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绪言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近代中国遭逢千年未有危局之际，中国共产党为一大事因缘而横空出世。
中国伟大复兴波澜壮阔的新长征，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靠的是数亿人民共奋斗，靠的是数亿人民同一呼。
中国共产党从历史中走来，中国共产党从人民中走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存续与壮大，究其根本是中国人民顽强、团结、奋斗之精神的化现与升华。正是基于此种化现，中国人民才从一盘散沙而塑造成形，并将其团结奋斗的能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此其为中国近代以来，从衰败转向兴起的枢机所在。
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治组织、制度安排、治理方式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一点是分析中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政党，依据西方政治学的政党理论来认识中国共产党，极易落入认知陷阱。
中国共产党具有双重属性。首先，它是一个超级政治组织，是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先锋队；其次，它是一个超强国家机构，党的各级委员会是国家政权的核心领导机构。这双重属性既形成独特的制度安排与治理方式，又成为诸多冲突的根源。
网络治理
大道恢弘，隐于网络。大至宇宙，小至人类的大脑，都不过是信息与能量交换的互联网。互联网思维不只是一种技术，更是一场席卷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21世纪革命，国家治理也不能置身事外。
我们置身于一个互联网时代，却也身处一个越来越分散化、原子化的时代。当代社会虽然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但是不同组织之间却是无数的断层线。马克思曾说小农社会就像一袋马铃薯，现代的市民社会并没有完全脱离这一劣根性，仍然是一盘散乱的鹅卵石。[4]
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人与人的互联网。截至2013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668.6万名，每16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共党员，如果成立一个国家的话，在世界上可以排第16名，比德国的总人口还多。如果每个共产党员再都能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节点功能，那么13亿多中国人就联在同一个网络上。
中国共产党的网络末梢神经延伸到中国各类组织之中。截至2013年底，中共的基层组织总数为430.4万个。162.7万个非公企业建立了党组织，覆盖率达到了58.4%；11.5万个社会组织建立了党组织，覆盖率达到了41.9%。各种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也与党组织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网络联系。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且成为一个世界最大规模的“超级网络组织”，它联接着13亿人民，延伸到形形色色的企业组织、各级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已然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它兼具集中控制的星型结构与分散控制的分布式结构的特征。破解这一网络在资源层、制度层、链接层与心理层的运行图景是揭开中国国家治理秘密的关键所在。
概而言之，中国政治之秘诀在于：既依现代政治之精密组织原则，设立各种分工严密、灵活多样的政治组织，以适应现代社会日趋分散、多元的特点；同时又以中国共产党坚强、广泛、柔性的领导贯穿其中，以克服现代社会不相统属、相互分离、相互掣肘的弊端，从而形成一个既灵活又高效的政治体制。
统合治理
“五星若合，是谓易行。”国家权力统合是效率的前提。不相统属的权力只会群龙无首、相互打架、一事无成。
中国不搞三权分立，也不同于议行合一体制，而是实行“六权分工体制”。在中央层面，党中央掌握领导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立法权，国务院行使行政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司法权，全国政协行使参政议政权，中央军委行使军事权。
国家权力分工不分立的根本在于党的领导提供了国家权力整合的平台，所有国家机关统一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展工作。国家权力的实际运行就如同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属于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也好，全国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党员负责干部提到党中央常委会讨论，讨论决定之后再去多方商量，贯彻执行。”[5]
由于党的领导权的统合功能，有效避免了多元政治体制中的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问题。中国台湾地区实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权分工”，在行政、立法、司法之外又加上了监察权和考试权，曾经自称“三权分立、政府无能，五权分工、政府万能”。然而今天的台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政府万万不能”，究其原因，恰恰在于实现了所谓的“民主化”之后，缺乏有效的权力整合平台，使得五权分工体制变成五权分立体制[6]，有分工无协作，有制衡无配合。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社会权力同样需要整合。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是不平衡的，不同领域的精英垄断着“分散的霸权”，劳苦大众却是悄然无声的弱势群体，资本是现代社会最具支配性的权力，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权力”深刻塑造着现代社会。如果缺乏有效的统合力量，如何避免公共利益被分利集团捕获？如何避免社会秩序碎片化？如何让无声者的权益得到维护？
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核心领导力量，全社会才会形成合力，推动国家目标的实现与公共利益的达成。党、政双重体制安排是领导权与执行权的分工，有利于推动目标实现。国家掌握了重要的战略性经济资源，才使得作为经济动物的企业也不得不符合整个国家的目标理性。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才避免了公民社会兴起带来的碎片化、分利化问题，从而使党、政、社会共同指向国家目标的实现。[7]
智慧治理
政府是智慧还是愚蠢，无疑是政治体制的最大正当性问题。然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这个命题[8]，似乎已经被现代的大部分政治学者所遗忘。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智慧与否最根本的标准有两条：一是能够维护整体利益，而不是以局部伤害整体；二是有长远眼光，而不是鼠目寸光，走一步看一步。
西方式政党乃私党、分立之党、派系之党、轮流坐庄之党。一如当年美国总统华盛顿等政治家所预见的，党派政治造成的国内政治对立与分裂，已然成为代议制政体的致命伤。极端形式就是乌克兰等国家的状况，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危机之中；温和形式就是美国等国政党之间的相互拆台，使得政府陷入无所作为的境地。
中国共产党乃公党、合一之党、团结之党、长期执政之党。党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就如同党章规定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是由于中国“政党—国家”的根本制度安排，使得国家除了传统角色之外，有了中共这样一个“国家战略者”，一个“集体人”的替身，不断谋划长远、谋划全局，从而有可能将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做实。
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使得党的决策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并通过一届接着一届的接续奋斗，推动国家长远目标的不断实现。
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不断制定并实施国家发展的路线与规划。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基本路线，一中、二中全会确定中央机构的人员组成，三中全会进行体制改革设计，四中全会进行党的建设、依法治国等重大设计，五中全会设计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六中全会进行其他重大战略设计。
西方选举体制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体制，不需要什么长远打算。哪里有什么长远利益，有的不过是如何赢取下一次大选的选票精算。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恩格尔要抱怨：“当中国为了下一代而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我们（指美国）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下一次选举。”同时，由于政党轮替，不断“翻烧饼”，造成巨大的“沉没成本”。
贤能治理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善治之本就是要把最能干的人选上来治理国家。治理中国的政治团队正是中华民族最优秀、最实干的群体，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通过亲身观察发现：正是十几亿中国人中最杰出的分子在掌舵。
“一党专政”是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中共权力体系是个开放的体系，并没有哪个个人、家族、团体垄断权力。党章规定，年满十八岁的各阶层先进分子都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领导层的成员是通过实干才晋升到现在地位，同时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出身平民，并无特殊的资源。这与我国传统贤能政治试图从平民中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治理国家的做法，并无不同。从来就没人说过中国古代是文官集团专政。当然，如同进入文官集团需要认同儒家基本价值规范一样，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于进入当代国家治理集团也是必要的前提。
西方有句谚语：选举是诗歌，治理是散文。竞争性选举体制，确实能够产生充满煽动力的政治诗人，但是否就是治理国家的最佳人选就要打个大问号了。中国讲究的是“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与奥巴马从来没有治理地方的经验不同，习近平是先治村（6年）、治县（3年）、治市（11年，3个市）、治省（11年，3个省）而后再治国，即便到了中央，也经历了5年的最高领导人“见习期”，才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
党的治理危机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中国共产党仍需直面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仍然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包围圈中，仍须回答“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历史追问。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正在跨越一个转守为攻的历史瓶颈。党中央认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
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本身可能蜕变，党的领导作为核心制度安排面临两大危机：官僚化带来的代表性危机与主体性销蚀带来的正当性危机。如果能够成功穿越历史的峡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成为长期稳定、定型化的制度安排，并对日益衰败的西方政治制度构成根本性的挑战。
“敌存灭祸，敌去召过。”[9]中国共产党处于整个经济社会的核心，由于缺乏竞争对手，很容易蜕化成官僚集团，从而割裂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这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指出的党的执政面临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
官僚化危机集中表现为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和特权集团的形成。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口上念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正经，实际想的和行的却是“当官做老爷”的歪经。当下中国，反腐和腐败之间的斗争已经形成两军对垒、如火如荼的胶着态势。殷鉴不远，苏共从一个充满理想的革命党蜕变成腐朽的官僚集团正是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
一旦党变成高高在上的官僚机器，党与政府机构变成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党的领导干部变成一入衙门深似海的官员，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鱼水之情就蜕变为官民之间的一堵厚墙和巨大的鸿沟，甚至有时变得水火难容。
党的领导永远面临着一个代表性悖论。这是由中国贤能政治的基本差序格局“13亿（人民）——8600万（党员）——700万（干部）——3000多（高级干部）——205（中央委员）——25（政治局委员）——7（政治局常委）”所决定的。[10]如何执其一而御众有？如何保证少数领导众多？根本上要保证这一序列始终保持其自下而上递进的先进性与代表性。官僚化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使得上下隔绝，无德无能之辈窃据高位。
唯有牢记：中国共产党再人数众多，再强大无匹，再劳苦功高，一旦失去了人民，也必将成为虚弱无力的泥足巨人。只有始终与人民鱼水交融、休戚相关，始终代表和维护人民，才是党的命脉所在、根基所在。
官僚化危机还表现为党的网络结构逐步失去活力，成为附着在自上而下科层结构的蝉蜕。党的网络治理功能弱化，使得党的领导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日益多元化、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的现代治理要求。这是一个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轮信息革命深刻重塑政治形态的大时代。党的领导如果不能对互联网时代的潮流作出调整和适应，重新激活其固有的网络治理功能，则党很容易蜕变成僵化的官僚机器，最终将为时代大潮所抛弃。
党的领导面临着另外一个深刻的危机，就是正当性危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已证明中共治理国家的绩效强于许多西方大国，但是只从实效来证明统治的正当性是远不够充分的。即便成百上千个事实摆在那里，如果没法说明这些事实的合理性、进步性，这些事实仍然会被看成随时可以抛弃的“坏东西”。
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能够屹立数百年而不倒，除了由于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之外，还由于提供了一套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体系，构建了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正当性话语体系。
“道不可须臾而离也”，社会主义之道是党的立身之本，是党的治国之基，是党的道义制高点。党的最大领导力在于提供了超越性的理想和价值，因此故，在资本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中，得以保持其统御并包容各方而无所依附的、“依自不依他”的主体性。
改革开放以来，彻底务实主义的后果是党的主体性迷失和正当性下降，在许多人眼里社会主义已经逐步变成空洞的说辞、过时意识形态的残蜕。社会主义不能仅仅依靠实效来界定自身，而且需要灵魂。有些人天天高唱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殊不知社会主义就是最大的普世价值，就是最大的国家软实力。
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终生为之奋斗，老而弥坚弥笃。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处于最低潮的时候，他仍然充满自信地驳斥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了、失败了的谬论。他坚信，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而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又会为世界上占四分之三的人口指明方向，这个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越来越多。
而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的今天，在全球人民对自由资本主义日益不满的今天，我们与其依旧拾人牙慧以示开明与识时务，不如高举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旗，以引领21世纪人类政治经济变迁之大潮。
可以说，价值上的虚无主义与主体性的茫然失措深入骨髓。中共虽然有8000多万党员，但是真正信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又有多少？！所以麦克法夸尔说：这个党的本质是什么？它就是一个7000万人的扶轮社，这些人加进去是因为他们能得到好处。[11]这个刺耳的嘲讽确实反映了当下中共的部分现实。
重新激活党的创造力和战斗力
“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12]，只有时刻充满危机感，党才能生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解决官僚化危机和正当性危机需要有大破大立的勇气，重新激活党的创造力和战斗力。
“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毛泽东同志晚年对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蜕变可谓深深忧患，但是他试图通过摧毁党和国家机器，“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搞大鸣大放的大民主，以阶级斗争为纲。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药方，给人民、党和国家都带来了很大的创伤。
21世纪的我们，理应比前人更加聪明、更加理性。解决党的官僚化与正当性两大危机，核心是要解决党作为先锋队组织和国家机构二元属性冲突的问题，实现两者的适度剥离，各行其道，并相互补充。
根本上要实现两大目标：一是作为国家机构的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成为依法、透明、规范的现代国家治理机构，并成为我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领导力量。二是将中国共产党重新打造成一个充满理想精神的先锋队。
其一，进一步确立并规范党的领导地位，将党的领导纳入依法治国的轨道。建议在《宪法》正文中对于党的领导做出规定，以进一步确立并规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使得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名实相符，使得执政党的领导权完全纳入宪法轨道。[13]
党的各级委员会作为国家核心领导机构，要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加快制定规范党的各级委员会运行的规章制度，实现党的领导权力运行的制度化、程序化与透明化，接受人民群众、社会团体、媒体的监督。
其二，进一步推进党的领导的民主化，实现人民主权与党的领导有机统一。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进一步落实普通党员的选举、协商、监督的民主权利。保证党的权力系统的开放性，使得所有人民群众只要具备一定的觉悟和素质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这一体系。创新民主方式，让人民群众在各个层面、各个环节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加强群众路线建设、协商民主建设、评议式民主建设（详见卷二），使得党的领导始终体现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
其三，激活党组织自下而上的活力，强化党的社会组织功能。党的活力下降和党的社会组织功能弱化，根本原因在于党按照官僚制自上而下的方式运行。党的基层组织需要重新发挥工作队、宣传队、斗争队的功能。鼓励普通党员按照自组织原则，在党的新时期方针指导下，根据新时期的斗争任务，组织各种类型的行动委员会，例如马克思主义研究社、新媒体行动社、弱势群体维权组织等。对于行动委员会的活动，各级党委主要进行思想领导和经费支持，不具体干预，最大程度激发普通党员的主动性。
党有逐步丧失社会组织与动员这一看家本领的危险。作为国家机构的各级党委确实要避免过多干预社会事务，作为先锋队的党的基层组织却需要积极介入，从而成为社会与基层再组织的核心力量，发挥对社会中碎片化的利益与观念的整合功能，推进中国建成包容并高于公民社会的人民社会。积极把握互联网场域的文化领导权，鼓励将基层支部和基层行动委员会建立到微信、微博等信息互联网媒体上。
其四，基于当代中国实践，创新中国话语体系。文以载道，非文无以弘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当性同样在于其能够提供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国的实践已经对西方的理论与实践构成了全方位的挑战，然而却由于尚未构建起足以和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相称、与西方理论相媲美的话语体系，从而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沦为舶来话语的奴隶，同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又脱离了当下中国的现实状况。这就需要我们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推进新的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以当代中国的实践为体，以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西方理论这“三统”为用，推动“一体三用”的中国学派形成。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实现黑格尔说的那样使得我们的理论真正属于我们的民族，也才能真正完成精神层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建。[14]
其五，重建党的“礼乐”体系。价值信念是通过无所不在的仪式体系的潜移默化作用而内化于心，并外化于行的。价值虚无首先是党的“礼崩乐坏”，这需要浩大的“礼乐”重建工程；需要有中共的“论语”与“圣经”，使之成为广为诵读的经典体系，以及政治教育和公务员考试的依据。建设国家荣典体系，明确荣耻导向。强化国家纪念日、国家庆典、国家礼仪的价值观塑造功能。价值体系融入党员的日常生活。以名正实，在党内，特别是党组织生活中恢复同志的平等称呼，等等。
其六，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让党重新成为理想信念先锋队。党作为以改造自我而改造世界的先锋队组织，必然要求其党员是具有不断自我修炼、自我完善的意愿和能力，并达致自我奉献精神的群体（详见卷一）。需要在普通党员中对照党员的标准，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解决思想上入党和党员提高党性修养的问题。同时，解决退党渠道不畅通的问题，允许不认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理念的党员自由退党。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党的建设的“吐故纳新论”并未过时，“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15]。兵在精而不必在多，中国共产党需要新一轮的“吐故纳新”，才能保持其蓬勃之朝气，提升其纯洁性与战斗力。[16]
邓小平同志说：“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17]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18]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国家治理方式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善治模式，是中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作为始终保持其先进性的中国人民先锋队，就是新时代的愚公，它的生命力在于始终为人民服务而挖山不止的伟大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