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一天

一九四四年冬，上海盛传美军将对上海来一个“地毯式轰炸”。逃到上海避难的人，又纷纷逃出。我父亲带了我的大姐和三姐、三姐夫的全家老小，回到苏州庙堂巷的老家。我们夫妇和女儿阿圆，以及寄宿在校的小妹妹杨必；还有当眼科医生的弟弟，都还留在上海。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午后五时左右，弟弟忽来电话，说接到大姐姐从苏州打来的长途电话，说爸爸有病，叫弟弟尽快回苏州。弟弟立即通知了我和阿必。那时上海沦陷在日军管辖下，买火车票很困难。我们无法买到二十七日的车票。要赶早回苏州，惟一的办法是乘长途汽车。经电话问讯，得知长途汽车不一定开往苏州，需当天去问，当天买票。

阿必到我家来住了一晚。二十七日清早，天蒙蒙亮，阴有小雨，我和阿必忙忙地吃了几口粥，各带一个小小的提包，临走还想到带了一个热水瓶和一小包饼干，撑着伞一同出门，乘三轮赶往约会的公共汽车站。弟弟也到得早，那时还不到七点钟。我们三个是赶早去买车票的。

站上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人，都是要到苏州的；都不知有车没车，也不知何处买票。所谓汽车站，只是一大间汽车房前面的一片水泥地。满地泥泞，满地新痰旧痰。我提着一水瓶热水，只好提在手里，没个地方可放。手提包当然也只好拎着。

买票的越来越多，地下的痰涕又添了不少。卖票处还不知在哪里。一群人有的呆站着，有的团团转，个个焦急万状。将近八点，忽来了两三个人，把汽车房打开：售票了！只见车库门后有一张小桌子，那就是售票处。

大家知道我们三人到得最早，让我们挤向前去，买到了三张到苏州的车票。一大堆人虽然拥挤着买，却都买到了票；卖得相当快。然后车库里轰隆隆开出一辆破旧的大卡车。卡车有十个轮子。前后双轮，中间单轮，上有两片帆布盖顶。车顶上有几条由前到后的铁条，帆布搭在铁条上。卡车上共有四条长椅：卡车两侧各有一条长椅，中间相背着设两条长椅。乘客都一拥而上。我们忙收了伞，挤上车，居然在靠边长椅上找到了座位。看着那一大堆人乱哄哄地一一往车上挤，担心一辆卡车挤得上那么多人吗？长椅坐满了，还有两条空道。长椅没有间隔，可以挤了再挤。两条空道里也可以挤了再挤。终于大堆的人都挤上了。两片帆布的隙缝里漏下雨来。卡车两侧飘进雨来。幸好只是间歇的小雨，不久就停了。大家总算都上了车，稍稍舒了一口气。

车摇晃了几下，好像开不动似的。再摇晃几下，居然动了。车就缓缓开出去。没开多远，车停了。还好不是车开不动，是有人送上两麻袋货物：一大麻袋臭咸鱼，一大麻袋糖，大概都是苏州城里走俏的货。麻袋塞在长椅底下，但是麻袋比椅子阔大，得占点中间的通道。乘客不得已，只好更挤挤。男客可以攀住顶上的铁条。女客身量矮，只好往坐着的乘客身上靠。坐客都斜过膝腿，多让出空间。有的女客扶着我的肩，有的扶着我椅后车侧的木板。车又开了。

颠呀颠呀颠，摇晃摇晃摇，只要车能开动就好。乘客的紧张稍稍放松，开始互相交谈。有人是奔丧，多半是亲人急病，只有一对未婚夫妻是回家结婚。车开出上海，走在荒郊野地里的公路上。我突然觉得失去了城市的保障。天上有日寇的飞机，随时可投下炸弹，不会有警报。路上也会有拦路打劫的土匪。我们满车乘客倒像是急难中的亲人了。

车走得很慢，我不时看看表。八点左右开的车，将近九点，我们还没走多远。人太多，车太重，别抛锚才好，真不知多早晚才能到苏州。我们三人总算占到了座位，卡车颠颠簸簸，站着的都东倒西歪挣扎着站稳。

前面忽然出现一座木桥。车开得更慢了，没到桥，车就停下，叫乘客全部下车，步行过去。桥已遭日军破坏。司机和同伙一二人抬了长长短短的木条盖上破缺处，空车慢慢地开过桥，然后乘客又一拥而上。这回我们没有占到座位，只好站着。

从上海到苏州，公路上不知多少桥呢，全是木头的，全都遭敌军破坏，只是破损的程度不同。反正每次过桥，都得下车，上了车有座没座，都是暂时的事了。大家疲劳地挤下车，又挤上车。有的急急惶惶，有的愁眉苦脸，有的心事重重，有的唉声叹气；说话也只是互相诉苦。只有那一对含羞带笑的未婚夫妻，散发出几分喜气，冲淡了笼罩全车的愁雾。

我和弟弟妹妹心上都在想着一件事：爸爸什么病？大姐姐要弟弟赶紧回去，我们料定是什么病，可是谁也不忍提。十二点左右，我们恰好占有座位，乘客都在吃糕点。我问阿必饿不饿，她说：“给你一问，真饿了。”弟弟要喝水。我们用瓶盖分喝了热水，也分吃了饼干，继续那颠颠簸簸、断断续续的旅行。每过一桥，乱糟糟地大家下车；等卡车艰难地开过桥，又乱糟糟地挤上车，留心望着前面是否又有桥。

终于没有桥了。连桥架子都没有。路断了。时间是下午三点多，已到太仓。据当地人说，前面还有两处断桥。不论两处、三处，反正一处断桥，卡车就不能前行。太仓离苏州不远了，可是路已断，卡车还能往前开吗？

未婚夫妻的目的地就是太仓。火车不经过太仓，所以他们乘公共汽车。他们欢欢喜喜地下车了。许多人也下车，有的打算雇黄包车，有的打算找亲戚，也有人说自己走；他们乱纷纷下了车，还在卡车旁边打转。长途汽车已走了七个多小时，没闲工夫犹豫。司机声明立即返回上海。无路可走的只好留在车上。我们三人之外，还有四五个乘客。

我们估计回到上海，准要十点或十一点了。卡车夜间走在公路上，开着灯，敌机看见了准会投炸弹；不开灯，必撞入河浜里。假如黑地里下车过破桥，踩了个空，怎么办？假如不及赶上车，给甩下了，怎么办？车上倒是空了，坐得很宽舒。我坐在靠边长椅的最后面。

下车的乘客让开路，卡车带着未下车的乘客掉转头，一变来时风度，逃亡似的奋不顾身。它大摇大摆、大颠大簸地往回途奔驰，一会儿便开到桥边。但是车并不停，呼、呼、呼一阵子冲了过去。这座桥还算完整。司机抢命似的冲过一桥又冲一桥，压根儿不想停。当初过桥时也是空车，怎么那样艰难、那么谨慎啊？这时乘着一股子冲劲儿，很塌败的破桥也飞跃而过。我眼看成双的后轮四分之三都悬空。卡车如翻入河里浜里，我正好压在车下。车上每个人都提着心，吊着胆，屏着气，没人叫唤一声。卡车没命地奔驰，颠簸颠簸、摇摆摇摆，呼、呼、呼，冲过一桥；颠簸颠簸，摇摆摇摆，呼、呼、呼，又冲过一桥。卡车上有臭咸鱼一大麻袋，糖一大麻袋，也许还有钱，卡车也值钱，车上还有四五个女人呢，随处可碰到拦路抢劫的土匪。一会儿天黑了，不能开灯，天上有打转的敌机。所以司机也只好没命地奔驰腾飞。意想不到，卡车竟平安无事地回到了满地痰涕的洋灰地车场上，还不到六点钟。

我们如在梦中。下了车，我们姐妹和弟弟分头雇车回家。我和阿必并坐在三轮车上，还惊魂未定。

到家了，我不记得是谁开的门。只记得我声带歇斯底里，如哭如笑地说：“走了一天，又回来了！”

客厅里坐满了人，我婆婆、叔父、婶母，还有大大小小的孩子，都满面严肃，好像都在等待我们白走一天又回来。我怔住了。锺书过来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离他们一家人稍远的灯光昏暗处。阿必也跟了过来。锺书缓缓地轻声说：“刚才苏州来了电话，爸爸已经过去了。”

悲恸结束了这紧张的一天，也是最无可奈何的一天。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