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与邓小平的特殊贡献
【作者简介】苏伟（1954—），山西孝义人，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二级），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重庆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重庆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著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革命及其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合著，第一作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重大关系问题再认识》（合著，第一作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主编）、《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发展战略研究》（主编）等，发表的研究邓小平理论的论文主要有：《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邓小平理论开创了“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发展的新阶段》、《论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关系》、《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新特点》、《〈共产党宣言〉与“南方谈话”的社会主义认识论比较研究》、《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中国相结合的历史根据和现实支点》、《从马列的两大民主思想出发再认识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的两大珍品》、《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发展》、《从列宁“民主特殊规律论”看邓小平“改善党的领导论”的实质》、《论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几个理论问题》等。
引言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邓小平理论“首要的基本的问题”的重要认识论、方法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的“老祖宗”们在创立这一理论时，提出了一系列“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后，就努力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针，自觉运用这些认识论、方法论原则，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也有曲折；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贡献；有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继续推进。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不但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而且，作为其逻辑前提，也回答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形成了一个相当系统的“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理论，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为我们党继续深入地解决“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认识路径。
一 科学社会主义导师们提出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旧译为‘新的世界观’——引者注）作为理论的基础。”
根据这个“新的世界观”，科学社会主义导师们对人们怎样认识人类社会，包括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实际上提出了以下的认识论、方法论要求。
第一，“从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出发”，去说明历史，去认识社会主义。
看待历史、认识社会的出发点，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重要分水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列宁在辨析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时指出：“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的东西。”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思考“怎样认识社会主义”问题时，也是从“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出发”的。其精神实质，是要求从社会化的生产力所要求的社会形式上，去认识社会主义。
第二，以分析每一历史时代的“社会结构”为主要线索，去说明历史，去认识社会主义。
特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必然产生特定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中的先进力量，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社会主义，就是现代社会结构中的先进力量即工人阶级的运动，因而“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为了说明工人阶级的阶级本质和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以剩余价值论为基础，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和阶级关系做了科学揭示，最终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第三，彻底地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发展学说，从历史发展中来认识社会主义。
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社会主义成为科学后，也“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列宁也曾讲过：“马克思的这些解释（指《哥达纲领批判》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解释。——引者注）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彻底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这一观点的精神实质，就是恩格斯讲的必须从“经常变化和改革”的角度、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来认识社会主义。
第四，以现实的人为前提，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导向，从人的发展的历史阶段方面去认识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唯物史观观察方法的“前提”，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始终关注人的发展、人的解放，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社会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的结论。这一观点的精神实质，是要求从人的发展的历史要求和历史阶段上，去认识社会主义。
第五，以实践为认识基础、为检验标准、为认识目的，去说明历史，去认识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列宁进一步指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这一观点的精神实质，是要求以实践为基础而不能以书本、以观念为基础，去认识社会主义；而且，不但要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还要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二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探索
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之初，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着眼于这伟大的“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在中国“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做了富有创造性的探索，提出了以下重要思想。
第一，要求从以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为关键环节的社会基本矛盾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
毛泽东创造性地要求全党坚持用对立统一观点去看待社会主义，“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即‘社会主义’的问题）”。其精神实质，就是要求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中，作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对立统一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是更根本的关键环节。因此，只有首先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出发，认清其自身中包含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才能认清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继而，才能全面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即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再继而，才能“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即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正因为有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思想做基础，毛泽东才能够揭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大跃进”时期，毛泽东针对党内将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等同，而欲废除之的倾向，非常明确地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泽东的这个重要思想，既分清了各类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本质性内容（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非本质性内容（商品或非商品生产的经济运行方式），又分清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同非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区别（社会经济制度不同）与联系（经济运行方式可同）。这样来认识社会主义，就开始打破了把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想束缚，并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商品生产的依据。可见，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的观点，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相关思想的重大发展。
第二，要求以分析两类社会矛盾尤其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线索，去认识社会主义。
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必然产生不同的“社会结构”。因此，分析社会结构的具体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运用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阶级分析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尤其是人民内部矛盾分析法。他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认清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才能找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正确方法。
第三，要求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发展学说，从自身内部的矛盾性和发展的阶段性中去认识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毛泽东开创性地指出：是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自身中存在着的矛盾。他批评了“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深刻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同样重要的是，毛泽东讲清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非对抗性）和状况（又相适合又相矛盾），从而得出一个真理性的结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解决矛盾，就是依靠社会主义自身的力量，而不是通过离开甚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此外，毛泽东还强调要用“发展阶段论”去认识社会主义。创造了“部分质变”理论的毛泽东早就指出：“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将这一观点应用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要分阶段”。从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阶段性，从特定阶段的“部分质”的规定性上去认识社会主义，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第四，要求以人的自我改造为着眼点，从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组织形式方面去认识社会主义。
遵循马克思关于“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将社会主义看作是人的自觉的“自我改变”的一种社会实践，一方面，应该造就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毛泽东要求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另一方面，应该造就人的德智体赖以发展的社会组织形式。怎样重视社会分工、发展社会分工，但又使人不至成为社会分工的“牺牲品”，成为“单向度”的人，甚至成为“劳动工具”、“管理工具”、“科技工具”、“挣钱工具”等，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第五，要求以实践为标准，从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社会形式方面去认识社会主义。
早就确立了判断中国一切政党及其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指出：“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在这里，毛泽东用的是经济、文化、政治三位一体的标准，这是实践标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具体化。它给我们的启示是：要从怎样有利于国家发展和人民福利的角度，去认识社会主义；要以国家发展的成效和人民福利的大小，作为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正确与否的主要标准。这是毛泽东关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归宿。
在包括上述认识论、方法论观点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然而，“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其思想根源，正如邓小平所说，“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会主义”。这其中，也包含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出现的偏差。而邓小平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了在“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上的返本归真和历史跃进。
三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突破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强调：“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他在这个问题上不断解放思想，深入探索，不但系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对“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发展，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第一，要正确处理科学社会主义的“老祖宗”与“新情况”的关系，从新的“结合”中去认识社会主义。
在“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中，理论与实际的矛盾，即“老祖宗”与“新情况”的矛盾，是个关键。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既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啊！”同时又要求：“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七大报告将正确处理老祖宗与新情况关系的成功经验，概括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列为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之首。这个经验的实质，就是邓小平强调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这个“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的核心原则，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不断地解决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由此可见，坚持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的结合，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用不断推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来直接指导我们的认识，其认识论、方法论意义是极其重大的。
第二，要认识与把握基本国情，以更好地“从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
邓小平具体地考查了中国社会主义的起源和前提，搞清楚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将“从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具体化为了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思想，从而，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党中央要求：“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从“初级阶段”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其认识论、方法论意义是极其重大的——由此可以解决一系列“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例如：怎样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坚持走“中国道路”？怎样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怎样认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的统一、不走老路和邪路……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邓小平还对作为认识出发点的“主要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作了具体分析，将其分解为“经济本质”与“经济手段”两个层次，并作出了“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论断。这就为“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确定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要从经济本质上去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从经济手段上去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这个认识论、方法论原则意义也是重大的：实践上，它使我们能够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理论上，它将不决定社会属性的“经济手段”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中删了出去，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根本任务、根本目的等，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中明确起来，从而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取得了突破。
第三，要实事求是地分析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以认清社会主要矛盾、确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结构出发”，集中分析的是阶级矛盾，这是符合阶级社会的实际的。邓小平概括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新情况”，指出：“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农联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广大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原来的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由此，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又正确地将社会结构分析的重点，放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从而，恢复并发展了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并由此得出重要结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另外，由于对社会结构分析是明确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的重要前提，因此，邓小平对我国社会结构的正确分析，也将党的建设的着眼点，从“阶级斗争”转到了执政治国上。这一转变，促进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使党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两个先锋队”、“三个代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等对党的性质、特点和要求的新论述，都是基于对我国当代社会结构的科学分析之上的。可见，从对社会结构的科学分析出发，不但对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而且对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也有重要的认识论、方法论意义。
第四，要坚持用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用“第二次革命”式的改革开放，来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邓小平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但因为总结了多年的经验教训，所以他强调：“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而邓小平自己，就率先作了这种研究。他在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中讲：“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所以，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也就在这同一个报告中，他又强调：“为了有效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在南方谈话中，他更明确地讲：“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对“基本制度”与“经济（及其他方面）体制”的区分，对我们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的统一，起到了关键的理论支撑作用。并且，将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是动力”的观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是动力”的观点统一起来，为我们进行改革开放这场“对体制的革命”，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第五，要以更具体的“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来检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但主题不同的社会主义实践，会给社会主义理论提供重点不同的检验标准。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以及每个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实践的主题。所以，他们“强调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这是正确的。在改革开放时代，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实践的主题。所以，邓小平吸取历史教训，在坚持所有制标准的同时，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后来，他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正因为运用了更科学、更具体的实践标准，邓小平才明确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并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特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统一的。”只有坚持用这些统一的标准来检验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才能排除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空想性而坚持其科学性，从而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与活力。也才能进一步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六，要坚持以“于人民有利”为价值导向，体现马克思主义在“怎样认识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毕生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为实现“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共产主义而奋斗，使社会主义成为最崇高价值取向与最深刻历史规律相统一的科学。继承这一优良传统，邓小平不但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而且具有“对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他“坚持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的观点，坚持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的立场，坚持人民的事业必胜的信念，充分反映出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理论目标上一脉相承”。正因为邓小平更具体地实现了“一切为了群众”的价值观与“一切依靠群众”的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所以，就能够不断地解放思想，支持和提倡“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并形成理论，从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四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新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人民继续推进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这个进程中，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丰富与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
第一，提出了“两个逻辑”辩证统一的思想，丰富与发展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
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这个重要观点，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也是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个邓小平“怎样认识社会主义”认识论、方法论的核心原则的发展。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邓小平理论再次纠正了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凝固化，从而教条化的倾向和将国情实际凝固化，从而偏离实际的倾向，指引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然而，时至今日，党内外、国内外仍有一些人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或怀疑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从而欲回到其凝固化理解的“社会主义”老路；或肯定邓小平理论非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科学社会主义，从而欲“捅破窗户纸”，走全盘西化的邪路。直面这种情况，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实践并不能自然回答的疑问，习近平不但坚定地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而且，以“两个逻辑”辩证统一的观点，对这一回答作了深邃的理论阐述。
习近平同志的这一回答与阐述之所以科学，就在于它既更好地将科学社会主义动态化，强调了这一理论从空想到科学，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从马列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再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乃至我们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这一以贯之的理论逻辑演化过程；又更好地将中国具体实际动态化，强调了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一个个历史性课题怎样在别的理论指导都不能得到解决，只是也只能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得到解决或正在得到解决的历史逻辑演化过程；还更好地将上述两个逻辑的辩证统一动态化，强调了实现这两个逻辑辩证统一的实践过程和实现主体的历史衔接性。
由此可见，“两个逻辑”辩证统一的观点，不但进一步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而且进一步科学地回答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但进一步回答了“怎样看待中国现在搞的究竟不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进一步科学地回答了“怎样看待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问题。因此，这个科学观点，既具有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意义，又具有更好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的统一，反对走老路邪路的重大政治意义。
第二，提出了作为“两个逻辑”辩证统一新成果的“中国梦”战略思想，全方位地推进着“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思想。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国梦战略思想，不但进一步说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提供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更具体的认识论、方法论观点。
——在理论与实际结合方面，提出了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选择上，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视角。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首次提出中国梦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还指出，只有讲清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才能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特色”。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能更好地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从“初级阶段”出发方面，提出了“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的新要求。习近平同志在当选共和国主席、更全面阐述中国梦时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中国梦，创造全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继续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还指出：“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这个要求，对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乃至而后继续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怎样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能够帮助我们“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
——在价值导向（价值观与认识论、方法论统一）上，提出了国家、民族、个人的发展相统一的观点，为怎样认识人的全面发展这个“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提供了新的认识论、方法论依据。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个人梦与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在世界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集体与个体的关系，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一直是个难题。中国梦的这些新论述，能使我们更好地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认识论、方法论更好地统一起来，从而更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
第三，对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辩证关系的阐述，启发我们进一步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去认识社会主义。
习近平同志指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能从“治理体系和能力”这个方面去认识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并将它们的现代化，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中。习近平同志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理解这“两句话”之间的关系，才能全面正确地把握改革的总目标。与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可以脱离特定国家制度而存在的理解不同，更与将其与西方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等同起来的理解根本不同，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这个重要观点，继承与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阐述的关于基本制度与体制机制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重要思想，要求我们要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的辩证统一关系上，去认识社会主义。从这个方面获得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之后，我们就既能更加坚定我们的“制度自信”，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能进一步提高我们进行全面演化改革的自觉地，坚决地通过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总体来讲，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在创造性地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问题时，也创造性地发展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出累累硕果。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在继续发展这一重要的认识论、方法论。我们应珍视这一科学的认识工具，运用它进一步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