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疾走飞奔的跨越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教授 朱晓明

如果说1992年是互联网元年的话，那么，迄今为止的25年，从传统的工业经济走向数字经济的伟大变革，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疾走飞奔的史诗般的跨越。

未来，数字经济或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流。作为当代诸多核心技术之一，数字技术令人称奇与陶醉。“数字”与“经济”携手的转瞬之间，正以磅礴之力，激荡全球。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不失时机地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将描绘出人类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新篇章。

当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不约而同地聚焦数字经济。2017年8月的统计表明，全球市值前10强的公司中，数字科技企业占7席。这10家公司依次为Apple、Google、Microsoft、Facebook、Amazon、Berkshire Hathaway、阿里巴巴、腾讯、Johnson & Johnson和Exxon Mobil。尽管“数字经济”一词的经济学解读尚不完整，并且学者、企业家各执一词，但是全球各国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目标却出奇地统一。2015年德国提出了“Digital+Economy＝d!conomy”的概念，而2017年汉诺威CeBIT展的主题就是“数字经济，永无止境”；英国继2015年2月16日发布《英国2015—2018数字经济战略》之后，2017年3月又发布了《英国数字经济战略2017》；2015年5月，欧盟公布了“单一数字市场”战略，其中提出了三大支柱：一是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更好的数字产品和服务，二是创造有利于数字网络和服务繁荣发展的环境，三是最大化实现数字经济的增长潜力。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15年，中、美、日、英等全球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均现蓬勃发展态势，平均增速约为7.5%，显著高于当年全球GDP增长速度。

发展数字经济，中国正从跟跑走向领跑。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据中国信息化百人会连续三年的研究报告表明，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已达22.4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已达30.1%，增速高达16.6%，位居世界第一。全球262家“独角兽”公司（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含上市及未上市）中，中国企业占到了三分之一。10年前，中国电商交易额不足全球总额的1%，现在已经超过40%。据麦肯锡公司估计，这个数字已经超过英、美、日、法、德五国的总和。2014年至2016年，中国对外风险投资总额达380亿美元，其中75%投向数字经济（指数字化企业及其相关行业）。

中国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正引起全球关注。2017年7月，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Fletcher School）发布的《2017数字演进指数（DEI）报告》对60个国家的“数字经济进步”作了整体评估。报告指出，中国数字经济得以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是决策重视。事实上，中国已经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成为引领者之一。2016年9月的G20（杭州）峰会上，中国政府推动制定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倡议“把握创新、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的历史机遇”。会上还通过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2017年6月G20（汉堡）峰会延续了中国政府关于数字经济的倡议，关注促进互联网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数字化。2017年3月，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期间，“数字经济”首次被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而2017年9月在厦门召开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也一再提及数字经济（见表0.1）。

数字经济时代，坚守理论创新，无惧“断裂层”。有人担忧随着数字化年代创业企业的“野蛮生长”，可能发生经济学、管理学理论研究的“断裂层”。其实，科技创新与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创新时常结伴而行。蒸汽机出现后，工业经济时代催生了规模经济、产业组织、边际效用、宏观经济、均衡价格等理论体系。此后，又应运出现了工业经济学、供应链物流学、产业经济学、管理经济学、工程经济学等研究领域。今天，倘若把数字经济视作经济学领域中的一个宏观研究框架的话，那么，它的子框架可能涵盖了表0.2中所列出的10个领域：

我们把表0.2中的“1个大框架加10个子框架”的理论创新研究简称为“1+10”研究。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们将按子框架的序列，分10个部分逐一展开阐述和探讨。

一、数据经济（Data Economy）

谈到数字经济，首先要研究的就是数据经济。农耕文明时代的基础资源是土地，工业文明时代的基础资源是原材料（包括燃料），而数据则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资源。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中国科学院期间，曾这样评价大数据：“大数据是工业社会的‘自由’资源，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主动权。”2017年5月《经济学人》封面文章将数据资源形容为“未来的石油”，并称之为当今世界最有价值的资源。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五家上市公司，即Alphabet（谷歌的母公司）、亚马逊、苹果、Facebook和微软的商业模式背后依靠的都是数据。

海量数据是金矿银矿，而数据挖掘技术与算法技术是“冶金炼银”的法宝。由笔者作序的《大数据精准挖掘》（2013年吴昱编著）一书中概括了数据精准挖掘的四大模型：①逻辑回归，即通过设计变量和权重，预测事件概率，支持精准营销和风险控制等。例如，银行通过逻辑回归的思路针对用户对信用卡业务贡献度和全行范围贡献度（信用卡除外）设计变量和权重，从而对客户做简单的信用评级，以便提供差异化服务。②聚类分析，即根据数据的相似性进行划分归类。其中涉及九大算法（K－均值算法、相似性传播算法、均值漂移算法、谱聚类算法、Ward层次聚类算法、合成聚类算法、DBSCAN算法、高斯混合算法、BIRCH算法）。例如，中国移动就是通过聚类分析的K－均值算法来对移动用户进行划分，根据总通话时长和上班时间占比等变量，将客户划分为高端商用、终端商用、终端日常、长聊客户和不常使用客户五类，从而提供针对性服务。③决策树分析，即根据不同的重要特征，以树形表示分类或决策过程。例如，高尔夫球场根据天气情况，如刮风与否、湿度高低等若干决策节点构建决策树来预测天气状况变化和客流的关系。④神经网络，即在逻辑回归的基础上，通过机器的自学习进行不断改良优化的模型。例如，谷歌开发的围棋程序AlphaGo就是通过机器学习的方式不断掌握比赛技巧，并相继战胜了世界著名棋手李世石和柯洁等。神经网络还可以运用于金融行业，中国工商银行通过神经网络的模型开发出了防金融诈欺的软件，用来控制金融风险。这些数据挖掘模型和其背后的算法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数字经济的发展。

时下，发展数据经济需要依托更新的科技手段，需要靠企业间的协同，需要与“1+10”中其他9个“经济”的协同。全球著名科技咨询公司Gartner每年7、8月份发布一条新兴技术成熟度曲线Hype Cycle。如图0.1所示，在这条曲线上，2011年，“大数据”处于萌芽期；2012年、2013年、2014年分别处于过热期和低谷期；2015年，“大数据”改称“全民数据科学”，处于“萌芽期”；2016年，“大数据”又改称“数据湖泊”。根据Gartner近年的说法，“数据湖泊”的价值取决于分析技能的可获得性与有效性，其核心是数据存储策略，而非其存储特征。

大数据技术迅速发展，和以下几个条件是分不开的：

首先，新的科技手段与大数据的积累和挖掘相辅相承。在电商领域，亚马逊、京东等通过大数据提前预测用户需求，并进行精准推送；在金融领域，刚刚成功上市的拍拍贷利用大数据风控模型“魔镜”系统，依靠算法技术，通过机器自学习不断自我迭代升级，已经积累了近40亿条数据。

其次，数据经济的持续发展依赖于已经崛起和即将崛起的无数从事数据经济的企业。目前，中国从事数据经济（即大数据专业）的企业有2000多家，其中包括百度、阿里、腾讯等互联网企业，华为、浪潮、中兴等IT企业，以及一批如人大金仓、数据堂等聚焦大数据创新应用的初创企业。总体来说，可分为以下三大类细分市场：融合应用（包括政府、工业、农业、金融、医疗、营销、交通与电信的大数据应用），数据服务（包括数据交易服务、数据采集和预处理服务、数据分析与可视化服务与数据安全服务），以及基础支撑（包括网络、存储和计算等硬件基础设施，资源管理平台与数据采集、预处理、分析和展示相关的方法和工具）。

再次，数据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与“1+10”中其他9个“经济”的协同。在大数据骨干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的背景下，大数据与其他技术融合的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阿里巴巴的飞天技术平台融合了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核心技术，每秒能实现高达17.5万笔的订单交易量；百度的“百度大脑”和科大讯飞的“讯飞超脑”等重大项目也是融合了海量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的成果。随着数据经济的不断发展，技术的融合创新将不断涌现、持续深入。数据经济市场将孕育出更多的全新的商业模式和新兴业态。

最后，数据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中国大数据市场从2009年开始萌芽。当前，大数据已经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2015年，“大数据”首次被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当年，国务院颁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2016年，我国“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快推动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和开发应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贵州等省市制定了大数据发展规划，其中贵州率先颁布实施了全国首个省级大数据法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大数据产业基地开始在全国各地开展建设，如天津与北京、河北联合建设的“京津冀大数据走廊”。此外，贵州贵安新区、陕西西咸新区、湖北武汉“光谷”等地纷纷开始建设国家级大数据基地。

目前，数据交易产业化正逐步成型。上海市于2016年4月成立了数据交易中心，围绕“资源、技术、产业、应用、安全”的主线，布局“交易机构+创新基地+产业基金+发展联盟+研究中心”五位一体的大数据产业链生态，形成集数据贸易、应用服务、先进产业为一体的大数据战略高地。在一系列产业政策的支持下，数据经济产业规模迎来加速增长。赛迪智库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包括大数据核心软硬件产品和大数据服务在内的市场规模达3100亿元，未来两至三年内市场规模的增长率将保持在35%左右。

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火种，带来光明；但潘多拉的魔盒也随之开启，释放出罪恶和灾难。大数据就像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火种”，在点亮人类智能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包括数据泄漏等在内的一系列隐患。我们应该思考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保障数据安全，合理合规地应用大数据。

二、服务经济（Service Economy）

数字技术极大地推动了服务经济的转型和升级。笔者在《数字化时代的十大商业趋势》一书中曾经提及关于服务经济的概念。服务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出现的，以提供服务产品为核心的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如果说服务是一种非交易性质的活动的话，那么服务业则是一种产业。一种有交易活动的经济行为，在产业经济学中被称为第三产业，而服务经济则是一种经济形态，它包含服务产业及其相关的制度（如税收等）。吴敬琏教授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共有306次提到了“服务”二字。他认为，服务产业的快速发展源于科技进步与ICT（用今天的话语系统来表达，用“数字技术”一词取代ICT可能更为贴切）。多年前，人们曾担忧服务经济的发展会挤压制造业经济、工业经济的生存空间。诚然，由此而产生的市场竞争会挑战许多行业和企业，但发展服务经济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也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繁荣的切实体验。如果细心研究一下全球、中国、上海第三次产业发展的历史数据（见图0.2，图0.3），也许能发现数字技术（ICT）与服务产业发展的某些相关性。

在服务经济年代，最重要的技术之一就是云计算与服务，而云服务将成为服务经济中的后起之秀。虽然迄今为止，服务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并没有形成广为接受的定义，但一般而言，服务经济都具备非实物性、非生产性、即时性等经济学特征。在服务经济时代，出现了商品的服务化（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和生产的服务化（生产制造更灵活、更具弹性）两大趋势。生产的服务化离不开云计算技术的发展。2015年，IBM曾对全球5000多名CXO（CEO/CFO/CIO等的统称）做了调研，选出了5项明星技术，其中云计算与云服务位居第一（见图0.4）。过去几年中，在全球企业信息化、数字化的背景下，云服务产业迅速发展壮大。据Gartner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公有云服务市场规模达2091亿美元，2017年达2454亿美元，预计2021年将达到4364亿美元。2016年至2021年间，预计增长率为15.9%。《2016年度中国云服务及云存储市场分析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云服务市场规模已达516.6亿；2017年，中国云计算市场份额将达690亿以上。国内外涌现出一批云服务的领军企业，如国内的阿里（阿里云）、腾讯（腾讯云）、华为（华为云）、百度（百度云）等和国外的亚马逊、谷歌、微软、IBM等。中国企业在云服务的赛道上不甘居后，一些大的企业集团提供多项云服务，例如，阿里巴巴至少拥有11个“云”——除了国内的几个“云”以外，还在美国、欧洲、中东、新加坡、澳洲、日本等地也建立了云中心。京东作为一家以零售与电商起步的企业，云服务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

云服务的进一步发展扩容，需要底层通信技术的建设和升级。5G技术将很有可能影响云服务的未来。业界认为，5G将大幅提高网速，相当于4G网速的100倍。用4G下载一部蓝光高清电影需要1小时，而5G只需用1秒。在5G时代，云服务将提供更快速的存储或读取，此时，电脑主机就显得不太重要了，因为依靠云存储与云计算就能实现数据的在线实时交互。以前，智能手机最大内存只有256G，PC机的内存远超手机。可是，当智能手机和PC机的上网速度和搜索资料的耗时几乎相同时，内存或许就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云！大量的东西都是在云端存储。5G提速，最终提高了工作效率。一些企业将会因此调整产品结构，向云服务的硬件制造与软件服务倾斜。

在5G技术的研发上，中国提前布局，先发优势明显。据媒体披露，中国电信运营商、芯片制造商和终端厂商等都在积极参与5G开发。中国移动计划在2020年之前实现5G的规模商用，中国电信也已把5G的商用列入了日程，中国联通募集巨额资金以提升4G、5G能力。三大运营商的布局，步步逼近5G。据悉，我国率先提出的“5G之花”的9个指标中，有8个被ITU（国际电信联盟）采纳，领跑全球移动通信舞台。由华为等中国公司主导的Polar码（极化码），以及由中兴通讯提出的全新的5G物理层和多址技术等表明，中国在5G标准制定上已逐渐拥有话语权。当前，我国已经拥有全球最大的5G试验网，由华为、爱立信、诺基亚、中兴、英特尔等在系统、芯片、仪器仪表等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共同参与，在北京怀柔区也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5G试验外场。2017年7月23日的央视“新闻联播”中这样报道：“5G将开辟移动通信发展新时代，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未来，云服务将在服务经济中首屈一指，但发展云服务和5G通信技术，信息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作为支撑数字经济时代的底层服务技术，云服务将是区块链、量子传输、量子通信等新兴科技的孵化源泉。如何将诸如此类的科技创新与云服务置于同一个高效的法律法规体系下运营，是不可回避的严肃的重大课题。

三、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

平台是双边市场、多边市场的产物，它必须借助移动互联网的优势。平台经济的特点是开放、服务最大化，并提供部分免费服务。在数字经济时代到来之前，简单的物理平台在商业上作为平平；而今天，数字经济借助平台的形式成就了一大批企业，其中既有创新型企业，也有传统企业。以下是国内外平台型企业一览表。（见表0.3、表0.4）

另外，不能忽略平台的三个特点：

首先，“开放”可以让平台经济企业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提升竞争力和效率。

在决胜市场的过程中，企业的“开放”心态往往能使其更胜一筹。随着AlphaGo战胜柯洁，谷歌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放的布局浮出水面。2015年，谷歌开源了AI分析处理系统TensorFlow，为基于TensorFlow的项目提供了一流的操作环境。这使得全球领先的机器学习团队在开发智能服务时将TensorFlow框架作为首选。反过来这也促使谷歌在智能服务中占到优势。众所周知，中国的科大讯飞人工智能生态也在逐步构建之中。2010年，它发布了全球首个移动互联网智能语音交互平台，即“讯飞开放平台”，该平台基于多元化的场景，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细分领域的个性化智能应用服务，即所谓的人机交互的“AIUI智能开放平台”。截至2016年6月末，该平台覆盖终端用户数已达到8.1亿，合作伙伴超过16万家，日服务量达24亿人次。此外，中国也有比肩谷歌的开放平台，那就是旷视科技推出的Face++人工智能平台，一个面向开发者的开放平台。该平台总共为600家企业和5万余位开发者提供了智能服务，每天被用户调用超过2600万次，其中包括蚂蚁金服、美图秀秀、菜鸟驿站、亚马逊联合创新中心、中国银行等知名企业。查一下网上的有关信息，马云的支付宝“刷脸”技术跟Face++有关。最新的Face++平台拥有四大利器：一是算法升级，检测更准、更快、更稳；二是更多的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除了人脸识别以外，还提供了证件识别、图像识别、文字识别的能力；三是服务更透明，开发者可以实时监控服务质量与状态；四是继续免费。开放的特质正使得旷视科技的Face++逐渐成为中国市场上的主流人脸识别技术。

平台经济方兴未艾，政策制定部门、监管部门、立法机构和执法机构要有“大平台”的开放心态。跨部门平台的本意是提高效率，例如， 2017年9月中旬，新闻媒体上就报道了“上海银税互动信息服务平台”“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管理平台”等平台的成立。平台要避免画地为牢、以邻为壑，而“大平台”可以防止“九龙治水”、效率低下的弊端，例如，建立国家层面的电子政务平台，便于宏观审视、实时监管、及时协调各个政府部门平台的运作与联通，为企业提供最快捷的服务。

其次，发展平台经济须坚持服务最大化，既赋能消费者，又赋能生产者。平台是基于移动互联网优势的双边市场的产物，从初创的那一天起，它就以服务最大化为宗旨。优质平台所提供的一流服务深入人心，而相比过去传统的服务，平台服务的效率既有利于生产者，又有利于消费者。

迄今为止，绝大部分的平台型企业都擅长于赋能消费者，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技术创新。例如，为了让消费者能够更轻松地浏览商品、点叫服务、下单购物，平台型企业引入语音技术、视频技术，甚至AR、VR技术；为了及时分拨、配货、递送，让消费者尽快收到货品，平台型企业开始引入人工智能存储系统，乃至无人车、无人机；为了让消费者更便捷地支付货款，平台型企业引入了射频识别系统（RFID）和各种电子支付（二维码）系统。

然而，平台发展、平台转型的进一步的境界是赋能生产者。在双边市场和多边市场中，平台连接着采购商与供应商，连接着消费者与生产者，连接着供应链的双边、多边。平台问世以来，正面效益显著，负面反映也不少，假冒伪劣渐渐成了电商平台成长中的烦恼。消费者抱怨在电商平台频遇假货，生产者抱怨在电商平台上屡被冒牌，电商平台成为众矢之的。2017年4月出版的《阿里巴巴B+时代：赋能中小企业》明确表示，阿里巴巴正在从赋能消费者走向赋能生产者，更具体地说就是以信用赋能生产者（中小企业）。阿里巴巴用自身积累了15年的诚信体系的宝贵数据，用算法这个利器，携手生产者，共同杜绝制假售假。通过“优先排名”“向客户推荐”等方式，让信用良好的中小企业建立品牌与信誉。马云在2017年9月20日彭博全球商业论坛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为小企业赋能，才是互联网行业最好的事情”“我们的工作是鼓励更多公司成为亚马逊”。

电商平台持续创新的结果可能是一个既赋能消费者又赋能生产者的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中，平台自身也将同时被消费者、生产者所赋能；在这个生态圈中，生产者、消费者、平台三者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兴利除弊，合作共赢。

最后，发展平台经济要理性地思考免费与收费。《长尾经济》的作者安德森在2009年推出《免费》一书。该书中文版的推荐序《免费的力量》（周鸿祎）和《免费：安德森范式》（段永朝）两篇文章，至今读来还饶有意味。天下所有的总经理总是以尽快取得效益、收回成本为职责，《免费》当真要让企业始终如一地免费吗？一路拼杀至今的林林总总的电商平台深谙其中之道，它们在创立之初，总是以免费开路，无论是马云的淘宝、马化腾的免费聊天、周鸿祎的360杀毒软件，还是百度、搜狐、新浪、网易的搜索引擎，无不凭借数字化的特有优势，通过免费的成功导流，获得了海量的用户。在互联网和物联网年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拥有用户就拥有定价权。当今，免费的模式层出不穷：硬件收费，软件免费；软件收费，硬件免费；此项收费，那项免费。这些形形色色的免费范式，令消费者在省钱的同时萌生隐忧。免费享受了服务，难免泄露个人信息。如今，大型电商平台也开始收费了。理性地思考免费与收费，是平台经济发展中值得注意的一种策略。

平台经济是双边市场、多边市场的产物，开放和服务最大化是其本质特点和核心优势，“免费”只是开放和服务最大化带来的边际效应。但如果本末倒置，将“免费”等同于平台，把“免费”看作平台必然的产物，则会对数字经济健康的创业生态造成伤害，因为这背离了经济学原理。

四、物联经济（Internet of Things Economy）

在数字经济时代，“无处不终端、处处皆计算”的移动技术，让联系“人与人”的互联网快速进化成联系“人与物”“物与物”的物联网。由物联网催生的物联经济，被善于洞察先机的企业家们视为发展良机。

零售业成了物联经济的先试先行者。IBM商业价值研究院在《物联网+》一书中指出：“通过将每部设备转变为拥有者与用户之间的交易点和经济价值创造者，物联网将创造新的实时数字经济和新的价值来源。我们将这种转型称为“物联经济”。该书同时指出，“我们周围的无数种资产与任何在线商品一样，能够轻松地进入索引、搜索和交易”。由此，“所有的行业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增长和进步机遇”“这将创造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的物联经济”。此外，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亚马逊釆用IBM“数据洞察与分析优化方法论”（见图0.5），成功预测客户的购买行为，精准地实现“提前出货”，既不爆仓也不缺货，这是一种高超而又极富价值的运营管理技术。今天中国的企业京东物流、菜鸟网络、苏宁等都已应对自如。

研究表明，前几年亚马逊在分拨中心配货系统中，成功采用了物联网技术，首先巅覆了零售行业传统的存放货品的模式（固定存储即固定货架、固定区位），代之以“随机存放、随机入架”的模式，即把入库的物品随机插在任何空置货架上，有效地利用存储空间，省时提效，降低花在新员工培训上的物力和精力；其二是巅覆了传统的拣货配货模式，即以“货架找人”替代“人找货架”（见图0.6），该技术采用了Kiva机器人（见图0.7）。Kiva是亚马逊斥资8亿美元收购的，它实现了5项科技创新，包括巡航技术（用于读取地上的网格视觉记号）、视觉系统（用于读取货柜条形码以定位货物）、无线连接（保证与其他无线系统无缝整合）、自动充电（即系统自动控制Kiva回站点充电的时间点），以及通过软件系统无线定位，规划往返最短路径。

这一类物联网技术的背后是算法技术，比如启发式算法和A∗算法。启发式算法（heuristic algorithm）是一个基于直观或经验构造的算法，在可接受的花费（指计算时间和空间）下，对每一个实例中待解决的组合优化问题给出一个可行解，该可行解与最优解的偏离程度一般不能被预计。A∗算法（A-Star）是一种静态路网中求解最短路径的最有效的直接搜索方法。当搜索函数的估价值与实际值越接近，此函数就是越好的估价函数。（见图0.8）。

今天，中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在物联网领域中崭露头角，前景看好。极智嘉（Geek+）是一家专注仓储物流领域的科技公司，采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为物流行业提供高度柔性和智能的物流自动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已在天猫超市、唯品会、苏宁电器、联华超市等多家企业的物流管理中实现商用。这个公司的研发团队成员毕业于国内一流高校，其中多名成员曾经在国内外机器人比赛中获奖。

Geek+机器人系统，整合库存管理、订单管理，形成整体解决方案，从而在上架、理货、订单拣选等多个环节中提升作业效率（大约可达传统人工作业效率的3倍）（见图0.10）。同时，Geek+的机器人调度、智能仓储模块可根据不同的业务场景实现定制化，它的算法仿真系统包含全局聚类、动态批次、关联挖掘等优化策略。位于上海嘉定区的京东“亚洲一号”是国内最大的单体物流中心之一，2014年10月投入运营，其建筑面积接近10万平方米，仓储层高达24米。“亚洲一号”大规模应用自动化设备和机器人对商品在立体化空间中进行存储、拣选、包装、输送和分拣，自动化率达90%。2017年6月18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对京东的分拣机器人“小黄人”进行了报道——300个“小黄人”借助二维码和惯性导航，自动识别快递面单信息，自动完成包裹的扫码与称重，以最优线路1秒钟完成投递，其效率是人工效率的8倍。“小黄人”还能自动充电，即使出了故障，维修时间也仅需20秒。另据媒体报道，“菜鸟物流”于2017年9月20日正式宣布启动超级机器人仓群，以确保在物流单量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依然能大幅提升运营效率。据悉，这些建于上海、天津、广东、浙江、湖北等地的仓群，将通过算法技术、自动化流水线、AGV机器人等提升仓内无人化作业水平（见表0.5）。如今，商家为求在激烈比拼中胜出，需要求助超前的物联经济理念与全面的物联网技术。在本书定稿的2017年12月份，一年一度的“双十一”大促刚刚落下帷幕，订单爆仓还需物联网技术保驾护航。一般情况下，人工分拣一小时能处理1000件包裹，而智能包裹分拣系统的自动分拣大大提升了效率——传送带装备了自动扫码系统，利用物联网图像采集、传感、信息处理技术等，快速扫描货位，并能实时访问服务器数据库，获得每个包裹的地址信息，再由数据驱动包裹到相应的下料口。

曾几何时，物联经济发展有如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据Venture Scanner的最新统计，截至2017年第一季度，全球物联网行业相关公司已经突破1800家，覆盖软件开发、智能家居、智能汽车等20余个领域，融资金额达320亿美元。2007年全球物联网领域融资金额仅4亿美元，2016年为62.5亿美元。

在过去10年中，鉴于物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全球部分国家制定了关于物联网发展的战略（见表0.6）。

根据贝恩咨询的预测：到2020年，出售硬件、软件和综合解决方案的物联网服务供应商年收入可达4700亿美元，可用利润达600亿美元，同时，云服务提供商、分析和基础设施软件供应商将对物联网交易产生重要影响。

尽管物联网技术发展很快，但根据Gartner公开发布的2017 Hype Cycle新兴技术曲线（见图0.11），物联网平台（IoT Platform）技术却尚处于上升期，可能还需2至5年时间才能走向成熟。

2017年1月6日，埃森哲发布《2017动态数字消费者报告》，首次将数字语音辅助设备（如Amazon Echo和Google Home）的购买意愿纳入调查范围。尽管目前仅有4%的受访者拥有此类产品，但有65%的受访者表示会经常使用这些设备。这表明，此类新技术的接受度很高。此外，有46%的受访者称计划在未来5年内购买家用互联监控摄像机（上一年为10%），有44%的消费者称计划在未来5年内购买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上一年为12%），同时，还有42%的受访者称计划在5年内购买智能家用恒温器（上一年为8%）。

无论是工业经济时代还是数字经济时代，赢得先机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相应的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企业中的佼佼者BAT、科大讯飞、京东、华为、亚马逊等，以及领跑数字经济的北、上、广、深、黔、渝、浙、苏等地区，无一例外地对“大、云、平、移”等数字经济相关的基础设施作了倾力部署。

除了基础设施之外，对物联网相关的各类前沿技术的及时把握也是制胜的关键。据统计，与物联经济相关的前沿技术有30余项，其中包括数字许可证授权管理、硬件安全、数字镜像/数字双胞胎、自动驾驶技术、泛在独立物流网格、低功耗网络（LPN）、物联网ERP、供应链区块链、城市智慧交通预测解决方案、仓储执行系统（WES）、用于物流的可穿戴设备、仓储机器人、供应链物流衔接等。事实上，“中国制造2025”“工业4.0”等战略部署应用的核心技术就是物联网技术，它们的实施最终也必然会推动物联经济的发展。

在特定领域中，医疗领域的物联经济（包括移动医疗、医联体、互联网医院、分级诊疗等）正在探索中前行；河出伏流，干霄凌云，未来物联经济或将成为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后起之秀。普华永道的一份咨询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患者的个性化需求、基础设施的日新月异（例如已经出现的电子医疗记录、远程监控和通讯、随时随地的医疗服务）等都为移动医疗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经过几年的快速迭代，人们对移动医疗已不陌生。业内对其迭代的大致共识如下（见图0.12）：移动医疗1.0时代涵盖面向C端用户的预约挂号、咨询问诊、移动支付等外围医疗服务，尚不涉及具体诊疗；2.0时代将在1.0时代的基础上，实现从医到药的就医诊疗服务，但全流程尚未移动化；3.0时代则要解决移动医疗的可持续发展，找到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其中与保险公司合作或许是一个途径，例如可以探索建立某种商业健康保险，以形成移动医疗稳定的支付方与控费方。

“中国制造2025”、德国的“工业4.0”等是物联经济的国家级范式。2017年11月28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意见中明确了3个发展阶段——到2025年，覆盖各地区、各行业的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基本建成，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不断健全并规模化推广，基本形成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到2035年，建成国际领先的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和平台，工业互联网全面深度应用并在优势行业形成创新引领能力，重点领域实现国际领先；到本世纪中叶，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能力、技术产业体系以及融合应用等全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前列。

有专业人士预测，不久的将来，物联网将呈爆发式增长。而物联网产业链庞大，垂直分工精细，投身其中的企业如果要获得主导性地位，必须通过协同的方式，建立完整的物联网生态系统。

五、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

足不出户，您便可收到网购的物品，这是因为您分享到了快递哥的上门送货服务；不用上街扬招，您便可坐等滴滴接驾，这是因为您分享到了网约车平台的快捷派车服务。分享经济为创业、创新提供了一种新思维，即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借助物联网渠道，降低原始投资成本，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和生活方式。

分享经济的理念，最初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被称为“合作消费”（见表0.7）。2011年，“分享经济”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将改变世界的十大创意之一”。共享经济和分享经济，在经济学上几乎是同一个概念，即“sharing economy”。近几年，中国共享经济的创业创新成绩有目共睹。2017年11月，习近平在APEC会议的演讲中多次提到了“共享”一词，并指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形成势头，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加速发展，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新的增长动能不断积聚。”

关于分享经济，以下几点观察值得分享：

10年前风行的分享经济是外包与众包。2006年，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一书揭示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指出互联网是“碾平世界的十大动力之一”。凭借数字技术，人们可以采用外包的方式，实现服务贸易的跨国、跨境交易。10年来，全球服务外包发展很快，如图0.13所示。仅在2017年中国国务院与国家商务部就四次推出有关文件与政策，如表0.8所示。众包（Crowdsourcing）一词的首提者是《众包》的作者杰夫•豪。企业开发产品可以由众多置身于公司之外的国内、国际的技术人员借助互联网实现跨国、跨时区、跨界的协作来完成。

跨国的服务外包，以2B见多，国内的外包则既有2B，也有2C。而众包业务，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2C与2B均可发展。到了分享经济的层面，无论是外包还是众包，分享的是时间、技能、知识、劳务等因素。

时下成为热点的分享经济涵盖了衣食住行等16个领域。人们可以分享内容、分享产品、分享空间、分享知识、分享资金，乃至闲置资源等。分享的目标是优化资源配置。2017年9月23日，腾讯证券转载美国博客网站BI的文字称，从全球范围来看，大多数“独角兽”公司都设在美国和中国。的确，细数全球十大“独角兽”公司，有4家注册在中国（见表0.9）。

此外，我们还总结出了全球十大分享经济的“独角兽”企业（见图0.14、表0.10），与传统外包、众包企业不同，这类分享经济企业的业务以2C见多。

数字技术的发展令分享经济如虎添翼。如果没有数字技术，面对海量人群的海量需求，面对需要分享给海量消费者的海量资源，分享经济企业将束手无策，何谈提速发展。没有大数据技术，滴滴无法实时定价；没有云服务技术，摩拜无法扫描开锁；没有平台技术，“上海停车”APP无法更新车位；没有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技术，爱彼迎（Airbnb）、一起办公（WeWork）无法便捷招租。大数据、云计算、平台、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为分享经济、产消者经济、长尾经济、普惠经济、协同经济以及智能经济奠定了基础。

中国政府支持发展分享经济。2016年3月，“分享经济”一词在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亮相。2017年，中国国务院专门提出支持分享经济发展的有关政策（见表0.11）。

近年来，共享单车从国内红到国外，可谓解决绿色出行、便捷出行的“一招鲜”，其运营模式和技术含量令人脑洞大开。不得不承认，创业年代的国人不仅敢想，而且敢干。不过，赞誉声尚未落定，接踵而来的却是共享单车“一停一大片，一坏一大堆”的质疑声。此外，一些共享经济的项目纯属媒体炒作，例如“共享睡眠舱”“共享雨伞”“共享马扎”“共享溜娃车”等，其可推广性值得推敲。关于共享经济、分享经济的规制建设、制度创新，笔者将在“结束语”中进行阐述。

分享经济原本是充分利用闲置资源、调动深睡资源。对起步阶段的分享经济，人们应当包容试错、宽容失误。但听凭炒作，无序乱“享”，被搅局的不仅是传统经济，创新型经济也难避伤害。倘若生造需求，无限制地扩容产品制造，那就严重地背离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理，必须及时预警，适时制止。

六、产消者经济（Prosumer Economy）

战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预言：未来，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将会逐渐模糊，甚至融为一体。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将更多地参与到产品开发和设计环节，成为产消者（Prosumer）。在工业经济年代，人们曾经经历过原料不足、产品短缺、服务匮乏的岁月，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并无平等可言。正如亨利•福特所说的，“不管顾客需要什么颜色的汽车，我只有一种黑色的”。然而，数字经济颠覆了传统的工业经济中那些以“卖方”为中心的生产模式与营销模式。

产消者案例在平台型企业中多次出现。众所周知，数字技术造就了无数的电商企业，只有那些经历过竞争洗礼而赢得市场的平台型企业，才能培育经济学家、战略学家预言中的“产消者”。它们凭借数字技术，通过移动终端打通产消两头，活跃供需各方，协调市场双边，积极平衡产品余缺，将来自企业、消费者的需求热点和痛点，第一时间传递给生产者、制造者和供应商。苹果、安卓的应用软件（APP）的一部分是通过众包的方式，邀请全球的软件发烧友兼工程师共同开发。苹果公司CEO库克在2017年12月3日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发言表示，中国有180万名苹果iOS APP开发者（2016年全球iOS APP开发者为280万人）。显然，中国拥有全球第一大的智能手机消费群体，相信这180万名开发者也是智能手机的发烧友，他们有能力第一时间沟通产、消双方，这是产消者经济十分典型的例子。而国内创业型企业700Bike也是产消者经济的典型案例（见图0.15）。这个品牌推出了新一代城市自行车，已发布四大系列——“后街”“美术馆”“百花”和“银河”。700Bike让用户参与单车的外形设计，例如，用户可以在线设计“后街MINI”的款式、配置和色系。700Bike有三大车系、40款车型、10种配色可供用户端进行设计。用户的设计方案将参与京东金融尖儿货平台上的公平票选，得票数高的设计方案进入京东众筹，再由700Bike投入生产和上市。

2017年9月1日，在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上，《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与案例分享》正式发布。在这份报告中，海尔COSMOPlat凭借其独创性、引领性、普适性，在产业互联网创新案例中独占鳌头。COSMOPlat是全球唯一一个用户参与交互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它让用户自主定义所需要的产品，即从产品设计、生产制造到物流配送，用户可以全流程参与其中，真正实现从消费者到产消者的转变。这种转变令用户体验升级为无缝化、透明化和可视化，生产效率也随之提升了60%，定制订单量有了大幅提升。海尔COSMOPlat平台在“众创汇”模块上，将用户碎片化需求进行整合，并同时让用户全流程参与，覆盖包括设计、制造、横向集成等领域的7项业务，即社群交互、开放设计、精准营销、模块采购、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智能服务。据悉，在COSMOPlat定制平台上，用户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个性化解决方案。“多入口”“全场景”的海尔智慧家电在使用过程中，还会继续衍生新的社群交互，驱使COSMOPlat平台持续升级，迭代出新的解决方案。目前，海尔已建立了8家互联工厂样板，以实现向大规模定制的转型。这种以产消者为特征的模式，未来有望推广到电子、船舶、纺织、装备、建筑、运输、化工等各个行业。

当前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丰富了产消者经济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从工业经济跨越到数字经济，绝对的富裕（如物产丰富、资源富足、资金充沛和信息爆炸），绝对的过剩（如产能过剩、设备陈旧、知识老化）与绝对的不足（如优才短缺、技术匮乏、供需失调、产消缺配）往往会纵横交错。它们可能发生在相同的时间点－相同的地域，或者相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点－相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地域，导致供给与需求各行其是，生产与消费严重背离。这种状况沉重地困扰着经济的健康发展与产业的生态平衡。中国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伟大贡献，它启示着各类企业明白“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换言之，无论是关注需求而放下供给，还是重视供给而漠视需求，均不可行。

我国经济已由追求高速增长转向注重质量的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的时期。几年来，中国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在需求侧，无论需求来自生产者、消费者、产业链各个环节，还是来自不同国家、地区，乃至不同文化，曾经模糊混沌的需求被清晰预见，看似远隔重洋的需被跨境连接，原本离散碎片的需求被归类聚合。在供给侧，昔日绝对过剩的供给得以“退烧去肿”，常年分布杂乱的供给变得高效有序，过往彼此排斥的供给开始相互接纳。近几年，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卓著。央视10集纪录片《将改革进行到底》显示，截至2017年5月末，中国钢铁去产能已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的85%左右，中国煤炭去产能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的85%。我国在果断地对过剩的房产去库存的同时，又出台了一些新政，例如，国土资源部和住建部2017年8月底联合下发通知，确定第一批在北上广等13个城市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以增加租赁住房供应，缓解供需矛盾，构建购租并举的住房体系。“十九大”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强调了在未来5年“将要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无疑，中国经济正以壮士断腕的决绝，向旧的发展方式告别。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背景下，实现生产者（供给）与消费者（需求）的无缝连接、精确贯通恰逢其时。“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这个理念，从未像今天这样被倾听、被关注、被推广。数字经济时代，产消者经济如同数据经济、平台经济、物联经济一样，活力无限、生机盎然。

七、长尾经济（Long-Tail Economy）

工业经济时代，生产规模越大，单位成本就越低，效益则越好，这就是规模经济。规模化量产、产品品类相对集中，是制造业获利的重要手段。反之，产量少、品类多，制造型企业就难以生存。而数字经济时代，出现了新的市场规律，品类多、产量少，企业整体还是可以获利，尤其是软件类、服务类企业，这就是长尾经济。

数字经济让长尾经济成为可能。长尾理论是从统计学中一个形状类似“恐龙长尾”分布特征的口语化表述演化而来。《连线》杂志的主编克里斯•安德森著有《长尾理论》一书，他在书中指出：“科技创新将大规模市场转化成无数的利基市场。”只要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足够多，小众商品占有市场份额的总和甚至可以比肩少数几种大众热卖品的市场份额。例如，在线音乐零售商Rhapsody网站的日常下载量的一半为少数畅销音乐，而另一半则为林林总总的小众音乐。从长尾理论的模型图中，我们也能看到，畅销品高耸的销量曲线所覆盖区域的面积和利基市场产品无限趋向触底的销量曲线所覆盖的面积大约相等。

在线交易量占据了美国DVD租赁市场一半份额的在线影片租赁提供商Netflix则将长尾经济的优势运用在DVD租赁市场。Netflix开发出一套推荐系统，通过分析用户订阅记录，推送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小众影片，包括利用邮件推送50万部电影，增加小众电影的知晓度，提高其租借周转率，减少片库成本，在为电影发行商增加冷门电影销售的同时，又满足了用户多样化的观影需求。

数字经济的发展加速了长尾市场的商品流动性。显然，亚马逊是长尾经济企业。有人会问，亚马逊的长尾有多长？据亚马逊网站称，有超过10万个独立卖家在其网站上开店，自行销售，大大增加了亚马逊的产品种类，使其迅速获得了长尾市场强大的“尾部”力量。这些第三方卖家给亚马逊带来了40%以上的营业收入（见图0.16）。“一家大型书店通常可摆放10万本书，但亚马逊网络书店的图书销售额中，有四分之一来自排名10万以后的书籍。这些‘冷门’书籍的销售比例正在快速增长，预计未来可占销售总量的一半。”亚马逊网站的一位员工表示，许多从前在传统渠道卖不动的书，在网店的销量很好。

无独有偶，Google的广告业务AdSense携手数以百万计的中小型网站和个人网页，大大降低了广告业务的门槛。在需求侧，做广告不再高不可攀，可以自助操作，价格低廉，谁都可以做广告；在供给侧，对成千上万的博客网页和小规模的商业网站来说，在自己的页面上播一条广告不过是举手之劳。也许大众媒体和广告商对这类广告载体不屑一顾，而Google的AdSense却通过提供个性化定制的广告服务，形成了长尾广告市场。截至2017年9月，Google的市值已超过6000亿美元，完全有理由说，Google成为长尾经济年代中全球“最有价值的媒体公司”之一。

当今年代，制造类产品往往可以与服务类产品捆绑在一起。企业家要长袖善舞，交替利用规模经济和长尾经济建立商业模式。无论是Rhapsody、Amazon、Netflix，还是Google，如果不借助数字化手段，将无法发现长尾有多长，品种有多丰富，市场有多大。

电商平台B2B、B2C的服务和产品数不胜数，长尾在手，胜券在握。阿里巴巴、淘宝、阿里旅行等提供的服务和产品就是长尾（见表0.12）。国内视频行业开始应用长尾效应开发“广告+收费+流媒体”这种形式，爱奇艺就是其中一例。2017年爱奇艺自制已成为现象级内容， 2018年还将上线200余项重磅内容，囊括了院线、自制、电视剧、综艺、小视频、广告等娱乐生态内容多领域，使得其流量大幅上升。据艾瑞数据显示，2017年9月的移动视频市场，爱奇艺APP月独立设备达5.41亿台，而PC视频市场，爱奇艺月覆盖用户达3.8亿人。无独有偶，“今日头条”累计用户为5.3亿，日均活跃度5500万人次，巨大的流量得益于多种类的内容和数量庞大的创作者，截至2017年1月，平台上共有44万个头条号，每天创造超22亿次内容消费。

智能手机企业在硬件制造、软件开发方面走的是规模经济的路子，而在软件和服务产品的销售方面，则打长尾经济的牌。长尾经济反规模经济之道而行之，品类繁多无损市场份额和盈利。在某些领域，如音乐、图书、影视等，假如有足够的存货和畅通的渠道，小众产品积少成多，仍可占据可观的市场份额，甚至超过热卖产品的市场份额。

当今年代，服务领域的企业应用数字技术，提供多品种服务，刺激了市场进一步释放形形色色、浩如烟海的需求。这种长尾经济模式，以“品种之多”带来的“需求之宽”“数量之巨”，将赢得在市场竞争中胜出的美好机遇，这是在工业经济、规模经济时代所不可想像的。

八、普惠经济（Inclusive Economy）

有的企业家在讲述创业和转型的经历时，往往会把“普惠经济”与“长尾经济”当成一回事。它们是同一个概念吗？谈到“普惠经济”，不得不提到一位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银行家。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出乎意料地颁发给了一位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行长。他获奖的原因是开创了“微额贷款”的服务，解决了千万穷人的贷款问题。他的目标是希望人人都可以从中受益。回望当年，数字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尚处在萌芽期，而前沿科技对于欠发达的孟加拉国来说，更是难以企及。尤努斯行长靠能力、靠魄力、靠一己之力，创造出如此不凡的金融服务奇迹，着实令世人惊叹！

10年前，普惠金融初涉人世，初入学界。几乎在尤努斯获奖的同时期，即2005年至2006年间，世界银行提出了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概念，并提出“普惠金融是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面向全球约183个经济体，世界银行迄今为止已发布了涵盖了约143个经济体的100多个指标、超过15万份与普惠金融相关的观察报告。2012年，GPFI（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正式发布了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这个体系按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可获得性和质量等3个维度制定了29项指标，其中21项基于世界银行的7项调查。

据世界银行估计，全球有将近20亿成年人无法获得像银行账户这样最基本的金融服务。在新兴市场中，近50%的成年人和60%以上的妇女被排除在金融体系记录之外。其实，这个巨大的消费群体拥有同样巨大的潜在的金融需求。但是，没有正规的财务记录，没有最基本的数据积累，他们无法申请并获得可以帮助自己脱贫的储蓄账户和贷款，直至今日，很多人也只能依靠高风险的非正规金融服务来满足一时之需。

普惠金融已被写入中共中央文件。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60条），其中至少有6条内容是关于普惠金融与金融创新的（见表0.13）。

移动终端遍布全球的数字经济时代，普惠金融已不是当年尤努斯的风范。尤努斯的历史贡献，已被全球公认并载入史册，如果当时有哪怕一丁点儿优质的电信服务，相信尤努斯会干得更好。如今在非洲，即便不是人人都拥有银行账户，智能手机同样能帮助人们获得金融服务。非洲使用手机银行的人数已达2.27亿人。肯尼亚、坦桑尼亚、利比里亚和苏丹的手机金融业务使用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71%、40%、39%和38%。手机银行转账资金中，58.9%是各种充值，24.4%是个人对个人的转账，14.6%用于商业活动。在中国，事实证明，昔日各大银行靠扩大商业网点普及金融服务，今日已没有必要。今天无论传统的还是创新的金融机构都在利用移动终端技术为城乡居民提供金融服务。数字技术与移动支付在短短几年中改写了亿万中国人的金融需求习惯，远在农村的贫困人士和小微企业，均可轻松地融入广泛的经济活动中。2013年，微信支付投入运营后，中等消费需求的用户可以轻松地进行购物和转账，而小微企业则借此开辟了营销通道。

普惠经济，普惠服务，是中国的决心，也是人类的期盼。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让全体人民分享经济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成果，这是中国遵循的新的发展理念。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精准扶贫成效卓著，其中，技术扶贫颇具特色。移动支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创新的广泛应用，带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使得贫困人口有望依靠科技创新走上致富之路。自2016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来，国家重点帮助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获得普惠金融服务，迄今共有802万贫困户获得扶贫小额信贷，累计信贷金额2833亿元。截至2016年底，基础金融服务已覆盖全国54.2万个行政村，覆盖率高达95%。中国政府在实现强国之梦的征途中，不忘普惠服务的初心。中国作为去年G20首脑会议的东道国，首次将普惠金融提上全球议程，提出通过数字和移动技术让更多的人们获得金融服务，体现了中国政府发展普惠金融的决心与责任感。

数字技术的创新，也催生了全新的数字化教学模式“慕课”（MOOC），这也是一种具有普惠性质的教学模式，可以同时满足不同类型、层次、学科结构的群体的需求。全球范围内，慕课平台共有39个，中国的慕课平台就有10余家（包括MOOC中国、MOOC学院、学堂在线、中国大学MOOC等）。随着数字技术手段的发展，相信会有更多的机构和个人投身普惠教学事业。

一个发展中国家擎起经济全球化的大旗，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铭记普惠经济的发展战略，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而科技创新正在其中起着引领作用。

数字技术是普惠经济的应有之义。2014年2月28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与世界银行合作成立了“中欧－世界银行中国普惠金融研究中心”（见图0.17）。作为一家国际化商学院，中欧面对前沿动态，不失时机地、自觉主动地开展理论研究，践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普惠金融”与金融创新。

2016年，华为与爱立信、Telepin、Mohindra Comviva携手，共同开发了移动金融服务账户相互兼容的全球标准，提供开源式代码，允许各家移动金融服务公司接入自身网络，进而接触自身的客户群，从而让更多群体享受到各种层次类型的金融服务。也许，这就是普惠金融的初心。人与人之间，有着千差万别，当普惠经济触及每一位个体的时候，即从普惠化演变成个性化。普惠服务借助林林总总的数字技术，如人脸识别技术、信用、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等，即能迅捷地惠及城乡的每一位男女老少。比起以往岁月的种种技术，数字技术在普惠覆盖面和个性化服务程度方面均拥有无可比拟的竞争力。

《2017普惠金融（贷款）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中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9.3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50.3%，手机网民规模6.3亿，互联网或已改变中国的金融消费形态。蚂蚁金服旗下的支付宝于2017年1月4日发布了《2016年的中国人全民账单》，从移动支付渗透率来看，内陆地区的西藏以90%的移动支付占比排名第一，随后是青海、甘肃，其数字均远超沿海省份。实际上，从2012年开始，西藏移动支付比例已居全国首位。目前，西藏所有行政村已实现移动通讯信号全覆盖。偏远村落和广袤牧区的农牧民普遍使用移动支付进行生活必需品的消费。移动支付技术突破偏远地区基础设施薄弱、信息不对称、交通不便等现实问题，而数字化普惠金融也消弭了地域阻隔和时空距离，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长尾经济开发的是更多消费品种的服务，而普惠经济开发的是更多消费群体的服务，当然也包括更多消费品种的服务。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深刻地诠释了中国发展普惠经济的初衷。无疑，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大贡献。普惠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更高境界。然而，普惠经济、普惠服务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的努力、不懈的追求。

但无论如何，数字技术是普惠经济的应有之义。

九、协同经济（Collaboration Economy）

协同效应原本是一种物理学现象，是指两种以上的组分（混合物中的各个成分）相加或者调配在一起，所产生的作用大于各种组分单独应用时的作用之和，又叫增效作用。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在1976年发表了《协同学导论》，并提出整个环境中各个系统之间都存在着协同。协同，作为一项应用技术，值得企业深耕，在科技研发、高端工程、精密制造、精细运作、生产流程管理等各领域，都有着广泛应用空间。协同，作为一种经营模式，值得企业重新审视，重新构划，重新设置，重新战略布局，无论身处平台还是实体、线上还是线下、营销还是物流。协同，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值得全球各国政府重视，无论是发达国家与地区还是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各区域发展的协同，各领域改革的协同，都是加快经济建设不可忽视的问题。

商业市场上的协同呈现出“由竞争转向竞合”与“线上线下融合”两个趋势。

竞争还是竞合，渐行渐明。2013年，马云首提搅局金融以来，金融创新企业与传统金融企业之间展开了市场博弈，其激烈程度不可言状。有些人曾预计，这种商业竞争弥合无望。但事实却相反，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对商业模式的不断探索，创新型企业和传统金融机构从竞争走向了竞合。2017年，四大行先后宣布与互联网巨头深度合作。2017年3月，中国建设银行和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宣布开展战略合作，双方将实现二维码支付互认互扫；2017年6月，中国工商银行和京东金融签署了金融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金融科技、零售银行、消费金融等领域展开全面深入合作；2017年6月，中国农业银行与百度签署战略合作，共建“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基于大数据分析挖掘，提升精准营销、客户信用评价、风险监控等能力；2017年9月，中国银行与腾讯签署了全面战略协议。数字经济时代，协同才能共赢。我们会在更多领域看到这种从竞争到竞合的趋势。

在企业间的协同领域，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成熟及应用，推动了芯片、终端、内容、网络、平台和云化的协同发展，推动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之间的协同更加灵活。例如，华为提出的云网协同，为工业、制造业等领域提供互联协同的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构造畅通无阻的协同研发模式。2015年，华为帮助吉利汽车构筑无边界的协同平台。区块链技术的成熟也将推动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协同。例如，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APMEN）各成员经济体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加强协同，实现电子口岸系统的数据交换；分布式部署模式改变了以往平台化的操作模式，化解了APMEN其他成员经济体对于数据安全性和保密性的担忧，实现了去中心化的数据互联、互通、互用的数据交换网络，促进了国际间的贸易便利化。

此外，线上与线下融合、实体与虚拟协同正在成为商业市场中的趋势。前几年，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下，O2O模式大行其道，主要表现为两种现象：一种是线下的企业试水线上，如优衣库加大线上渠道的销售，以及万达集团探索电子商务；另一种是线上的企业试水线下，如聚美优品开设实体旗舰店。而近两年，线上和线下加深融合，出现线下实体和线上虚拟店协同发展的趋势。例如，阿里巴巴提出的“新零售”，京东提出的“零售革命”，其本质都是线上线下的融合、实体虚拟的协同。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在2017年4月10日宣布，京东线上线下融合项目——百万京东便利店计划正式出炉。未来5年，京东将在全国开设超过100万家京东便利店，计划覆盖国内的每个村落。这种线上和线下的融合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第三方支付等数字经济时代诸项应用技术的协同。

应用技术的协同，起步不易，任重道远。谈到应用技术的协同，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人与机器的协同、企业内部的协同，以及企业外部的协同。

首先是人机协同。中国“天宫2号”在轨维修技术方面是人机协同的典范。中国中央电视台在2016年11月9日播出了一段振奋人心的视频，画面显示习近平主席同神舟11号航天员亲切通话的情景。播音员讲述道：“电子屏幕清晰显示着天宫二号内的实时画面。景海鹏、陈冬正在开展机械臂人机协同在轨维修技术试验。习近平注视着大屏幕，观看两位航天员的试验操作。手控机械臂至预定位置，机械手和机械臂动作，机械臂复位和数据手套状态恢复，航天员精准地完成了一连串试验动作。人机协同在轨维修技术试验为世界首次，将在轨开展用电动工具拧螺钉、拆除隔热材料等模拟拆卸设备的动作，通过探索人机协同作业模式，为空间机器人在轨服务积累经验”。这段视频显示了中国在航天航空领域人机协同技术方面的先进探索。

人机协同技术在智慧医疗领域也大有用武之地。例如，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已经被不少医院采用。2017年4月27日，中新网曾对机器人手术进行视频直播，报道称：“在操作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时，医生通过手柄控制，精准操控机器人的机械手臂。机械手臂相较人的手腕更便于弯曲与旋转，这样的人机协同让手术更精准与安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如此智能、神奇，如果离开了协同技术，简直无法想象。

其次，数字技术加速了企业内部的协同优化。内部协同是指在企业生产、营销、管理的不同环节和阶段，共享资源而产生的整体效应，被数字技术赋能后，这种效应形成了倍数级增长。本书中“上海中心”的案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座高度为全球第二、中国第一的摩天大楼斩获了7个国际级桂冠。作为冠盖全球的高难度建筑工程，高度不是上海中心唯一的亮点，全方位使用数字技术优化建筑管理才是其杀手锏。当年，在浇筑一块直径121米、厚6米的特大型圆形钢筋混凝土构件时，为保障“百年大计”指导下的超高质量要求，必须在63个小时内连续进行浇灌，即所有的浇灌批次不能有丝毫质量差别和流程间断。为此，上海中心动用了全市的540台搅拌车，鱼贯而行、有条不紊地完成了这项史无前例的高难度施工。质量分毫不差，操作分秒不爽，不愧为一次成功的协同。上海中心总经理顾建平告诉我们，上海中心外层幕墙的总面积为14万平方米，由20357块曲面玻璃组装而成，其材料源自多个国家，并在多个城市进行加工（包括上海、广东、沈阳等地），安装时须兼顾多个维度，而每块玻璃之间的间隙不超过2毫米。之所以能成功实施加工和作业，同样依赖于数字化的协同技术。

最后，数字技术加速了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即外部协同。外部协同是指在一个企业集群中，企业通过协作共享，比单打独斗更能获利。《人民日报》2017年5月26日披露，我国已建成首个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这个中心由企业、科研院所、高校、产业基金、社会资本等各类创新资源，以及动力电池的需求方、技术研制方、产品制造方等组合而成，实行企业化管理，致力于协同创新。“中国制造2025”为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指明了方向。例如，行动纲领中提出要推动整机企业和“四基”企业（即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的协同发展，并在数控机床、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发电设备等重点领域，引导整机企业和“四基”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产需对接，建立产业联盟，形成协同创新、产用结合。2016年，中国制造行业与相关方面全面在线协同的平均比例为11.8%。全面推行协同技术，发展协同经济，实属不易，且行百里者半九十。企业家们任重而道远。

不太确切地说，如果智能技术有如人脑的话，那么，协同技术就有如人体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如果智能经济有如数字经济的大脑的话，那么协同经济就有如数字经济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十、智能经济（Smart Economy）

“智能经济”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被提出，是在2011年3月公布的“欧洲2020战略”中。该战略将发展智能经济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关于智能经济的定义，当前尚未有统一标准。笔者私以为，硅谷连续创业者杰瑞•卡普兰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共生下财富、工作与思维的大未来》一书中所描绘的两个趋势可能是对智能经济最恰当的注解：其一，是机器正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人类的工作；其二，在人工智能时代，从企业、税收和保险等机制上构建起一个有益的经济生态，可以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从技术发展中受益。这两个观点有两个重要的前提，即智能软件、智能制造。换言之，智能经济就是将人类智慧和知识转化为人工智能的过程，要实现这样的转化，需要人工智能技术，以及以人工智能为内核的软件和智能制造的协同发展。

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是发展智能经济的核心驱动力。

美国麻省理工的温斯顿教授认为：“人工智能就是如何使计算机去做过去只有人才能做的智能工作。”具体来说，人工智能是通过计算机模拟人的某些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如学习、推理、思考、规划等。人工智能于1956年首次提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技术不断迭代成熟，尤其是在2006年杰夫•辛顿提出了深度学习算法（主要技术见表0.14）后，在大数据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杂志将深度学习列为2013年十大突破性技术之首，深度学习并不是新生物，它是传统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的发展，两者有相同之处，即采用了相似的分层结构，而不同之处在于深度学习采用了不同的训练机制，并具备强大的表达能力。2016年谷歌AlphaGo战胜围棋传奇人物李世石，代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主流应用包括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语义识别、预测规划和智能控制，在智能家居、智慧医疗、安防、无人驾驶等领域中已落地开花。

对人工智能进行战略部署，中国行动最快。2015年，在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就将“互联网+人工智能”列为11项重点行动之一。2016年3月，“人工智能”被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同年5月，多部委联合发布了《“互联网+”人工智能3年行动实施方案》。2017年3月的两会上，“人工智能”第一次正式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确立了“人工智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2017年10月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到了人工智能，指出将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17年11月，国家科技部召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暨重大科技项目启动会，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加紧出台规划和政策，围绕核心技术、顶尖人才、标准规范等强化部署，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导权”。人工智能已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其作为新一代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将重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经济活动环节，从而引领中国进入智能经济时代。

软件是人工智能的载体之一，智能软件的迭代升级是发展智能经济的重要内容。多年前，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服务业司司长陈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软件可以定义世界（SDW），软件应该成为世界的核心和灵魂，成为信息消费的重要引擎和重要内容。”这句话在智能经济时代也同样适用，要将人类智慧转化为智能，需要通过不同编码的软件对硬件机器设备下达指令，让机器按照指令代替人类完成预定动作，从而提升经济效率，降低成本和风险系数。无论是智慧城市，还是智能交通、智能楼宇、智慧医疗、智能工厂、智能机器人等，其核心都是软件的设计、应用和协同，如CityNext、Smart City、TMS、ETC、BIM、IBMS、PHR、SIMATIC等软件。商学院的教学活动也进入了智能化时代，笔者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推出的数字化定制课程无时无刻不需要运用到各种软件。

如前所述，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是协同经济的生动案例，其实也是智能经济的生动案例。BIM系统是建筑信息模型的简称，在建筑设计—成本核算—材料采购—构建制作—现场施工—物流运输—室内装潢—物业管理全过程中，所有的工程数据节点都存储在BIM系统中（见表0.15），为上海中心后续的建设、运营和维护管理平台提供了基础。

发展智能制造，壮大实体经济。智能经济的重要基础是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要将人类从各种重复琐碎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需要大量智能化工厂以及智能化生产硬件设备，替代人类进行各种机械性劳动；发展智能制造也需要大量软件系统和技术的应用和协同，如计算机辅助工具（如CAD、CAE、CAPP、CAM等），计算机仿真工具（如物流、工程物流、工艺仿真等），工厂/车间业务与生产管理系统（如ERP、MES、PLM/PDM等），智能装备（如智能机器人、3D打印机、智能传感器、智能检测与装配设备、智能物流与仓储设备等），以及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底层信息技术等。关于智能制造的定义，《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是这样描述的：“智能制造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是一种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等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推动智能制造，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并降低运营成本和资源能源消耗。

下一个五年，智能制造是中国经济实现后发优势的突破口。中国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粗放型经济增长进一步往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变，将“中国制造”提升为“中国智造”。中国政府对智能制造领域的发展高度重视。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研发投入强度位于发展中国家前列。

目前，中国的智能制造已经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果并有了不少成功的案例。上一个五年，在“创新驱动”的战略指导下，中国制造业往智能制造转型成果颇丰，尤其是在高端装备制造业领域——特高压、炼油化工装备、高铁轨道交通、北斗系统、超级计算机等一批高端装备产品在世界市场崛起，轨道交通、钢铁冶金、特高压输变电等已经步入国际先进行列。传统制造企业也在借助智能软件、智能设备、建设智能工厂等手段实现积极转型。例如，家电厂商海尔的互联工厂实现了用户、产品、机器人、生产线之间的实时互联，让用户参与到产品的设计和制造等全流程的交互中，让消费者转型成为产消者；再例如，纺织行业的红领集团通过打造C2M平台，直接将顾客需求和生产制造进行连接，通过3D打印等智能化生产方式，实现产品的个性化制造。

智能经济的商业化探索、应用与落地已经遍地开花，渗透到各个产业和环节。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技术逐步发展成熟的背景下，中国关于智能经济的商业化探索日渐增加。尤其是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们不遗余力地探索智能商业。比如京东，2017年2月京东CEO刘强东对外宣布，未来12年将用自动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改造京东所有的商业模式，京东百分之七八十的蓝领工作未来将由机器人承担。对此，京东近几年已经衍生出云事业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事业部、X事业部、Y事业部、成都研究院和硅谷研发中心，分别对云服务、大数据、智慧物流、产消者、智能经济等领域进行技术和商业化应用落地的研发。京东已经研发出无人机、无人仓和无人车，大大提高了运营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并推出了智能客服JIMI机器人，在双十一等促销时段，承担了超过70%的在线客服量。此外，京东2015年就与科大讯飞联合推出了智能音箱“叮咚”，分别应用了科大讯飞的语音技术和京东的JIMI语义分析技术，销量已经累计超过百万台。科大讯飞等以人工智能技术见长的公司也在不断探索智能经济的商业化与产业化应用。为了更好地将人工智能和其他实体经济相融合，科大讯飞2010年底推出了讯飞语音云平台，2014年启动了讯飞超脑计划，一方面将人工智能最新的技术（如香港中文大学汤晓鸥教授的人脸识别技术、哈工大的国际最具影响力的中文处理基础平台等）都聚集在平台上，让实体经济各个领域的企业可以加速商业化探索；另一方面，科大讯飞将具备核心竞争力的智能语音技术应用到了智能手机、智慧教育、智能家居、智能车载等领域，其中讯飞语音输入法用户覆盖率超过40%，教育产业的智能化建设服务覆盖超过8000万师生。除了和京东推出叮咚音箱外，讯飞与各大电视机品牌商均有合作。科大讯飞还与汽车制造厂商奇瑞开发了Cloudrive 2.0智云互联行车系统，与主机厂进行智能化终端机、车联网开发与应用的全面合作。

本书即将完稿之际，一则劲爆新闻让很多人开始坐立不安， AlphaGo Zero靠着“自学”，从一张白纸开始，迅速“成才”，并一举击败曾经风云一时的AlphaGo。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围棋界，人类已经不再是机器人的对手。AI已经可以完全脱离人类棋谱，凭借强大的算法，通过反复的“自我对弈”，即可成长为所向披靡的围棋“超人”。未来，下一个超人会是谁？人类的核心创造力该如何体现？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应当被如何导向共生、共赢与可持续？掩卷沉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惊叹号，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智能经济是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所拥有的海量数据由80%的非结构化数据与20%的结构化数据所组成。而将80%的非结构化数据转化成结构化数据正是发展数字经济中的一个瓶颈。研究表明，深度学习、深度神经网络是破解这一难题的重要途径。眼下人类大脑在速度、深度、广度方面的运算能力有限，人工智能（AI）却足以胜任。

本文“1+10”研究表明，数据经济、服务经济（云服务）、平台经济、物联经济、分享经济、产消者经济、长尾经济、普惠经济与协同经济，将携手共进，大步流星地奔驰在数字经济时代。

结束语

（一）

前面我们已经对数字经济作了“1+10”的研究，诚然，对数字经济的系统研究，囿于10个子框架是远远不够的。例如，为了应对数字经济时代个人或机构的非理性行为所导致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行为经济学”值得研究。又如，“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信息经济（Information Economy）和网络经济（Cyber Economy）三者是同一概念吗？”也值得研究。它们看似相同，其实却不尽相同。今天的数字经济，不仅包含着信息传输、环球互联、网络世界，还覆盖了客户行为、用户偏好、消费心理、雇员心态、社会动态等心理学、社会学范畴的内容，包含移动终端、智能硬件、应用软件等信息技术，此外还可延伸至全民健康、智慧医疗、数字化教学、数字化文化、智能化媒体等领域。

短短数年，数字经济已实现了风驰电掣、蹑景追飞的跨越，学者们、企业家们也在不断探索经济学理论创新。数字经济有着更丰富的包容性。比如，就金融创新来说，也许“数字金融”比“互联网金融”更能让人接受，因为前者可以覆盖更广泛的群体（包括所有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与传统金融企业）。

在本书付梓之前，2017年4月，马化腾撰写的《数字经济》一书问世。该书以“理论篇”“基础篇”“产业篇”“政策篇”“建议篇”5个篇章，进行了一次完善的研究探索。往前追溯，1998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了姜奇平等人的译著《浮现中的数字经济》一书，也曾尝试过这样的探索。有以马化腾、姜奇平等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家和学者多年来的不懈耕耘，数字经济的研究应不存在所谓的“断裂层”。

商学院肩负的重任不仅是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领域的知识传授，更应当是知识创造。这些年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等一批国内商学院开始逐步建立起上述相关领域的理论自信，案例教学和研究更是商学院的优势和特色。笔者从2011年开始开设“数字化教学”相关的课程，为了让大家更贴近地感受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脉搏，我们与中欧案例中心相继研究开发了数十个中国最典型的数字经济企业案例。在这本书中，我们精心挑选了其中的精品案例，包括实现从智能语音到人工智能创新的“科大讯飞”，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京东”，以科技助推协同创新的“上海中心”，奔跑在数字金融领域的“拍拍贷”，致力于智慧医疗的“思路迪”、“上海市儿童医院”和“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以及探索全民互助急救的“第一反应”等。这些案例反映了中国政府对数字经济的重视，凸显了中国企业家在数字经济产业中从“跟跑”走向“领跑”的创举，折射出中国老百姓积极拥抱数字经济和“互联网+”的开放心态。为了对标国际先进经验，我们也相继开发了IBM、亚马逊等国际先进企业的案例。希望这些鲜活的案例能够助推国内学者围绕数字经济进一步开展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创新。

（二）

发展数字经济过程中的信息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球关注。和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数字经济在带来无穷正面效应的同时，种种挑战、风险也随之而来。在2017中国互联网安全领袖峰会上，腾讯首席运营官任宇昕说：“信息安全已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神经系统。”众所周知，非理性的经济行为也在损害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势头。如何处理信息获得者与个人隐私之间的关系，如何确保第三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如何防止出现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现象，如何防止企业通过调整数据库的信息或者改变数据的计算方法扭曲评价机制等，诸如此类的困惑，应当通过法律规则的建立与完善，适时或及时地加以解决。

数字经济时代，科技创新不可弃离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事实表明，中国不仅在科技创新，而且在制度创新上正逐渐走向全球前沿（见附录1）。

第三方电子支付。中国在第三方电子支付方面的普及程度让一些发达国家自叹弗如。支付宝、微信支付都已经全球通行。截至2015年7月，共有269家第三方电子支付企业拥有支付牌照，各类支付业务的总体交易规模达到人民币17.9万亿元。中国的监管部门及时出台制度创新政策：2016年8月，网联启动筹备；2017年3月31日启动试运行；2018年6月30日起，涉及银行账户的网络支付业务全部通过网联平台处理。

分享经济。“摩拜单车”“ofo单车”是继“滴滴出行”之后出现的，是中国新一轮分享经济的典型案例。为了及时引导和规范“共享单车”这一新生事物回归分享经济，即充分利用闲置资源，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匹配，自2016年起，各地政府就出台了与共享单车相关的政策法规（见附录2）。

P2P网贷。2007年，P2P网贷平台在国内首创。一方面，它解决了初创企业融资难的老大难问题，体现了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和多样性，而另一方面，一些P2P平台骗钱、圈钱，成为“跑路企业”，遭到诟病和质疑，成为极大的金融风险隐患。2017年6月29日，央行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12月1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规定未依法取得经营放贷业务资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经营放贷业务。

数字货币。近几年，以比特币为首的数字货币在国内发展迅速。比特币的价格也出现了多次疯狂上涨，并引来大量投机者，存在巨大的风险隐患。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经过缜密的调查研究后，于2017年9月30日中午12:00停止所有比特币交易业务。2017年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消息，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各类代币发行（ICO）融资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有关部门将推进研发更加安全的法定数字货币，相关制度创新也仍在探索中。

目前，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欧盟和英国都制定了详细的数字经济战略，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出台了推动数字经济的相关政策。

（三）

“互联网元年”1992年至今不过25年。人类十分幸运，迎来了历史上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最精彩的篇章——数字经济时代。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更是万分幸运——通过不懈努力，成为数字经济全球第二大国；不久前，中国乌镇举行的全球互联网大会的主题是“数字经济”；政府正以举国之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地球人从不止步，因为他们拥抱创新。中国人决不放缓前进的脚步，因为他们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

如果说，当今，中国人正在疾走飞奔地从工业经济跨越到数字经济的话，那么，未来他们将持续依靠创新驱动，以坚定的信心与可贵的勇气，跨越到更加辉煌的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说明：

（1）本导读是作者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商业趋势与科技创新”、“数字经济”课程的教学笔记。

（2）本导读的写作得到了毛竹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理事会秘书）、钱文颖（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中心研究员）的支持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