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由于生日的偶合，1809年2月12日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旗帜日。一个著名的美国人（亚伯拉罕·林肯）与一个著名的英国人（查尔斯·达尔文）诞生于这一天。出身卑微的林肯后来成了美国第16任总统，却被引发了美国内战（1861—1865）的黑奴问题搞得焦头烂额。截然不同的是，达尔文一生则是养尊处优，其早年对自然科学的强烈兴趣有机会得以发展，弱冠之年便参加了环球科考之旅，并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六版中的第一版——呈现于此的便是该版的中译本。该书的重中之重，旨在用他所谓“兼变传衍”的理论来检验生物物种的“独立创造”说（当时科学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学说）。委实出乎意料的是，原本打算成为神职人员的达尔文，却用“万物共祖”这一本质上机械的理论来挑战神创论的信条。他的这一理论认为，所有已知的生命形式皆由单一“（生命）树”上的原始类型分化而来，是在漫长地质时期的千百万世代间，通过“自然选择”的竞争淘汰效应的雕琢，并导致了适应性较差的种类的不断灭绝所致。

达尔文的题为《论通过自然选择（即保存生存斗争中的优赋族群）的物种起源》一书，并非是一本轻松的读物；其英文原著即令对受过科学训练、母语是英语者也不那么容易读。然而，由于该书中文译者所具备的与语言及内容相关的独特技巧，极有可能你会发现读起这本第一版中译本来，要比西人读起原著来稍微轻松一点儿。我有幸在怀俄明大学担任过苗德岁的研究生导师，因此，我深知其驾驭英语文字的功力。他的博士论文是对业已灭绝的中新生代哺乳动物（多瘤齿兽）中的名为楔剪齿兽一属的头骨形态所做的详细描述和解析。苗博士出版了的论文专著彰显了他用英语表达异常复杂的概念的技巧。《物种起源》所包含的科学的多项分支学科与他的学术训练相重合，他是在中美两国获得这些训练的。这些专业领域包括脊椎动物生物学、地层地质学、古生物学及生物地理学。若想达到翻译上的“信”，阅读任何达尔文对这些相关领域的讨论，均需具备这些方面的专业知识。苗博士则掌握了这些专业知识。此外，苗博士在过去十几年里曾广泛阅读了达尔文的浩瀚著述，这种熟稔度极大地增强了其译文忠实于原著的程度，其中包括保留了原著的文风、文体及科学术语。我想不出比他更适合的人选，能从容应对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这些语言上和科学上的挑战。

那么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学生竟然要阅读查尔斯·达尔文于多年前（1859）发表的《物种起源》？或许表达这一疑问更为活泛的方式是问：“任何当今研究生物多样性的学者倘若未曾读过《物种起源》的话，他能否被称为‘一流’的生物学家？”

窃以为，对后一形式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该书内容本身是如此之重要。该书内容委实从根本上定义了生命科学一个最重要的统一原理——“兼变传衍”，即今天更常说的“生物演化”。达尔文通过无数实例（来自他自身的观察、独创的定量实验及对自然科学文献的广泛涉猎），运用综合集成的证据，构建了生物在漫长地质时间中被自然选择偶发事件的修剪而遗传繁衍的理论。

有关该书写作时所盛行的智识背景（科学与哲学方面）的资讯在书中也提供得很透彻。六个版本中的每一版都在这些方面系统地提供了足够的样本。然而，正如苗博士及其他作者所强调的，该书第一版是最具革命性的。它未曾受到达尔文后来试图应对同时代人众口铄金的批评所做妥协的干扰。另一方面，每一版都体现了达尔文对大自然之美的欣赏以及他对自然选择所带来的生物新种类产生过程所呈现的壮丽图景的欣赏。

尽管《物种起源》的篇幅值得分两卷出版，但达尔文却坚称其为“摘要”。他一再为其不得不在书中从简论述而致歉。他还充分承认比他年轻十四岁的博物学家华莱士在独立发现自然选择基本概念方面所做的贡献，尽管他们二人的想法之间存在着几处根本的不同。我们年轻的中国读者或许会对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发表前不厌其烦地系统积累证据的做法给职业发展带来的利弊斟酌良久——请记住，《物种起源》发表时他年已五十。类似的有关个人方面的考虑在达尔文的“摘要”中压根儿未曾提及。

阅读《物种起源》使我对达尔文的渊博学识、无可争辩的洞见、从地质学和生物学广泛不同的领域里综合资讯的能力，钦佩不已。我坚信，具科学背景的中国读者们能从本书探索“倘若……如何？”一类的问题中在职业上获益。譬如，由于当时距离理解最基本的遗传机制还有好几十年，达尔文不得不公开承认他对生物变异和遗传的来源不得而知。然而，他业已领会了人类在动植物驯化中的人工选择不过是“自然选择”的一种极端情形而已。一旦抓住了这一概念，他距离解释演化过程本身仅一步之遥。倘若他对基因和染色体的存在、性质和行为有任何了解的话，那会如何呢？

同样，倘若作为生物学者的达尔文对板块构造学说哪怕有一丁点的了解又会如何呢？倘若有这方面的知识，他独具只眼所发现的那么多的生物地理分布之谜便会迎刃而解。他聚焦于深水水域、大洋岛的动植物群与大陆上的动植物群之间的特殊关系，仅获得了部分的成功。仔细阅读《物种起源》对于今天的读者深入了解19世纪中叶的科学知识水平也大有裨益。即令在那时，只是通过识别生物地理分布上出乎意外的奇怪现象而提出了值得聚焦研究的问题，达尔文便已着实理解了岛屿生物地理学。类似的研究机遇在《物种起源》中熠熠生辉！倘若达尔文在其有生之年得以运用生物统计技术、高分辨率定格摄影、可靠的电源、哪怕是最原始形式的地质年代学技术、电子显微镜、250年系统采集研究了的化石标本库，抑或全球气象分析，其结果又会如何呢？倘若这些技术可供使用的话，像达尔文这样有幸具有智力和社会地位诸方面优势的人，在寻求理解地球生物多样性起源之旅上，该是如何地如虎添翼啊！——不过，他也有可能被引入迂回之路。仔细阅读《物种起源》也会引人遐思200年后的将来的一些“常规”技术手段——得以使用它们，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革命性发现啊！

《物种起源》给人印象至深的诸方面之一是其论辩的鞭辟入里。达尔文远非半瓶子醋，他无征不信、无证不言。几乎每一个论证总是有诸多证据支持，这些证据的来源迥异，或来自达尔文的自身实验，或来自胚胎学、解剖学、行为科学、生态学、古生物学、地质学或生物地理学方面的洞见，涉及已知的植物、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多样性的方方面面。他相信基于缺失证据的立论“一文不值”。然而，尽管出发点很好，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兼变传衍”）却被广泛误读，被与英国诗人但尼生1850年的诗句“大自然啊，血淋淋地张牙舞爪……”等同起来。截然不同的是，现代生物演化的核心是生物世代的相对生殖成功。达尔文的这一核心概念被如今的居群生态学家们干脆称作“适应性”。

在处理与其时代的正式宗教的关系时，达尔文表现出惊人的温和。尽管他在《物种起源》后几版中逐渐倾向于接受一位终极的“创世主”，但从未认为诸如“创世计划”或“设计—体性”此类的常见语词在解释或驳斥其理论上有任何用处。即令在今天，达尔文的名字依然为相当多的福音派基督教徒们所辱骂。尽管这些人极少客观地研究过（也许很少仔细地阅读过）他的著作本身，情形依然如此。

历史学家们曾不遗余力地搜寻亚伯拉罕·林肯与查尔斯·达尔文之间直接交流的证据，但徒劳无功。达尔文坚决反对蓄奴制并十分厌恶美国南北战争。林肯知悉达尔文早期的一些著作，但身遭厄运的总统在《物种起源》美国版问世（1860年）不久就完全陷入了凶险的内战。二人想法相投，皆为学识渊博的哲人。最为不幸的是，由于关山阻隔、战争干扰、林肯被刺，二人终无缘相会。

贾森·李力葛瑞文Jason A. Lillegraven

怀俄明大学地质学与地球物理学系

暨动物学与生理学系荣退教授

国际古脊椎动物学会前主席

2015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