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文顺乡、香山寨、香山镇

在中国古代王权体制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土地，王者之所有”和“天子以四海为家”等思想话语，固然有王者的霸气，却缺乏统驭的实力。古代中国历史表明，在中华民族一体格局尚未形成之际的秦汉，甚至隋唐时期，边远偏僻的岭南疆域，依然被认为是蛮荒之地，历来是朝廷被贬官员流放之所。地处珠江口外伶仃洋中的香山岛，在先秦时期，更是一直处于未开发的落后状态，甚至没有正式纳入帝国的政治版图。

虽然考古发掘的文物和众多的沙丘遗址已经昭示着四五千年前的香山岛，早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香山岛与陆地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是严格说来，远古时代的香山岛内部，并未形成自己的社会组织，周边地区的政治势力也没有直接影响岛上先民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直到秦汉时期，香山岛才纳入王朝统治的版图，隶属南海郡番禺县。《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指的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国尉屠睢，大将任嚣、赵佗等领兵50万，从楚地出发，分三路进军南越：一路过大庾岭，下浈水；一路过骑田岭，下连江；一路过萌渚岭，下贺江。奉命南征的秦军，跋山涉水，穿越丛林迷障，经过七年征战，终于平定五岭以南的桂江、珠江、韩江流域的广阔地区。公元前214年，秦朝在新平定的岭南地区，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标志着岭南正式纳入专制统治者的政治控制范畴，进入中国政治版图。今广东省大部分地区曾属南海郡，郡治番禺（即今广州），下辖番禺、四会、龙川、博罗四县。有意思的是，秦朝的职官制是郡设郡守、郡尉、监御史，分掌政务、军事和监察职能，但当时岭南三郡新增设的“初郡”，尚属“军政”时期，官制尚未完备，故郡尉统管一切。按朝廷的旨意，大将任嚣任南海郡尉，赵佗任龙川县令，他们二人实际上已成为岭南地区的首任行政长官。

但是大秦帝国的“万世基业”并未按照始皇帝的意愿代代相传，他驾崩不到两年的光景，在中原地区就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他苦心经营的一统江山很快土崩瓦解，代之而起的则是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也就是在中原战马嘶鸣、政治尚处真空状态之时，南方的赵佗于公元前206年在岭南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王国——南越国，以番禺为中心，他自立为南越王。香山岛也因此世变而被迫纳入南越国南海郡番禺县，岛上的土著自然成为南越王赵佗的子民。赵佗执政70年再传后代子孙，但在公元前111年后，又被强行纳入汉朝的地方郡县体制。香山岛也随着这一体制的改变而更换了身份，成为汉朝南海郡番禺县南部的一个海岛。这种行政隶属的关系，一直延续到晋代即公元331年，才改隶属于东官郡宝安县。

其实，在秦汉至隋时期，这种行政隶属关系的转变，对香山岛来说并没有太多的实际影响。但到唐朝隶属宝安县后，香山岛与陆地的联系就更加便利、更加紧密了，从陆地上迁移到香山岛的中原人也有了一定的政策保障。唐代至德二年，即公元757年，宝安县更名为东莞县，香山岛也在这时开始设立文顺乡，正式成为最小的地方行政机构。而在文顺乡中，按居民聚落分布的特点，分成五个自然村：其一为长安村，即香山岛南端的岛岸和岛屿，包括濠潭（今珠海山场村）、鸡柏（今珠海的唐家村）、濠镜澳（今澳门）一带的渔村、盐场聚落；其二为丰乐村，指香山岛中南部、五桂山以南和金斗湾以北的丘陵、平原地区，包括桥头、平岚、榕树铺、马鞭埔、茅湾一带的民田、潮田农村聚落；其三为仁厚村，指香山岛的西部、五桂山西北部的河网、平原、丘陵地区，包括石岐山、仁厚里、釜涌、沙涌一带的渔村、农村聚落；其四为永乐村，指香山岛的北部、五桂山以西的河网、平原地区，包括宫花水上游、神涌、濠头、西桠一带的渔村、农村聚落；其五为长乐村，指香山岛东北部的滨岸和岛屿，包括宫花水下游、小隐涌、珊洲和马安岛一带的渔村和农村聚落。这五个村虽然并非香山岛所有居民和村落的全部，但大体上反映了唐代香山文顺乡行政建置时的地区规模和社会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香山岛不但有了行政乡的建置，而且还在乡的驻地濠潭（山场村）设置香山镇，作为戍边军事单位，镇将品级与县令相当。唐朝政府在设文顺乡的同时又建立军镇，其目的主要在于加强边疆海域的控制。唐朝时期，来自海外的“番人”“番舶”逐年增多。这些“番人”和“番舶”成分复杂，有的来自印度、暹罗、安南，有的来自阿拉伯、波斯等国，他们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通商，但也有传播佛教、伊斯兰教和进行文化交流的动机，还有一些海盗混入其间，从而增加了政府管理和监控防范的难度。尤其是唐代实行对外开放和鼓励通商政策，于公元661年在广州设置市舶使，总管东南海路外贸外交以后，广州“每岁自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海外诸国，日以通商”，“狮子国、大食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者，种类极多”，珠江中“有婆罗门、婆斯、昆仑等的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

日益增多的外国侨民在广东一些沿海口港，特别是在广州，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势力。“藩僚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第舍，吏或桡之，则相挺为乱”，有时甚至发展到与地方当局抗衡、攻城夺邑的地步。为妥善安置外侨和加强“番舶”管理，朝廷在广州设置“蕃坊”。安史之乱后，朝廷为进一步加强对地方豪强和外商的控制，先后在边疆、海疆增设军镇。香山岛地处珠江出海口和伶仃洋的要冲，是“番舶”出入和停泊的地方，是唐朝南大门的海防军事要地。香山镇的设置，自然顺之成理，它肩负着守卫海疆的职责。但它当时纯属军事机构，为兵部所辖，与州、县等地方行政系统没有直接关系。

香山岛在唐朝时设文顺乡和香山镇，这一方面表明香山岛经济、社会有了较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香山岛的政治和军事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到了宋代，香山岛的重要性更加明显，人口的自然增长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未来发展的潜在优势，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感到行政建制上的局限和不足，希望朝廷给予更多的地方行政权力。

北宋元丰五年（1082），广东运判徐九思采纳香山进士、前鄂州军事通判梁杞的建议，请求朝廷改香山为县未获批准，但同意设置香山寨。香山寨址，选定在五桂山南面的濠潭（今珠海山场村）。新任的寨官，专门负责巡捕盗贼，维护香山地方的社会秩序。设县的请求未获朝廷批准，主要理由是香山岛的经济还处于较低水平，不符合设县的基本条件。

为鼓励香山人从事经济建设和土地开发，朝廷不久便批准将香山寨升格为香山镇。按宋朝行政体制要求，县以下的小商业都市一般称镇，是处于县与寨之间的一级行政单位。不过，香山改寨为镇，朝廷并没有委派专门的官员到任专司行政之职，仅设寨官一员，表明香山仅有镇级建制，由寨官行使镇级官员职责。香山寨合法地改称为香山镇，下辖长安、仁厚、丰乐、永乐、长乐、永宁、德庆七个村，行政区域包括香山岛及周围的许多小岛。建镇后的香山，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移民，也招徕了一些海上客商。人口增多了，生产和消费增加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格局，在这种经济和文化互动日益加强的环境下被打破，移民之间也自动地撤除了相互防范的藩篱。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香山镇因应时势的变化，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渔业、盐业和其他副业，与外界始终保持着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岛屿之间、村落之间的联系在过去的基础上也有了明显的加强。整个香山镇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居住在岛上的香山人因此对未来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充满无限的期待。

开县先贤陈天觉像

大概是在梁杞、徐九思第一次向朝廷申请香山建县未果的70年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香山镇寨官陈天觉与东莞县令姚孝资重新商议申请香山建县之事。在得到邑人和有识之士的赞成后，他们联名上书朝廷，详述香山建县的理由，恳求批准香山设县。其理由是“役属东莞，以船输役，江上经常被盗，输役往来不便”，故请求改“役属东莞为役属广州，以便输役”。他们的申请上报朝廷后，“终获诏准”。以原东莞县香山镇的行政区域为基础，并划南海、番禺、新会三县滨海之地和一些岛屿归香山，建立香山县，由广州管辖。

香山由镇升级为县后，县域面积由原来的香山岛扩大到包括古海湾西北岸，及其沿岸的海岛、海滩。随着镇升为县，村也就升为乡。新建的香山县，下辖10个乡（见下表）。

香山县所辖乡村一览表

除了这10个行政乡外，在香山县的南部海域还有南海诸岛，包括今天的大小万山、大小横琴、高栏岛一带的岛屿和海域。这时香山县的陆地和海域面积大约为2800平方公里，人口约1万户，5万余人。香山县的农田面积，除新沙田、潮田、海滩、新开垦田未计入外，经核明按例交纳赋税的正式农田达200多顷，约2万多亩。但是，这样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总数，以及缴纳赋税的农田数，在当时的县级建制中，仍然属于下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