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孔子的担当(4)

樊迟

樊迟（公元前515年—？）：即樊须，名须，字子迟。春秋末鲁国人（一说齐国人）。孔子的学生，从小贫穷，但读书刻苦，还懂种田，小孔子三十六岁，生性好学广问，军事上勇谋兼备，在学术上资质有些愚钝，与颜回、子贡、子张、子夏等弟子相比，尚有一段距离。未拜孔子为师之前，他已在季氏宰冉求处任职。孔子回鲁后拜师。

《论语》中记载他三次问仁，两次问知，一次问“孝”，一次问“崇德、修慝、辨惑”；问“稼穑”“园圃”，即问如何种庄稼，如何种蔬菜。

《论语·子路第十三》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教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退出以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个干粗活的人。执政者只要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执政者只要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执政者只要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不实在。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背着自己的小孩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樊迟问“稼穑”“园圃”，被孔子骂了一顿，这是为什么？“樊迟勇而志于学，质朴而狭隘。”他虽在军事谋略上有过人之处，但遇事计较得失，学术上资质较愚钝。刚入师门时，向孔子请学“稼穑”“园圃”，孔子不仅没有回答，并且狠狠地批评他“小人哉，樊须也”，认为他见识不广，格调低下，应学礼，学义，学信。后来因逐渐学习，格调大有提高，一改早年陋隘固鄙，在《论语·雍也第六》中大胆问知，问仁，孔子回答了他。

孔子不轻视劳动人民，他自己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多能鄙事”当然包括稼穑园艺、执鞭驾车等粗鄙之事。他自己曾亲为其事，何贱之有？而且，孔子开办私学，有教无类，设教四科，教学六艺，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孔于开办的是高级干部管理学院，讲授的课程一概是明德修身之学，进而推及国家政务的高级管理，非一般理工学院或农林学院所授的专业。所以，孔子不答，是不屑答，不愿答，而不是不能答，是非本专业所学，无可奉告。不答樊迟，批评樊迟，并不能说就是轻视农业，鄙薄科学，进而上纲说他轻视劳动人民。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当然，孔子的爱有区分，但他对劳动人民的关爱、关注是许多思想家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当然，儒家学说也要求社会有等级，强调社会分工，《左传·襄公九年》里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国语·鲁语》里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孟子在《滕文公篇》中也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孔子教学所研究的是君子之事，是高级政务管理学，不是稼穑园圃之事，不是百工之学。“劳心”或“劳力”，管理者或被管理者，是社会分工，社会存在，不是人为的一句口号即可改变，说社会不存在劳心和劳力，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区别，是痴人说梦，是捏着鼻子哄眼睛，自欺欺人。孔子不答，并说“小人哉，樊须也”，即是对社会分工的客观事实的认同，不存在轻视、鄙薄之说。

曾子

曾子（公元前505年—前436年）：名参，字子舆，敢作敢为，小孔子四十六岁，年纪不大就随父亲曾皙师从孔子，并随孔子周游列国。他性格内向，谨小慎微，郁郁寡欢，略显迟钝，孔子说他“参也鲁”。他脾气暴躁易怒，却又愿意反复检讨自身，胆小怕事。战战栗栗，对父亲诚惶诚恐，毕恭毕敬。

《论语·泰伯第八》记载，“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曾子有病，把他的学生召集到身边来，说道：“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有没有损伤）！《诗经》上说：‘小心谨慎呀，好像面临着深渊一样，好像踩在薄冰上一样。’从今以后，我知道我的身体是不再会受到损伤了，弟子们！”

曾子谈“全体、贵生”，强调“内省”的功夫，对“仁孝”“礼仪”研究颇深，尤以研究孝道著称于后世。他对孔子的孝做了极大的发展，“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大戴札记·曾子大孝》）”。孝是一切社会行为的普遍适用法则，无所不在，无所不用，放之四海而皆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全体、贵生”谓之孝。

第三节 孔子的失败

孔子生活在一个混乱无道的时代，当时，周王朝已是日薄西山，礼崩乐坏。孔子认为，导致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名实散乱，因此他要求正名，目的就是正政。在《论语》中记载着这样一个例子，齐景公有一次向孔子询问治理政事的道理，孔子答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具体的要求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侍君以忠，父要慈，子要孝。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治理国家的愿望，使百姓安居乐业，这也是实现仁的基本要求。于是，他要复古。

孔子的“古”分两层，大同社会是一层，小康社会是一层。唐虞盛世，过于遥远，他夸归夸，并不追；夏、商、周，三挑一，他从周，也不是越古越好。他所从的周，不是东周是西周；西周，不是晚期是早期。他生于鲁，长于鲁，谁都说，周礼尽在于斯，他做的是“周公之梦”。孔子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现实目标，是挽救东周。可惜，这个理想是幻想，从来就没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到处都是乱臣贼子，且个个生龙活虎。上自天子，下至黎民，奔走纷纭，不遑启处，当真是乱世迹象。在这种时候，主张和推行以仁和礼治理天下，真无异于痴人说梦。孔子正是这样的一位痴人。痴人往往缺乏现实感。他这一生，到处奔波，鲁国不行奔卫国，卫国不行奔陈国，楚国他也去过，全都令他失望。如果放弃选择，只能当隐士，他又不肯。周公之梦是乌托邦，浮海居九夷是赌气话。

李零先生说：“理想主义者的脑瓜，总是善恶分明。然而困境在于，如果举世浑浊，并没光明黑暗可以对着干，你将做何选择？比如鲁国，周礼最多，但当时的上流君子，谁都很无礼，鲁公是大坏蛋，三桓是中坏蛋，阳货是小坏蛋，你该跟谁对着干？”“他有精神，有理想，谁都不否认，问题是精神无所托，理想无所遇。”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他以五十五岁的“高龄”，领着一帮弟子周游列国，十三年间，吃尽苦头，险些丧命，游说君王，推行仁道，求为仕于当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一生孜孜以求，到五十岁，才被任命为“中都宰”，后因政绩突出，又被提任为主管全国建筑和道路建设的“司空”。又因政绩斐然，不久又升为掌管全国司法并兼理外交事务的“大司寇”。“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社会稳定，人民康乐。“齐景公患之”，用离间计。无奈，孔子奔走去了卫国，卫灵公空禄奉养，不给实权，孔子无奈，又离开卫国，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他在政治上汲汲一生，却失败而归，已是历史定论。

客观地讲，政治是孔子一生事业的主轴，也是孔子一生难以释怀的心结。他几次戏言，一会儿要“乘桴浮于海”，一会儿要“居九夷”，还有“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的心声吐露，这都是他内心深处渴望政治实践的强烈折射。

读过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就能看出，孔子并不单是一个好的教书先生，还曾经是一个颇为杰出的政治家，称得上政绩卓著，一度官至鲁国代理宰相。孔子还是一个懂得“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颇有侠义风采的外交家；一个激进的、动真格的改革派；一个直接指挥过战斗，并取得战场胜利的前线指挥员。虽说司马迁的笔墨，难免有所放大，但绝不可能凭空杜撰。然而，造化弄人。也许恰恰就是这四年的辉煌经历，将孔子导引上了一条痛苦的人生不归路。

孔子一生在如此颠沛流离之中生活，壮志未酬，始终在求用于世和遭受拒绝中度过，为什么呢？《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与子路、子贡、颜回三弟子讨论“不容于世”的原因。孔子分别问他三个弟子，“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难道是我的主张不对吗？为什么遭受如此境况。”子路认为可能是仁德修炼不够，智谋才华不够。子贡则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并且给孔子出主意，降低标准，求为世用。孔子对子路和子贡的说法一一做了纠正，认为他们说得都不对。颜回说了一番话，令孔子十分高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耻辱）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颜回认为不修仁道是自己的耻辱。修仁道而不被世用，则是掌权者的耻辱。不用于世，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

孔子的理想为什么会失败？我觉得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客观方面的原因。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混乱不堪，他强调“仁”“德治”“和”“礼治”等主张，与春秋时期的历史发展不相适应，故不被采纳。当时的中原，大小国家林立，虽然名义上同在周王室的旗帜下，但实际上早已独立。孔子拿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到处宣传。孔子三十四岁时，鲁国内乱，他一度跑到齐国发展，游说齐景公建立礼制，齐国名臣晏婴指出孔子提出的厚葬会浪费钱财，而官员拜见时的繁琐礼节根本不实用。齐景公最终也没重用孔子。那时，真正迫切需要的是法家和纵横家，以武力驰骋天下打江山的人物。孔子的学说，最适合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统治，如汉代，孔子的儒家学说因适应统治需求，被不断地挖掘、扩充，并发扬光大。

刘邦对待儒生的态度就是很好的例子。《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高阳酒徒郦食其想要投奔刘邦，于是找到一位在刘邦部队里服役的骑士，希望通过骑士把自己介绍给刘邦。骑士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该骑士是刘邦的部下，他说刘邦不喜欢儒生，甚至拿儒生的帽子当尿壶，劝郦食其不要以儒生的身份去游说刘邦。由此，可知刘邦对待儒生的态度。刘邦拿儒生的帽子当尿壶、骂儒生为“竖儒”、看到穿儒生服的人就不高兴，可见刘邦是多么讨厌儒生。那么，后来刘邦对儒生的态度又如何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陆贾是楚国人，以客卿的身份为刘邦出谋划策，为维护汉室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刘邦夺取天下后，陆贾经常在刘邦面前谈论《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刘邦听到这些，很不高兴，大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大意是：你老子的天下是靠骑在马上南征北战打出来的，哪里用得着《诗经》《尚书》？

陆贾回答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您可以在马背上得天下，难道您也可以在马背上治理天下吗？）”然后，陆贾以商汤、周武的兴，吴王夫差、智伯以及秦王朝的亡为例，向刘邦进一步阐述了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刘邦听完之后，心情沉重，面露惭愧之色，对陆贾说：“那就请您尝试着总结一下秦朝失去天下，我们得到天下，原因究竟在哪里，以及古代各王朝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所在。”于是，陆贾奉旨撰写历朝历代兴衰存亡的征兆和原因，共写了十二篇。每写完一篇就上奏给刘邦，刘邦没有不称赞的，左右群臣也是一片赞誉之声。陆贾的这十二篇文章，后来结集成书，称为《新语》。

刘邦称帝后，把秦帝国的那套礼仪法度全给废了。群臣没了礼仪法度规范，上朝时大呼小叫，有喝酒的，有争功的，甚至还有大打出手的。总之一句话，当时的大汉朝堂简直比菜市场还喧闹，还不如，搞得刘邦威严扫地，郁闷不已。叔孙通对刘邦的尴尬和郁闷心知肚明，于是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大意是说：儒家思想用来打天下不行，但用来守天下却是一流的。这是叔孙通对儒家思想的深刻认识和精辟见解，很有见地。不过，刘邦对儒家的繁琐礼仪似乎也有所了解，且十分惧怕，所以他千叮咛万嘱咐叔孙通尽量把礼仪搞简单一些。叔孙通从鲁地招聘了三十多名儒生，加上他自己的百来名弟子，没日没夜地反复操练彩排了一个多月，终于在汉七年，即公元前199年形成了一套关于朝堂设置、觐见、座次、皇帝出场等方面的礼仪，并于长乐宫建成时正式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