。”维特根斯坦回答,继续踱他的步。
罗素认为他濒临精神崩溃——“离自杀不远了,他觉得自己是个可耻的造物,浑身是罪”——并倾向于把这神经衰弱归咎于这事:“他的心智恒常绷得最紧,专注于困难到令人沮丧的东西。”他这个看法得到了一位医生的支持;维特根斯坦对自己身上不时发作的晕眩以及工作能力的丧失感到非常忧虑,请了一位医生来,这位医生断言:“这全是神经的问题。”于是,尽管维特根斯坦真切地希望得到道德上的治疗,罗素坚持在身体上治疗他,建议他吃好点,出去骑骑马。奥特琳则送来了些可可。“我会记下用法,”罗素向她保证,“并想法子让W.用——但我肯定他不会吃。”
不过,维特根斯坦倒接受了罗素的建议,骑马去了。这学期余下的日子,每周一次或两次他和品生特雇了马出行;品生特称之为“温驯的”骑行(即不含跳跃),他们或沿着河岸的纤道骑到克莱西厄,或沿着特兰平顿路骑到格兰切斯特。无论这对维特根斯坦的情绪产生了什么效果,反正一点也没减弱他的这个倾向:突然爆发出对他自己的和别人的道德过失的愤怒。
11月9日,罗素安排好跟维特根斯坦散步。可在同一天,他觉得有必要去观看怀特海的儿子诺斯参加的划船比赛。因此他带维特根斯坦到河边,在那儿两人看着诺斯输了比赛。照罗素的话讲,这事给了他一个“激情的下午”。他自己觉得比赛的“刺激及其传统上的重要性”惹人心焦,由于诺斯“极为在乎输掉比赛”,就更是如此了。但维特根斯坦觉得整件事情令人作呕:
……说我们一样可以去看一场斗牛(我自己也有这感觉),说那统统是邪恶,等等。我很难过诺斯输了,所以耐心地一点点解释竞赛的必要性。最后我们谈起了别的话题,我以为挺顺利的,但他突然站住了,说我们度过这个下午的方式是如此败坏,我们不应该这么活,至少他不应该,他说任何事都不可忍受,除了创造出伟大作品或欣赏别人的伟大作品,说他一事无成而且永远成不了,等等——他说这一切时都带着一股几乎把人击倒的力量。他让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咩咩叫的羔羊。
几天后罗素受够了:“昨天我告诉维特根斯坦,他考虑自己考虑得太多了,如果他又来这套我将拒绝听,除非我觉得他很绝望。现在他再多说已经对他没好处了。”
但在十一月末,我们看到罗素再次被拖进了一场跟维特根斯坦谈维特根斯坦的讨论:
我陷入了对他缺陷的讨论——他为他的不受欢迎而烦恼,问我为什么这样。这是一场漫长而困难而热烈(就他而言)的谈话,持续到一点半,所以我现在很缺觉。他是个很大的难题,但完全值得。他有点太简单了,不过我担心,如果我说太多而令他较少如此,倒会损害他的某些美好品质。
我们能从品生特的一则日记中推断出,罗素说维特根斯坦“有点太简单了”这话的某种含义(也许还能推断出,维特根斯坦以为自己不受欢迎的缘由)。河边“激情的下午”之后的那个晚上,维特根斯坦和品生特一起听了剑桥大学音乐俱乐部的音乐会,随后去了维特根斯坦的屋子。此前罗素提到过的那位本科生修士法默来了。品生特说,他是“一个维特根斯坦讨厌并且认为其内心不诚实的人”:
……[维特根斯坦]非常激动地努力诱导他读一些精确科学的好书,去看看诚实的思想是怎样的。这显然对法默有好处——实际上对谁都有好处:但维特根斯坦非常专横,把他对法默的真实想法告诉了法默,说话完全像是课业老师!法默统统领教了——他显然确信维特根斯坦是个疯子。
维特根斯坦相信自己不受欢迎,但并非全然如此。就在这个学期,他神经烦躁最盛之时,他也成功地获得了某些新的和重要的友谊。尤其是获得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尊重和友爱,在维特根斯坦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凯恩斯都是一个宝贵的、施以援手的朋友。10月31日,罗素第一次把他俩带到一起——“但那次不成功”,他记录,“维特根斯坦病得厉害,无法真正地讨论”。但是到11月12日,我们看见了凯恩斯写给邓肯·格兰特的信:“维特根斯坦是个最奇妙的人物——我上次见你时说他的话完全不对——他也格外的好。我极愿和他在一起。”
凯恩斯的支持很有力,就算林顿·斯特雷奇对维特根斯坦是否堪当“使徒”的一员仍有疑虑,都足以因此而克服了;凯恩斯宣告维特根斯坦有天才之后事情就定下来了。唯一尚存的疑问是维特根斯坦是否想要成为其中的一员——他是否真的认为跟其他成员定期讨论是值得的。从“使徒”的角度来看这是相当意外的。“你听说没有”,凯恩斯惊讶地写信给斯特雷奇,“我们的新兄弟对社团的唯一反对是,社团并不是使徒的传人?”
罗素虽抱有一点疑虑,但仍然尽量促成此事。“显然”,他写信给凯恩斯:
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社团只是浪费时间。但出于对他的关爱,或许可以想办法使他觉得值得做这件事。
于是,他“关爱地”尽可能把社团往好里说。他向维特根斯坦解释,虽然以社团目前的情况,从中什么也收获不到,但从前它曾经是好的,若他愿意支持它可能还会变好。我们已看到,罗素自己主要反对的是社团里对同性“私情”的偏好。但维特根斯坦的疑虑关乎的是这件事:虽然他喜欢协会里的“天使”(本科毕业了的人):摩尔、罗素,特别是凯恩斯;但他对同辈“兄弟”——本科生成员——怀有强烈的厌恶,不确定自己是否受得了将与他们进行的讨论。他反对他们的不道德,他告诉凯恩斯,观看“使徒”聚会上的他们就像看着尚未梳洗完的人——梳洗虽是必要的程序,但不雅观。
成问题的“兄弟”是弗兰克·布利斯和一个匈牙利贵族弗伦克·贝克什,来国王学院前贝克什曾在比得莱斯学校呆过。两人都卷进了罗素反对的私情,特别是贝克什;据詹姆斯·斯特雷奇说,贝克什第一次去“使徒”的聚会时,凯恩斯和杰拉尔德·夏夫对他充满了情欲,竟至于想在的那块典礼炉前的地毯上当场“搞他”。维特根斯坦反对他们,几乎不可能是因为他们卷入这种韵事:否则就完全不能解释他为何对凯恩斯没意见。他之讨厌贝克什,也许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对立有关。但他反对的主要是布利斯——“他受不了他”,罗素告诉奥特琳。
于是,维特根斯坦怀着很大的犹豫和疑虑接受了会籍,11月16日第一次参加了星期六聚会。会上摩尔读了一篇论宗教皈依的文章,维特根斯坦在讨论中说了自己的观点:就他所知,宗教经验在于摆脱烦恼(即他跟罗素提过的Sorge),宗教经验的后果是给予人不在乎会发生什么事的勇气(因为没有什么能发生在有信仰的人身上)。会后林顿·斯特雷奇对社团的未来很乐观,觉得新成员带来的冲突和贱性的前景“尤为令人振奋”:
我们的兄弟布[利斯]和维特根斯坦如此下流,我们的兄弟贝克什如此的棒,协会现在应该能向前冲入最激进的水流。星期天我看望了布[利斯],他看来完全同鲁伯特[·布鲁克]过去一样下流。
同一天他写信给悉尼·撒克逊·特纳,详细谈了罗素对维特根斯坦入会的反对:
那个可怜的人处于悲哀之中。他看上去大约96岁——有着长而雪白的头发和无限枯槁的面容。维特根斯坦入选对他是个大打击。他深深希望把维特根斯坦全留给自己,实际上也极为成功,直到凯恩斯坚持跟维特根斯坦会面,并立刻看出他是个天才,必须将他选入。其他人(在贝克什的轻微摇摆之后)也便猛烈地赞同。他们的决定是突然宣布给伯蒂的,伯蒂几乎昏了过去。当然,他对选举提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除了那个卓越的理由:社团是如此堕落,他的奥地利人一定会拒绝成为其中一员。他念叨这个理由渐渐念到癫狂,甚至自己都相信它了——但那没有任何用处。维特根斯坦毫无反对社团的迹象,虽然他厌恶布利斯,布利斯也报之以憎恨。我认为大体上前景是最光明的。贝克什是个如此宜人的伙伴,他和布利斯相爱时,还设法去爱维特根斯坦。他们三个应当会搞得很好,我认为。伯蒂真是个悲剧人物,我为他感到很遗憾;但他也是最蒙在鼓里的。
斯特雷奇在好几条上弄错了。罗素毫不希望“把维特根斯坦全留给自己”;若能免除对维特根斯坦的“罪”的整晚整晚的检视,他高兴还来不及——这事已缠了他整个学期。他对选维特根斯坦进“使徒”的疑虑——除了他自己不赞成他们的同性恋外——主要是感觉到那将“引起某种灾难”。就这个观点而言,他并非如斯特雷奇以为的那样蒙在鼓里。
12月初,斯特雷奇的兄弟詹姆斯告诉他:“维特-吉特人正在退出的边缘摇晃。”在摩尔的提醒下斯特雷奇到剑桥劝维特根斯坦留下来,但即使跟维特根斯坦和摩尔两人见了几次,他仍没能做到。学期末罗素向奥特琳报告:
维特根斯坦已经离开了社团。我认为他是对的,虽然出于对社团的忠诚我不会事先就这么说。
他又加了几句,显露出他确实远非想把维特根斯坦全留给自己:
我已花了颇多力气应付他。想到一段时间不用见他,真是个解脱,虽然我觉得自己这么想很恐怖。
罗素对“金子”洛斯·迪肯森重复了自己的观点,即维特根斯坦离开是对的,又说自己劝阻过他:“他是我自摩尔后遇到的最像使徒的人和最有能力的人。”
维特根斯坦在这个米迦勒节学期中的工作的性质是什么,缺乏证据来说明。10月25日品生特记录了维特根斯坦的一次来访,期间他通报了对一个问题的一种新解决——“在最根本的符号逻辑领域”——在冰岛时这问题令他大为困扰,那时他只给出了一种权宜的解决:
最新的解决相当不同,考虑得更全面,如果可靠的话,将根本改变符号逻辑的许多内容:他说罗素觉得它是可靠的,但说没人会理解它:可是我觉得自己弄懂了(!)如果维特根斯坦的解决可行,他将是第一位解决了某个困扰罗素和弗雷格多年的问题的人:它也是个最精巧和最有力的解决。
由此,我们既推想不出那个问题,也推想不出那个解决,虽然看上去那很可能跟维特根斯坦夏天写给罗素的那则短评有关:“我们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原子命题”。学期快结束时维特根斯坦递交给道德科学俱乐部一篇论文;道德科学俱乐部是剑桥的哲学学会,也许可把这篇论文视作那则短评的扩充。这个学期,俱乐部的讨论维特根斯坦参与得很多,在摩尔的帮助下他说服俱乐部采用了一套新规则:任命一位主席,职责是防止讨论变得无效,而且规定任何论文的宣读都不能超过七分钟。维特根斯坦自己的论文是新规则下的首批论文之一。11月29日的备忘录上记载:
维特根斯坦先生读了一篇题为“什么是哲学?”的论文。读这篇论文只花了约四分钟,从而把泰先生保持的前记录缩短了几乎两分钟。哲学被定义为一切这样的原始命题:未得到各种科学给出的证明,它们就已被设定为真。这个定义得到了很多讨论,但并无接纳它的普遍倾向。讨论进行得很是切题,主席不觉得有必要作过多干预。
学期结束后,在回维也纳的路上维特根斯坦到耶拿拜访了弗雷格;他告诉罗素,自己和弗雷格长谈了一次,“讨论了我们的符号理论,我觉得,他理解它的大体要点”。他一月份写给罗素的信表明他正在考虑“复合问题”——若一个原子命题为真,与之对应的是什么?例如,假定“苏格拉底是有死的”是这种命题,那么,与之对应的事实是一个由两样“东西”(苏格拉底和有死)组成的“复合(complex)”吗?这个观点需要一种柏拉图式的假定,即假定形式的客观存在——即假定不仅存在着个体,也存在着“有死”这样的抽象实体。当然罗素在其类型论中已作了这样的假定,而维特根斯坦对此越来越不满。
在假期中,这种不满引得他宣布了他的新逻辑中的一个核心观念。“我认为不能有不同类型的东西!”他写信给罗素:
……对于每一种类型论,都一定有一种适当的符号理论使之成为多余:例如,如果我把命题“苏格拉底是有死的”分析为苏格拉底、有死和(Ex,y)el(x,y),我就需要一种类型论来告诉我,“有死是苏格拉底”是无意义的;因为若我把“有死”当作一个专名(如我做过的那样),就没有任何东西阻止我做出这种错误的代入。但如果我[把它]分析为(如我现在做的这样)苏格拉底和(Ex)x是有死的,或一般地分析为x和(Ex)(x),这种错误的代入就成了不可能的事,因为现在这两个符号自身属于不同的种类。
他告诉罗素,他不十分确信他目前对“苏格拉底是有死的”的分析方式是正确的。但在一点上他有着最高程度的确信:“所有类型论必定要由某种符号理论加以废除,这种符号理论显示出:看上去不同种类的事物,要由不可能代入彼此位置的不同种类的符号表征。”
这是彻底拒斥了罗素的理论,对此,罗素本该为自己的立场作出某种高调的辩护——起码针对如何能不用类型论就在他的数学的逻辑基础里避免矛盾而提出一点厉害的诘问。但此时他已几乎完全放弃了逻辑。假期里他搞了一个相当不同的题目——物的存在。十一月他向道德科学俱乐部提交了一篇论此题目的论文,论文重申了那一年早些时候他在加的夫表达的观点:“对于物的存在,迄今为止还没有提出任何好的论证,无论赞成或反对”;他还提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能从我们私有的感觉与料(sense-data)里认识一个满足物理学假设的对象吗?”他在假期里拟定了一个大纲,建议循此大纲处理此问题:
物理学把感觉呈现为物理对象的函项。
但认识论要求,物理对象应当呈现为感觉的函项。
于是我们得去解用物理对象给出感觉的方程,把它们变成用感觉给出物理对象的方程。
这就是全部。
“我确定我命中了一个真家伙,”他告诉奥特琳,“我的未来几年很有可能花在这上面。”那将需要“物理学、心理学和数理逻辑的一种结合”,甚而创立“一种全新的科学”。在1913年1月的信里,维特根斯坦对这整个计划表现出轻微的排斥:“我不能想像你从感觉与料出发的工作方式。”
于是到1913年初,我们看到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正在按非常不同的计划工作——罗素在创立他的“新科学”,维特根斯坦在做逻辑分析。现在罗素完全愿意承认后者是维特根斯坦的领地,不是他自己的。
品生特觉察到了他俩关系的这个新基础,快开学时他描述了一件事,当时他和维特根斯坦都在他屋子里:
这时罗素来了——来通知我他对自己的讲座时间作的一点改动——他和维特根斯坦谈了起来——后者解说自己在逻辑基本原则上的一个最新发现——我想这发现是他今天早上得到的,它显得相当重要和非常有趣。罗素默许了他说的东西,一声没吭。
几个星期后,当维特根斯坦向罗素断言《数学原理》里的某些较早的证明非常不精确时,罗素对奥特琳说:“幸运的是,把它们弄对是他的事,不是我的。”
两人的合作走到头了。在逻辑的领域,维特根斯坦远不再是罗素的学生,而成了罗素的老师。
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在受了癌症两年多的折磨之后去世了,这是大家预备了很久的;为此维特根斯坦开学回来迟到了。抵达尽头是一种解脱。1月21日他写信给罗素:
我亲爱的父亲昨天下午死了。他的死是我能想像的最美的;连最轻微的痛苦也没有,像一个孩子般入睡!在最后的全部时间里,我一刻也没有感到悲伤,而是感到最大的快乐,我认为这一死配得上整个一生。
最后他于1月27日到达剑桥,直接去了品生特的屋子。大约一星期后品生特记下一段争论,说明了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差别的另一方面。1907年罗素曾是妇女选举权党(Women's Suffrage Party)的议会候选人。也许受了这事的触动(他们刚从罗素的一次讲座上回来),维特根斯坦和品生特陷入了一场关于妇女选举权的争论。维特根斯坦“非常反对它”:
……并无特别的理由,除了“他认识的所有女人都那么白痴”。他说曼彻斯特大学的女生把所有时间用于对教授卖弄风情。这使他非常恶心——因为他讨厌一切种类的折中方法,他谴责一切不是极真诚的事。
看上去,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工作完全未增加他在思考政治问题时的严格性。
或许,正是由于维特根斯坦没有能力——更可能是不愿意——把他的分析能力用于涉及公共事务的问题,才引得罗素批评维特根斯坦处于“变得狭隘和荒蛮的危险中”。罗素建议他读点法语散文作为校正——这一建议把罗素拖进了一场“厉害的辩论”:
他大怒并咆哮,而我只是微笑着,这就愈来愈激怒他。我们最后和解了,但他仍然相当不服气。我对他说的也就是你会对我说的,如果你不怕那种话将引起的雪崩——而他的雪崩正是我的雪崩会是的样子!我感觉他缺少教化而且为此受到伤害——奇怪的是音乐在教化人这件事上做得那么少——音乐太孤立、太激情、离语词太远。对于广泛地探索世界,他没有充分开阔的好奇心,或充分的愿望。这不会毁了他的逻辑工作,但会使他一直是个非常狭隘的专家,而且会使他过多地做一群人里的冠军——嗯,这是用最高的标准评判的。
罗素拿自己和奥特琳的状况来比较,说明他困惑地发觉自己处在提倡综合而非分析的一方。但应当记住,那时连他的哲学注意力也在朝那个方向移动——离开逻辑分析的“狭隘”,走向一种更广泛的物理学、心理学和数学的综合。结果和维特根斯坦的讨论对他来说成了单向的,他为此感到沮丧:
我发觉我不再跟他讨论我的工作,而只讨论他的。在没有清晰的论证,只有需加以平衡的不确定的意见、或需加以对照的不充分的观点的地方,他没什么用;他残忍地对待雏形理论,那种残忍是唯当理论发育完毕后才能经受的。结果我变得完全缄默了,即使谈的是工作。
作为罗素的逻辑衣钵的主人(很难记住维特根斯坦仍只有24岁,身份只是攻读学士学位的本科生),维特根斯坦受邀为《剑桥评论》写一本逻辑教材——P.科菲的《逻辑科学》——的书评。这是他发表过的唯一书评,也是他第一次发表自己的哲学观点。在这篇书评里他以罗素的方式拒斥科菲改进的亚里士多德逻辑,但措辞甚至比罗素更尖锐、几近刻薄:
在任何学问的分支里,作者都不能不顾诚实研究的结果,却像在哲学和逻辑里那样不受惩罚。我们认为,正是由于这种状况,科菲先生的《逻辑科学》这样的书才得以出版:只有把它当作今日许多逻辑学家的工作的一个典型例子,此书才值得看看。这作者的逻辑是经院哲学家的逻辑,他犯了他们的一切错误——当然,他们通常都参考亚里士多德。(我们的逻辑学家如此频繁徒劳地祭出亚里士多德的名字,若知道今日这么多逻辑学家对逻辑的知识跟两千年前的他一样多,他本人会在坟墓里背过气去。)这位作者对现代数理逻辑学家的伟大著作未给予最轻微的注意——而那些著作在逻辑里引起的进展,唯有从占星学到天文学、从炼金术到化学的进展可与之比拟。
和许多逻辑学家一样,科菲先生用一种不清楚的方式表达自己,从中获得了很大的好处;因为若说不出他想说的是“对”还是“错”,就很难辩倒他。然而,即便在他朦胧的表述里,也能足够清楚地认出许多严重的错误;我打算列出某些最惊人的错误,并建议逻辑学学生在别的逻辑书里追踪这些错误及其后果。
接着他就列出了这样的错误,大部分是罗素数理逻辑的拥趸惯于指出的传统(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的弱点——例如,传统逻辑假定一切命题都具有主-谓形式,是混淆了系词“是”(如“苏格拉底是有死的”)和同一的“是”(“二加二是四”),等等。“这种书的最坏的地方,”书评的结尾写道,“是使有判断力的人生出对逻辑学习的偏见。”
维特根斯坦说的“有判断力的人”大约是指在数学和科学中受过某种训练的人,我们大概可以假定科菲先生(以及多数传统哲学家)受过古典训练,这两种训练彼此相对。维特根斯坦在此附和去年12月罗素对奥特琳提过的一个观点:
我相信,有一种数学家比从事哲学的多数人具备多得多的哲学才能。迄今被吸引到哲学上的多数人是热爱大的普遍原则的人,但那些原则全是错的,所以具备精确心智的人很少从事这个学科。很久以来我都梦想创立一个具备数学心智的哲学家的大学派,但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做成。我对诺顿抱有希望,但他没有那种体格,布洛德挺好,但他没有根本上的原创性。维特根斯坦当然分毫不差就是我的梦想。
我们已看到,罗素在四旬斋学期里稍稍修改了自己的看法:维特根斯坦是精确的,但狭隘。他的“广泛地探索世界的愿望”过于少了,他坚持向雏形理论要求过高的精确度,他对“不确定的意见”和“不充分的观点”太缺乏耐心。或许,面对维特根斯坦的一根筋,罗素觉得热爱大的普遍原则毕竟不是那么糟糕。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问题上的专注是彻底的。它们不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全部。于是,在复活节假期里发觉自己一时丧失了灵感时,他陷入了绝望。3月25日他写信给罗素,说自己是“十足贫瘠的”,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有新想法:
每当我努力思考逻辑时,我的思想是如此含糊,从中永远结晶不出任何东西。我感觉到的正是加在每一个只具备一半天份的人身上的诅咒;就像有人在黑暗的走廊里用灯火领着你,就在你走到一半时,灯火灭了,只剩下你自己。
“可怜的倒霉蛋!”罗素对奥特琳说。“我很知道他的感觉。拥有创造性的冲动是个可怕的诅咒,除非你具备总能靠得住的天分,莎士比亚或莫扎特那样的天分。”
罗素赋予维特根斯坦的责任——“哲学的下一大步”——同时是骄傲和痛苦的来源。维特根斯坦以完全和绝对的严肃担起了这责任。他也担起了罗素数理逻辑领域的某种监管人的任务。于是,当弗雷格写信对乔丹谈自己在无理数理论上的工作计划时,我们看到乔丹借维特根斯坦的名字指责他:
你的意思是你正在写《算术基本法则》的第三卷?想到你可能正这样做,维特根斯坦和我挺不安,因为无理数理论——除非你已有了一个很新鲜的无理数理论——似乎要求预先排除矛盾;而在新的基础上处理无理数的那部分工作已在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中很棒地做好了。
据罗素说,从复活节假期中归来时维特根斯坦处于“极糟的状态——总是阴沉着,踱来踱去,有人跟他说话才如梦方醒”。他告诉罗素逻辑正在把他逼疯。罗素倾向于赞同:“我认为有这种危险,所以我催他丢开逻辑一段时间,做点别的工作。”
并无记录显示维特根斯坦在这一时期做了任何别的工作——有记录的是他玩起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娱乐,虽然很短暂。4月29日品生特记道:“我和维特根斯坦打网球:他以前从没玩过这游戏,我正试着教他:所以打的很慢!”但一周后:“我在维特根斯坦家里喝茶,五点钟我们动身到‘新场地’打网球。他今天不在状态,最后打毛了,打了一半就不打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网球的事。
维特根斯坦又有了一种想法:自己需要的不是消遣,而是更大力度的专注。为此目的他愿意做任何事,甚至是催眠,他请一位罗杰斯医生催眠自己。“想法是这样,”品生特在日记里写,“在催眠的恍惚状态下——我相信——人确实能施加特殊的肌肉作用力:那为什么特殊的精神作用力不行呢?”
所以,他进入恍惚状态后罗杰斯会问他逻辑方面的某些他还不明白的问题,(——尚未有人成功澄清的特定的未定之论):而维特希望那时他能看明白。这听起来是个多疯的计划!维特已被催眠两次了——但直到第二次见面快结束时,罗杰斯才成功地令他入睡:不过一旦做到却做得如此彻底,又花了半小时才完全唤醒维特根斯坦。维特说他始终有意识——能听到罗杰斯说话——但彻底缺乏意志或力量:不能理解对他说的话——不能施加肌肉作用力——那感觉就像被麻醉了。告别罗杰斯后有一个小时他感到非常困。总之这是件奇妙的事情。
这也许是奇妙的;但没用。
罗素显得对此计划一无所知(如果真知道的话,他记录的许多对维特根斯坦的回忆就漏掉了一个太好的故事);此时品生特是更受信任的密友。据说在罗素的一次“碎南瓜”晚会上,他俩“彼此谈话,对其余的世界视而不见”。品生特也许是唯一能让维特根斯坦放松下来,至少暂时抛开逻辑的人。维特根斯坦发觉,和品生特在一起时自己能消受剑桥本科生常见的一些消遣——骑马,打网球,甚至偶尔“在河上瞎玩”:
……跟维特根斯坦坐一只小船,在河上划。我们往上游划,去了格兰切斯特的“果园”,在那儿吃了午饭。一开始维特根斯坦处于他的一种阴沉情绪中,但午饭后突然清醒了(这种事总在他身上发生)。随后我们又去拜伦潭戏水。我们没有毛巾或游泳裤,但很好玩。
不过,他俩最牢固的共同纽带是音乐。品生特的日记里记了数不清的剑桥大学音乐俱乐部的音乐会,还有他俩一起演奏音乐的时光。维特根斯坦用口哨吹出舒伯特歌曲的声乐部分,品生特用钢琴为他伴奏。他们具有相同的音乐品味——贝多芬、勃拉姆斯、莫扎特,特别是舒伯特。维特根斯坦似乎还试过引起大家对拉博的兴趣,品生特提到,维特根斯坦曾尝试让拉博的一部五重奏在剑桥演出。他们也都讨厌品生特称之为“现代音乐”的东西。于是:
……我们去C.U.M.C.,在那儿看见林德利……他和维特根斯坦就现代音乐发生了争论,相当有趣。林德利从前并不喜欢现代的东西,但他已经堕落了!这种爱现的家伙最后总是这样。[1912年11月30日]
维特根斯坦和林德利喝茶:许多对现代音乐的生动讨论——林德利对我俩为现代音乐辩护。[1913年2月28日]
我跟他回屋。不久某个麦克鲁尔(Mac'Clure)来了——一个音乐本科生——一番关于现代音乐的猛烈讨论——麦克鲁尔反对维特和我。[1913年5月24日]
诸如此类。维特根斯坦抨击的不必是非常现代的音乐;品生特日记提到的讨论,谈的可能是勋伯格,但同样可能是(比如)马勒。拉博之外,没有记录表明维特根斯坦和品生特赞赏过勃拉姆斯之后的任何音乐。
维特根斯坦请品生特再度陪他度假,这次是西班牙,还是维特根斯坦付钱;品生特的母亲说这个提议“好得无法拒绝”。无疑,儿子朋友的慷慨引起了品生特父母的好奇:他们来到维特根斯坦的屋子里喝茶。这种场合下他出奇好的礼貌能起到好作用。喝茶用的是化学烧杯(“因为他觉得普通的陶杯太丑了!”),“除了有点着迷于主人的责任,[维特根斯坦]表现很好”。
品生特的父母走了以后维特根斯坦就评讲起朋友的性格来。他说,品生特“在一切方面都完美”:
……除了他[维特根斯坦]担心,跟除他自己外的别人在一起时,我缺少大方的天性。他特地说——不包括他自己——但他担心我并未那么大方地对待我的其他朋友。他用“大方”指的不是那平常的粗鄙之义——而是指同情心等等。
这些话品生特全都认真听了。“他这样子真很好,他说的方式完全不叫人生恨。”然而他倾向于对维特根斯坦的判断提出异议。毕竟,维特根斯坦很少知道品生特的其他朋友以及他们的关系。不过他承认自己可能真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待维特根斯坦——毕竟维特根斯坦跟其他人如此不同(“要说的话他有点疯”),不得不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
维特根斯坦和品生特的友谊愈加热烈了,但和罗素的关系则日益紧张。罗素愈来愈容易在维特根斯坦身上看到放大了的他自己的缺点——他觉得,对着维特根斯坦就知道了别人对着他时的感觉。“他困扰我就像我困扰你”,他告诉奥特琳:
看着他怎样令我烦躁和沮丧,我渐渐知道了我怎样令你烦躁和沮丧的点点滴滴;而同时我爱他,欣赏他。而我也困扰他,就像冷淡时的你困扰我。这个平行的对应奇妙地全然紧密。他不同于我就像我不同于你。他更清澈,更有创造性,更有激情;我更宽广,更富同情,更健全。为了对称我夸大了这一对应,但这有点意思。
强调这一对应有可能把罗素引入歧途。他想把维特根斯坦的缺点视作“逻辑学家典型的”缺点:“他的缺点正是我的——总是分析,追根究底,试图抓住感觉就在眼前的东西的严格真理。我明白这很累人,而且令情感失去活力。”但从他为说明这一点而讲的故事里也能读出一种不同的寓意——不是维特根斯坦太好分析了,而是他自己太冷淡了:
昨天喝完茶还没吃晚饭时,我和维特根斯坦度过了一段糟糕的时光。他分析起他和我之间所有不对劲的事情,而我告诉他,我认为那只是双方都有点神经过敏的缘故,说到底是完全没事的。然后他说他永远不知道我是在说真话还是在客气,我就生气了,不肯再说一个字。他继续说呀说呀说。我坐到桌子旁,拿起笔,开始翻一本书,但他还在说。最后我严厉地说“你需要的只是一点点自我控制。”最后他在一种高度悲剧的气氛里走了。他已经请了我去听晚上的一个音乐会,但他没去,我就害怕他会自杀。不过后来我在他屋子里找到了他(我离开了音乐会,但起先没找到他),我对他说,对不起我发了脾气,然后安静地谈他能怎样改进自己。
或许为了不被淹没罗素必须让自己游离于外。不过,虽然罗素能对维特根斯坦私人性质的长篇大论充耳不闻,却抵挡不住维特根斯坦在哲学上的冲击能量。这年夏天,罗素的哲学发展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决定性影响——主要是他对自己判断力的信心动摇了。三年后回头再看,罗素说那是“我生命里头等重要的一个事件”、“影响到了自那以后我做的每件事”:
你还记得吗,你去看维托兹(奥特琳的医生)的那段时间,我写了许多知识论的东西,维特根斯坦对之作了最严厉的批评?……我看出他是对的,我看出我再也不能指望在哲学里做根本性的工作。我的冲动被击碎了,就像波浪在防波堤上撞成碎片。我充满了彻底的绝望……我不得不为美国之行准备讲稿,但我定的是形而上学的题目,虽然过去和现在我都确信,哲学中一切根本性的工作都是逻辑的。我的理由是,维特根斯坦使我相信,逻辑需要做的工作对我来说太难了。所以,在那项工作中并无我的哲学冲动的真正至关重要的满足,哲学失去了对我的把持。这一点,维特根斯坦的缘故多过战争的缘故。
罗素提到的“知识论的东西”是一项工作的开头——他希望它是自己的一项主要工作。这项工作的萌芽是他对物的论述,而他之受邀到美国作讲座,也部分地促动了这项工作。写完第一章后他才对维特根斯坦提起这事。“它全是流淌出来的,”5月8日他快活地写信给奥特琳,“它全在我脑子里备好了,我的笔有多快就写多快。我感觉快乐得像个国王。”只有对维特根斯坦秘而不宣自己的工作时,他的快活才能延续下去。他的这种做法似乎说明他从未像写给奥特琳的信里表现出的那样确信其价值。他似乎本能地知道维特根斯坦对一项有着形而上学的而非逻辑的性质的工作会有什么反应。果真:维特根斯坦讨厌这想法本身。“他认为它会像那本他憎恨的廉价小说。他是个暴君,你也许会说。”
尽管如此罗素还是奋力去写,5月末前已写了六章,这明显将是一本大部头的书。然后那一击就来了:那一击粉碎了他的冲动,令他确信自己再也没有能力在哲学里做根本性的工作。谈论这项工作时,维特根斯坦先是对罗素的判断理论提出了一个看似相对不重要的反对。最初罗素有信心克服这问题。“他是对的,但我认为所需的修正不是很严重,”他告诉奥特琳。然而仅过了一个星期,他就觉得自己工作的真正基础已经动摇了:
我们俩都热得躁了——我给他看我正写的东西的一个要紧部分。他说它全是错的,说它没认识到困难——说他已经试过我的观点,知道不行。我不能理解他的反对——事实上他说得很不清楚——但我在骨子里感到他必定是对的,他已看到了我遗漏的某些东西。如果我也能看到,我不会在意,但事实却是这样,这很烦人;这已在相当程度上摧毁了我的写作乐趣——我只能继续写我看见的东西,却感觉这可能全是错的,如果再写下去,维特根斯坦会认为我是不诚实的无赖。好吧,好吧——年轻一代在敲门了——我必须及时为他腾出空间,否则我将成为一个大包袱。但此刻我很烦躁。
即使不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反对,他仍感到它们一定是合理的——可见罗素缺乏信心的程度。“但即便他的反对是合理的”,他写道,带着不可信的镇静,“也不会摧毁此书的价值。他的批评总要和我想交给他思考的问题相关。”换句话说,维特根斯坦的批评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逻辑的。但如果像罗素相信的那样,哲学问题根本上是逻辑的,那如何能不损害这书的价值呢?如果这书的基础不可靠,这书怎么能可靠呢?当维特根斯坦终于把他的反对写成文字时,罗素无保留地承认了失败。“听到我对你的判断理论的反对使你的工作瘫痪了,我非常遗憾”,维特根斯坦写道,“我认为只有某种正确的命题理论才能解决之。”做出这样的理论是罗素想交给维特根斯坦的一件事情。罗素确信这事是当务之急而且超出了自己的能力,于是觉得自己不再能对哲学作出最根本的那种贡献。
这种确信在他身上产生了几乎导致自杀的沮丧。知识论上的庞大工程,开工时带着那样的活力和乐观,如今却遭遗弃。但既然在合同上有义务去美国发表系列演讲,就只好继续准备此事,即便他现在确信自己为此写的东西根本上不对。“我一定快完蛋了,”他告诉奥特琳,“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工作上不诚实。昨天我觉得可以自杀。”四个月前他曾写道:“十年前我能用已有的想法的存货写一本书了,如今我对精确有了更高的标准。”这个标准是维特根斯坦设定的,但现在他觉得自己没能力实践。直到维特根斯坦离开他的视野后,他才恢复对自己工作的信心——即便到那时,维特根斯坦不在眼前时,他仍感到有必要鼓励自己:“维特根斯坦会喜欢我近来做的工作。”
罗素的大度很好地体现于此:虽然遭受了维特根斯坦对他工作的批评的蹂躏,1913年夏末听维特根斯坦说他的工作进展顺利时,罗素还能感到喜悦。他写信给奥特琳:“你很难相信这卸下了我胸中多大的负担——为此我感觉几乎年轻了起来,而且欢快。”
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作出一种实质性的突破。八月末在伦敦见到品生特时,他几乎欣喜若狂地向品生特解释自己“最新的发现”;据品生特说,那“真的惊人,解决了他去年一直在研究的但解决不了的所有问题”。他的发现创立了一个系统,“简单和精巧得令人惊叹,看上去澄清了一切”:
当然他搞乱了罗素的许多工作(即罗素在逻辑基本概念上的工作:他的纯数学工作——例如他的《数学原理》的大部分内容——就没什么关系。维特根斯坦的主要兴趣在这个题目最根本的部分上)——但罗素是最不憎恨此事的人;真正说来他的工作的伟大为此受到的损害很少——因为显然维特根斯坦是罗素的一个弟子,而且受惠巨大。但维特根斯坦的工作确实惊人——我确实相信,哲学的泥泞沼泽终于结晶出一种严格的逻辑理论——哲学里唯一人类可能知道点什么的部分——形而上学(等等)受制于完全缺乏凭据。(逻辑确实是全部哲学。其他宽泛地列于哲学名下的所有东西,要么是形而上学——缺乏凭据它是无望的——要么是自然科学,例如心理学。)
但令人泄气的是——尽管维特根斯坦显然已提出一种彻底改造了哲学的逻辑系统——对他的这项工作尚无文字记录。说这个系统“澄清了一切”而且“解决了所有问题”,这大话是出自维特根斯坦还是出自品生特,没办法判断。但我们从维特根斯坦几星期后写给罗素的一封信里得知:“还要解决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和非常根本的问题),若尚未获得对它们的某种解决,我是不会动手写作的。”
品生特已安排好了,先和维特根斯坦见面,然后就跟他到西班牙度假。但见面时得知计划有变。(由于某种未说明的原因)西班牙已让位给了其他三个选项:安道尔、亚述尔群岛或挪威的卑尔根。品生特得选一个——“他非常在意地不肯显露对某种方案的偏好,要我无成见地作出选择”——但十分明显维特根斯坦选的是挪威,所以品生特就选了挪威。(实际上他喜欢亚述尔群岛,但维特根斯坦害怕在船上遇到成群的美国游客,“他受不了那个!”)
所以,最后我们要去挪威而不是西班牙!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在最后一刻突然改了主意我无从去想!但我期待挪威也一样很好玩。
出发前,维特根斯坦去剑桥向罗素和怀特海说明自己的新工作。据品生特说,罗素和怀特海都很热情,赞同现在得依据维特根斯坦的工作重写《数学原理》第一卷(如果真是这样,怀特海一定是日后改变了心意),也许由维特根斯坦本人重写前十一章,“那对他是一次辉煌的胜利!”
对于罗素的数理逻辑的未来,维特根斯坦承担着(或看上去承担着)愈来愈多的责任,他的神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敏感。从赫尔启航前往克里斯蒂安尼亚(现在的奥斯陆)时,他的情绪显得特别焦虑:
我们启航不久,维特根斯坦突然现出可怕的恐慌——说他的旅行皮箱,里面有他的全部手稿,落在了赫尔……为此,维特根斯坦的状况很恐怖。然后,正当我想发无线电报询问此事时,皮箱在另一人舱位外的走廊上找到了!
他们到了克里斯蒂安尼亚,在那儿过了夜,随后于9月1日坐火车去卑尔根。在旅馆里维特根斯坦显然想起了去年他俩在冰岛时偶尔发生的分歧,他对品生特说:“我们迄今为止处得极好,不是吗?”品生特的反应带有典型英国式的保留。“对于他的炽热的情感喷发,我总是发觉自己极难回应,我认为这次我出于本能地想轻巧地把它打发掉——我极羞于在那类事情上表现出热情。”他的寡言深深地惹恼了维特根斯坦,那一晚再没跟他说一句话。
第二天早上他仍然“绝对地愠怒和暴躁”。在火车上他们必须在最后一刻换座位,因为维特根斯坦坚持要跟其他旅客隔开:
接着一个很亲切的英国人来了,和我说话,后来坚持请我们到他的车厢吸烟——我们的车厢不许吸烟。维特:不肯动,而我当然得至少去一小会儿——拒绝是极粗鲁的。我尽快赶了回来,发现他的情绪非常糟糕。我说了说那英国人是个怪人——这时他转过身说“如果我高兴我可以同他一起走完全程”。然后我推心置腹地和他谈,终于使他恢复了正常的、亲切的情绪。
“他这样愠怒地发作时我必须十分地小心和宽容,”品生特又说,“他——他的尖锐的敏感——很像《安娜·卡列宁娜》里的列文,他发作时把我想得极为不堪——但过后深感懊悔。”
我恐怕得说,他目前的神经质甚至比平常更敏感,完全避免摩擦是很困难的。在剑桥我们一直能避免,那时我们见面没这么多:但他永远不会理解,当我们像现在这样老在一起,避免摩擦的难度就无限变大了:他为此至为困惑。
火车上的争吵似乎标志了他俩关系的某种转折点。品生特的日记从此用“路德维希”指代维特根斯坦。
一到卑尔根,他们就去一个游客事务所询问,哪儿能找到维特根斯坦想要的那种地方:一家小旅馆,在某个海湾里,位于舒适的乡间,完全没游客。换句话说,一个维特根斯坦不受干扰地研究逻辑的完美地点。(现在应该很明显了,这才是最后一分钟改变计划的原因。)在卑尔根的旅馆里他已开始工作。“工作时,”品生特记录,“他对自己咕哝着(混合着德语和英语),一直在房间里来回踏步。”
旅行社为他们找到了满足所有条件的地方——一个叫做埃斯德叙的小村子里的一家小旅馆,位于哈朗格峡湾;他俩将是那儿唯一的外国游客,另十位客人是挪威人。一到那儿他们就简短地走了走,品生特一向是个热心的摄影师,随身带着他的照相机,“这引起了跟维特根斯坦的又一场冲突”:
我们的散步十分平和——我走开了一会儿去拍张照片:再追上他时,他沉默而阴沉。我和他在沉默中走了半小时,然后我问他怎么了。看上去我对拍照的热衷:令他反感——“像一个思考不了任何事情的人——在散步时——除了思考该如何把这块田野造成高尔夫球场”。我和他就此谈了很久,终于我们又和解了。他现在确实极为神经质:今天晚上他甚是自责,表达了最令人怜悯的自我嫌恶。
品生特作了一种吊诡但恰当的比较,说:“眼下,不夸张地讲他就像贝多芬那类人一样糟(就那种神经质的敏感而言)。”或许他还未得知维特根斯坦认为贝多芬正是“应当去做的那种人”。
自此以后品生特谨小慎微地不去触犯或惹恼维特根斯坦,这次度假期间再没有过冲突。他们很快遵行起了一种完全适宜维特根斯坦的作息:上午工作,午后散步或坐船,下午晚些时候工作,晚上玩多米诺骨牌。品生特觉得这一切都很无趣——“刚刚够让人不感无聊”。全然没有冰岛乡间矮种马队的新鲜和浪漫;在日记里,他被迫细细玩味在一个挪威的隔绝地带的空空旅馆(品生特和维特根斯坦到了之后其他旅客很快就走了)里能找到的一点点刺激——例如,一次次地写到他俩怎样想办法捅掉在旅馆屋顶上发现的一个黄蜂窝。
然而,维特根斯坦觉得这是完美的。他用一种称心如意的情绪给罗素写信:
我正坐在这儿,一个美丽海湾里的一个小地方,思考那残忍的类型论……品生特在这儿对我是个巨大的慰藉。我们雇了一条小航船,坐着在海湾里逛,实际上品生特全包了开船的活,我坐在船里工作。
一个问题困扰着他:
我会做出什么来吗??!如果我没有,那将是可怕的,我所有的工作将会失败。然而我并不是正在失去我的勇气,而是继续思考下去……我现在常常有一种无法描述的感觉,仿佛我的工作肯定会以某种方式全部失败。但我仍然希望那不会是真的。
维特根斯坦的情绪——一如既往地——随着工作能力而起伏。他对自己的进展感到沮丧时,就得是品生特去使他振作。例如我们读到,9月17日:
整个上午和下午的大部分时间,路德维希非常阴郁和冷淡——始终在做逻辑……我设法使他振作——回复到他正常的心情——喝完茶后我们一起闲逛(今天是个好晴天)。我们聊起来,看上去,他整天的情绪低落是源于“类型论”的某个很严重的困难。他病态地害怕自己会死掉:在把类型论搞好之前,在用一种能让世界理解、对逻辑科学有用处的方式写出他的其他所有工作之前。他写下了许多——罗素已许诺如果他死了会帮忙出版他的工作——但他确定自己写下的东西表述得不够好,不能绝对地说清他真正的思考方法等等——他的思考方法理所当然比他的明确结论更有价值。他总是说他肯定会在四年之内死掉——但今天他说的是两个月。
维特根斯坦的这种感觉——自己会在能发表自己的工作成果之前死掉——在挪威之行的最后一星期里加强了,因此他写信问罗素是否愿意见他,“越早越好,而且要给我充足的时间,让我向你勾勒我迄今搞完的全部领域,若有可能,让我当着你的面给你写份笔记”。因此我们才有了《逻辑学笔记》——留存下来的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最早呈现。
在他焦虑时,“自己可能很快会死”的感觉成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自己注定会那样。这个假定成了他说的和做的一切的前提。他告诉品生特他不怕死——“但为了不浪费他生命剩下的片刻而极其忧虑”:
这全系于他的完全病态和疯狂的信念:他很快要死了——我看不出什么明显的理由,为什么他不能再活很长时间。但想用道理驱散那信念或他对之的忧虑,是没用的:他抑制不住的信念和忧虑——因为他疯了。
与此相关,他还忧虑自己的逻辑工作可能终究并无真正的用处:“于是,他的神经脾气带给他一种悲惨的生活,也带给别人很大的不便——而且毫无意义”。
看起来,这种濒临绝境的焦虑侵袭着维特根斯坦时,品生特很出色地振作了维特根斯坦的精神——品生特鼓励他,恢复他的信心,跟他玩多米诺骨牌,带他去划船,也许最重要的是,和他一起演奏音乐。度假期间他俩把舒伯特的约四十首歌曲编成一套曲目,维特根斯坦用口哨吹旋律,品生特弹伴奏。
或许不奇怪——他俩对这次度假的感受差别甚剧。维特根斯坦说自己从未如此享受一个假期。品生特则没那么热烈:“我自个儿是挺有乐趣的……但路德维希现在这么神经质,和他单独在一起有时是种考验。”回去之后——10月2日——他发誓永远不再和维特根斯坦出行。
度假结束时维特根斯坦“突然宣布了一个最吓人的计划”:
也即维特:他要流放自己,远离他认识的所有人生活若干年——比如说在挪威。他要彻底地独居,就他自己——隐居生活——什么也不做只做逻辑。他给出的理由我觉得很古怪——但无疑他觉得很真实:首先他认为,在那种环境下他做的工作将无限地多过和好过在剑桥,他说在剑桥老是容易受干扰和分心(例如音乐会),这是可怕的障碍。其次,他觉得自己无权生活在一个不同情他的世界里(跟他投合的人当然是很少的)——在那个世界里他永远感觉自己轻蔑别人,永远看见自己的神经脾气触怒他人——但那轻蔑(等等)却没有正当的理由:比如他是个真正伟大的人而且做出了真正伟大的工作。
这观点中的一部分是我们熟悉的:如果他的行为像贝多芬,那么他就应当像贝多芬那样做出真正伟大的工作。新鲜的部分是他确信在剑桥不可能做到。
不过,维特根斯坦并未下定决心施行此计划,继续为自己先前答应在伦敦工人学院开的一门哲学课程做准备。回程途中抵达纽卡斯尔时,事情才最后定了下来。维特根斯坦在那儿收到一封格蕾特的信,得知她及其美国丈夫杰罗姆·斯通巴罗就要到伦敦居住。看来这件事把问题解决了。他告诉品生特,如果斯通巴罗夫妇随时可能前来探访,那么他就无法忍受住在英格兰。
他甚至使品生特相信,他终究应该到挪威做逻辑——品生特原本觉得这想法是荒谬的。因为:“他已解决了许多困难,但仍有其他未解决的。”还有:“他的特殊类型工作的巨大困难是——除非他彻底解决了逻辑基础的所有问题——他的工作对世界就没什么价值。”因此:“要么做出真正伟大的工作,要么其实什么都没做,没有中间状态。”
看上去品生特认可了这一论证的力量,即便这一论证跟斯通巴罗夫妇住在英格兰毫无关系,也未解释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必须独自生活,而且,这一论证还跟他一周前刚认可的观点(即重要的是维特根斯坦的方法而非结论)有着尖锐的对立。事实上,这一论证看起来是魏宁格提出的极端两分——伟大或虚无——的重述。但是,这一论证若要是离开剑桥生活的说得通的理由,或许还得加上魏宁格的另两个论题:爱通向伟大,性欲是伟大之敌;“性欲随身体的接近而增加,爱则在爱人缺席时最强;爱需要分离、需要一定的距离而得以保持”。
因此,要离开所爱的人,才可能达到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