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后在纽约开始成为一名年轻律师那一刻起，汉密尔顿就是社交界的活跃人物：尽管他衣着并不过分浮华艳丽，但却整洁而时髦。他的账簿反映出他对时尚的关注，他会定期到一个法国裁缝那里去，在汉密尔顿的肖像画中，能看到他衣着的精美。在一幅画像中，他穿着一件有双排黄铜纽扣的对襟上衣，金边的翻领，脖子上优雅地系着一个有褶饰边的蕾丝饰带。一名法国历史学家评论说：“他属于这个穿着丝质的长筒袜并系着漂亮的鞋扣的讲究文明举止的时代。”[1]对自己那红棕色的头发，他像廷臣在觐见国王时的要求一样。他的儿子詹姆斯记录了汉密尔顿每天与理发师之间的习惯：“我回想起在纽约时到我父亲办公室的情形，那时他一般都在理发（这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他后面的头发很长，被编成一个棒状的大辫子，然后用一条黑色的丝带系起来。他前面的头发则抹着润发油，搽上粉，然后不停地梳来梳去。”[2]许多给汉密尔顿画过肖像画的艺术家都注意到了他红润脸颊上洋溢着的静谧微笑，以及他那双折射出睿智的思想、愉悦的心灵和坦率的个性的湛蓝双眸。他的五官轮廓十分清晰，尤其是高挺的鼻梁和坚毅的下巴，使他的脸庞显得与众不同。他的家人认为詹姆斯·沙普尔斯画的一个轮廓——而不是肖像——是所有画像里面与汉密尔顿本人最相似的。
汉密尔顿的朋友对他的魅力大加赞赏。与他一起拥护联邦制的盟友费舍尔·埃姆斯谈起他的为人处世时称赞说：“一个真真正正的朋友……他影响了我一生。”[3]詹姆斯·肯特法官说，汉密尔顿“有一种非常亲切、慷慨、温柔而又仁慈的性格，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朴实简单的人，让人没法不喜欢、不尊敬、不赞美他”。[4]然而近距离的观察者也发现了某些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汉密尔顿的性格非常善变，能从严肃庄重迅速转变为欢笑高兴。波士顿律师威廉·苏利文记录了他脸上的表情变化：“休息的时候，他脸上是一副严肃思考的表情，然而谈话的时候，立刻就换成了一脸吸引人的微笑。”[5]这种严肃与顽皮的混合体正是他的本性所在。在汉密尔顿的孙子的记录中，他的个性是“咄咄逼人的侵略性和无限温柔的友善的混合体”。[6]
在那几年，汉密尔顿的大多数业务都是来自于纽约律师俱乐部式的小圈子。1786年，纽约的姓名地址名录在标题“律师、庭审律师和公证人”下列出了大约40个人，许多亲英派律师的离去为那些有能力、野心勃勃而且年纪尚轻的人扫清了道路，这些人中就包括亚伦·伯尔、布罗克霍斯特·利文斯顿、罗伯特·特鲁普、约翰·劳伦斯和摩根·刘易斯（Morgan Lewis）。他们经常一起出入法庭。大多数时间他们都是和法官们一起忍受简陋的马车，经过偏远且崎岖不平的道路，完成巡回审判的工作。他们住在拥挤的、充满烟熏味道的小旅馆里，经常不得不共用一张床，于是久而久之，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在许多政治斗争之后，仍能保持的同志友谊。
汉密尔顿经手的案件大多是民事纠纷，刑事案件比较少。他与巴尔塔扎尔·德哈特（Balthazar de Haert）一起开了一家合伙律师事务所，在三年的共事期间，德哈特既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业务经理。尽管他自己也是刚刚通过了律师考试，但汉密尔顿依然提出大量的项目来训练和指导这位有抱负的年轻律师。汉密尔顿先后培养过许多名人的儿子，其中就包括约翰·亚当斯的儿子。作为一个严厉的老板，汉密尔顿对那些年轻的属下要求甚严。一名直接从耶鲁招来的新培训生德克·坦恩·布罗克（Dirck Ten Broeck）给他以前的同学写过一封意志消沉的信，谈起了给这个精力充沛的人当助手的不易：“现在，我忙于学习法律，不能享受曾经离我如此近的幸福，要学好法律就要牺牲我所有可能的娱乐，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应用……对我来说，大部分时间都是压力重重的。”[7]
虽然后来散布的流言蜚语说汉密尔顿偷偷接受了英国人的贿赂，但相对而言，他对金钱的态度似乎很淡漠，许多同时代的人都对他那相对低廉的收费表达了惊愕。德·拉·罗奇福考尔德公爵评论汉密尔顿说：“对钱不太感兴趣，这虽然在任何地方都是少有的，但在美国就更加罕见了。这也是大家都认同的汉密尔顿先生的显著特点之一。尽管他近来的业务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但我听他的委托人说，他们对汉密尔顿唯一的建议就是他应该大幅提高收费。”[8]罗伯特·特鲁普说，如果委托人给的费用比汉密尔顿自认为应当收取的多，那么他就会拒绝接受。而且汉密尔顿更赞成以仲裁或者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而不是诉讼。
汉密尔顿的儿子詹姆斯讲述了两个事件来表明他父亲在法律上的审慎。有一个案例，一个长岛不动产的指定遗产执行者试图让汉密尔顿保护他免于被其他的继承人起诉。为了笼络汉密尔顿，这个人在陈述案子前把一堆金币放到汉密尔顿的写字桌上。当他这么做之后，“汉密尔顿又把金子推还给他并说道‘我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帮助你。带上你的钱，回家去吧，别拖延时间了，与其他继承人协商解决吧，因为公平地讲你确实应该这样做’”。[9]另一次，他断然拒绝了一个名叫戈文内尔的先生的生意，因为汉密尔顿发现对方蔑视律师行业，这个人把虚报开支的做法称为“如同律师的行为”。在一封言辞犀利的短信中，汉密尔顿谴责戈文内尔，说他的行为“不会让这个行业里的任何人感到高兴，并且任何一个明理的人都应该拒绝与他合作”。[10]
作为生活在一个活跃的港口城市和金融中心的律师，汉密尔顿要处理数不清的涉及汇票和海上运输保险的诉讼，他也喜欢受理那些涉及宪法重大争议的案子。汉密尔顿并不是一个带着像云彩一样光环的毫无人情味的律师。有些时候，在某些刑事诉讼中他会代表穷人的利益，无偿为他们提供服务。他有一个无可救药的弱点，那就是会尽一切力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女性。1786年12月，他为被指控偷了风扇、缎带和其他一些贵重物品的未婚妇女巴巴拉·兰萨默（Barbara Ransumer）做辩护。汉密尔顿回忆道：“我问她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话，她回答说没什么要说的。”[11]与许多律师不同，汉密尔顿通常只为自己认为清白的委托人辩护，但是在兰萨默一案中他违背了自己的原则。汉密尔顿的当庭演说充满了对被告的同情，最终说服陪审团判她无罪。汉密尔顿后来总结说：“女人们是柔弱的，她们需要男人的保护。在这个问题上，我尽量唤醒陪审团的同情心，最终我成功了，使她得到了一个‘无罪’判决。不过从那之后，我就决定再也不接手我确信不应该赢的案件了。”[12]同一年，汉密尔顿为乔治·特纳做辩护律师，特纳被指控“参与决斗、斗殴、扰乱和平”。这再一次表明了汉密尔顿很可能并不像他后来所表现出的那样反对决斗。[13]
汉密尔顿被认为是共和国最早从事律师事务的人之一，所以他在纽约十分出名。曾看到许多法学泰斗在法庭上打过交道的安布罗斯·斯潘塞法官（Ambrose Spencer）称赞汉密尔顿是“这个国家培养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从推理能力来说，汉密尔顿和大律师、连续担任三届国务卿的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不相上下，再也没有人比他们更好；在创造力上，汉密尔顿则比韦伯斯特还要出色”。[14]后来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也热情洋溢地赞美汉密尔顿：“我听塞卿尔·德克斯特（Samuel Dexter）、约翰·马歇尔和罗伯特·R．利文斯顿说，汉密尔顿的思想高度是他们望尘莫及的，和他在一起他们就像是小学生一般。煤油灯怎么能和正午太阳发出的光芒相比呢？”[15]
这种传奇般的名誉的来源到底在哪里呢？汉密尔顿喜欢在法庭上制造戏剧性的效果。他的声音悦耳动听，他的眼神似乎能催眠别人，他的演说激情澎湃……他让所有听众为之倾倒。1785年1月，法学家詹姆斯·肯特目睹了汉密尔顿与州首席法官罗伯特·利文斯顿对战法庭。利文斯顿在一桩诉案中为自己辩护，以求在哈得孙河南部广阔的地产之外额外获得一些土地。作为纽约最有权势的家族中的一员，利文斯顿个子很高，充满自信，举手投足总有一副天生的贵族气派。相比之下，汉密尔顿的风格似乎接近狂热。“他看起来在紧张地思考，”肯特回忆道，“他不停喃喃自语，在利文斯顿向法庭致辞期间，他运笔如飞。当利文斯顿讲完之后，他庄严地起身，高谈阔论约两个小时，将自己的观点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他讲话流畅生动、充满热忱、声情并茂。”[16]
汉密尔顿的演讲能力丝毫不逊于他的写作能力。在纽约的法庭上，汉密尔顿的肺活量或许是最大的，他能够口若悬河地说上几个小时。但是有一个思如泉涌的大脑也并非总是好事。罗伯特·特鲁普抱怨说，滔滔不绝的汉密尔顿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我曾告诉过他，即使迎头痛击了对方，他仍不会满足。直到让对方哑口无言时，他才肯善罢甘休。”[17]特鲁普还推测说，后来公共事务分散了汉密尔顿的精力，以至于让他再没有机会深入研究法律。这种说法有可能是对的。另一方面，琐事缠身也迫使汉密尔顿不得不避轻就重、直击要害。“对其他人而言，法律是一个职业，而对他而言，法律是一门科学。”费舍尔·埃姆斯说道。[18]汉密尔顿总是迫使对方律师走进自己的节奏：以详尽地解释条款为开端，然后陈述一长串判例。他在法庭上经常援引权威的法学著作和拉丁文献。汉密尔顿的知识来源包罗万象、神秘莫测。曾经整理汉密尔顿法学文集的法律编辑小朱利乌斯·戈贝尔评论说：“汉密尔顿的阅读并不局限于英国法，因为除了引用基本的罗马法原文之外，我们还发现他征引了一些其他国家法律学者的作品，比如法国法学家让·多马（Jean Domat）、荷兰人阿诺尔德·维纽斯（Arnold Vinnius）以及西班牙人安东尼奥·佩雷斯（Antonio Pérez）等等。”[19]
一种在法律事业上友好的竞争关系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亚伦·伯尔之间产生了。有时他们会在同一个组工作，更多时候是为对立的双方工作。汉密尔顿从不会把政治上的不和带到宴会和休息室里，因此他是诚挚地和伯尔交往的。后来，汉密尔顿说在他与伯尔的早期关系中，“在政治上总是相对立的，但也总是能和睦相处。我们在同一时间开始从事法律事务，政治立场却不相同。伯尔招呼我跟随他的立场，而我则建议他和我站在同一战线。我们总是不能达成一致”。[20]伯尔的朋友托马斯·特拉克斯顿（Thomas Truxtun）证实了他们这种在非政治事务上的和谐：“我在他们两个人身上总是能发现这种性情，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能让相处的时光变得令人惬意……在他们彼此的家中和朋友家中都是如此。”[21]伯尔和汉密尔顿还在彼此的家中共进晚餐，伯尔的妻子西奥多西娅还拜访过艾丽萨。在1786年，这两个人还帮助佛兰特布斯的伊拉兹马斯霍尔学院筹措资金，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兹马斯霍尔中学的前身，今天这个中学已经成为纽约州最古老的中学了。
许多不可思议的巧合出现在汉密尔顿和伯尔的生活中，然而这两个人的出身却是截然不同的。伯尔体现了当时在美国已经存在很久的贵族政治，汉密尔顿则是体现了新生的精英政治。伯尔在1756年2月6日出生，比汉密尔顿晚一年，他一直为拥有杰出的血统而感到自豪。他的外祖父是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是受人尊敬的加尔文教派的神学者，新英格兰最主要的传教士。爱德华兹的第三个女儿埃斯特（Esther）嫁给了老亚伦·伯尔牧师，一个正统的学者和神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
亚伦·伯尔本来应该拥有一个安全而无忧无虑的孩童时代，然而却忽然陷入了恐怖之中。伯尔出生的时候，新泽西学院正在从内瓦克搬往普林斯顿，1756年的年末，他们一家人居住在给校长的新房子里。而后发生了一系列不幸的事情。1757年9月份，42岁的老亚伦·伯尔突然去世，五个月后，由他的岳父乔纳森·爱德华兹代替他担任了校长。在到任后不久，爱德华兹获悉他自己的父亲，一位康涅狄格州的牧师也去世了。后来普林斯顿受到天花的侵袭，爱德华兹也因为接种不及时感染了天花，在来到普林斯顿两个星期后离世了。再然后轮到了伯尔的母亲埃斯特，她也因为天花而病倒了，两周后随她的父亲而去。威廉·希彭医生（Dr. William Shippen）把成为孤儿的伯尔和他的姐姐带到了自己位于费城的家中。当外祖母爱德华兹来接回两个孩子的时候，她又感染了恶性痢疾，很快也去世了。这样一来，到1758年的10月份，年仅两岁的亚伦·伯尔就已经失去了父亲、母亲、外祖父、外祖母和外曾祖父。尽管伯尔的脑海中对这些可怕的往事压根就没有任何记忆，但他同汉密尔顿一样，是让人同情的孤儿。
伯尔从小是跟着他的舅舅，尊敬的牧师蒂莫西·爱德华兹（Timothy Edwards）在马萨诸塞州的斯德克布雷德和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镇长大的，他待过的那个长老会学院也是后来汉密尔顿学习过的地方。13岁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伯尔迅速成为一名一流的学者，在毕业典礼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建造空中楼阁”的演说，极力反对把精力浪费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上面。伯尔跟随他的姻亲兄弟，康涅狄格州的法理学家泰平·里夫学习法律，随后在独立战争中英勇奋战。
和汉密尔顿一样，穿着讲究的伯尔也给人一种文雅的印象。他有一双熠熠生辉的黑眼睛、丰满的嘴唇以及十分明显的弯眉毛。他机智幽默，彬彬有礼，沉着冷静，对男人和女人都有一种无法抵挡的魅力。尽管后来他曾对杰斐逊的支持者阿谀奉承，但伯尔自始至终都没有表现出某种贵族的傲慢自大、享乐主义倾向，他极其鄙视热心赚钱的孜孜求利者。他认为只有自制克己，才能够学会如何去管理他人。由于这种不受外界影响的泰然自若，他更愿意做一个倾听者而非一个说话的人。汉密尔顿容易激动，而伯尔却总是把自己的感情隐藏在一副高深莫测的外表下。当有人为违法作恶行为开脱时，伯尔就会冷静地说：“不要道歉或者是解释。我憎恨它们。”[22]与汉密尔顿不同，伯尔可以长时间地把委屈和不平埋在心底。
终其一生，汉密尔顿对缺点过错从来都是坦率直言的。而伯尔却是一个死不开口的保密者。伯尔对自己像斯芬克司一样的名誉引以为荣，他曾以第三人称描述过自己：“他是一种严肃、沉默而又奇怪的动物，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由什么构成的。”[23]作为一个政治家，伯尔常常和某个人说过一次话后，就用一种隐秘的方式与之联系。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伯尔就给他姐姐和同学写带有密码的信，而且从来没有放弃这种自我保护的习惯。他自己在纸上写东西时也是如此。参议员威廉·普卢默（William Plumer）评论说，“伯尔从未在纸面上表达过真正的自我，这种习惯让他在写作的时候慎之又慎。”[24]正如伯尔曾经告诫他的法律职员时所说的那样，“书面的东西是会被保存下来的”。[25]这种谨慎反映了伯尔作为一名政治家的一个主要品质：他是一个变色龙，在大多数问题上都尽量避免鲜明的立场，故意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他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天才。在他那刻薄的世界里，一切都简化成了戏语。他喜欢用戏谑的口气谈论不幸的事情。“我和你当然会很快死去，”当纽约爆发黄热病时他写道，“但是史密斯太太今天早上刚生了一对双胞胎，因此总人口数量上还是没有发生变化。”[26]相比之下，汉密尔顿写的东西严肃深沉，令人读完之后希望找一些有趣的事情点亮心情。
令人不解的是，亚伦·伯尔有时也会被归入开国元勋之列。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亚当斯、富兰克林和汉密尔顿都留下了汗牛充栋的著作，记载了他们影响深远的渊博学识和思想。他们都在为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相比之下，伯尔的编辑倾尽全力，也才整理出两卷信件集，而且其中许多信都是闲聊、杂谈、奇闻轶事以及他自己做的那些猥琐的两性之间的越轨行为。他没有写过任何关于政策、宪法或政府制度的重要文章。汉密尔顿经常是对政策比对政治更感兴趣，而伯尔似乎只对政治感兴趣。在意识形态分歧巨大的年代，伯尔一直扮演一个灵活的投机主义者，游走于那些具有坚定的政治观点的同事中，不断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地位。汉密尔顿曾质问伯尔：“难道没有原则也值得夸耀吗？有做事有条理、聪明能干，但不坚持原则的政治家吗？我认为没有。”[27]汉密尔顿曾经更严厉地指责伯尔说：“他从来没有计划或者是帮助实施任何一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措施。”[28]
伯尔聪颖博学，但却对国家政策没有任何贡献，这是件令人颇为费解的事情。伯尔博览群书，纽约社会图书馆的记录表明，在1790年，伯尔阅读了法国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的九部著作。然后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阅读了总共44卷的《现代通史》（Modern Universal History）。在那个时候有多少人会去阅读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权主义者的宣传册《为妇女权利而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呢？更不用说四处热心推荐了。“你要相信，”伯尔对自己受过教育的妻子西奥多西娅说，“她是女性权益的坚定鼓吹者，在我看来，这是天才之作。”[29]然而，正是这个伯尔也会对他的妻子说出冷酷无情的话，在给西奥多西娅的一封回信中，伯尔尖酸刻薄地评论说：“这是我从你那里收到的最愚蠢的信之一了。”[30]
如果当初不是想做政治家而钻研法律的话，伯尔很有可能成为一名卓越的律师，与汉密尔顿在纽约律师界一较高下。他承认尽管汉密尔顿有时候会夸大其词，但他的演说能力比自己更优秀。他还指出，如果有人胆敢与汉密尔顿比试笔头功夫，那么一定会自取其辱。[31]然而，一些和伯尔合作过的人却认为伯尔才是更好的律师，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作为一名律师还是一名学者，伯尔都毫不逊色于汉密尔顿。”伊拉斯塔斯·鲁特将军（General Erastus Root）强调说：“伯尔至少在推理能力上，是能够和汉密尔顿平分秋色的，不过他们的辩论方式大不相同……我常常说起他们，如果他们在法庭上成为对手，那么伯尔半个小时所说的话汉密尔顿要花两个小时才能说完。伯尔讲话简明扼要，令人信服，而汉密尔顿则语言流畅，让人着迷。”[32]汉密尔顿以无懈可击的辩驳压倒对方，伯尔则以巧计和陷阱让对手自投罗网。
汉密尔顿承认伯尔在法庭上足智多谋，但他指出这个外壳之内其实空无一物。“可以肯定地说，伯尔在法庭上能够胜出，依靠的是机智灵巧，而非合理的判断和严密的逻辑。”[33]在另一个场合，汉密尔顿更为详细地阐述他的观点：“他的论点简明，他的致辞令人愉快，他的举止则更令人欣赏——它们是十分有吸引力的。但当我分析他的论点时，我从来都无法洞悉他的‘伟大’究竟存在于何处。”[34]汉密尔顿敬仰法律，而伯尔则常常流露出对法律的厌倦和藐视。他说：“法律就是驳倒对方，保护自己。”[35]
事实上，汉密尔顿和伯尔之间的这种竞争，是起源于他们从事法律业务的初期。伯尔早期的传记作家詹姆斯·帕顿（James Parton）讲述的一则故事证明了这一说法。某一次他们两个人一起为一个客户辩护，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谁先说，谁做最后的陈词。协议规定由首席律师做最后的总结陈述，汉密尔顿希望自己能够担任这个职务。伯尔对汉密尔顿这种自负的行为十分生气，以至于在他一开始发言，就把汉密尔顿可能说的要点全都讲了出来。很显然，伯尔这一招非常奏效，尴尬的汉密尔顿在最后几乎无话可说了。[36]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那么它应该算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数不多的几次无话可说的情形之一了。
作为纽约的一名律师，汉密尔顿很愿意帮助这个国家从充满希望的革命年代顺利过渡到依靠严肃的法律统治的战后平稳时代。他知道和战争时代一样，维持和平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多年的战争所造成的那种暴戾倾向能被疏导为有益的力量吗？独立战争把各种团体团结在一起，如果战时同志情谊未能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阶级对立、区域差别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会让这个新生国家四分五裂吗？这些问题在英军曾经的大本营——纽约显得尤为急切。即使是在战前，纽约的革命积极性似乎就不如其他地方热烈，并且这个州被英军占领的时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长。汉密尔顿明白，许多纽约市民在战争期间都保持中立或者是完全的亲英分子，他们对英国人的离开感到遗憾。他对罗伯特·莫里斯说，他认为在战争爆发时，纽约市民中有“接近一半的人希望英国继续统治，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独立……现在可能仍然有三分之一的人内心还是站在敌人一边的”。[37]
许多爱国者发现，对亲英分子施以同情是很困难的，这些人通常都是富裕的英国国教徒商人和旧社会的中坚分子。让事态更加恶化的是，纽约城已经目睹了许多英国人的暴行。一大群美国士兵被囚禁在停泊在东河上的英国监狱船里，船上虱子肆虐。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船上的1.1万名爱国者由于污物、疾病、营养不良和非人的虐待而死去。许多年来，死者的尸骨都在岸边受着海水的冲洗。纽约人如何能够宽恕这些令人发指的残暴行径呢！
1783年8月，汉密尔顿在纽约游历期间，街道角落里的混战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主要是一些退伍的老兵要求在战争期间占用了他们财产的居民支付欠租或损害赔偿金。对于爱国者来说，亲英派是十足的叛国贼，他们会和任何试图阻止他们复仇的人进行斗争。
很不幸，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成了那个靶子。长期以来，对他甘愿承担这种苦难的动机众说纷纭。有人怀疑，他拥有一份富有的亲英分子的名单，为了那些金币，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另一种说法将他描述成为思想进步、支持独立的大地主的代言人，他们惧怕战后激进主义发展到一个高潮，希望与保守的保皇党人联合起来。毕竟，如果爱国者能够夺取保皇党人的财产，难道他们自己的世袭土地就不会是下一个目标吗？哈得孙河岸的许多显贵在战前就一直和富有的亲英分子保持社交和商业上的往来，并认为他们有可能是战后的同盟者。而且后来汉密尔顿实际上也确实是把进步的大地主和以前的亲英分子的联盟锻造成了纽约联邦党的核心。
汉密尔顿保护亲英分子的动机的真实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他认为美国的特征是由它如何对待被自己征服过的敌人来定义的，他希望战争时期痛苦的怨恨能够逐渐转化为宽大仁慈的和平心态。复仇总是让汉密尔顿心生恐惧，阶级妒忌和民众暴力一直是他惧怕的妖魔鬼怪。他的这种立场也有经济上的原因。他觉得与亲英分子决裂而导致资产上的损失是十分惋惜的，他还担心贸易关系上的牺牲对于纽约这样一个未来的主要港口城市来说是无法承受的。汉密尔顿主张，国家的存亡要依赖于它的有产阶级的支持，而这些人现在正受到迫害，遭到唾弃，正在被从纽约赶出去。
汉密尔顿替受到伤害的亲英分子说话的行为，同样也有外交政策方面的考虑。随着战争的结束，他渴望美国能在国际上得到尊敬。“在有些国家，亲英分子也像他们在我们国家所遭遇的一样备受指责，也是值得同情的，”身处法国的约翰·杰伊这样劝告他，“因而对他们采取的不适当的严厉措施是失策的，也是不正当的。”[38]对汉密尔顿而言，纽约州的反英立法也违反了与大不列颠签署的《和平条约》。条约规定国会应当“认真地建议”各州的立法机构归还那些亲英分子们被没收的财产，并避免以后对他们的财产进行没收。[39]亲英分子所遭受的对待使得汉密尔顿对于允许州法律代替国家条约这种特殊的危险异常敏感，也使得制定一部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最高效力的宪法的迫切需要更加明显。于汉密尔顿来说，对纽约亲英分子们的深仇大恨危及到他为美国所勾画的政治、经济和宪法的高楼大厦。
战争期间，纽约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剥夺了亲英分子的财产和特权。1779年的《没收法》（Confiscation Act）规定了对亲英分子的不动产进行查封，1782年的《引证法》（Citation Act）使得英国的债权人要想从共和国的债务人那里收账变得更加困难。1783年3月，立法机关颁布了汉密尔顿最关注的《反侵权行为法》（Trespass Act），允许爱国者控告曾经占有或者损坏他们财产的任何人。其他一些法律限制了亲英分子的职业，对他们征收高额赋税，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利和财产权利。这些法令有一大批狂热的拥护者。他们一边高谈自由，一边从被他们定罪的亲英分子处购买房产，牟取暴利。报复、贪婪、怨恨、嫉妒和爱国精神，构成了一个躁动不安的群体。
到1784年年初，纽约城已经陷入了一股报复亲英分子的热潮。爱国者的舆论声称，那些战争期间倒向英国的人，应当自愿离开纽约或者是被驱逐出去。担心亲英分子会冲动行事，汉密尔顿做了在危急时刻他总是会做的事情：他拿起笔，在他的第一封《福基翁的来信》（Letter from Phocion）中抗议反对亲英分子的这种立法，此信发表在《纽约信报》上。在从普卢塔克的《名人传》中摘取福基翁这个名字时，汉密尔顿巧妙地提到了自己的生活和古人的生活。福基翁是一个出身可疑的雅典士兵，他来自另一个国家，成了一个伟大的将军的助手。后来，他自己也成了一名将军，打破旧习的福基翁喜欢与被雅典打败的敌人和解。在这篇文章中，汉密尔顿说，作为一名独立战争时期的老兵，他“深刻地知道独立战争的不易，不愿意看到革命的果实被一些冲动鲁莽或者是没有原则的人的暴力所毁灭，至少也要对他们的企图加以抗议”。[40]他怒斥如果立法机关没有进行任何听证或者审判，就驱逐所有亲英分子，悲剧将会重演。如果真的如此，“没有人会是安全的，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他自己就会成为一个内讧的无辜受害者。以自由之名应用于这样的政府，是对常识的嘲弄。”[41]
汉密尔顿对主张驱逐亲英分子的那些人的巧辩进行了反驳，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受到“仇恨、私心和卑劣的情感”的驱使。对于那些想通过驱逐亲英分子而得到好处的人，汉密尔顿警告说，这种策略对于商人和工人而言都是会自食恶果的。“他们会对商人说，‘你会被亲英分子商人的巨大资金压垮的’；对技工他们又会说，‘由于亲英分子工人的干扰，你的工作获利较少，你的薪水也会不合理’”。实际上，汉密尔顿指出，商人会丧失以前亲英商人给他们提供的信用，而工人也会发现，暂时的高工资或许会吸引更多的工人来到纽约，也或许会对他们的服务提出更严厉的要求，从而使得他们的工资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汉密尔顿强调，现在正受到磨难的亲英分子将会被证明是这个新政府忠实可靠的朋友，时间会证明他的这种乐观主义是正确的。
许多人会感到震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华盛顿以前的副官，现在竟然从事起帮助亲英分子的事情来了，即使是华盛顿本人也开始告诫大家应该对以前的敌人施以同情。汉密尔顿的行为突然改变了他的形象。他被指责背叛了革命，断送了自己光明的前途，他需要勇气来面对这样狂怒的情绪。一首匿名的诗出现在报纸上，讽刺汉密尔顿是“来山得
，曾经最有前途的名望宠儿”。作者是汉密尔顿以前的一个追随者，但他悲痛地说自从战争中的英勇表现之后，汉密尔顿就开始堕落成亲英分子的一个走狗：
来山得，你会在这荣耀的时刻急流勇退吗，
忘记你的丰功伟绩，还有你对声名的渴求？
屈尊学习法律，和它的技巧，
一心只想着它能提升你的名望！
尽管汉密尔顿一直恳求宽容，但对亲英分子的迫害还是愈演愈烈。“自由之子”重新活跃了起来，在3月的一个礼拜日的会议上，演讲者煽动人们在5月到来之前把所有的亲英分子都驱逐出去，并且要求州议会通过决议，拒绝恢复他们的公民身份。对民众的这种骚动感到惊慌失望，汉密尔顿又一次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写了他的第二封《福基翁的来信》。他提醒他的市民同胞，现在采取的行动在未来会产生反响：“政府也和个人一样，最初的印象和早期的习惯会对以后的脾气和性格产生持久的影响”，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这个全新的共和政体的试验能否成功，“我们为自由而做的高尚斗争给人类的思想带来了一场革命。”[42]如果美国采取明智的举动，汉密尔顿相信，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机会，反驳那些民主政治的怀疑者，注定让任何地方的君主专制都走向灭亡。不幸的是，汉密尔顿的这两封福基翁的文章都没有阻止复仇这匹脱缰的野马。1784年5月12日，纽约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律，剥夺了大多数亲英分子在未来两年的投票权。对于汉密尔顿来说，这一举动无疑违反了《和平条约》，对美国国内的和谐统一和在海外的关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因受到胁迫而就此保持沉默。不知疲倦的汉密尔顿在应对争论时，有着顽强的勇气和倔强的乐观，他从不放过任何一场精彩的战斗。
在撰写第二封“福基翁”的文章时，汉密尔顿正在一个诉讼中为一个富有的亲英分子做辩护，他试图向世人展示，他在做一件不受欢迎的事情时到底能走多远。他不是一个寻求声望的政客，而是一个决心改变大众思想的政治家。
1776年，一个爱国的寡妇，伊丽莎白·拉特格斯（Elizabeth Rutgers）从英国占领下的纽约逃走，放弃了她家族位于梅登巷的庞大酿酒厂和酒馆。当时拉特格斯家族他们的酿酒厂产业已经占地数公顷。两年后，两个英国商人本杰明·沃丁顿（Benjamin Waddington）和伊夫林·皮尔庞特（Evelyn Pierrepont）在英军的授意下接管了这个酿酒厂，并且任命乔舒亚·沃丁顿（Joshua Waddington）担任监管人。到那个时候，拉特格斯家族的这些财产已经缩水为“除了一个旧铜壶、两个旧抽水机和一个都是洞的铅制蓄水池之外，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了”。本杰明·沃丁顿后来也证实了这一点。[43]为了重新装修和重新开张闲置的酿酒厂，新的经营者花费了700英镑建造一个新仓库、马厩和木棚。1780年，他们开始向英军支付租金。1783年11月23日，也就是华盛顿进入纽约市的前两天，一场大火把酿酒厂烧成了灰烬，对战争时期它的所有者造成了将近4000英镑的损失。援引《反侵权行为法》，伊丽莎白·拉特格斯在纽约城的法庭上提出诉讼，要求乔舒亚·沃丁顿支付8000英镑的欠租。
作为一个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寡妇，拉特格斯夫人的遭遇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同情心，汉密尔顿被人们当作一个堕落的变节者和隐蔽的亲英分子。但他认为拉特格斯一案是对《反侵权行为法》的合法性进行挑战的一个理想的案件。与许多在战争期间对所占财产造成破坏的亲英分子承租人不同，乔舒亚·沃丁顿接管时财产已经所剩无几，而且他还花费了相当可观的费用来修复它。当拉特格斯夫人计算乔舒亚·沃丁顿应支付给她的欠租时，她并没有扣除这一笔花费在维修上的投资。而且，当纽约城服从于戒严法的控制时，乔舒亚·沃丁顿是在英军的明示权限下管理酿酒厂的。
1784年6月29日，拉特格斯诉沃丁顿一案的争论摆在了5位市政委员会委员们的面前，其中两位是汉密尔顿非常熟悉的人物：市长詹姆斯·杜安和城市书记员（副市长）理查德·瓦里克。约翰·亚当斯形容杜安有着“一双狡猾的，能洞察人的眼睛，虽然他稍微有一点斜视……我认为他很有判断力，很机灵”。[44]杜安是一个具有爱尔兰血统的精明律师，与利文斯顿家族的成员结了婚，在独立战争时期与汉密尔顿保持着通信联系，后来允许汉密尔顿自由使用他的法律图书馆。理查德·瓦里克的个子高高的，很有威严，秃顶，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他曾是菲利普·斯凯勒和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助手，当阿诺德夫人在哈得孙河上演疯狂的一幕时，他就和汉密尔顿在一起。汉密尔顿带着两位能干的助理律师——罗克霍斯特·利文斯顿和摩根·刘易斯——正装出席。拉特格斯夫人的律师团队阵容强大，包括她的侄子，州检察长格伯特·本森（Egbert Benson），还有约翰·劳伦斯以及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的朋友罗伯特·特鲁普。面对这些杰出的律师，汉密尔顿做出了一番令人信服的演讲。后来成为本森的法律助理的詹姆斯·肯特说：“真可谓是登峰造极，听众们对他激情澎湃的辩论佩服得五体投地。”[45]
在詹姆斯·杜安的会议厅大步行走的时候，汉密尔顿清楚有力地表达了他后来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详细阐述的一些基本观点，一些对美国法学的未来至关重要的观点。在把财产租借给沃丁顿时，他宣称，英国遵守了《国际法》，即在战时有权使用被占领地区的财产。纽约的《反侵权行为法》不仅违反了《国际法》，还违背了1783年国会批准的对英《和平条约》。在强烈要求法庭宣布《反侵权行为法》无效时，汉密尔顿详细解释了至关重要的司法审查权——最高法院有权对法律进行审查，如果有必要时，还可以宣布它们无效。为了真正体会这个观点的创新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兴的国家仍然缺少一个全国性的司法体系。多数人认为，州立法机关能够最完美地表达民意，应该享有最高司法权。拉特格斯夫人的律师再三强调州立法的至高无上，国会法案无权制约纽约州立法，实际上，拉特格斯与沃丁顿之争，面对的是在这个新国家中政治权力的一些根本问题。经国会批准的条约优于州制定的法律吗？司法部门可以凌驾于立法之上吗？美国会作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发挥作用，还是只是一个松散的州的联合体？汉密尔顿毫无疑问地指出，各州应当服从于一个中央政府：“必须承认，州的立法机构不能否定美国的法律。”[46]
当杜安在8月中旬宣读判决的时候，他对汉密尔顿和其他的律师表示赞赏，称赞双方的辩论“阐述详尽，引经据典”。[47]他宣布了一个折中的判决，要求沃丁顿向拉特格斯夫人支付欠租，但是只支付在1780年他向英军支付租金之前的那一个时期的欠租。考虑到隐藏在这个案件背后的不满情绪，汉密尔顿建议自己的委托人与拉特格斯夫人协商解决争端。拉特格斯夫人最后只要求对方偿还800英镑，她最初要求的8000英镑被大打折扣。高举《国际法》旗帜的汉密尔顿大获全胜。在“撤离日”9个月过后，他便帮一位富有的英国人打赢了一位美国女性，虽然没有赢得全部，但却是一次真正的胜利。
汉密尔顿知道这个案子将会对他的法律业务大有帮助，在接下来的3年中，他处理了45起关于《反侵权行为法》的案子以及另外20起涉及《没收法》和《引证法》的案子。赢得官司也给他带来了一些可以预期的恶名。一些激进的报刊严词谴责他为“最遭受遗弃的……全世界最无耻的恶棍”提供帮助，有人密谋刺杀汉密尔顿的传闻四起。热衷于煽风点火、造谣生事的记者詹姆斯·奇塔姆（James Cheetham）评论汉密尔顿说，“纽约州绝大多数讨回财产的亲英分子，都要感谢这位能言善辩的律师。”[48]
政治舆论的腔调突然变得尖刻。某种毒药被投放到美国的政治空气中，其毒性在经历一代人之后才慢慢消散。每逢革命结束，纯粹主义者就对意识形态倒退和背离唯一信仰的迹象虎视眈眈。18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疯狂地参与政治迫害，惩治那些被指责为“企图窃取胜利果实”的叛徒。对那些激进主义者而言，革命的彻底性就意味着让软弱的行政和司法黯然失色的强势立法。但在汉密尔顿看来，这样做只会导致立法霸权。当他希望详释司法享有与政府其他两个分支同等地位的原则时，拉特格斯与沃丁顿之争给了他第一个难得的机会。
如果说拉特格斯与沃丁顿之争使得汉密尔顿在1784年成为城市政治中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那么在纽约银行的建立中，他扮演的则是一个更加妥协的角色。纽约银行是纽约市的第一家银行，在它创立时，未来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纽约市正在崛起。在当时的美国，银行仍是新鲜事物。第一家此类特许机构于1781年在费城成立，汉密尔顿已经详尽地研究了它的业务。这家银行是罗伯特·莫里斯的想法，它的两个最大的股东是汉密尔顿的姐夫约翰·巴克·丘奇和他的生意伙伴杰里米·沃兹沃思。这两个人如今正在为他们的资金寻找新的出路。1783年，丘奇携安杰莉卡及4个孩子坐船去欧洲，厘清战时美国与法国政府的账务。在离开美国的这段时间，丘奇委托汉密尔顿代理自己在美国的业务。在未来几年里，这件事情将会占用汉密尔顿大量时间。
当丘奇和沃兹沃思委派他做代表在纽约成立一家私人银行时，汉密尔顿对此很感兴趣，认为这能帮助恢复纽约的商业。但是，罗伯特·R．利文斯顿的一个提议又让汉密尔顿陷入了沮丧之中。利文斯顿建议成立一家“地产银行”——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他希望大部分贷款是以土地作为抵押的。但汉密尔顿认为这个想法是“疯狂和不可行的一个计划”。[49]因为土地不是一种流动资产，在紧急情况时不能很快地转化为现金，所以汉密尔顿更倾向于建立一个保守的银行，专门经营纸币和金银币业务。
当利文斯顿恳求纽约的立法机构给予特许状的时候，不知疲倦的汉密尔顿立即采取了行动，他动员纽约的商人反对这种行为。他通知丘奇说，他已经游说了“一些有头脑的商人，他们目前能够正确地看待问题并采取行动，推翻这项计划”。[50]汉密尔顿的影响力超出了他自己的预计，不久之后，一个由商业领袖组成的代表团就与他接触，并出资建立“货币银行”，来对抗利文斯顿的“地产银行”。“我有一点局促不安，不知到底该怎么办，”汉密尔顿难为情地向丘奇坦白说，“但从总体上而言，我认为最好是赞成他们的意见。”[51]汉密尔顿放弃了建立一家独立银行的想法，决定代表丘奇和沃兹沃思进入了新银行的董事会。滑稽的是，在这家后来隆重纪念他的银行，他仅拥有一股股份。
1784年2月23日，《纽约信报》宣布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现在看起来在这个城市依据自由的原则成立一家银行是绅士的集体意愿……他们因此被邀请参加明天晚上6点钟在商人咖啡厅举行的聚会，商讨如何行事。”[52]在会上，亚历山大·麦克道尔将军被投票选为新银行的主席，汉密尔顿被选为董事之一。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汉密尔顿忙里偷闲，独自为这家新机构起草了章程——这种艰难的任务对他来说却是驾轻就熟。作为纽约市第一家金融机构的设计师，他在白纸上轻松地勾画出一张蓝图。这份文件后来被许多银行作为章程模板，由此定义了美国银行业的初级阶段。
在纽约州政治斗争趋于白热化的背景下，这家银行在该州北部农村引起激烈争议，农场主想要一家对自己更有利的地产银行，并认为货币银行会牺牲他们的利益，只为城市商人带来好处。但在市区，那些为处理战时没收财产而争执不休的激进分子和亲英分子，却因为纽约银行的建立得以和解。麦克道尔是公认的革命英雄，做事认真、出生于苏格兰的出纳员威廉·西顿（William Seton）则是一个战时的亲英分子，为了凸显两派的团结，名气最响的三位“自由之子”——马里纳斯·威利特、艾萨克·西尔斯和约翰·兰姆，把自己的名字添加到了许可证申请书中。作为新银行的倡导者，汉密尔顿在银行中担任三个重要职务——董事、章程起草者和律师——位居经济权力中央。
汉密尔顿支持银行的一个动机就是想要把秩序引入混乱的美国货币领域。到战争结束时，购买价值1美元的金币和银币要花费167美元大陆券。尽管这种无价值的货币已经被新的美元所取代，但是各州还在各自发行钞票，大批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的纸币淹没了曼哈顿。店主不得不成为真正的数学奇才来计算流通中的各种各样的纸币和硬币不断变化的价值。1785年，国会采用美元作为官方的货币单位，但是多年来纽约的店主依然使用英镑、先令和便士报价。这个城市充斥着各种来自不同国家的名字奇怪的硬币：西班牙的达布隆、英国和法国的几尼、普鲁士的卡洛里、葡萄牙的莫艾多。更糟糕的是，各个州的兑换率也各不相同。汉密尔顿希望纽约银行能够通过发行自己的纸币来制止这种混乱，同时为各种各样混杂在一起的货币制定一个通用的兑换率。
许多美国人仍然把银行业看作一项毫无希望的、黑暗神秘的行当，州北部的平民尤其反感。有些人指责纽约银行是被英国资本家利用的工具。汉密尔顿向州立法机关提交的许可证申请被拒长达七年之久，因为乔治·克林顿州长受制于农业选民的偏见，他们认为银行会使得商人享受到更优惠的待遇而农民们则被排除在外。克林顿不信任所有股份制的公司，将其斥为针对平民的阴谋，这也为杰斐逊和他的支持者反对汉密尔顿的经济规划埋下伏笔。1784年6月，纽约银行在缺乏许可证的情况下以私人银行的形式开业了。他最初位于圣乔治广场（现在的纽约珍珠街）的沃尔顿大厦，一幢配有褐色边饰的三层黄砖建筑，三年后它搬到了汉诺威广场。这里保存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杰伊的个人银行存款，成为汉密尔顿最持久的纪念馆之一，也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中历史最悠久的股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