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普列汉诺夫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奠基了他的历史地位。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无论对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哲学史、伦理学和美学等方面，都有精深的研究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在这诸多方面，贡献最大、成果最多、影响最为久远的，当推他对唯物史观、哲学史和美学的研究。他在这三个领域里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论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至今仍是我们研究唯物史观、哲学史和美学的重要文献。

一 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的贡献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头一个重要贡献，是对唯物史观的精辟阐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重要理论著作几乎没有不是论述唯物史观的。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他对唯物史观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社会结构学说、历史必然性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学说、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学说以及社会意识学说的研究。他在上述几个方面，不仅深刻地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而且提出了许多独到而又精深的见解，对于发挥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普列汉诺夫系统深入地探讨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论证了唯物史观的创立，既是对以往历史理论合理思想的批判继承，又是历史观领域中的革命变革，是继承性和变革性的有机统一。他的论述是颇具特色的。

他一再强调，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理论，实际上是以往历史观长期发展的产物，它“包括了一切有实际价值的历史观念，并且给予这些观念一个非常坚固的基础”。因此，为了深刻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就“应当记住，直接先行于马克思而出现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已经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他在《唯物主义史论丛》,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黑格尔逝世60周年》《唯物主义历史观》等论著中，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的历史理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所作的深入研究，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理论来源的研究是围绕着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个根本问题展开的。他指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乃是前人称做历史哲学而在他看来最好是称做历史观的研究对象。每一时代的历史观都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而成为历史观发展史链条上的一个环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在批判地吸取以往历史观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充分肯定了以往的历史理论在探究历史动因问题上所作出的贡献，认为从法国唯物主义者到黑格尔、费尔巴哈，都对历史的动因进行过探讨，也都提出了一些给人以启迪的颇有价值的见解，这些见解作为思想材料在唯物史观形成的过程中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他肯定了法国唯物主义者提出的“人是环境的产物”的命题，认为这个命题不仅是他们“许多革新要求的主要理论基础”，而且包含着唯物史观的萌芽。他十分重视爱尔维修试图用人的肉体需要解释社会发展的努力，认为尽管这个尝试未能获得成功，“因为严格说来，应当考察的并不是人的需要，而是满足这些需要所采取的手段和途径”，但是他的尝试却“宛如一个给那些愿意继续法国唯物主义者事业的下世纪的思想家们的遗嘱”，提示人们应当到人的观念、意见之外去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力。他对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解有较高的评价，指出他们“对于阶级斗争在西欧社会现代历史中的作用，投射了极其明亮的光芒，从而为科学地说明社会现象作了准备”。这些观点后来成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理论材料”。他对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关于社会财产关系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统治思想的基础，和只有注意研究公民生活、财产关系才能提供理解历史事变的钥匙的思想十分欣赏，说他们的这一见解“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没有多大区别”。

尽管这样的评价未免失之过分，但就其着力于揭示上述观点同唯物史观之间的思想联系来说仍是可取的。普列汉诺夫对黑格尔历史哲学同唯物史观之间的思想渊源关系的剖析颇有精彩之笔。他对恩格斯关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形式上是唯心的而在内容上是现实的论断，作了深入的论证和发挥。在他看来，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内容上之所以是现实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社会生活和历史现象的解释十分重视财产关系的作用。他指出，当黑格尔用“绝对观念”去说明历史时，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这些无法克服的困难面前，他不得不暂时离开自己的唯心主义观点而乞援于财产关系，用财产关系去说明问题。这样，他就“常常不得不从蒙胧不清的唯心主义的峰顶降落到经济关系的具体的地基上来”。而每当他乞援于财产关系时，财产关系也就确确实实能把他“从唯心主义使他陷入的暗礁处脱离开来”。在此情形下，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便“暗中向我们指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成为他“无意中和不自觉地送给唯物主义的贡物”。

在充分肯定以往的历史观在探讨历史动因问题上所提出的合理思想的同时，普列汉诺夫着重强调：“马克思恩格斯的前辈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只能当做搜集材料的一种准备工作，虽然这些材料是很丰富而且宝贵的，但是还不是系统化了的，还没有被一种普遍的思想所阐明。”

在人类思想史上，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运用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对前人提供的思想材料进行了批判的考察，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用一种同前人不同的方法揭示了历史的根本动因和客观规律，从而创立了唯物主义的科学历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人类认识史上的“最伟大的发现”，由于这个发现，马克思把唯物主义“提升为一个完整的、首尾一贯的和彻底的世界观”，使人类“第一次得到了说明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实现了历史观领域中的伟大革命变革。为了深刻理解唯物史观的创立及其伟大意义，就应当知道马克思以前的历史观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得出了哪些积极成果，它们曾经提出过什么任务，解决了哪些问题，暴露了什么矛盾，在何处失足又是怎样失足的。只有通过以上考察，才能真正认识到以往历史观所达到的终点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理论研究的起点；以往的历史观所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解决的矛盾，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致力解决并且已经解决了的矛盾；以往的历史观所无法逾越的界限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突破了，在以往的哲学家所无法进入的真理宫殿面前，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人们提供了打开真理宝库大门的钥匙。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真正深刻理解唯物史观的创立及其伟大意义；否则，对它的理解将会是抽象的，空洞的，肤浅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理论来源的深入考察，显示出了它的重要理论价值。

（二）普列汉诺夫深入地具体地阐明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作出了新的发挥和发展。

长期以来，普氏的地理环境学说曾被指责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而遭到尖锐批评。这是不公正的。普氏的地理环境理论着重论述了以下四个问题：1．十分强调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一再阐明的观点；2．着重论证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以生产力为中介实现的，这是其地理环境理论的核心；3．阐明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一个“可变的量”，它的变化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这是具有独创性而且极为重要的观点：4．强调人类社会发展有自己独立于地理环境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它决定于人类社会自身的内在矛盾，而不取决于周围的地理环境。

普氏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发挥和发展主要体现在第二、三这两个方面。

他强调，是否承认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对社会发展起作用，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同“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主要标志。他认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主要错误不在于它用变化较慢或相对不变的地理环境作为解释变化较快的社会历史的原因，而在于它“仅仅局限于探究人们周围的自然界在心理方面或生理方面对人的影响，而完全忽视了自然界对社会生产力状况并且通过生产力状况而对人类的全部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影响”。

马克思的地理环境学说则完全不同。“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发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发展的头一项条件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在他看来，地理环境对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它必须以生产力为“中介”。“这就是科学在研究关于自然界对社会人的影响问题时所得到的结论。”

他在阐明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对社会发展起作用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常数”，而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变数”，它的变化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重要发挥和发展。他写道：“社会人和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出乎寻常地变化多端的。人的生产力在它的发展中每一进步，这个关系就变化一次。因此，地理环境对社会人的影响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中产生着不同的结果。”他说，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控制自然界的能力增强了，因而也就使社会同周围地理环境之间“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

普氏虽然同“地理环境决定论”划清了原则界限并对它作了深刻批判，但是他的某些观点也还带有一定程度的夸大地理环境作用的倾向。然而，“瑕不掩瑜”，从总体上说，他的地理环境理论不仅不失为马克思主义的地理环境理论，而且他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发挥和发展也是屈指可数的。

（三）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阐发十分引人注目。

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提出来的。他的那一大段论述，被人们誉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公式”。普列汉诺夫非常重视马克思的“经典公式”，认为它“包含着可以称为‘将作为科学出现的各门未来社会学的导论’的东西”。在他看来，不论《序言》多么简短，还是应该称它作“科学社会学的导论”，而这个导论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根据马克思的“经典公式”的基本思想，普氏提出了关于社会结构的“五项因素公式”: “1．生产力的状况：2．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3．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4．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5．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他认为这个公式是十分广泛的，它对于社会结构中的各项基本因素都给了一个相当的位置。

普氏的“五项因素公式”贯穿着以下两个基本思想：其一，它强调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客观性，自始至终都体现着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原则。公式的前两项说明生产方式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物质经济基础，属于社会物质生活方面；后三项是社会政治、思想上层建筑，属于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也就是说，整个公式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决定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的唯物主义原则。其二，它强调社会结构就其整体来说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活生生的“有完全生命的有机体”，其内部的各种因素不是孤立的、分散的，也不是偶然的、任意的堆积，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正是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形成了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普氏的公式是对马克思的“经典公式”的具体化，它从多方面对后者作了发挥和发展。

（四）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个贡献是对历史必然性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学说的发挥和发展。

普氏认为，人的意志自由与历史必然性的关系问题，乃是历史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的意志自由不仅不排斥历史必然性，而且相反，它是以历史必然性为自己的坚实基础的。“如果在自由的人的活动基础上没有安置着为活动者所理解的必然性，那么任何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可能性就等于零。”他指出，那种把个人意志自由同历史必然性绝对对立起来，以前者否定后者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而且，唯心主义者“在理论上”愈是给自由以更多的地位，则在“实践”领域中愈是将自由“归之于无”，因为正是在这里“他们不能掌握那以自由的全部力量武装着的偶然性”。换言之，唯心主义把意志自由推崇为绝对，就必然抹杀历史必然性，而一旦抹杀了历史必然性，人们在实践中就会使自己处于无数偶然性因素的支配之下，这样一来也就谈不到什么意志自由了。

普列汉诺夫还批判了另一种错误倾向，即把历史必然性与人的意志自由绝对对立起来，从而否定人的意志自由和主体作用的倾向。他说：“乍一看来，如果在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必然性，那末，历史中似乎就没有人类活动的地位了。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硬说马克思强调历史必然性就意味着承认人类屈从于这种必然性。普列汉诺夫驳斥了这一观点。他指出，没有比这类指责更荒谬颠倒的了，“在庸人们看来，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势将把人类变成自动机械，可是事实上，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开辟了通向自由和自觉活动的王国的道路”。他坚决反对把历史必然性曲解为历史是“自然而然地”发展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完全歪曲了唯物史观的实质。他说，事实上，唯物史观坚持历史必然性的观点不仅不会否定人的意志自由而使人们在历史运动面前无所作为，相反，“正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给人类指出了从必然性的领域引向自由的领域的道路”。在人类认识史上，那种否定人的意志自由和主体作用的唯物主义无疑是存在的，但那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而是旧唯物主义。

同历史必然性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问题相联系，普氏还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了精辟的阐述。他的论述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始终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同自由与必然、偶然性与必然性这两对重要范畴紧密结合在一起来考察，并以此作为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这就使他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与众不同，具有新的理论高度。其二，他对历史人物的个人作用和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解剖。他认为，要使杰出人物充分发挥其作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杰出人物所具备的才能应比别人更高，并且更适合当时的社会需要；二是当时的社会制度能使杰出人物有“用武之地”，而不是妨碍其本领的施展。显然，这些特点使得他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论述尤显光彩。

（五）普列汉诺夫对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论述颇有深度，也颇有特色。

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又都是按照这些到处都起作用的共同规律发展的，这就使历史具有共同性亦即统一性。可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沿着共同规律发展的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却有很大的差别性而表现出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使人类历史具有多样性。普列汉诺夫考察了形成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的原因。他指出，一个原因是各个国家和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条件不同，另一个原因是各个国家和民族所处的“国际社会环境”的不同。但二者相比，“国际间的关系对这种发展也许有更大的影响”。由于这两个原因，使按照共同规律发展的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各具自己的特点而呈现出了差别性和多样性。

同历史发展的同一性和多样性相联系，普列汉诺夫还对历史发展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把历史发展的原因区分为“一般原因”“特殊原因”和“个别原因”，并且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区别、联系和各自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所谓历史发展的“一般原因”，是指决定历史运动的“生产力发展情形”，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力水平与状况，这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和最一般的原因，社会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它决定的。所谓“特殊原因”，是指“某个民族生产力发展进程所处的历史环境”，亦即某个民族生产力发展进程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条件。所谓“个别原因”，则是指“社会活动家个人特点及其他‘偶然性’的作用”。它影响历史的“个别外貌”。这三种原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各不相同。其中，“一般原因”支配“特殊原因”，二者结合起来决定着历史的趋势和方向；“个别原因”不仅不能根本改变“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的作用，相反，它自身的作用以及它所影响的范围和方向是由“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所制约的，尽管如此，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如果影响历史的那些个别原因已被别种个别原因所代替，那么这个历史无疑是会具有别一种外貌的”。普氏的上述分析，对于进一步探讨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六）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理论的贡献也非常突出。

恩格斯在晚年，为了反对把唯物主义原则当做“标签”“套语”和把唯物史观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曾高度重视社会意识问题的研究。他指出这是一个十分薄弱然而又是无限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作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在恩格斯之后，普列汉诺夫对社会意识问题的研究倾注了巨大的努力，成绩卓著，出众超群。

普氏认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解释意识形态”。他写道：“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奋勉地慎重地来研究在一切领域内和一切地方的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谁要是想证明自己是马克思的信徒，“谁就不能只是简单地重复这句话：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相反的，他应当竭力弄清楚，这种存在决定意识事实上是怎样发生的”。在他看来，这是一项“最有趣和诱人的”任务。普氏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理论的主要贡献是：1．他对社会意识的结构、层次作了深入考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意识两种形式说。他不仅把社会意识区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这两个层次，而且对它们的各自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探讨。2．他对社会心理的研究成就尤为突出，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不仅把社会心理列为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而且指出了社会心理在思想体系与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关系之间的“中介”“桥梁”作用。一方面论证了在社会意识范围内，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根源，另一方面又揭示了社会经济关系与政治制度对社会心理的决定作用，阐明了社会心理的根源。3．他从多方面深刻地阐述了社会意识自身的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特别是深入论证了社会意识的反作用。他强调，只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还不是全部的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补充一句：意识一经在存在的基础上产生，就反过来促进存在的进一步发展”。显然，他是把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当做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的。普氏特别重视革命理论的伟大作用，他在1883年完成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中就明确地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这一著名论断。19年后，即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中，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普氏的这一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七）普列汉诺夫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了精辟论述。他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堪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他的突出贡献就在于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同自由与必然、偶然性与必然性等范畴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并深入剖析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与社会条件的关系及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作用及“伟大”概念的相对性。这些论述，至今仍给我们以重要启迪。

二 普列汉诺夫对哲学史的贡献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熟练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运用于哲学史的研究，这就使得他的一系列哲学史论著高屋建瓴，气势非凡。他特别致力于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成绩卓著，造诣极高，他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许多论述至今仍闪耀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辉，给人以启迪。

普氏对哲学史方法论的主要贡献如下：

（一）他十分强调坚持和贯彻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坚持用人类历史特别是经济发展史去说明哲学史，而不是相反。

他在《唯物主义史论丛》一书中写道：“从我个人荣幸地置身的那个学派的立场看来，‘观念现象不过是被移置于人类头脑中并在人类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现象而已’。如果愿意从这个立场去研究观念的历史，就必须下一番功夫去说明一个时代的观念怎么样以及以何种方式为它的社会情况所造成，亦即归根到底怎么样为它的经济关系所造成。”他认为，“作出这样一个说明，是一种巨大而有意义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将会使观念形态的历史面貌焕然一新”。他一贯重视在哲学史研究中贯彻这一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

普氏在坚持用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研究哲学史时，坚决反对把这一原则和方法简单化。他一再强调，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经济因素的决定意义，只是在“最后意义上”即“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才能表现出来，因此，绝不可用经济发展史去“剪裁”哲学史。

（二）在哲学史研究中，他坚持用历史去说明人性而不是用人性去说明历史和哲学史的原则与方法。

在马克思以前，许多哲学家对历史的说明常常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普列汉诺夫指出马克思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采取了一种与前人截然不同的方法从相反的方面去说明问题。他不是把人性看做历史发展的动因，而是把它视为永远发展着的历史运动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的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发现了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他找到了历史的动因，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不是用人性去说明历史的变迁，而是指出，事情完全相反，正是“历史运动使人的本性具有这种或那种形态”。这样，马克思就“结束了这一切迷惘，这一切虚构，这一切矛盾”。

（三）历史主义的方法是普列汉诺夫在哲学史研究中一贯重视的一个方法论原则。

他总是把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家及其思想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既充分肯定其贡献，又指出其局限性，甚至还深入剖析了那些在历史上很有影响的哲学思想体系中所包含的错误和失足的教训。一般地说，他不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去评价某一哲学体系，从不苛求于前人。例如，他在评价法国唯物主义时指出：这派唯物主义者和当时的官方思想家进行了热烈的争辩，驳斥了其关于人的观念具有先天性的错误论断，尽管从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他们的某些论点不能令人满意，甚至还有错误，然而他们却有“不可争辩的宝贵的功绩，即他们是从他们同时代的科学观点上彻底思考了的，而这是能够和应该要求于思想家的一切”。

他十分欣赏黑格尔提出的不要把先天的虚构硬加到历史上的原则，认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他指出，黑格尔强调“应当如实地来考察历史”而不要对历史作“先天的虚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遗憾的是黑格尔本人在许多方面违背了这一原则和方法。这是因为黑格尔是一个“绝对唯心主义者”，在他那里绝对观念的逻辑发展是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动因。因此，每当经验材料不适合他的哲学虚构时，他便扮演“削足适履”的角色，即“为了理论而曲解事实”。

普氏非常重视对各个时代的哲学家及其思想体系作历史的比较，在广泛的比较中作出应有的历史评价，从而揭示哲学思想演进的历史线索。

（四）重视阶级分析方法是普列汉诺夫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普氏历来认为，要想真正了解哲学、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历史，就必须弄清楚“社会生活机制”，而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这种机制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只有考察了这个推动力，只有注意了阶级斗争和研究了它的多种多样的变化，我们才能够稍微满意地弄清楚文明社会的精神的历史”。这是因为，“‘社会思想的进程’本身反映着社会各阶级和它们相互斗争的历史”。

普氏虽很重视阶级斗争对哲学发展的影响，但又指出这种影响的表现并非在任何时期都是一样的，它有时表现得十分明显，有时则表现得不够明显。一般地说，当阶级斗争比较尖锐、激烈时，它对哲学思想的影响就较为明显，较为突出；反之，则不够明显，不够突出。

在考察阶级斗争同哲学的关系时，普氏反对那种把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简单化、庸俗化的做法，尤其反对那种把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强加于现代辩证唯物主义之父的头上”的错误做法。一些人认为，马克思总是把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表看做在任何时候都会自觉地迎合本阶级的利益。普氏驳斥了这种意见，他指出，当马克思说，特定的理论适合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一时期时，他绝不想如此说：在这个时期内统治阶级的每一思想代表自觉地将自己的观点去迎合自己的多么富裕和多么宽大的恩人的利益。

（五）普氏十分重视对哲学同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的考察，并把它作为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普氏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探究哲学思想及其演变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的第一人。他的一系列论述，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学说，而且为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他认为，要想了解一个国家的哲学思想发展史和其他思想发展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地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顾及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

关于哲学和社会心理的关系，普氏着重强调了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社会意识范围内，社会心理是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哲学思想则是对一定社会心理的反映。

必须指出，普氏是在社会意识的范围内强调社会心理对哲学思想具有根源性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离开这个前提把社会心理说成是哲学思想的根源就会导致历史唯心主义。

其二，社会心理是哲学思想与社会存在之间的“中介”。

普氏一方面强调社会心理是哲学思想的根源，另一方面又强调它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他指出，社会心理“是社会关系的结果”，更确切地说，社会心理“必然地适应于人们的生活式样，适应于他们获得食料的方式。社会的心理永远顺从它的经济的目的，永远适合于它，永远为它所决定”。作为哲学思想与社会存在之间的中介的社会心理，其中介作用大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对哲学思想的决定作用要通过社会心理这个中间环节；二是哲学思想反映社会存在要以社会心理为桥梁；三是哲学思想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也要通过社会心理这一“中介”。

既然社会心理是哲学思想与社会存在之间的“中介”，那么在哲学史研究工作中就必须把它放入视野之内，而不容忽视。要善于通过社会心理把握哲学和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之间的联系，否则就难以对哲学发展史作出科学解释。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见解对哲学史研究工作极为重要，可惜长期以来人们未曾给以应有的重视。

三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贡献

普列汉诺夫的第三个突出贡献，是系统地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和艺术理论，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这个领域里，梅林、拉法格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普列汉诺夫无论就其研究成果之丰硕还是思想之深刻和影响之久远来说，都大大超过了他们。普列汉诺夫的美学和艺术理论曾经造就了一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包括卢那察尔斯基、弗里契等苏联早期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都受过普氏美学思想的直接影响。许多国家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文艺理论家在形成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和艺术观的过程中，大都曾得益于普氏的美学论著。

普氏的美学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在许多方面都有新的开拓。

（一）他在建立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研究艺术观与历史观的关系，并力图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运用于美学和文艺学的研究，把美学和文艺学奠定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他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所取得的卓著成就，使他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普氏认为，艺术观从来都是从属于一定历史观的，任何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不管他们是否自觉，他们对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研究总是受一定的社会历史观支配和制约的。在他看来，文学艺术既然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那么，人们在研究文学艺术及其演进时，就必须首先弄清楚“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使社会发展的潜伏力量”。

只要人们一旦认识到艺术史和社会环境史是密切结合的，并且认识到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每一重大变化都会引起人们观念的相应变化，“就会立刻承认，必须首先辨明那些造成人的关系中的重大变化的原因，然后才能正确地建立艺术演进的规律”。

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美学发展史上，一些杰出的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虽曾提出过一些颇有价值的见解，对美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恰恰由于他们在社会历史观上的迷误，使他们始终未能建立起真正科学的美学体系。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是这样，康德、黑格尔是这样，19世纪法国的丹纳也莫不如此。

普氏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美学思想历史发展的深入考察，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必须把‘历史的美学’建立在一个科学的社会史观上面”。

这个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就是唯物史观。正如他在《没有地址的信》中所说，“美学科学的理论只有依据唯物史观，才能向前迈进”。美学、艺术理论演进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它们愈是接近唯物史观，就愈能获得牢固的理论基础，从而也就愈具有理论的生命力。

普氏的“五项因素公式”既是他研究唯物史观的总纲，也是他研究美学和艺术问题的总纲。他运用这一公式的基本思想解决了美学和艺术理论领域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艺术发展的最终原因和影响艺术发展的多种因素问题。他在《维·格·别林斯基的文学观点》中指出：“文学、艺术、哲学等等表现着社会心理，而社会心理的性质是由构成该社会的人们所处的那些相互关系的特性决定的。这些关系归根到底依存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生产力发展的每一个重大的步骤引起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改变，因而也引起社会心理的改变。社会心理所发生的变化，一定也多少鲜明地既影响到文学，也影响到艺术，又影响到哲学等等。”

这里，他着重论述了艺术演进的最终原因，即社会生产力，同时也指出了艺术发展与其最终原因之间的一系列中间环节——社会心理、社会政治关系、社会经济关系等。在谈到影响艺术发展的多种因素问题时，他写道：“社会关系的改变使各种不同的‘因素’行动起来，而哪一个因素当时对文学、艺术等等的影响更为强烈，这决定于许多同社会经济完全没有直接关系的次要的和更次要的原因。经济对艺术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一般是极少看得出来的。最常发生影响的是其他的因素，即政治、哲学等等。有时候其中一种因素的影响比其他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

在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解释艺术时，普氏着重批评了当时颇有影响的三种观点，即艺术观中的生物学观点、地理环境决定论观点、人性论观点。

他针对19世纪下半叶一些学者纷纷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观点研究艺术现象时指出，唯物史观所研究的领域，恰恰开始于达尔文主义者研究领域的终结。所以，艺术的研究必须“从生物学转到社会学”上来，只有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才能科学回答艺术的起源及其规律。针对艺术观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观点，普氏强调，自然环境不是艺术发展的根本原因，“地理环境只是间接地影响艺术的发展的”，决定艺术发展的根本原因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和在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针对艺术观中的人性论特别是人种论观点，他指出，人性、人种对于艺术发展有一定影响，但它不是艺术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知道有石器时代的艺术和铁器时代的艺术；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有什么白种人、黄种人等不同种族的艺术”。

普氏一再强调：“我毫不含糊地说，我对于艺术，就像对于一切社会现象一样，是从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观察的。”这是贯穿普氏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研究始终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的一个最为突出的贡献。正是这个特点，使他在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研究中，沿着马克思指出的方向大大地超过了他的前辈。

（二）他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第一个系统而又深入地阐明了艺术与审美的起源，这是他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美学和艺术理论最有成就的一个方面。

他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证了艺术与审美起源于劳动的观点。

1．人类最初从事艺术活动的冲动产生于劳动。他指出，游戏作为艺术的萌芽，最初往往产生于原始人想把狩猎活动中引起的快乐再度体验一番的冲动。因此，总是先有狩猎活动，人同动物先发生一定的关系，然后才会产生描绘这些动物的形象和动作的舞蹈与绘画。2．劳动不仅在时间上先于艺术的生产，而且决定着原始艺术的内容和性质。他认为，狩猎民族的绘画所表现的主题不外两种：一是对狩猎活动场面和过程的简单描述，二是对动物的形象和动作的模仿，而且往往是对那些与原始民族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几种动物的模仿。这些民族生活在鲜花遍地的地方，但在其原始艺术中却从不见有关于植物的描绘。这正说明原始狩猎活动决定着狩猎部落原始艺术的内容。3．原始人从事艺术活动的能力和审美感是在生产劳动中培养、锻炼和发展起来的。他认为，“需要是很好的教师”，原始狩猎民族的艺术需要有“忠实地描绘自然的才能”，要求有对动物形态和动作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模仿这些动作与形态的“手的灵巧”，而原始狩猎活动正是培养和锻炼了猎手们从事艺术活动的感官和能力。4．人们从实用活动向审美活动的过渡，其根本原因也应到生产劳动中去寻找。他认为，有用物品的生产先于艺术生产，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模仿快感固然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但为什么描绘动物和狩猎活动的快感只有原始狩猎民族才能强烈地感受到，而在原始农业民族那里却表现得很少呢？这只能从生产活动的差别上去解释。因此，从根本上说，从有用物品的生产向艺术活动的转化的契机只能到生产劳动中去寻找，而不能单纯从快感中去寻找。同时，他还指出，艺术的最后形成和它对生产活动的直接依赖性的消失，其根本原因也是由促成社会分工的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

普氏关于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的，指的是艺术产生的终极原因。他从不否认促使艺术产生的其他原因；相反，他认为在艺术的起源中，原始战争、性爱、原始宗教——图腾崇拜，以及实用性因素等，都起过一定的作用。他在列举了大量事例说明原始战争、性爱、图腾崇拜以及实用性因素对艺术起源的作用之后，接着就指出，研究艺术的起源，既要考察原始战争、性爱、图腾崇拜及实用性因素的作用，又要进一步探究这些因素是怎样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为生产劳动所制约的，要透过这些因素进而揭示艺术归根到底起源于生产劳动。普氏的上述论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艺术起源的理论的系统化和进一步发展。

（三）普氏关于美感的特征也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其基本观点是：1．从人与对象的关系来看，审美特征是主观的非功利性与客观的功利性的统一；2．从心理过程来看，审美的特点是直觉性与非直觉性的统一。

康德对美感的特征曾作过系统的阐述。他认为，审美快感不同于感官快感和道德上的赞许引起的快感，其特点在于它不涉及利害关系，是唯一的一种不计较利害关系的自由快感。普氏反对康德把审美判断的无功利性无限夸大和绝对化以至否定审美对象与人之间存在着客观功利性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康德的定义（美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而喜爱的东西）——是不正确的”。但是，他又指出，从人对审美对象的主观态度上说，审美判断确实是非功利的，“兴味判断毫无疑问是以作为这种判断的个人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为前提”，就此而言，他又认为康德关于“审美判断无利害”的观点是不错的，应该为之“留下一席地位”。

有人曾批评普氏的上述意见表明他同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论没有划清界限，这种批评是难以成立的。在他看来，审美的非功利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即审美的功利性。他认为，对于审美来说，“功利性毕竟是存在的；它毕竟是审美享受的基础，如果没有它，对象看起来就不会是美的”。按照他的理解，审美的非功利性只是指人们在审美时主观上没有有意识的功利观念，即不“以有意识的实用观点来看待事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审美对象对人不存在客观的功利关系，只是人们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功利性罢了。普氏指出，不是任何有用的东西在人看来都是美的，“但毫无疑问，只有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就是说，在他们向自然界或别的社会的人进行的生存斗争中具有意义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才是美的”。

这正是普氏区别于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论之关键所在。不难看出，在美感问题上，普氏既不是一个庸俗的功利主义者，也不是一个超功利主义者，而是一个坚持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统一论者。他在马克思的实践观的基础上阐明了美感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辩证统一，这恰恰是普氏思想的深刻之处。

普氏对审美活动的直觉性与非直觉性的统一的论述也颇有深度。如果说他把主观上的非功利性与客观上的功利性的统一看做是美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区别于非审美感的特点，那么在他看来，直觉性则是美感在人的主观心理方面区别于非审美感的特点。

普氏对审美的直觉性特点概括为：（1）它是一种不同于逻辑思维的能力；（2）主要特点是“直接性”;（3）还具有非自觉、无意识的特点，因而属于“本能”的领域。

普氏强调审美具有直觉性的特点，绝不意味着他赞同审美的非理性主义，把审美的直观等同于动物的感性直观，而是在肯定审美的属人性、社会性的前提下来探讨审美活动区别于一般认识和理智活动的心理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人在审美活动中采取直观的形式，理性不脱离感性并直接融合于感性之中。

普氏对审美特点的探讨极有价值，其突出贡献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引入美感问题的研究，从而找到了美感的主观上的非功利性与客观上的功利性相统一、直觉性与非直觉性相统一的基础，并从理论基础上对在美学史上极有影响的康德关于审美特征的学说作了深入的批判性的考察和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四）普氏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对艺术的本质与特征作了深入探讨，他的许多论述至今对于我们研究这一问题仍有重要的价值。

普氏对艺术的本质的看法，凝结在他关于艺术的定义里。他写道：“艺术开始于一个人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他在周围现实的影响下所体验过的感情和思想，并且给予它们以一定的形象的表现。不用说，在极大多数场合下，一个人这样做，目的是在于把他反复思索和反复感觉的东西传达给别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

这里，普氏首先强调了“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 “是人与人之间精神交往的一种手段”。因此，对艺术的本质与规律的探索就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仅就艺术本身去进行。

那么，艺术是一种什么社会现象呢？普氏认为，从社会结构来看，它是在经济基础之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社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普氏还进一步指出，艺术不是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而是一种高级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他看来，社会意识形态有两个层次，其中法权、政治、道德观点是“第一级的，所谓低级的意识形态”；而艺术、哲学等则属于“高级的意识形态”。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与经济基础的联系较为直接、密切，后者则同经济基础距离较远，它们同经济基础的联系要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

普氏认为，在“高级的社会意识形态”中，艺术又有自己的显著特点。他在关于艺术的定义中至少强调了以下两点：一是艺术所表现的是作家和艺术家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所体验过的感情与思想。在他看来，仅仅说艺术是生活的反映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到艺术所表现的是作者的思想与感情，即内心生活。其二，在表现人的感情与思想的方式上，艺术既不同于哲学，也不同于宗教。哲学家是以“三段论法”“逻辑证明”的方法进行思考和论证自己的思想的，宗教是以“虚幻的形式”反映社会生活，而艺术家则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即“以形象”来思索和体现自己的思想与感情。因此，普氏认为，凡是舍弃了形象而用抽象的形式来表现思想、情感的地方，就没有艺术创作的痕迹。

普氏的艺术定义揭示了艺术的本质，其优点在于：1．它不同于那种把艺术仅仅看做自我心灵表现的唯心主义表现论的观点，因为它把艺术家所表现的思想情感看做周围现实生活影响的结果，从本质上说乃是社会生活的反映；2．它也不同于那种简单的反映论，因为它指出艺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通过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认识、理解和由此而激起的情感的折射，应该说艺术既是生活的再现，也是艺术家思想情感的表现；3．它强调了艺术既要表现情感，也要表现思想，强调了情感与思想的统一和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显示了其全面性。

（五）普氏在探索艺术及其演进规律时十分重视研究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他的有关论述是其美学理论中颇具特色的一个方面。

在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问题上，普列汉诺夫着重强调了社会心理是艺术的直接来源，艺术则是社会心理的反映。这里所说的“根源关系”和“反映关系”，不是指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根源关系”与“反映关系”，而是指在社会意识范围内艺术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关系。

普氏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艺术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关系。其一，社会心理对于文学艺术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诚然，文艺作品中人物的性格都是个性化的，然而优秀作品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是“因为它是整个社会阶级或者至少是整个社会阶层的心理”的反映。普氏赞扬巴尔扎克是深刻的现实主义者，说他的作品是研究复辟时期和路易·菲利普时期法国的社会心理不可缺少的史料。其二，文艺作品题材的选择，也受特定时代、特定阶级或阶层社会心理的强烈制约。他通过对17、18世纪法国戏剧和绘画题材上的变化与社会心理变化之间的关系的深刻分析，生动地揭示了社会心理对文艺题材选择方面的强烈制约作用。其三，社会心理对于艺术时代风格的形成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他以法国路易十四、十五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前夕社会心理的演变，具体说明了这一时期法国艺术风格的演变过程，从而揭示了艺术风格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关系。

普氏实际上把文学艺术反映社会心理看做艺术的一个普遍规律，并且强调研究文学艺术必须重视对社会心理的深入考察。但是，他在强调文学艺术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关系时又特别指出，不应把这种关系简单化，不应认为文学艺术家的创作都是自觉地去迎合某一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或者其作品都能赢得它所反映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全部理解和同情；实际情况远不是那么简单。在他看来，一定阶级和“表现这一阶级的志向和趣味的思想家间的不和谐，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例如，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是19世纪资产阶级心理的反映，然而它在法国资产阶级中间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同情”，当时法国资产阶级在很多方面并不理解他们的作家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努力；而法国浪漫主义者本身虽然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在许多方面却对“愚钝的有产者”表示了某种愤慨和不满，有时甚至还公开加以抨击。

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普氏首次对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作了深刻的阐明。他一方面指明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又强调了艺术与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物质生活与社会政治生活之间存在着社会心理这一不可忽视的中间环节，这就进一步揭示了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具体途径，从而大大丰富了对艺术演进规律的研究。

此外，普氏对艺术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学艺术发展中的继承性、文学艺术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阶级斗争对艺术发展的影响和文艺批评等问题，也都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他的论述对于艺术和美学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艺术和美学理论的建设，至今仍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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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主要贡献的概述。在肯定普氏上述贡献的同时，必须指出，他的哲学思想也还保留了旧唯物主义的痕迹，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不彻底性，尤其是在那些与现实政治斗争实践联系较为密切的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