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近代史

一 列强逐鹿朝鲜半岛与日本势力的增强

朝鲜王朝末期，王朝统治内忧外患。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农民不堪重负纷纷揭竿而起，1862年晋州农民起义达到高潮；国外列强大兵压境，“洋扰”事件接连不断。1864年12岁的高宗即位，其父大院君掌握了国家实权，实行“弊政革新”，以求加强王权、拯救摇摇欲坠的李朝。为彰显王室尊严，大院君不顾国家财政之拮据，命令重建景福宫。大院君倡导“以才择官”“四色平等”，关闭大部分书院，打破安东金氏的势道专政。大院君闭关自守，取消备边司，恢复三军府，以加强国防，抵御外来侵略。大院君的改革并没有能够守住朝鲜的大门。1866年的法国“丙寅洋扰”和1871年的美国“辛未洋扰”事件，是欧美列强叩击朝鲜大门的尝试，也使朝鲜国内强调“开国”的闵妃后党派和主张闭关自守的大院君派之间的斗争日益加剧。

日本则趁机加强了对朝鲜的侵略。朝鲜并不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米生产令日本人垂涎三尺，况且朝鲜又是日本图谋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日本对朝鲜觊觎已久。1875年日本挑起“云扬号事件”。1876年1月16日，由大规模军队护卫的日本代表团在江华岛登陆，以“云扬号事件”为借口强行要求与朝鲜进行谈判。在日本的武力威胁和朝鲜国内主张通商势力的影响下，朝鲜不得不与日本签订《朝日修好条规》，即《江华岛条约》。

这一包括12项主要内容的条约尽管声称“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而实际上日本是要以此否决中国对朝鲜行使宗主国的要求，排除中国的影响，为日本吞并朝鲜扫清道路。《江华岛条约》还规定朝鲜在20个月内开放釜山和另外两个港口，并允许日本人在朝鲜指定的港口设立领事馆。朝鲜王朝沉重的大门由此而被强迫打开。

开港后，朝鲜兴起了以开化派为主导的改革运动。所谓开化，即开明化、文明化，是指先觉者试图教导无知的大众并将其引到文明阶段，与西方启蒙的概念异曲同工。开化的概念最初由日本传入朝鲜，但影响朝鲜开化思想形成的主要书籍则是中国清末学者魏源的著作《海国图志》、福建巡抚徐继畲的著作《瀛环志略》、黄遵宪的《朝鲜策略》等。从国王到臣民，开化思想在李朝末期渗透到整个朝鲜社会，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朴珪寿、吴庆锡、刘鸿基、金玉均、朴泳孝、李东仁、徐光范等。根据韩国著名的开化史学者李光麟的研究，开化思想的内容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开化”作为与“开国”意义相同的概念使用，将应该具备海外知识看作开化思想；第二阶段是19世纪80年代，演变为接受所谓外国技术以实现国家富强的思想；第三阶段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倡导国家独立和国民权利。

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原则，朝鲜派“亲善使团”赴日本进行考察，日本按照欧洲模式建立的种种新体制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81年，朝鲜政府再派人赴日考察行政、军事、教育、工业和技术体制。与此同时，由金允植率领数十人访问中国，研习中国洋务运动中制造和操作西方武器的技艺。开化派还于1883年10月创办了朝鲜的第一份近代报纸《汉城旬报》，评介各国富国强兵的经验，力陈改革朝鲜国政的必要性，为改革制造舆论。

朝鲜开化思想的传播遭遇了保守势力的顽强抵抗。1882年朝鲜爆发反日兵变，大院君站到政治前台，采取陈旧的统治方式，完全抛弃了改革事业。开化运动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兵变在一个月后被清政府派兵镇压，改革派重新掌握实权，朝鲜社会上也形成了积极的改革氛围。但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1882年10月，在李鸿章的一手策划下，清朝与朝鲜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竭力借助近代条约的形式，继续维护屡遭日本挑战的宗藩关系。同时，1882年6月6日，朝鲜与美国签署“通商条约”。1883年11月26日朝鲜同英国和德国签署了修订条约。1884年6月25日，朝鲜同俄国签订通商条约。新条约的签订使朝鲜进一步暴露在资本主义扩张的世界背景之下，朝鲜作为边缘地区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陷入了国际角逐的旋涡。

与此同时，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也更加激烈。闵妃后党仰赖中国的支持独揽国家大权，高宗摇摆不定，开化派的改革运动举步维艰。在此背景下，开化派决定依托日本的兵力牵制清军，通过政变夺取国家政权。1884年12月4日，开化派利用邮政总办洪英植设宴庆祝邮政总局落成之机发动政变，史称“甲申政变”。右营使闵泳翊、外衙督办闵泳穆、内衙督办闵台镐、吏曹判书赵宁夏、前营使韩圭稷、左营使李祖渊、后营使尹泰俊等诸多保守派要员被刺杀，开化派一度掌握了政权，成立了以稳健改革派和开化派为主的新政府，发表了一系列结束与清的隶属关系、废除封建身份等级、发展经济等体现现代化倾向的政治纲领。但是，新政府掌权只三日便告失败。驻朝清军将领袁世凯的出兵干预是政变失败的直接原因，“但最大的败因，则是对计划连原因也不知道便进行反对的一般民众的无知和没有觉悟”。

甲申政变失败后，金玉均、徐载弼等改革派主要成员逃往日本避难。在随后朝鲜与日本两国政府关于日本公使介入政变的交涉中，朝鲜处于下风，不仅未能深究日本公使的责任，反而要赔偿其损失。1885年双方签订的《汉城条约》规定，朝鲜修国书致日本表明谢意，为被害日本家属提供抚恤金，重建日本使馆和兵营，由朝鲜支付建筑费用。

《汉城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又加紧与清政府谈判交涉甲申政变中两国军队发生冲突的问题。双方于1885年4月签订《天津条约》，主要内容包括：（1）自条约签订4个月内，中国撤出驻朝鲜的军队，日本撤出护卫公使馆的军队；（2）朝鲜军队由朝鲜政府聘请数名外国武官进行演练，中日两国不得派员教练；（3）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或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派兵，应先照会另一方，事情办妥，立即撤回，不得留驻。《天津条约》的签订，是日本政府外交讹诈的又一“成果”，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重大让步使日本取得了与清相等的地位和权利。但日本的野心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满足。

随着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政治渗透和经济侵略的加强，日本产品及其转销的欧美产品对朝鲜的传统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同时，由于日本对朝鲜粮食的需求逐步上升，朝鲜出现了粮食大量外流的情况，农民的处境日益艰难，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东学革命是这一轮农民革命的代表。崔济愚的东学学说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吸引了大批为贫困所迫的农民。1892～1893年，全罗道和忠清道发生了大规模的东学集会和示威。1893年年初，约两万名东学信徒在忠清道举行报恩集会，教徒们的要求不再仅仅停留在为“教祖申冤”上，而是要“扫破倭洋”、反对封建势力，开始反映农民阶层的政治要求。1894年，在全琫准等人的领导下，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起义军大败政府军，占领了全罗道的首府全州城。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获胜的日本加强了对朝鲜事务的干预。借助镇压此次农民战争，日本在朝鲜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逐步被日本取代。

面对日益加重的内忧外患，朝鲜政府也做出了改革的尝试，史称“甲午更张”。改革派核心人物金弘集认为，大抵更张云者，即政法之病弊，变而通，以合其宜，即时措之义也。汉臣之言曰，琴瑟不调，则必解而更张之，以此调琴，谕理国也。1894年7月，高宗任命金弘集为领议政，并成立军国机务处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和立法机关，亦由金弘集兼任总裁。日本出于侵略朝鲜的目的，继续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在随后近3个月的时间里，军国机务处公布了多达208条改革措施，涉及行政、教育、产业发展、对外政策等方方面面。诸多改革措施符合朝鲜的发展方向，表达了朝鲜政府和民众要求自强、独立的愿望。尽管日本曾敦促朝鲜进行改革，但其并不希望看到朝鲜真正现代化，当朝鲜政府改革的努力触及日本在朝鲜的利益时，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干涉阻挠改革的进行。不久，金弘集及其同僚被排除出政界圈子，军国机务处也被关闭，“甲午更张”匆匆结束，但其对触动朝鲜传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和启蒙民众，还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895年11月15日，朝鲜改用公元纪年，定年号为建阳，以1896年为建阳元年。1897年8月，改年号为光武。10月12日，高宗李熙改国名朝鲜为大韩帝国。

与此同时，以徐载弼为首的开明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对国民的启蒙教育。1896年4月，在内政大臣俞吉浚的支持下，徐载弼创办了用朝鲜文和英文出版的《独立新闻》，向民众传播国内外新闻、现代科学和西方思想，点评政府的各项政策，要求政府阻止外国势力增长、保障国家主权。1896年7月，徐载弼参与创建了独立协会，凝聚了一大批锐意改革和为争取独立斗争而不懈追求的人士。独立协会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成为反抗日本侵略、领导朝鲜独立斗争的旗帜。

为实现吞并朝鲜的目标，日本政府加紧了对朝鲜的侵略。1895年10月，日本公使三浦梧楼等策划杀死了亲俄的闵妃，并焚尸以掩盖罪证。尽管对日本的暴行十分愤慨，但欧美列强将日本在朝鲜的军事存在视为对俄国威胁的制衡，以阻止俄国向南扩张。且此时英国、美国等列强殖民渗透的主要目标在中国、东南亚等地，对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的朝鲜半岛没有多大的兴趣。1905年7月29日，日本与美国秘密签订了《塔夫脱—桂太郎协定》，日本承认美国在菲律宾的特殊地位，作为交换，美国承认日本在韩国拥有特权。日本和英国于1905年8月12日签订了《第二次英日同盟条约》，其第三条规定：“日本国在朝鲜拥有政治上军事上及经济上之卓越利益，英国承认日本在朝鲜为保护及增进此类利益，有采取其认为正当及必要之措置，以行指导管理及保护之权利，惟此项措置须不违反各国商工业机会均等主义。”正是在这种险恶的国际利益交换中，日本侵略朝鲜的图谋得到了欧美列强的支持，其野心进一步膨胀。

1904～1905年，日本和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而发生战争。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这场胜利极大地助长了日本侵略亚洲的嚣张气焰，俄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被大大削弱。根据日俄1905年签订的《朴次茅斯条约》,“俄国政府承认日本国于韩国（此时朝鲜国号已改称‘韩国’——编注）之政治军事经济上均有卓绝之利益，如指导保护监理等事，日本政府视为必要者即可措置，不得阻碍干涉”。

如此这般，美国、英国和俄国对日本侵略韩国给予了国际默认。

在《朴次茅斯条约》生效后，日本立即派伊藤博文到韩国，迫使韩国政府于11月17日与其订立第二个韩日条约，即《乙巳条约》。《乙巳条约》以“保护”的名义完全剥夺了大韩帝国的外交权，实际上是把国家的统治权交给了日本统监。根据这项条约，日本在韩国设立统监府来实施殖民统治，这是日本吞并韩国的关键步骤。日本开始以“保护”韩国之名行殖民之实。

1906年2月1日，日本在汉城设置统监府，并任命伊藤博文为首任统监。“统监府本来是以管理大韩帝国的外交事务为借口而设立的，但日本又在它的内部设置了警务部、农产工部、总务部等部门，实际上掌管全部内政外交。”韩国完全陷入日本的控制之下。统监通过所谓“朝鲜管理改进委员会”强迫朝鲜政府在财政、银行、农业、林业、采矿、交通、教育、文化、法学、安全、地方行政和王室等方面进行改革。

1907年7月，日本逼迫高宗退位，其子李拓继位，是为纯宗。7月24日，日本迫使韩国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该协约的签订使日本完全控制了韩国的内政、司法等大权，韩国军队随后被解散，韩国货币也被纳入日本货币体系。1910年6月，日本迫使韩国签署《警察权让渡条约》，日本在韩国创立了宪兵体制，任命日本宪兵司令兼任韩国警察总监。1910年8月22日，日本统监寺内正毅和韩国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签署《日韩合并条约》，称“韩国皇帝陛下将关于韩国之一切统治权，完全永久让与日本国皇帝陛下。日本国皇帝陛下允受前条所举之让与，且允将韩国全然合并于日本帝国”。8月29日，公布《日韩合并条约》，同时发布《日韩合并宣言书》，日本天皇发布诏敕，废韩国国号，设置朝鲜总督府，前日本统监寺内正毅出任第一任总督。

二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

大韩帝国于1910年因日韩“合邦”而告灭亡，朝鲜半岛沦为日本帝国的一个地区，被称为“朝鲜”。与“合邦”前的殖民政策不同，日本不再把朝鲜当作“殖民飞地”不负责任地进行资源掠夺和商业渗透，而是要采取“整合”的政策，将朝鲜这块“新领土”全面纳入日本帝国体系之内。但是，尽管有“合邦”之名，朝鲜仍被置于日本宪法的适用范围之外，朝鲜人甚至连最基本的人权都得不到保障。

日本对朝鲜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10年至1919年，是占领和取代阶段，或称为“军事专制”阶段。在这个时期，日本为镇压反对殖民的义兵斗争和爱国启蒙运动，禁止一切军事活动、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在专制、恐怖的气氛中构筑日本殖民统治基础，对朝鲜实行全方位的“日本化”。在日本的残酷统治下，朝鲜人民的民族抵抗运动前仆后继。1919年3月1日爆发了全国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三一”运动在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运动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三一”运动是“他们民族政治的基石，是他们历史上少有的几次为人们所分享和贴切感受的光荣事件之一。因为他们第一次在一种信念下联合起来，而未被追逐权力的斗争所分裂”。

第二个阶段从1919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所谓“文化政治”时期。日本在镇压“三一”运动的过程中屠杀了不少西方传教士，引起英美等国的愤慨，日本也意识到只凭借武力统治已经无法有效地控制朝鲜，便被迫放弃了强硬控制和同化措施，转而推行“文化政治”，允许办报、集会和结社等，经济上允许日本自由资本进入朝鲜，朝鲜的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第三个阶段从1931年至1945年光复，是“强制性整合”和工业发展时期。随着日本日益法西斯化，日本对朝鲜采取了比“军事专制”阶段更为严酷的统治：废除朝鲜文字，强制进行“创氏改名”。出于侵略中国的战争需要，日本在30年代急速推进朝鲜的工业化，特别是军工生产。

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中，日本人强加给朝鲜人民沉重的奴役和剥削，也带来了现代经济因素和西方文化，两者交织在一起很难区分。为侵略朝鲜，日本很早就有目的地向朝鲜移民。1882年移居朝鲜的日本人有3622人，1905年达42460人，1910年总督府设立时达到171543人，1940年则上升至708448人，相当于朝鲜总人口的3.2%。移居朝鲜的日本人占据了朝鲜的官僚机构和农工商业高层部门，成为朝鲜社会金字塔的塔尖部分，以日本人的方式全方位地改造和同化朝鲜。

政治方面，尽管日本在朝鲜沿袭和利用了李朝的官僚体制框架，但借助于现代的警察和法律制度，总督府的统治更具强制性、更加冷酷和无人性。总督府的行动具有明显的军事化色彩，有单纯的、明确的目标，利用其高效率的、强大的官僚机器强行推进改革，不惜一切代价地完成其既定目标。尽管改革的内容与“甲午更张”基本一致，但有了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推动，改革更具强制性。现代法律制度、税收制度、城市商业化、农业优良品种等现代化的因素被强行植入朝鲜社会肌体内。

经济方面，日本总督府首先进行了“土地调查”。土地调查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土地所有权是国家征税的重要基础，总督府要征税就必须掌握朝鲜土地的基本情况，并尽可能地扩大税基。为军事目的计，摸查朝鲜的地形情况也相当重要。由于同化殖民的需要，日本大量地动员本国农民来到朝鲜，而这些新增农业人口需要大量土地，除了从朝鲜人手中掠夺别无他法。以官方的名义进行的土地调查，就是一场“合法”的掠夺。土地调查主要包括3项基本内容：土地所有权调查、土地价格调查和军事地形调查。1910年总督府设立“临时土地调查局”, 1912年颁布土地调查法，要求所有人在规定时间内呈报登记其所拥有的土地。到1918年12月，庞大的土地调查工作基本完成，耗资约为2040万日元。

朝鲜人对将他们拥有的土地向日本总督府申报深感不安，对土地登记的程序也不甚了解，许多农民没有及时去进行土地登记。结果，无人登记的土地被总督府没收，以前拨给宫内府或各种官府的宫庄田乃至驿站的驿屯田也都自动成为总督府的财产。这样，到1930年，总督府占有的农林土地面积达888万町步，占朝鲜全部国土面积的40%。总督府将部分掠夺来的土地卖给“东洋拓植株式会社”“南满铁道会社”等新财阀。由于土豪的霸占或自己不敢去登记，大批农民在土地调查中失去耕地。加上土地兼并和农业高利贷等的影响，大量自耕农失去土地而沦为佃农甚至是火田民。1913～1945年，朝鲜自耕农占全部农户的比例由22.8%下降到14.2%，而与此同时佃农的比例则由41.7%上升到69.1%。1916年火田民约为25万人，而到1927年则增加至近70万人。据称，到1936年火田民的数量超过了150万。与此同时，大批朝鲜农民逃往中国东北以及日本。到1940年，有大约145万朝鲜人迁移到中国东北。到1941年，有大约147万朝鲜人被迫迁移到日本。

由于大量日本自由资本进入朝鲜，朝鲜的工矿业在20世纪30年代有了较大的增长。1939年，朝鲜产业结构中农业产值占GNP的比重为42%，工矿业比重为45%，涌现出一批新的工业区和现代工厂。1910～1945年，朝鲜的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5%。但是，这种快速的增长带有明显的畸形性，主要是为了满足日本扩充军备、侵略中国的需要。根据日本的战略布局，朝鲜半岛北部主要是重工业区，南部则主要是轻工业和农业区。这种产业布局的局限性在光复后南北单独建国的情况下立刻显现出来。1948年韩国宣布成立新政府后，北方断绝了对南方的电力供应，整个首尔一片漆黑。

文化方面，在“合邦”前，朝鲜也试图接纳现代的教育模式。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展示了欧洲式的现代教育。朝鲜政府于1895年颁布了首尔师范学校、外国语院校和小学教育条例，于1899年颁布了医学院、中学以及商业和技术学校条例，由此为现代教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04年，朝鲜（大韩帝国）政府扩大了商业和技术学校的范围，把农业学校也包括在内。与此同时，设立了一批学习日语、英语、法语、汉语和德语等的外国语学院。在一些专科学校中，开设了诸如采矿、法律、邮政和电力等领域的课程，为政府各部门培养专门的技术人员。“合邦”后，总督府强制性地把日本的教育体制移植到朝鲜，推动朝鲜的教育扩张。1912年，朝鲜在校小学生4.5万人，1922年达到23.6万人，1942年达169.5万人。1945年朝鲜在校中学生8.4万人，大学生0.8万人。教育扩张的速度超过其他社会指标变化的速度。1944年，朝鲜半岛南部1700万人口中，识字率高达57%。这在不发达国家中是相当高的。

为“同化”朝鲜，遏制其人民的独立意识，日本殖民当局从1938年开始禁止朝鲜人使用朝鲜语，强迫朝鲜割断既有的文化联系，违反者面临被逮捕的危险。据称，在1910年对有关朝鲜历史地理书籍的全国性搜查中，有20万～30万册书籍被没收烧掉。查禁书籍的范围包括民族英雄的传记和有关独立、国家的诞生、革命等外国书籍的朝文译本等。朝鲜的本土文化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在1919年“三一”运动后，朝鲜国内报刊业有了一定的发展。1920年开办的3家报纸《东亚日报》、《朝鲜日报》和《时事新闻》，积极推广朝鲜语言的使用，并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和美术等传统领域以及在传播国外消息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抨击日本殖民政策、提高民族觉悟发挥了重要作用。1921年12月，朝鲜语学会成立，旨在通过研究朝鲜语促进对下一代的教育。《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以及一些月刊对朝鲜语运动予以全力合作。这个学会于1933年确立了朝鲜语的新拼写法，并使朝鲜文字和翻译外国词汇标准化。此间一批朝鲜史学家也积极致力于朝鲜文化的保存与发展。朴殷植、申采浩、安在鸿、郑寅普、宋相焘等学者都留下了重要的作品，激发了国人的独立和爱国主义精神。

概括而言，在殖民统治时期，日本在短时间内把大量的现代事物强加给朝鲜，并按照日本的战略构想整合朝鲜半岛。一方面，这种在外来压力下的强制性现代化，缩短了社会缓慢进化的时间，客观上造成了朝鲜的追赶型发展。但另一方面，殖民统治极大地损害了朝鲜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摧残了民族文化，超出了社会的承受能力，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三 朝鲜民族的独立抗争

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引起了朝鲜人民的强烈反抗。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三一”运动为起点，发展为20世纪20年代前期的临时政府活动以及各地区的武装斗争；第二个阶段是20年代后期朝鲜本土波澜壮阔的工农运动和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作为民族联合战线运动的国外“唯一党运动”及“新干会运动”；第三个阶段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化和共产国际指示朝鲜共产党解散及重建为契机，展开了国外的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及武装游击战争和国内的共产党重建运动及革命的工农运动，还有建国同盟的建立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受一些国家宣告独立的鼓舞，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日益高涨。在上海，新韩青年党的吕运亨、张德秀、金奎植等人积极谋求外交独立。在东京，朝鲜留学生积极行动起来，1919年2月8日，留学生们向各国驻日使领馆、日本国会议员、各报社、杂志社等发出《独立宣言》和《决议书》，留日学生独立运动进入高潮。在国内，汉城等地的青年学生积极联络，秘密筹划联合行动。1919年1月22日高宗之死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提供了契机。3月1日以孙秉熙为首的基督教、天道教、佛教等宗教界民族主义者数十人，聚集在汉城明月馆饭店，发表《独立宣言书》，宣布朝鲜独立，并派人把此书分送给日本政府、朝鲜总督府、巴黎和会以及美国总统威尔逊。随后，他们又给警务总监打电话，告诉对方他们所在的地点。他们想以这种方式表示将采取温和请愿手段达到独立的目的。就在他们举杯庆祝之时，日本宪兵警察蜂拥而至，将他们全部逮捕入狱。

当日，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和市民在首尔塔洞公园举行大规模集会，其间天道教青年郑在镕挺身登台，大声诵读《独立宣言书》，群情激奋，高呼“朝鲜独立万岁”。《独立宣言书》在朝鲜民族独立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其主要内容如下：

吾等兹宣言：我朝鲜之为独立国，朝鲜人之为自由民，以此告于世界万邦，而阐明人类平等之大义；以此诰于子孙万代，而永有民族自存之政权……

丙子修好条规以来，时时种种食金石之盟约，日本之无信固可罪也。学者于讲坛，政治家于实际，视我祖宗世业以殖民地，视我文化民族以土昧人，徒快征服者之贪欲而已。无视我久远之社会基础，卓越之民族心理，日本之无义固可责也…… 当初两国并合非出于民族的要求者，故毕竟并合之结果，以姑息的威压与差别的不平…… 明矣今日吾人之谋独立，使朝鲜人获逐正当之尊荣也，并使日本人救出邪路全其支持东亚者也，使中华人脱免于梦寐不安之恐怖也，且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以东洋平和为重要一部，则朝鲜独立这必要之阶段……

吾等今兹奋起矣！良心与我同存；真理与我并进。无论男女老幼皆活发奋起于阴郁之古巢，与万汇群象得遂快之复活，千百世祖灵佑我于冥冥，全世界气运为我外护，着手即成功也。第向前头之光明，而蓦进也哉。

“三一”运动爆发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平壤、仁川、元山等地也爆发了群众性示威游行。起义人民捣毁殖民统治机构，袭击日本公司，拒纳租税，还用木棒、斧头等同日本军警搏斗，惩处卖国贼。总督府调动大批军警采用野蛮屠杀手段镇压独立运动。起义失败后，朝鲜各派政治力量在国内外继续展开各种形式的反日运动。比较重要的3支政治力量是：海参崴的大韩国民会议、上海的临时议政院以及“首尔政府”。三方达成妥协：承认韩国国内13个道的代表所创设的“首尔政府”的正统性，李承晚任临时总统；“海参崴政府”的代表李东辉任国务总理；政府暂时设于上海，承认上海政府实施的行政有效，现政府阁员总辞职，由“首尔政府”选任的阁员接任；政府名称确定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这是一个确立了“首尔政府”的正统性的上海临时政府，是左翼和右翼、坚持武装斗争和坚持外交独立战线的暂时妥协。自1919年宣告成立到1945年，先后领导过临时政府的人有李东宁、李承晚、金九、赵素昂、金奎植、李始荣、李范奭等40余人。临时政府在领导体制上先后经历了国务总理制、大统领制、国务领制、主席制、主席副主席制等，并先后5次修改宪法，该政府之不稳定状态可见一斑。后来，由于左翼力量的退出，临时政府演变成为以外交独立为中心的右翼政府，但是，在外交上成绩寥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流亡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开始加紧与美国进行接触。1941年12月，在美国对日宣战后，临时政府也对日宣战，并通过李承晚要求美国承认临时政府并支援光复军。李承晚致信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指出：如果美国支持临时政府，光复军可扰乱日军后方，也可防止苏联对朝鲜半岛的占领。美国对临时政府的情况知之甚少，因此主要参考中国和英国等盟国的意见。美、英、中三方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朝鲜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在内部派系斗争平息并形成统一的力量之前，不存在正式承认任何一个派别的可能性。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晤并发表《开罗宣言》，关于战后的朝鲜问题，《宣言》中指出：“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实现独立。”1945年2月，罗斯福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也讨论到包括中国、英国等在内的战后对朝鲜半岛的托管。美国坚持认为，由于长期的日本殖民统治，朝鲜人没有机会担任比较重要的职位，缺乏基本的行政管理训练，因而无法管理自己，只能被盟国托管。1945年6月5日，美国代理国务卿明确向李承晚表示，临时政府以及其他朝鲜组织并不具备作为一个统治当局得到美国承认的必要资格，临时政府从未在朝鲜的任何地区行使过行政权力，也不能被认为是代表今天的朝鲜人民，在海外的追随者也很有限。美国政府与此类组织接触的基本政策是：避免采取在盟国获胜后可能妨碍朝鲜人民选择政府最终形式以及人选的权利的政策。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重申了履行《开罗宣言》中关于朝鲜独立的决定，8月8日，苏联也加入该条约。8月9日，苏联远东军出兵参加对日战争，势如破竹。8月11日，苏联军队登陆占领朝鲜的雄基，随后攻占罗津、清津，并继续向南挺进。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正式宣布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