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善”的时代意义与价值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政治、经济、传媒领域的巨变已悄然在我们身边发生，其中传媒与政治、政府的关系特殊而敏感，这种关系的点滴变化都足以成为我们所关注的重要命题。

2010年伊始，李长春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努力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切实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充分发挥媒体凝聚力量、推动工作的积极作用。”这一表述一经报道，迅速成为国内外媒体聚焦的热点话题。

“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这“三善”的表述，是我们党和政府面对新的形势、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就执政党与媒体关系作出的最新表述，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与价值。

一 “三善”提出的宏观背景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新世纪的前20年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1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的国际地位已今非昔比，国际国内形势也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从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将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推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构建的关键10年。在此背景下，如何更科学、更有效地处理党和政府同媒体的关系，必然成为完成上述战略性目标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善”的提出恰逢其时，从宏观上看，至少适应了以下三个需要：

（一）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不断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高度重视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视这种关系为国家软实力和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作为一个正努力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的发展中国家，提升我国的国家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必然离不开高度重视政府与媒体的关系。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使我们在这一关系的处理上不论是经验还是理念，都存在亟须改善、改进之处。我们需借鉴发达国家在这一关系处理上的经验与理念。“三善”的提出，适应和满足了我国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二）建设和谐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需要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分层加速，社会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复杂状态，社会利益冲突加剧，社会矛盾凸显。政府与公众之间亟须建立更加通畅、信息对称的传播关系，以规避和化解可能的社会风险。媒体在党、政府与公众之间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恰如胡锦涛同志所说，“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三善”的提出，适应和满足了化解社会矛盾、引导舆论、建设和谐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需要。

（三）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

新时期以来，我们党逐渐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角色的转变，这一转变使党的执政能力面临着全新的考验。而如何适应新的角色转变，提升执政能力，涉及多个领域和方面。其中，如何处理好党和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是提升执政能力的不容忽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党在近90年的历史中，积累了运用、管理媒体的丰富而宝贵的经验与思想，但面对新的形式和环境，尤其是面对党自身角色的转变，如要进一步提升执政能力，必须调整、改进党和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三善”的提出，适应和满足了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

二 “三善”提出的现实依据

近年来，面对新的形式，党和政府在处理与媒体的关系上不断进行着各种新的探索，也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理念、思路与方法。但是，从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党自身执政能力提升的迫切要求来看，还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国际传播和国际媒体不够熟悉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已日益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我们过去习惯的“内外有别”的边界日益模糊，中国的新闻常常是世界性新闻。我们长期习惯性的“以我为主”的思路、理念与方法正在遭遇国际舆论包围的挑战。我们看到，由于秉持内宣思维，面对国际舆论，我们常常陷于被动，对于国际传播和国际媒体的理念、思路与方法总体上不够熟悉，因此产生了不少误会、误解、误读。我们不否认国际舆论与国际传播当中“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动机必然存在，但也不必把所有看似“负面”的报道简单去做意识形态的解读。如何面对国际传播与国际媒体，以营造有利于我国的国际舆论环境，“三善”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理念、思路和方法。

（二）对国内舆情新的变化与格局不够适应

在新的媒介信息环境下，国内舆情出现新的变化，并形成了新的格局。总体上来看，关乎国计民生的事件、现象与问题，无论是数量还是速度都比过去大大增多和加快了。在这种情形下，许多地方和部门依然习惯于“围堵”，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企图“捂住”，然而常常适得其反，带来更大的风险乃至危机，如一些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等。如何适应国内舆情新的变化与格局，化被动为主动，“三善”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理念、思路和方法。

（三）对媒体发展的新特点与规律把握不够深入

当前以互联网和移动媒体为代表的新的媒体形态迅速崛起，使媒介发展出现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互融合的新景观、新状态，呈现出新特点与新规律，如媒介主体的多元互动和公众的广泛参与；如媒体的市场化、产业化程度的不断强化等。面对这种情形，许多地方和部门不能够深入把握，企图习惯性地以管理者的姿态“控制”媒体尤其是新媒体；企图以领导者的要求“干预”媒体按照自身规律和特点进行运作。如何深入把握媒体发展的新特点与规律，创造性地引领媒体的发展，“三善”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理念、思路和方法。

三 如何理解与实现“三善”

“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这“三善”的内涵意味着什么？如何实现“三善”？

笔者认为，“三善”体现了新时期、新阶段党和政府处理与媒体关系的全新的理念、思路与方法。其中，“善待媒体”意味着新理念，“善用媒体”意味着新思路，“善管媒体”意味着新方法。

（一）“善待媒体”在理念层面体现党和政府面对媒体的新姿态

“善待媒体”意味着党和政府面对媒体的姿态，应从自上而下的管理者调整为平等相待的服务者，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保证国家舆论安全的前提下，尊重媒体按照自身规律去进行自己的新闻报道、内容生产和经营运作，并为媒体提供更多的服务保障，以拓展媒体独立发展的新的空间。平等相待并不意味着党和政府放弃对媒体的管理与引导，而是以更高的境界，把握大局，引领方向，提供宏观的指导；放下身段，提供服务，以利于媒体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与影响。如在舆论监督方面，应当“允许媒体在符合法律、党和政府总体要求的前提下，独立实施、组织和展开新闻传播活动”。尤其是在处理好监督和被监督关系上，政府官员和政府部门应逐步展现出“被监督是幸福”的姿态。例如，为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本着公开、公正的原则，应积极主动地为媒体提供信息服务，以改变信息不对称的局面，深化新闻发言人制度、重大事件的直播制度的改革，鼓励媒体以更加独立的方式展开报道活动。

（二）“善用媒体”在思路层面体现党和政府面对媒体的新角色

“善用媒体”意味着党和政府面对媒体从“控制者”的角色调整为“使用者”的角色，在围绕大局、围绕中心、围绕党和国家发展需要的前提下，不搞“一刀切”控制，而是遵循媒体发展规律，按照媒体的不同特点分层级、分类别进行灵活的使用。不轻易下禁令，不轻易画圈圈，不轻易否定媒体按照及时性、接近性、重要性所作出的实践安排。

充分利用和发挥不同层级媒体的不同特点，如国际主流媒体的外向性，海外媒体的对象性，国内媒体的贴近性等；充分利用和发挥不同媒体的不同特点，如电视影像传播的现场性，网络言论的丰富与多样性，传统纸质媒体文字的凝练、概括与权威性等，分别组织有针对性的内容形式设计与供给，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三）“善管媒体”在方法层面体现党和政府面对媒体的新职能

“善管媒体”意味着党和政府从微观管理到宏观管理的职能转变，在保证媒体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善于使用法律、法规、政策等多种方法手段，激励和推动媒体在体制机制和事业产业等多个领域大胆地进行改革与创新。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制度建设推进媒体的改革；进一步完善媒体发展的相关政策，以政策导向激励媒体的创新，提升媒介事业发展层次、推动媒介产业发展进步。

党和政府应从战略高度谋篇布局，更多使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方法手段，指导媒体的管理运行。应从微观管理的琐碎操作层面解脱出来，充分发挥媒体的主观能动性，使媒体在管理运行机制上大胆改革创新，以此激活媒体，实现创造性的效能和效益，为党和政府打造更具公信力、影响力的信息传播平台。

（本文与张毓强合作，发表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