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武人掌权的中近世（1192～1868年）

一 镰仓幕府

（一）幕府的成立

早在幕府成立之前，源赖朝就在镰仓建立了能够控制全日本的统治机构。这一中央政权分为三个部门，即统率军事力量的“侍所”（后改为“政所”）、处理行政事务的“公文所”和相当于司法机构的“问注所”，对地方的控制是通过派遣“守护”和“地头”实施的。1185年，源赖朝迫使天皇承认他拥有在地方各国派遣“守护”以及在全国所有庄园、公家领地设置“地头”的权力。“守护”是镰仓政权派到各地国衙的政治代表，其主要职责为：对辖区内犯有谋反、凶杀的罪犯进行检察、审判、镇压；组织武士定期轮番上京，守卫京都皇宫；兼管辖区内的神社寺院、交通道路等的相关行政事务。“地头”是镰仓政权派驻庄园及公家领地的政治代表。“地头”既有镇压庄民反抗以及追捕强盗的警察权，又拥有征收赋税、军粮的权力，履行原有庄官的职责，而且“地头”不受庄园领主的制约，只听命于镰仓政权。

镰仓幕府的经济基础以将军拥有的封地和直辖领地为中心，即“关东知行国”和“关东御领”。“关东知行国”也称为“关东御分国”，为将军的封地，最多时达到九个。在这些封地上，将军可推荐知行国的长官国司，并获得该国的部分收入。“关东御领”是以源赖朝为本家或领家的庄园和公领以及被没收的平氏家族领地。“关东御领”是将军的直辖领地，由幕府政所统一管理及征收租税，是幕府的主要财政来源。

无论是派往地方的“守护”“地头”，还是将军直属领地或者封地的最高官员，均由“御家人”担任。“御家人”是在源赖朝征讨平氏过程中同其结成主从关系的武士，即将军家臣。本来这些武士是各地的在乡领主、庄官或名主等，源赖朝为得到他们的长期效忠，明确宣布“私领本宅，领掌如故”，即保护他们的既得经济利益。除此之外，源赖朝还授予他们“新恩地”及官职。为此，“御家人”要无条件地服从将军，平时承担守卫京都和镰仓的军役或公役；战时勇敢出阵，甚至为将军奉献生命。

镰仓幕府通过上述方式建立了覆盖全日本的统治机构，形成了与京都朝廷并立的双重政权结构，天皇朝廷的权力也因此受到严重削弱。尽管朝廷对其进行了抵抗，最初地头的设置也仅限于平氏家族或与平氏家族关系密切者被没收的领地，但随着幕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地头遍及全日本所有土地，与守护一道成为幕府统治的重要支柱。但是，地头仅拥有土地的监督权和征税权，并没有否定天皇朝廷的土地所有权，正是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公家政权”得以保留。另外，虽然“武家政权”具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但其统治的合法性仍须借助天皇的精神权威，例如将军职位的继承须得到天皇的任命、在形式上京都政权仍然通过任命国司掌握着全日本的行政机关等。正因如此，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双方围绕实际的统治权时常发生冲突。

（二）北条专权与蒙元军征日

1199年源赖朝去世，幕府实权落入其妻北条政子及其家族之手。围绕将军继承人选以及守护地头的任命问题，“御家人”之间争斗不已，天皇朝廷趁机发动倒幕运动。1121年双方发生战事，但幕府军队很快攻占京都，打败了倒幕军队，处死多名大臣，废黜并流放天皇和上皇。在这次被称为“承久之乱”的内战之后，幕府在京都设“六波罗府”，由北条家族成员担任其长官，除监督皇室活动外，还兼有负责西日本行政事务的职能。1224年，北条泰时任幕府执权，针对时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改变独断专横作风，任命11名有政治实力的“御家人”为“评议众”，凡幕府重大事务均由“评议众”组成的会议讨论通过；其次，在1232年制定了被称为《贞永式目》的武士法规，其中要求各级武士严守职责，向公背私，不得越权妄为；严禁“非国司而妨国务，非地头而贪地利”；另外还采取了许多发展经济的措施，其中最主要一项是制订大规模的武藏野开发计划并付诸实施。

1274年和1281年，蒙元大军两次进攻日本，曾在北九州登陆，但均因飓风狂涛，大败而归。尽管蒙元军征服日本的目的没有达到，但激化了镰仓幕府原已面临的社会矛盾，加快了其衰落的进程。此次战后，幕府没有土地赏给那些有战功的“御家人”，破坏了因“奉公”而得到“恩赏”的幕府与“御家人”关系的基础。重要的是，“御家人”为弥补战争给自己造成的经济损失，恢复自己的经济实力，加紧侵占公有领地。那些担任“地头”的“御家人”还拒绝向领主缴纳赋税，并进一步蚕食庄园土地。领主与“地头”均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夺，导致许多庄园农民被迫铤而走险，沦为强盗，时称“恶党”运动。除此之外，更多的“御家人”因战争负担而穷困没落，开始将自己拥有的少量土地典当给高利贷者或出卖。幕府为维持其政治军事体制曾禁止“御家人”出卖或典当土地，却难以取得实效。后来幕府又在1297年颁布《德政令》，命令商人归还购买或典当的“御家人”土地，但因引起经济混乱，不得不很快取消。

1268年任幕府执权的北条时宗废除了集体评议制度，独揽大权。不仅中央政权的重要职位均由北条家族担任，而且时宗借口防备元军入侵，大幅度增加了北条家族担任守护的人数。时宗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使“御家人”发生分裂，在其死后一度发生内讧，削弱了幕府的统治基础。一直等待时机的京都朝廷在后醍醐天皇的组织下秘密倒幕，尽管没有成功，却催生了反北条势力在各地的兴起，甚至幕府派出的征讨大将足利高氏也转向反幕。1333年5月，镰仓陷落，延续一个半世纪的镰仓幕府灭亡。

（三）对外贸易与镰仓文化

尽管从平安时代末期到镰仓时代的日本与中国南宋王朝没有正式的邦交关系，但官方许可下的民间贸易十分盛行，镰仓时代中期以后，幕府也派船到中国进行贸易。日本积极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随着商业的发展，日本缺乏铜钱，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铜钱大量外流甚至使南宋一度出现“钱荒”，南宋朝廷不得不下令加以限制。除铜钱以外，陶瓷器、丝绸、书籍、茶叶、砂糖以及来自东南亚的香料、药品也是日本从南宋进口的物品，日本向南宋出口的主要商品为金、水银、硫黄、木材、漆器、刀剑等。

即使在元军出征日本以后，日本与中国的民间贸易仍然十分频繁，其形式大多是日本船只到元朝指定的港口进行贸易。日本从元朝进口的商品有铜钱、经卷、书籍、佛事用具、茶具及绘画等，其中铜钱仍然是主要商品，“日本遣商人持金来易铜钱”，元朝政府也一度禁止铜钱外流。

在镰仓时代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两国宗教界人士的交往，南宋时期有80多名日本僧侣到中国，20多名宋朝僧侣到日本列岛，元代双方僧侣的往来就更加频繁，其中日本著名的僧侣有荣西、道元等，中国著名的僧侣有兰溪道隆、一山一宁等。这些僧侣的交往推动了禅宗在日本的兴盛，而且将程朱理学、饮茶风俗等传到日本。

由于平安时代末期社会动乱，而且武士阶层也逐渐兴起，日本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过去以贵族利益为中心的宗教思想已不适应普通民众在“末世”中寻求拯救的心愿，因而日本在镰仓时代形成了六个新的佛教流派。它们分别是法然在1175年创立的净土宗、亲鸾在1224年创立

（一）建武中兴与南北朝

的净土真宗（一向宗）、一遍在1274年创立的时宗、日莲在1253年创立的日莲宗（法华宗）、荣西在1191年创立的临济宗、道元在1227年创立的曹洞宗。创立临济、曹洞两禅宗的荣西和道元均曾到中国宋朝修学，回国后大力传播佛教。禅宗宣扬“自力本愿”，即通过主观意志便可以“成佛”。

镰仓时代的文学艺术超越宫廷贵族文学的局限性，出现了大量描写武士阶层和民间世俗人情的作品，例如《平家物语》《保元物语》《平治物语》等。特别是讲述平清盛一族兴衰故事的《平家物语》，着重渲染了“诸行无常、盛者必衰”的观念；随笔的代表作有鸭长明的《方丈记》和吉田兼好的《徒然草》，两位作者均为僧侣，他们从佛教思想出发，在其作品中深刻反映了自然灾害、饥荒、病疫以及社会动乱；和歌的代表作有宫廷贵族的《新古今和歌集》以及第三代将军源实朝的《金槐和歌集》，前者感伤，后者威武；游记文学有《东关纪行》《海道记》《十六夜日记》等，主要记录了从京都到镰仓的东海道沿途的风土人情；历史书方面的代表作有慈元著的《愚管抄》和幕府编撰的《吾妻镜》，前者描述了从神武天皇到顺德天皇的历史，后者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幕府的历史。在雕刻、绘画方面，受宋朝影响的写实作品逐渐增加，如东大寺的佛像、世俗肖像的雕刻、水墨画等均以宋朝式样为标准。中国文人咏诗作画的习俗也由禅僧传入日本，在茶室或厅堂里悬挂诗轴画成为上流社会的风俗。在建筑方面，也出现了被称为“和样”的日本式寺院和被称为“武家造”的武士住宅，前者纤细精巧，后者简洁实用。

二 室町幕府

镰仓幕府灭亡后，后醍醐天皇重新即位，改元“建武”，实施新政，任命高级贵族任中央各机构的大臣以及地方的国司，并强化天皇的权力。一方面，废除对天皇行使权力构成威胁的幕府、院政、摄政、关白等机构或职务；另一方面，废除知行国制度，土地所有权的证书均由后醍醐天皇亲手写成。中央机构设有处理重要政务的记录所、处理诉讼的杂诉决断所、统率军队的武者所、掌管奖赏的恩赏方等机构。地方机构均设守护、国司，同时设镰仓将军、陆奥将军，由后醍醐天皇的两个儿子成良亲王和义良亲王担任。

后醍醐天皇实施的新政不到三年就失败了，其主要原因首先是权力过于集中，赏赐严重不均。重要的政务完全由天皇本人决定，并亲自签发每份土地所有权证书，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其次是讨幕各派之间的矛盾。公卿贵族希望恢复公家政治，武士希望恢复武家政治，传统势力要求复古，新兴势力要求革新，没有强大武力做后盾的后醍醐天皇难以平衡各派的利益。另外，在百废待兴之际，朝廷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为此发行大量货币，增加税收，结果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农民的不满。

镰仓幕府灭亡以后，统帅旧御家人的是足利高氏，因倒幕有功，后醍醐天皇将自己名字中的“尊”字赐予足利，称足利尊氏。对新政不满的武士大多集中到足利尊氏旗下，为其恢复武家政治奠定了基础。1335年，北条高时之子北条时行在信浓（今长野县）起兵，进军关东并打败足利直义军队后占领了镰仓。足利尊氏要求率兵东征，同时要求得到征夷大将军的称号，遭到后醍醐天皇的拒绝。足利擅自率兵进军关东，打败北条时行，夺回镰仓，同时明确表示反对天皇朝廷的新政。后醍醐天皇派遣新田义贞率兵攻打足利尊氏，但在箱根被打败，足利尊氏乘胜追击，进入京都。

1336年，足利尊氏被从东北地区进军京都的北畠显家打败，流落北九州地区，但各地武士纷纷投奔足利尊氏。足利率领军队返回近畿地区，在凑川打败天皇忠臣楠木正成，重新占领京都。足利尊氏废黜后醍醐天皇，另立持明院系的光明天皇即位。被废黜的后醍醐天皇逃出京都，在京都南部吉野山组成另外一个朝廷，并声称自己是正统天皇，从而形成南北朝对峙局面。与此同时，足利尊氏决定在京都建立幕府。1338年，足利尊氏从光明天皇那里得到“征夷大将军”的称号。

（二）室町幕府

为巩固新政权，足利尊氏在推翻后醍醐天皇后，首先在1336年底颁布了带有施政方针和道德规范双重色彩的《建武式目》。该文书认为，镰仓幕府倒台的原因在于“禄多权重，极骄恣欲，积恶不改”，“方今诸国干戈未止”，而当务之急是“政在安民，早休万人愁”。为此，《建武式目》制定了17条必须遵守的规则，其中包括禁奢侈，行俭约；镇暴行，止贿赂；戒官员缓怠，选贤者为吏；京中空地归还原主；受理贫弱之辈的诉讼；兴办专营金融借贷的土仓；委任忠于足利尊氏的有军功者、有才干者为“守护”等。

其次，完善幕府的各个统治机构。在中央政权方面，足利氏仿效镰仓幕府设立管理财政的政所，管理军事、刑事、裁判的侍所，管理文书、庄园事务的问注所，由三个机构首长组成的“评定众”是将军的政治咨询组织。室町幕府不设执权，只设执事，辅助将军处理具体事务，但没有实权，一切大小事务均由将军决定。在地方行政机构方面，一些重要地区设置专门管理机构，由足利氏家族成员或其亲属担任首长，另外任命将军的亲信担任各国的“守护”。

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执政后，采取措施成功地削弱了称霸一方的“守护”的权力，进一步巩固了幕府的统治基础。1392年，足利义满呼吁南北朝统一，得到南朝的积极响应，南朝后龟山天皇回到京都，并将象征天皇权威的三件神器交给北朝的后小松天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南北朝对立基本结束。

进入15世纪后，在庄园制逐渐瓦解造成社会以及阶级关系大变动的背景下，日本政治局面愈发混乱，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下层人民的反抗和“守护大名”势力的崛起。频繁的战乱和动荡的政局，不仅使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流离失所，而且“公事课役重叠，年贡难以按约缴纳”。因此，室町幕府时期农民斗争的目标主要是减免称为“年贡”的地租及繁杂的赋税、劳役。农民以村为单位，或集体请愿，或集体逃亡。

室町幕府统治的基础并不是镰仓幕府时期“御家人”那种主从关系很强的家臣，而是各国的“守护”。《建武式目》中明确规定，“委任‘守护’之本意，为治国安民也”。为加强“守护”权力，1346年幕府又规定除镰仓时期“守护”拥有的三项职责外，增加可以调查处理有关领地范围或领地继承以及执行幕府诉讼案件裁决的权力。1352年，幕府又颁布《半济法》，规定“守护”有权以“兵粮米”的名义向公家领地、庄园和寺院领地征收年贡，后来“守护”又获得承包其管辖区域内上缴幕府的年贡以及在其管辖区域内征收土地税、房税及其他赋税的权力。“守护”利用这些权力，拖延甚至侵吞应上缴幕府的年贡，插手庄园事务并将其所有者培养成自己的家臣，收编管辖区域内大大小小的武士，进入15世纪后逐渐成为割据一方的大领主。当时，这种“守护”被称为“守护大名”，其管辖区域被称为“领国”或“分国”。尽管此时幕府曾试图像足利义满那样削弱“守护”的势力，但没有取得实效，幕府内部、幕府与“守护大名”、“守护大名”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1438年幕府的镰仓府首长足利持氏图谋将军职位，秘密策划引起内战的“永享之乱”。1441年将军足利义教因推行抑制强族政策，被播磨国“守护”赤松满祐杀死。1467年围绕将军继承人问题，幕府内部两大对立集团互不相让，终于导致长达10年之久的武装冲突。全日本多数“守护大名”均卷入这场被称为“应仁之乱”的武装冲突之中。尽管冲突未见胜负，但幕府权威一落千丈，沦为只控制京都周边领地的地区性政权，各“守护大名”却发展为拥兵自重、雄霸一方的实力者。因此，从发生“应仁之乱”的1467年开始，日本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原来的“守护大名”也变为与幕府对立的“战国大名”。

（三）对外关系

因镰仓时代末期与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混乱，日本西南沿海地区许多生活没有着落的武士和农民组成海上武装集团，以对马岛、壹岐岛、北九州的松浦为根据地侵扰中国和朝鲜半岛，掠夺财富，转卖人口，这些海盗史称“倭寇”。1368年中国明朝成立，第二年便因邦交和倭寇问题派使节赴日交涉，当时控制九州地区的是后醍醐天皇之子、征西将军怀良亲王。但因正值南北朝对立时期，怀良亲王对明朝也不了解，不仅态度较为消极，甚至还杀死使节。尽管1372年明太祖派遣的使节见到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也因南北朝尚未统一，没有达到建立邦交的目的。

南北朝统一后，经济上利用对明朝贸易可充实幕府财政，政治上亦可借助明帝国的声望巩固将军地位，因而在1401年，足利义满派使节赴明朝，约定以明朝属国的名义进行朝贡贸易。1406年，双方签订协议，规定“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三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当年明成祖派使节赴日本，带去永乐年号“勘合”一百道，并赐足利义满“日本国王”金印一枚。约定双方进行贸易时，须出示各持一半的勘合加以验证，因而称为“勘合贸易”。

1408年，义满去世后，继任将军的义持反对向明称臣，中断贸易。1248年足利义教任将军后，迫于财政上的困难，通过琉球国王的斡旋，再次进行勘合贸易。1404～1547年，日本17次派遣贸易船只到明朝。由于在中国的逗留费、搬运费均由明朝承担，并且可以进行贸易，日本获利甚大。

除幕府外，有实力的守护和寺院也参加勘合贸易。本来规定每次朝贡贸易只有3艘船只参加，但有时会达到10艘。“应仁之乱”后，幕府实力大为衰退，贸易的主导权转移到以堺市商人为基础的细川家族和以博多商人为基础的大内家族手中。双方竞争激烈，1523年在中国宁波发生冲突，细川家族的人员被杀，船只被焚，史称“宁波之乱”，“勘合贸易”终止。从中日贸易的商品看，日本向明朝出口铜、硫黄、刀剑等，从明朝进口生丝、铜钱、瓷器、书籍、字画等，其结果不仅对室町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铜钱的大量进口，进一步推动了日本国内的货币流通。

在朝鲜半岛，1392年打击倭寇卓有声望的武将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建立李氏王朝，同时派遣使节到日本，要求禁止倭寇，恢复邦交。1404年，两国恢复终止了600多年的邦交，同时开展贸易。1419年，朝鲜为彻底消灭倭寇，曾派大军袭击对马岛，称为“应永外寇”的此次军事行动使日朝贸易一时中断，但很快又恢复。

朝鲜开设富山浦（今釜山）、乃而浦（今齐浦）、盐浦（今蔚山）3个港口允许日本商人从事两国间贸易，史称“三浦贸易”。朝鲜在三浦和首都设倭馆，接待日本使节及其商人。15世纪末住在三浦的日本商人达到3000余人，1510年曾因贸易纠纷发生暴动，史称“三浦之乱”，其后日朝贸易逐渐衰落。

日本除向朝鲜出口铜、硫黄外，还有东南亚地区出产的胡椒、药材、香木等商品。日本从朝鲜半岛进口纺织品，其中多为棉制品，棉制品对日本人的生产及生活方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 战国时代

（一）战国大名

战国大名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并在战争中获胜，均在其管辖领域内实施了诸多改革政策。在土地制度方面，将领内土地的一部分作为战国大名的直属领地，派官员加以管理，另一部分则以封地的名义授予自己的家臣。获得封地的家臣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主君，负担军役或其他义务。另外，战国大名削弱或剥夺了原有小领主的经济及军事势力，虽然原领地仍被保留下来，但已在形式上变成战国大名恩赏给他们的封地，从而战国大名将其纳入自己的家臣行列，这些小领主同样须对主君保持忠诚，承担相应的军役或其他义务。这样一来，战国大名就成为其管辖领域内的最高土地所有者。

获得封地的家臣与领地变为封地的家臣在身份上有所不同，前者是战国大名的亲信，属上层家臣，在战国大名侧近担任较为重要的行政职务；后者是地方上的下层家臣，较少参与政权。家臣一般集中居住在战国大名所在城镇，形成城下町。为有效控制这些家臣，多数战国大名制定了家法，详细规定君主与家臣之间的关系以及家臣必须遵守的规则。这些家法除强烈的忠君色彩外，其主要内容还包括禁止领有土地的买卖和转移、实行长子继承制、婚姻和财产的继承须得到主君许可、家臣之间不得相争、对违法者根据情节实施不同惩罚等。

战国大名为增加自己的经济实力，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他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有：积极谋求农业人口的增加，对那些逃亡后又返回乡里的农民“可免除以往的一切债务”，并限制农民自由迁移；尽量不在农忙季节进行较大规模战争，从“应仁之乱”到17世纪初德川幕府成立，数百次大会战多是在农闲时期进行的；整顿包括地租在内的赋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在整个战国时期，日本土地面积增加了73%。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家臣居住地区城下町的增加，推动了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战国时期出现了商品经济的急速发展。

除城下町外，在寺院的门前和大的寺院内也出现了自由市场“门前町”“寺内町”，并具有免税的特权，甚至出现了堺、博多、平野等自治城市。例如堺的市政运营掌握在36人组成的“会合众”手里，博多的市政运营掌握在12人组成的“年行司”手里。在其他一些较大的城镇中，被称为“町众”的富裕工商业者组成自治性团体，制定有关规则，组织祭祀等集体活动。

随着京都朝廷和幕府的衰败，服务公武两个政权的知识分子流落到地方，战国大名对他们的到来持欢迎态度，并为他们提供讲授儒学、诗歌的条件，由此不同地区都出现了儒学流派。另外，地方的武士或富裕的工商业者也希望自己的子弟接受必要的教育，因而开办学校，聘请教师。武士子弟多在寺院中接受教育，其内容有武家法典、儒学、佛教等，工商业者的子弟除学习儒学外，更多地要掌握读、写、计算等技能。各种学校的出现，提高了地方上的文化水平。

（二）织丰统一日本

当战国大名为争夺地盘混战时，西方人来到了日本。1543年，葡萄牙人乘坐中国走私船漂流到九州南部的种子岛，同时带来了火绳枪，岛主购买了两支火绳枪并加以仿造。火枪随即传到日本各地，人们大量生产火枪对作战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各大名均设立步兵火枪队，而且城堡的建筑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城堡被从山上迁移到平地，其规模也大增，并带有高墙、深壕、射击孔等。

与此同时，强有力的战国大名开始积极谋求全日本的统一，其中以地处中部战略要地的尾张、远江的大名最为积极。尾张国（今爱知县）面积不大，但因最早种植棉花以及地处近畿与关东之间的交通要道，农业经济与货币经济较为发达。织田信长的父亲为尾张国守护代的家臣，1555年，织田信长灭掉守护代，成为尾张国的统治者。

距尾张国不远的远江国（今静冈县）的大名今川义元势力比较雄厚。今川首先迫使近邻三河国（今爱知县）的领主德川家康臣服自己，然后与关东地区的武田信玄、北条氏康结成同盟。在1560年他以“上洛”（进京觐见将军）为名率25000人的军队进入尾张国，但因初战告捷而轻敌，在夜宿桶狭间时被织田率领的3000人的军队击败，今川也被杀。织田将今川的领地让给德川家康，并与其结成同盟（清洲盟约），双方约定织田向西发展，德川向东发展。

1567年，织田借口美浓国斋藤家族内乱进军其地，并将美浓国首府稻叶山城改为岐阜，作为自己的大本营。1568年，织田奉天皇和足利义昭之命率兵进入京都，废黜幕府十四代将军足利义荣，扶植义昭为十五代将军，挟天皇和将军号令天下。1569年，织田迫使实施自治半个多世纪的堺市服从其控制，从而掌握了富裕的近畿地区的城市与农村。1570年，织田打败近江国浅井长政和越前国朝仓义景的联合军队，并在第二年攻占寺院武装的重镇延历寺，焚烧该寺。幕府将军足利义昭不满足自己的傀儡地位，联合部分战国大名反抗织田。1573年织田打败其联军，同时将足利义昭驱逐出京都，室町幕府正式灭亡。

1574年，织田镇压越前国、加贺国（今石川县）等地的“一向宗”农民起义，屠杀数万民众。1575年，织田与德川家康联手在三河国长篠城与武田胜赖进行决战，以火枪与栅栏相结合的战术打败武田的强大骑兵，排除了关东地区的劲敌。1576年织田在琵琶湖畔筑安土城，作为控制近畿地区的根据地。1580年织田征服地处大阪的一向宗大本营本愿寺，日本半数地区统一在织田名下。1582年，织田在甲斐（今山梨县）的天目山彻底打败武田胜赖，全日本统一过半。同年，织田派遣部下大将羽柴（丰臣）秀吉进攻备中国（今冈山县）的高松城，但陷入重围。织田率军前往救援，途中停留京都本能寺时，家臣明智光秀叛变，织田经过激战后被迫自焚而死。

“本能寺之变”后，秀吉与作战对手毛利氏讲和，然后率军回京都，打败明智光秀，迫使其自杀，并以织田的后继者自居。1583年，秀吉在近江打败柴田胜家，并迫使与其联合的织田之子信孝自杀。同年，秀吉修建壮观的大阪城，作为自己统一全日本的根据地。

1584年，秀吉与织田之子信雄、德川家康的联军在尾张进行激战，未分胜负，双方讲和。1585年，秀吉进军四国，迫使长宗我部氏投降，天皇授秀吉“关白”职务。1586年，天皇任命秀吉为太政大臣，并赐姓“丰臣”，遂称之为丰臣秀吉。1587年，秀吉南征九州，岛津义久投降。1590年，秀吉率军出征关东地区，包围小田原城，迫使北条氏政自杀，并使东北的伊达政宗臣服，同时平息奥羽地区的叛乱，至此统一大业终于完成。

（三）丰臣政权及其侵略朝鲜

丰臣秀吉大权独握，因而中央政府组织并不完备。最初设“五奉行”，由前田玄以、浅野长政、增田长盛、石田三成、长束正家五位亲信分别掌管行政、司法、财政等事务。五奉行平时各司其职，如有重大事务则“五人合议，妥善裁决”。后来又任命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宇喜多秀家、上杉景胜这六位实力最强的大名为“大老”，小早川隆景死后称为“五大老”，共同商定重大事务。

为巩固对全日本的统治，丰臣秀吉政权采取了诸多严厉的措施。第一，在1588年颁布《刀狩令》，以铸造京都方广寺需要铁钉为借口，收缴农民手中的武器。其真正目的是防止“贮藏武器，必使年贡杂赋滞纳，企谋暴动”，因而必须没收“诸国百姓所持刀、腰刀、弓、枪支等武器”。第二，实施“太阁检地”，即通过丈量全日本的土地面积，确定土地耕种者以及年贡（即赋税）的承担者。在1591年全日本检地完成后，命令各个大名提交账册和地图，以总收获量即“石高”核定其提供军役的准确数量。第三，颁布《身份统制令》，规定武士、町人、百姓各守其业，实施兵农分离、农商分离政策，禁止农民流动，武士脱离农业。要求武士居住在主君所在的城下町，并随主君移动。第四，统一度量衡，推动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如废除行业垄断制度、减轻商人的赋税负担、撤销关卡、修建道路等。

丰臣秀吉在征服西南地区各战国大名时，感到天主教在该地区的传播是一种威胁，因而对大名信仰天主教采取了许可制，甚至颁布了《驱逐传教士令》，但为推进对外贸易，并没有采取严厉的禁教措施。丰臣秀吉只是在扫除倭寇等海盗的同时，因葡萄牙人的挑拨，镇压了西班牙的传教士和信徒。

与此同时，丰臣秀吉为继续提高自己的声望，也为满足领主对土地的需求、商人进行海外贸易的需要和武士们的好战心理，以及转移丧失土地者的不满情绪，积极发动对外战争，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1587年丰臣秀吉派使节到朝鲜，要求其臣服，并作为进攻明朝的向导。在朝鲜明确拒绝其要求后，丰臣秀吉在北九州设立大本营，并在1592年派遣15万大军入侵朝鲜半岛。

因长期的内战以及火枪的利用，由武士组成的日本军队战斗力较强，战争初期日军进展顺利，很快攻占汉城和平壤，其先头部队甚至沿朝鲜半岛东岸到达最北面的图们江畔会宁，丰臣开始计划迁都北京，但其后日军遭到朝鲜军民的顽强抵抗和明朝援军的打击。首先是朝鲜水军，在李舜臣指挥下，利用龟甲船灵活作战，连连击败日本水军，完全掌握了制海权。接着，明朝援军入朝作战，一番激战后占领平壤，在朝鲜的日军被迫求和。明朝皇帝按照惯例封丰臣为日本国王，允许朝贡，结果引起丰臣极大不满。1597年1月，丰臣再次派遣14万大军、数百艘舰船入侵朝鲜。

尽管日军在海上初战告捷，但朝鲜重新起用李舜臣后，日本水军大败，陆上之战日军也因明朝军队与朝鲜军队联合进攻而节节败退，龟缩在朝鲜半岛南端一隅。1598年，丰臣秀吉病死，“五大老”决定结束侵朝战争，同年底，日军撤回国内。

四 德川幕府

（一）幕藩体制

丰臣秀吉死后，其近臣分裂成两大集团，其中以关东为基地的德川家康势力最大，并在1600年的关原之战中打败反对他的势力，1603年德川家康被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随即宣布成立德川幕府。因其幕府设在江户，所以也被称为江户幕府。1615年德川家康亲率大军攻入大阪城，彻底消灭了丰臣秀吉势力，从而确立了德川家族在日本全国的统治地位。

在政权建设方面，德川幕府采用的是“幕藩体制”，即中央政权是幕府，地方分为200多个半独立的藩。幕府组织分为统治全日本的中央机构和负责幕府直辖领地的地方机构。中央机构在将军之下设大老、老中、若年寄三个职务，其中大老是非常设最高官职，老中是负责日常行政的最高常设官员，若年寄辅助老中管理旗本、御家人等。同时，设置监察大名的大目付，监察一般武士的目付，管理寺院的寺社奉行、大番头、小姓组番头、书院番头等军队首领以及管理幕府直辖领地的勘定奉行等官职。地方机构设京都司代、城代、町奉行、奉行等职，其中京都司代负责与皇室、公卿贵族的交涉并对其进行监督，城代是管理重要城市的官员，町奉行是管理特殊城市的官员，奉行是管理指定城市的官员。

幕府之所以能够号令天下，其背景是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幕府拥有收获量400万石的直辖领地，另外还有300万石的家臣封地，共700万石，约占全日本3000万石总收获量的1/4。任何一个大名也难以与其对抗，例如最大的加贺藩前田氏领地也仅有102万石。同时，幕府垄断金银矿山开采和货币铸造，并控制江户、京都、大阪、长崎、堺等大城市的工商税金以及对外贸易。

幕府将直辖领地及家臣封地以外的土地封给200多个藩主（大名），按照与幕府的亲疏关系将这些大名分为三类，即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亲藩大名与德川家族具有血缘关系，能够继承将军职务。谱代大名是“关原之战”之前臣服德川家族的大名，外样大名则是在其后臣服德川家族的大名。亲藩大名和谱代大名大多配置在重要地区，前者被给予较高的名誉，但没有实权，后者领地虽然较少，但可以担任重要幕府职务。外样大名虽然领地较大，但不仅被置于偏远地区，周边还有谱代大名对其进行监视，而且也不能参与幕政。为有效控制各藩大名，幕府在1615年颁布《一国一城令》，即规定一个藩只能修建一座城堡，供大名居住和处理政务。1635年幕府颁布《武家诸法度》，其中规定大名负有“参觐交代”的义务，即在江户及领地间轮流居住一年。

德川幕府将整个社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即武士，是统治阶级，连其家属约占总人口的1/10。农是农民，他们被禁锢在土地上，缴纳沉重的苛捐杂税。工是手工业者，商是商人，他们均居住在城下町中，因而被称为町人。

1612年，幕府颁布禁教法令，禁止直辖领地上的传教活动。1613年，禁教法令在全日本实施，同时强迫天主教徒改变其信仰，其后幕府和各藩陆续对传教士、信徒采取处刑或流放的打击措施。在禁教的同时，幕府逐渐采取禁止私自对外贸易的“锁国政策”。1624年，禁止西班牙商船到日本；1633年规定，除必须具有“朱印状”外，还必须具有幕府颁发的“老中奉书”方可进行海外贸易；1635年，全面禁止日本人去海外，已在海外的日本人也不准回国；1639年，禁止葡萄牙的商船到日本；1641年，将平户的荷兰商馆迁移到长崎的人工小岛——出岛上，并禁止其与日本人自由交往，从而形成“锁国体制”。

（二）社会发展与改革

在整个17世纪，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其具体表现为农业进步、手工业兴盛、全国交通发达、城市增加、商业兴旺与豪商的出现等。首先是耕地面积的迅速增加，这主要得益于幕府鼓励开发新田。德川幕府初年，全日本的耕地面积为163万町步，到18世纪初增加到297万町步，增长了82%。其次是农业工具的进步，灌溉用水车、多种肥料的运用、备中锹及千齿机等先进农具的出现均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另外，经济作物得到普遍种植，各藩大名甚至幕府为获得更多的货币收入，允许农民在一定范围内种植经济作物。因此，桑、茶、棉花、麻、油菜、染料等被推广到各地，同时日本也出现了有名的特定农作物生产地区。

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催生了农村家庭手工业以及城镇手工业，在批发商控制下的家庭手工业基础上，甚至出现了手工工场。商品性农业及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和交通的发展，另外，德川幕府实行的参觐交代制和武士居住在城市中的规定也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资的频繁流通。在江户、大阪、京都等大城市，集中了许多大的批发商人和金融商人，并出现了鸿池、三井和住友等著名的商业家族。

进入18世纪以后，幕府财政危机严重，第八代将军吉宗立志改革，其主要改革措施有颁布节俭令、要求各藩大名按照百分之一的比例贡献米给幕府、每年根据收成决定收取地租的方式、鼓励种植经济作物、通过组织流通业的行会来控制米价、命令债权人将抵押过期的土地还给农民等。

1787年，15岁的家齐任11代将军，正值连年天灾、农业歉收、米价暴涨的“天明饥馑”，江户发生了长达6天的市民捣毁米店运动，并迅速波及日本35个城市。幕府老中松平定信决心进行改革，因改革主要是在宽政年间进行的，所以被称为“宽政改革”。首先他颁布严厉的《节俭令》及《弃捐令》，要求节约、免除武士的债务、增加农村人口以及耕地面积、推动开垦荒地和修建水利工程、给予商人专卖权等。

从天保元年即1830年开始，农业连年歉收。1832～1833年，全国的农产品收获量减少一半，饿死者无数，社会动乱不稳，农民起义与市民的捣毁运动接连不断。在大阪地区，富商们趁机囤积居奇，市政官员不仅不救济百姓，反而勾结奸商哄抬物价。信奉阳明学的大盐平八郎在1837年初率其门徒发动武装暴动，横扫五分之一的市区，捣毁富豪住宅及米店等房屋万余间。尽管在幕府大军的镇压下很快失败，但大盐平八郎作为武士在被称为“天下厨房”的大阪发动暴动，同时提出改革幕藩体制的要求，对幕府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1841年8月，水野邦忠担任幕府首席老中，进行“天保改革”。其内容为精简幕府机构人员，推行节俭政策，严禁买卖高价物品；抑制商业和手工业，促进商品自由流通，以期实现物价的下降；禁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并将短期流入城市的农民送还乡里；削弱各藩的经济实力，将江户、大阪周围的大名及旗本所属土地交换为幕府直辖领地；训练洋式军队，制造大炮，防止外敌入侵。

（三）德川时代思想文化

在德川时代前期的学术思想界，儒学占统治地位，尤其是朱子学作为“官学”达到鼎盛阶段。由于朱子学提倡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大义名分论”，深受统治阶级的欢迎。例如奠定德川时代朱子学地位的林罗山认为，“世界万物均有上下名分，人间社会也是如此，君臣父子尊卑贵贱各有其位，不得混淆”，积极肯定身份制社会。三代将军家光设立学塾，教育幕府士族子弟，林家世袭儒官。到五代将军纲吉时，建幕府最高学府昌平黉，并任命林家三代孙风冈为大学头，使林家的私塾成为官学，使朱子学在元禄、天保年间达到全盛。

除朱子学外，同为儒学的还有阳明学和古学。被称为“近江圣人”的中江藤树及其学生熊泽蕃山最初研习朱子学，但逐渐对朱子学产生怀疑，于是将明朝的王阳明学说介绍到日本。他们借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批判朱子学的“知先于行”思想，同时批判现实，主张个人的、省悟的儒学。

古学派的多数学者原来也是朱子学的信徒，后来怀疑朱子学与孔子、孟子的原意多有不同，而改提倡古学，呼吁从孔孟的原著中探索儒学的真意，同时他们也反对阳明学。例如山鹿素行在其《圣教要录》中认为朱子学以及阳明学均不是真正的孔孟精神，只有直接研究孔孟经典，才能恢复先秦儒学的本来面目，山鹿因此受到幕府流放的处分。另外在《中朝事实》中，山鹿素行认为比起明清的“中华”，日本是“中朝”。另一位古学派的创始人伊藤仁斋在京都开设私塾，依据《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讲述经验性知识的重要性。古学派成员还有荻生徂徕、太宰春台等人。荻生主张政治和道德分开，以科学态度治学，反对朱子学的空谈理性，坚持学习历史或“事实”。

早在元禄时代就出现了实证性研究《万叶集》的学者，例如户田茂睡、契冲等。到18世纪后半期，对日本古典的研究扩展到《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历史书籍，逐渐形成了从中寻找日本固有文化及其精神的国学。从师于契冲的荷田春满提倡建立国学学校，其学生贺茂真渊撰写《国意考》《万叶考》等书，探讨未受儒学、佛教影响的日本古代思想。国学的集大成者是本居宣长，拥有门徒近500人。本居不仅提出《源氏物语》的中心思想是“物哀”，而且通过对《古事记》的详细研究阐明日本固有文化，主张排除外来思想，回归古代精神，同时明确规定国学“乃皇朝之学问也”。

兰学本来称西学或洋学，因德川幕府初期实行锁国政策，欧洲科学技术及其知识只能通过长崎的荷兰人传入日本，因而称为“兰学”。1720年，将军吉宗提倡实学，宣布不再禁止与天主教无关的西书。1740年幕府命令青木昆阳、野吕元丈等人学习荷兰语，推动了兰学的发展。1774年，杉田玄白等人翻译《解体新书》，介绍西方的解剖学，是日本第一部大型西洋医学译著。兰学后来从医学、军事发展到各种学科，在日本全国形成了学习西方知识的知识分子集团。到19世纪中期，翻译西方书籍500多部，较为著名的兰学者有杉田玄白、大槻玄泽、高野长英、绪方洪庵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