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3
塞纳河上西岱岛

使我们迷上巴黎的，是西岱岛（Île De La Cité）。

西岱（La Cité）在法语里，是一个区域的意思。比如说一个大学的宿舍区，也会叫La Cité。感觉就像和英语中的城市（city）一词同构。事实上，最初的巴黎城区，也就是从西岱岛开始的。

其实，这是塞纳河中两个相近小岛中的一个。在西岱岛近旁，还有一个更小的岛屿，圣路易岛。两个小岛由一座小小的圣路易桥相连，非常精巧地镶嵌在塞纳河中。

塞纳河是巴黎的幸运。它不宽，也不窄。河水静静地、和缓地流淌。我自从知道巴黎由西岱岛而起，脑子里就一直有一幅巴黎诞生的图画：那时的塞纳河两岸，一定还是绿色的荒原。可是，就在绿野之中，在一片片野花之中，流过了塞纳河。河中的小岛就是初生的巴黎。石块垒起的住屋和小街，围绕着一个小小的教堂和它前面小小的广场。环绕着巴黎的，是一泓清流的塞纳河。由于小岛的介入，河水在这一段变得湍急起来。河岸上是绚烂的野花，也许其中就有紫罗兰和薰衣草？在绿色和紫色粉色的眩晕中，站着一棵棵苍郁黝暗的古木。它们疏朗地、孤独地散落在塞纳河岸。冬天展示着忧伤和力度，春天变得柔和与天真，就像一个个卫护婴儿巴黎的骑士。越远离河岸，它们的数量越多，在远处在天际，就茫茫苍苍地连成一片参天古森林了。

今天的巴黎已经是一个大城市，可是，西岱岛依然是它的中心。如此精巧的一个小岛，却有九座桥，与两岸和圣路易岛相连。其中包括一座巴黎最古老的桥。它在西岱岛的最西端，贯穿南北两岸，是在四百年前的1607年落成命名的。那是一座石桥。说是最古老，是因为比它更古老的桥都已经消失了。这从古桥的名字就可以猜到，直到今天，它还是保持着当初由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给它起的名字，“新桥”。和新桥相对的西岱岛东端，紧挨着南岸，就是神话一般的巴黎圣母院了。

和巴黎圣母院相隔塞纳河的大街，沿街一溜的咖啡馆。巴黎咖啡馆的座位，总是室外的更多。也许是巴黎的街景太诱人，室外的座位总是一致地面对大街。在这里，就是面对巴黎圣母院了。这一段河道被西岱岛挤得很窄，大街和圣母院的广场，又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所以，坐在那里，感觉自己就坐在圣母院小广场的外围。塞纳河恰如其分地隔开了广场上的游人和喧嚷，又没有将圣母院推得太远。难怪那里的咖啡馆几乎永远是接近满座的。

可以说，我们来得正是时候，巴黎圣母院的立面历经长期的清洗修整以后，刚刚拆除脚手架。清洗干净的石墙面和石雕，就像是昨天刚刚建造完工一样。正因为如此，也可以说，我们来得不是时候，近千年的历史感都随着黝黑色的岁月积尘一并洗去。要等它再一次出现让我们满意的岁月沧桑的颜色，也许还要等上一百年？可是，我们对自己说，还是不要太挑剔了。毕竟，世界上只有一个巴黎圣母院。

当然，巴黎圣母院是历史悠久的。1159年，它在苏利主教（Bishop de Sully）的委托下筹建，在1163年被放下第一块基石，一场大规模的建造就在一个罗马神庙的遗址上开始，营造过程绵绵历时两个世纪。它也是建筑史上早期哥特式教堂的一个重要实例，无数中世纪建筑师和手工艺家在其中倾注心血。它沉稳地在西岱岛上屹立了近千年，自然还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1422年，亨利六世在巴黎圣母院加冕。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波拿巴也在这里加冕，这一历史场景被记载为一幅巨型油画，至今仍是巴黎卢浮宫的珍贵藏品之一。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革命的巴黎人砸毁了圣母院外部石雕圣徒们的脸部。以致在十九世纪巴黎圣母院不得不做全面重修。现在我们看到的精美石雕，就是十九世纪重修的结果。原来那些被毁容的中世纪石雕原作，我们只能到距离巴黎圣母院不远的中世纪博物馆（Musée de Cluny）去寻访了。它见证了旧制度，经历了革命，也扶上了革命以后的第一个皇帝。

巴黎圣母院无疑是西岱岛最具有魅力的地方。我们每天不论去哪里，最后总会不由自主地转回西岱，转到圣母院前的咖啡馆外。一人交出十个法郎，或者十二法郎，以一杯长久的黑咖啡，结束这一天的出游。巴黎的咖啡其实和功夫茶一样，只有浓烈的一口。我们要上一杯，只是为了合法地在圣母院前面占领一个最佳的观赏位置。我们坐着，直到夕阳西下，直到晚霞在圣母院白色的石墙上涂抹黄昏。然后，摇着头说，这真的是它吗？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然而，巴黎圣母院的魅力，不仅来自于它的年代久远和它在建筑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不仅来自于它异乎寻常的阅历。它至少有一半的魅力，是来自于一本同名小说。于是，我们在圣母院再次与维克多·雨果相遇。

“巴黎圣母院”对我们来说，先是一部书名。然后，才是一个由石块砌成的古老教堂。毫不夸张地说，许多人和我们一样，被巴黎圣母院所吸引，其中至少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读了雨果这部以圣母院为场景的小说。是雨果给这个石头的建筑注进了血液和灵魂。

我们坐在这里，没法不看到吉卜赛姑娘艾丝美拉达，在圣母院的台阶前飘然而过，身后紧紧跟着那头智慧的山羊；我们没法不听到卡西莫多在钟楼敲响的钟声，钟声撞击着所有人的心灵，在夜色中震荡；我们没法不感觉到，月光下，神父那阴郁的身影，在圣母院的顶层，裹挟着黑暗，一步步向前逼近；我们也没法不去想象，当年的雨果，如何用手摩挲着圣母院一块隐隐刻着“命运”二字的石块，心里波澜壮阔地展开了不朽的颂扬人性的漫漫长卷。

今天的巴黎圣母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个仅供参观的历史遗迹。和巴黎几乎所有的其他中世纪教堂一样，它今天依然在正常使用。千年来，只是在革命和战乱的时期，有过短暂的关闭。其余的日子里，它们的钟声每天定时敲响，弥撒定时举行。白天的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可以走进去，把自己隔绝在教堂里，把世俗世界暂时抛开。

在这里，纵然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但是，即使不在举行弥撒的时间，你也同时能够看到，不断地有这样一些人进来，他们在额头点上圣水，在胸前画上一个十字，在祭坛面前点燃一支蜡烛，然后静静地坐下，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空间里，进入宗教氛围。这时，他们开始和上帝对话，从宗教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精神慰藉，汲取精神力量，在内心得到一种提升。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令他们有勇气持续下一段世俗生活的重要精神驿站。最后，他们离开座位站起来，对着圣坛上的耶稣受难的十字架，轻轻行一个单腿的屈膝礼，在胸前又画上一个十字。就结束了这个简单的个人宗教仪式。此间一个人心灵的感受和变化，我就不去尝试用语言文字描绘了。

失去宗教功能的古教堂，就只是一个被历史抛下的艺术躯壳。而持续千年至今不断的宗教活动，使得巴黎圣母院依然是巴黎圣母院。

西岱岛有着一个浪漫的外部氛围，却在千年以来，就承负着一个沉甸甸的内核。所以，它远不是轻盈地飘荡在塞纳河上的一片绿叶。

在巴黎逐步成为大巴黎的过程中，小小的西岱岛始终是巴黎的政治和宗教的中心。直至今天，在巴黎圣母院的北边，就是巴黎市政厅。在我们都熟悉的“巴黎公社”巷战时期，无数发炮弹曾带着尖利的呼啸声，在这里炸开。向西，就是巴黎警察局和法院。这些机构的建筑物，已经都是重要历史文物了。其中最吸引我们目光的，还是小岛近西端的司法建筑群。

今天被分割为几部分的司法建筑群，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整体。在体量上，它占据了西岱岛的整整一段。它的历史差不多和巴黎圣母院一样悠久。而且，和圣母院的文化堆积层一样，它也是建立在罗马人的遗址上。这个遗址原来是罗马总督的住宅。建筑群一开始是王室所在。直到1358年以后，宫廷才搬离此地。因此，这个建筑群的中心，是一个美轮美奂的皇家小教堂（Sainte-Chapelle），是西岱岛向公众开放的主要古迹之一。

在这里，中世纪崇拜上帝的殿堂也等级分明。小教堂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是为仆人和低层官员所用，最精彩的部分是为王室准备的上层。十五米高的墙面，由狭长排列的彩色玻璃窗组成，翠绿、玄蓝、金黄、朱红，变换着光的魔术，一路向上。窗的尖券指向屋顶的尖券，指向天空。透明灿亮的色块在指示一条通向天堂的光明之路。建筑艺术家在这里煞费苦心。

小教堂分割了这个庞大的建筑群。宫廷离去以后，教堂南面的建筑成为司法宫（Palais de Justice）。五个世纪以来，司法宫历经变迁，从皇家法庭，革命法庭，复辟后的法庭等等，直到今天法国人引以自豪的、以《拿破仑法典》为基础的现代法庭。尽管这些法庭有着很大差异，但是在功能上，司法宫和巴黎圣母院一样，始终没有停止过属于它的活的生命。因此，应付着繁忙司法事务的司法宫，今天是不对游客开放的。

巴黎有着太多的历史建筑是仍然在使用中的政府机构。因此，为了兼顾使用和民众参观古迹的双重需求，巴黎在每年都会有短短几天，将这些使用中的古建筑向公众开放。

小教堂以北，是中世纪与司法机构密切相连的一部分，那就是监狱。它的名字叫贡塞榭峄（Conciergerie）。所谓司法与监狱相连，在中世纪的欧洲，不仅是指它们在性质上的相互联系，还指它们在实体上也常常相互连接。

在西岱岛外围散步，确实很容易被贡塞榭峄独特的建筑风味拖住脚步。它的造型浑厚凝重，又很精致、很丰富。它有典型的中世纪城堡风格，却不失典雅。而且还法国味道十足。可是，这样一座在审美上近乎完美的建筑物，却沉重得叫历史无法抬头。从1391年开始，直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整整五百多年，贡塞榭峄始终是巴黎的一个主要监狱。

监狱，是人类在历史上最忽略的一个角落。人们几乎不把眼光投向这个社会的背阴面。文明发展的程度越低，就越是如此。那里的生命，是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死去了。他们走进监狱，就是在踏入地狱。只不过死亡变成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而已。对监狱中的生命的关照程度，至今依然是判断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之一。

在久远的年代，只有和名人有关的囚犯，才会留下记录。比如，在中世纪的贡塞榭峄，一个特殊的囚徒弗朗索瓦·拉韦拉克被留下记录，这是因为他作为刺客，刺杀了亨利四世（就是那个为“新桥”命名的国王）。1610年，拉韦拉克在贡塞榭峄的囚禁中，备受酷刑后被处死。根据这个“名人规律”，使得贡塞榭峄变成巴黎历史上最著名监狱的原因，就不难猜测了。在法国历史上有过那么一个时期，贡塞榭峄关押了数量难以置信的名人。而且，他们迈出监狱的路径，往往总是通向断头台。

这个时期，就是法国大革命。这个监狱的特殊境遇，终于导致贡塞榭峄在今天成为一个特别的监狱博物馆。

法国大革命时，要说巴黎是一个监狱泛滥的时期，大概不算太过分。我们在巴黎参观过一些其他建筑。这些建筑在历史上前前后后都与监狱二字毫无关联，可是，假如你仔细看看说明，就会发现，唯独在大革命的时期，曾经被用作监狱。可是，贡塞榭峄，仍然是大革命监狱中最重要的一个。

“革命”，在很长时期里，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中，是一个神圣的字眼。对于我们，就更是这样了。我们几乎是在渲染革命的气氛中长大的。从我们开始学习语言起，这个字眼，就和阳光、空气、美好、光明，等等一起，成为我们童年梦想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不需要寻求解释，不需要思索和理解的一个词。革命总是好的，假如有问题，只是因为革命不够彻底。比如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能革命总还是好的，但是资产阶级革命，问题就是不彻底了。

再长大一点，我们进了学校，就知道革命的严肃性和严重性了。因为，我们开始背诵，“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革命祭坛是必须有贡献的祭品的。等我们读过三年级以后，也许还不用那么久，我们就知道，由革命而引发的死亡，由敌我双方组成。其间的关系很简单，就是“你死我活”。所以，对敌人的慈悲，就是对自己人的残忍；相反，对敌人的残忍，当然就是对自己人的慈悲了。这是最后一课，我们永远地记住了“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革命教育至此基本完成。

进入过贡塞榭峄的人，大致对“法国大革命不够彻底”的论断，会有一些不同看法。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一开始，是贵族，反对革命的人，被砍头。接下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奈特（Marie Antorinette），被砍了头。接着革命阵营里的“不坚定分子”，对革命方式有所怀疑的人，也被砍了头，其中包括最著名的革命三巨头之一，那个胖胖的丹东（Georges Danton）。

直到最后，大革命制定了在雨果的《九三年》里提到的“美林德杜艾罪过”的“嫌疑犯治罪条例”。那是由当时一个名叫美林德杜艾（Merlin de Douai）的法律专家负责制定的。治罪条例是1793年9月17日颁布的，革命达到了新的高潮。条例的治罪范围极为宽泛。只要是主张温和的，甚至只要是对革命没有贡献的（巴黎人的讲法是，虽不反对“自由”，但对“自由”无贡献者），统统都在治罪之列。雨果写道：“那个含义不明的治罪条例，使得断头台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上。”

这些走向断头台的各色人等，前赴者常常是被后赴者推上去的。越是后上断头台的人，就越革命了。在丹东被当初的革命战友罗伯斯比尔推上断头台的时候，法国革命在我看来已经相当彻底了。罗伯斯比尔已经成了革命恐怖的化身。今天的法国人，就把他执掌的这段革命时期，称为“恐怖时期”。当然，那是“红色恐怖”。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后面还有更革命的。

贡塞榭峄几乎见证了全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所谓“必需的残忍”。

贡塞榭峄，经历了暴民大规模私刑处死犯人的“九月大屠杀”。它的单人牢房目睹了玛丽·安托瓦奈特王后在临刑前的祷告。然后，为王后照料遗孤的伊丽莎白夫人也被送到贡塞榭峄，并从这里出去，步了王后的后尘。贡塞榭峄为付出特殊牢狱费的贵族们放一张床，为付不出钱的穷囚犯撂下一捆稻草，过几天又把他们一起押上断头台。贡塞榭峄还为一群吉隆特党人在囚室安排了最后的狂饮狂欢。这些革命的国民公会的雄辩家们，一边嘲笑着自己，一边抚摸着他们第二天将被革命砍下的脑袋。

贡塞榭峄和法国大革命的三巨头，马拉、丹东、罗伯斯比尔都有缘分。

马拉虽然死在自己家的浴缸里，可是，刺杀马拉的那个看上去十分纤巧的女士夏洛特·郭黛，在赴刑场前的日子里，曾和这里的女囚一起放风。贡塞榭峄小院的四方天空，是她最后的一点安慰。

丹东是在贡塞榭峄享用了他最后的晚餐。他倒是很平静。他残忍过，却最终质疑了残忍。他有机会逃离，却安然束手就擒。也许，他想到，有那么多人被他送上断头台，今天轮到自己，他没有理由逃避？

罗伯斯比尔是在1794年7月28日被送进贡塞榭峄的，他在那里只待了几小时。他早已把自己看做革命本身，所以，这样的历史安排显然不在他的意料之中。他或许预料到自己会被反革命颠覆，却不会想到他会被更激进的革命者视为反革命。在被捕的时候，他已经被宣布开除了法国大革命最光荣的个人称号，“公民”。

罗伯斯比尔被捕后，曾经被他的同志抢回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用手枪打穿了自己的下颚。也许，和丹东相反，正因为他送了太多的人上断头台，所以，自己却没有勇气也走上去？他最后还是被押到贡塞榭峄，几小时后又被押出厚重的大门，在他所一向赞赏的断头台上，身首异处。

当罗伯斯比尔步上台阶的时候，断头台的上空一定挤满了那些大惑不解的先行冤魂。再往前的不算，仅仅在此之前的三天里，也就是1794年的7月25日至27日，罗伯斯比尔的革命法庭，就判处了一百三十三人立即执行的死刑。其中一百一十二个男人，二十一个女人。有七十岁的老人，也有才二十一岁的青年。在贡塞榭峄，今天陈列着一幅油画的复制品，试图再现这些罗伯斯比尔的红色恐怖祭坛的最后牺牲品。也许，在他们中间，最终还是有人，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轻轻拉了一把罗伯斯比尔的灵魂？

在贡塞榭峄，有一个小小的陈列室。四周墙上，满满的，是所有被法国大革命送进贡塞榭峄，然后又被送往断头台的囚犯的名单。我们细细地寻找。在密密麻麻的名单上，寻找我们熟悉的名字，也包括上面提到过的那些人。更多的，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法国姓名。根据已经知道的故事，我们可以推测，这些死囚的头上并不是都有过皇家的光环，家门上也并不都曾饰有贵族的纹章。他们并不都反对革命，他们中甚至有着最激进的革命党人。

可是，无一幸免，他们全部上了断头台。

那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残忍。革命中的残忍是一头怪兽，它有惊人的好胃口。它吞下一切，甚至并不打算放过它的催生婆。培育这样一头怪兽，就一定是必要的吗？

走出贡塞榭峄，我们都有点步履沉重。塞纳河水，在无声地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