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杭州对外贸易研究:1895~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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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现状

(一)杭州的对外贸易研究

由于杭州的重要地位,国内外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杭州地方史的研究。国内学者(除浙江本地学者以外)对杭州历史文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上海的学者为中心,以著名历史地理专家谭其骧教授为首,从杭州城市地理沿革的历史着手,拉开了杭州地方史研究的序幕。发展至今,杭州地方史的研究已形成多学科互动、各领域百花齐放的态势,成为推动杭州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国外学者以日本学者居多,也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经济、文化、人口、方言等多领域展开,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发表一方面为杭州地方史的研究作出贡献,另一方面无疑是对杭州城市的一个最好的宣传。总体而言,杭州地方史的研究侧重古代部分,特别是南宋时期。从学科角度看,则侧重经济、文化领域。而杭州经济史研究的特点则体现在对外贸易发展方向。

春秋战国时期,杭州地区先后属于吴、越、楚国。秦朝设县,汉武帝时设郡,隋代始设杭州。五代十国时的吴越国和南宋先后定都杭州,这是杭州历史上最繁荣显赫的时期。此后杭州一直是两浙一带的首府,新中国成立后仍为浙江省省会。杭州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及强大的经济腹地的支持,从原始的自然渔猎靠泊点,逐渐向人工的军港、商港过渡,乃至发展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贸易港之一。特别是唐、宋、元、明四代,杭州作为中国一个主要的对外贸易港与世界各国均有着频繁的贸易和友好往来。吴振华:《杭州古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明清时期,虽然国家对外贸易政策时有变动,康熙二十四年(1695年)允许浙江的宁波、定海、温州和乍浦等地“出洋贸易”,唯独未及杭州,动摇了杭州作为国际贸易港的地位,但由于其江河贯通的水运枢纽的独特地位,仍是大运河南端的重要内河港口之一。直至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杭州成为浙江省内即宁波、温州后第三个被强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从此,近代杭州的对外贸易发生了质的变化。

以杭州对外贸易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虽然至今没有问世,但是本地学者及机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相关研究成果发表。1989年,林正秋教授有关浙江经济文化史方面的论文专著出版,其中的《杭州、宁波海外贸易史略》林正秋主编:《杭州宁波海外贸易研究》,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一文认为杭州海外贸易的历史从东汉三国开始,吴越国时期已初具规模,到北宋初年,已被朝廷列为对外贸易口岸;宋元时期成为“东南第一州”,明清时期开始衰弱;直至中日甲午战争后,杭州被开放,海外贸易虽然重新崛起,但性质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本书的论述对杭州开埠前海外贸易的发展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学者的研究在观点上没有很大的突破,只是在论述方法、资料收集上更加多样、丰富。1990年,由原杭州市市长周峰领衔,浙江政协文史委召集浙江省学界相关教授学者编著出版《杭州历史丛编》,全套书共分六册,从史前时期至民国,多方位地介绍杭州历史文化。其中在隋唐编、南宋编、元明清编都有专编论述杭州的海外贸易,除此之外,每个时期杭州的交通以及重要产业都有涉及。全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开拓了许多前人未发掘过的史料,并将所收史料来源附在书页中,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在研究浙江历史的通史性著作中也有相关文字。如原杭州大学历史系倪士毅教授于1987年出版的《浙江古代史》,对鸦片战争前的浙江经济在每个时期都有专节讲述,特别是有关纺织业、丝绸业,这些重要的出口产品行业的发展历史的梳理与航运交通的介绍都有助于杭州对外贸易史的研究。如作者在介绍隋朝大运河建设时提到:“610年,由于江南运河的开通,杭州的商业就繁荣起来了,成为‘珍异所聚’‘商贾并辏’的都市。”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年版。还提到江南运河、浙西运河水道,这些研究为我们对杭州在此后发展成为国际贸易港的区位优势提供了有益认识。2006年,由浙江大学历史系金普森教授主编的《浙江通史》出版,全书共十二卷,此书是对浙江从史前到民国时期历史的总的论述,对浙江省每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都有专节介绍,特别是对浙江对外贸易航线的变迁研究有助于对杭州对外贸易的兴衰演变的理解。鲍志成编写的《浙江海外通商史略,浙江对外关系编年》,将浙江对外关系的发展做了全面的概述,并对海外通商的商品结构变化、对外贸易的发展做了基本的概述。

《马关条约》签订后,杭州被迫开放。像先前开放的港口城市一样,杭州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化:外国租界成为“国中之国”,海关被外籍税务司把持,洋人开办的工厂林立,这些重要权利的丧失对杭州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对杭州开埠后的对外贸易研究更具历史价值。金普森、何扬铭《杭州拱宸桥日租界对杭州的影响》一文,对杭州开埠初期的进出口贸易数额、种类、结构作了简单的介绍,认为在杭州开埠后,外国商品的输入和浙江农副产品的出口,都有了发展,浙江社会被迅速、日益深入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范围。《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据我们了解,此文利用海关贸易报告以及档案、地方志资料,通过对晚清民国时期杭州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阐述了该时期对外贸易发展的大致脉络,形成一整体架构,旨在探讨在特定历史背景条件下对外贸易的发展对杭州经济社会的影响。此外,利用海关数据对对外贸易做量化的研究分析,正是现在学界较为流行的研究手段,相较传统的研究方法,有所创新,而且能更直观地显示对外贸易的发展变化,以及更深入地揭示影响外贸变化的因素和内在的联系。

国内的其他学者在相关的著作中也有对杭州对外贸易发展的研究文字。如前提到《杭州古港史》,吴振华编著,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以港口建设、货物吞吐、港口管理为主要内容,全面反映古代杭州港产生发展的全过程;结合杭州港的自然地理条件、腹地经济交通的发展,以及城市建设、文化交流、对外贸易往来、政治军事活动等与港口有关联的因素,探索了古代杭州港的发展规律。此外,还有在浙江经济发展的总体论述或是对浙江省某一行业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1期。如徐木兴《从杭州地区看市场的近代嬗变》一文主要从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变化、商品资本变化、金融市场变化等方面阐述了杭州地区近代市场的逐步形成,勾勒出杭州地区市场嬗变的粗略概貌。

国外学者在这一领域也无专著出版,但他们很早就对杭州经济发展史的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尤以日本学者为多。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滕田丰八在一篇题为“宋元时代海港之杭州”文中专门论述了宋元时期杭州等地海外贸易盛况。新中国成立前,小野忍博士写了《杭州市的丝绸业》一文,对杭州近代丝绸业发展作了详细考察。50年代,日本《日表艺》连续刊登了《南宋官窑研究》文章达三十多篇,对为南宋宫廷服务的修内司官窑作了深入研究。60年代末,日本著名汉学家斯波义信发表著作《宋代商业史研究》,80年代又出版《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一书,他以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对宋代经济的许多方面提出了创新的见解,其中对宋代杭州、湖州、宁波、绍兴府设有专章或专节论述。除此之外,美国学者萧邦奇撰写的《湘湖——九个世纪的中国世事》一书是迄今为止国外学者对于杭州萧山湘湖研究的最详细的一部著作,也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对于湘湖历史地理研究的最完备的成果,资料完整,叙述生动,在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其中最引起学者共鸣,同时也努力予以体现的“社会史问题意识”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

对外贸易亦称“国外贸易”或“进出口贸易”,简称“外贸”。广义的对外贸易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另一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货物和劳务的交换,它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狭义的对外贸易仅指货物的进出口。本书研究的是狭义的对外贸易。基于对外贸易对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中外贸易史研究不仅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热点问题,而且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也一直是学者较为关注的领域。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济史上的许多问题都得以重新认识,研究也日益深化且全面,贸易史的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化和细分。对于对外贸易的研究思路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

从宏观方面来讲,主要是从整体上探讨某一时段对外贸易的情况或与某一具体国家之间贸易发展状况,在此列举部分:我国进行对外贸易研究的先行者是郑友揆先生,他首先详尽、系统、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各地区对外贸易状况,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郑友揆:《中国各通商口岸对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随后郑友揆和韩启桐又对中国埠际贸易状况以及各种进出口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状况做了详细的阐述。郑友揆、韩启桐:《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中科院社会研究所,1951年,第1页。随后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对于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以及外贸与国内工业的相互关系进行探讨,并系统研究了1864—1948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状况。郑友揆:《中国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李康华对中外进出口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分阶段展开分析。李康华:《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紧接着,更多的学者关注对外贸易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如孙玉琴主要研究1840—1948年近代中国100年间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分别论述了各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宏观环境、主要制度安排、进出口贸易的实绩及对近代经济的影响等内容;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2004年在南开大学召开的“世界经济体制下的民国时期经济(1912—1937)”国际学术讨论会,其中亦涉及了部分学者对对外贸易的研究问题:有通过对1912—1936年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分析,来考量这一时期中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从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视角来考察不同国家外贸对中国工业化的影响,并探讨了不同的贸易格局以及中外贸易的特点。陈争平:《1912—1936年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考略》,载张东刚、朱荫贵《世界经济体制下的民国时期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也有学者从行业角度来考察外贸对中国工业化的影响。王翔:《近代中国工业化初期的三股推力——基于近代缫丝工业的考察》,载朱荫贵、戴鞍钢主编《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3—621页。最近期的研究成果是陈争平的《近代中外贸易发展史》一书,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因素、制度变化、商业组织、商路及流通机制、贸易平衡条件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得出了新的结论。

从微观方面来讲,对外贸易的研究又注重港口贸易的研究。中国学者对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后,对港口史、港口所在城市及相关区域经济史的关注和研究也变得越来越多,人民交通出版社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港口史的著作,包括上海、大连、连云港、镇江、宁波、广州等港口。研究的重心首先是放在上海、重庆、天津和武汉这四个近代重要的通商口岸,发表了一批著作。这些著作论述了通商口岸的港口发展、贸易情形以及口岸贸易对相关城市和区域现代化的影响。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隗赢涛:《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国外对于对外贸易的讨论,也是从微观角度——基于通商口岸来考察近代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被誉为最早对中国通商口岸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之一的马士(H. B. Morse),首先介绍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同时对鸦片战争以后的通商口岸进行论述与分析。H. B. Morse. 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Revised Edition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913.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外国学者费正清、墨菲、郝延平、费维恺、滨下武志等人,从全国的层面对中国的沿海和口岸贸易进行过论述。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以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沿海通商口岸为考察对象探索近代中国沿海对外贸易。其博士论文《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设(1842—1854)》探究了西方“条约体制”在中国各通商口岸的建立过程,并勾画出了近代中国早期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的历史轮廓。J.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另外对于通商口岸的贸易研究,近代海关洋员的著作较为全面地记载了当时的贸易情形,是研究近代中国港口贸易的重要著作。[美] 马士编:《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3卷本),张汇文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班思德主编:《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科1931年版。

由此可见,对外贸易史的研究方面,学术界主要集中于进出口商品、商品结构、贸易条件、贸易制度、宏观环境、对象国贸易以及对于近代工业经济的影响等的探究,而对于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研究,学术界将重点更多地放在了上海,将浙江各港口作为上海的腹地来进行考察,而未对浙江的对外贸易进行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更没有对浙江一些重点区域的对外贸易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近年来,对于浙江地区对外贸易的研究主要是对宁波港贸易的初步研究,20世纪初至今,胜部国臣、王钟麟、张其昀、郑绍昌、竺菊英、乐承耀等学者对此都有所论述。学者主要从宁波港口贸易变化的原因、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郑绍昌:《近代宁波港口贸易的变化及其原因》,《浙江学刊》1983年第1期;竺菊英:《近代宁波对外贸易衰落原因探析》,《浙江月刊》1996年第2期;乐承耀:《十九世纪中晚期宁波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原因》,《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1998年第5期;郭剑波、赵红峰:《近代宁波港衰弱的原因分析及启示》,《宁波通讯》2005年第2期。、宁波与上海的埠际转运贸易,钟昌标:《从历史、现状看甬沪经济的互补、竞争与协同发展》,《宁波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戴鞍钢:《近代上海与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架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戴鞍钢:《近代上海与长江流域商路变迁》,《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戴鞍钢:《近代上海国内沿海埠际贸易探析》,《上海研究论丛》第11辑;唐巧天:《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研究(1863—1930年)》2006年4月;唐巧天:《上海与宁波的外贸埠际转运变迁(1863—1930)》,《史林》2008年第4期;唐巧天:《回眸与展望:上海港与宁波港的发展历程》,《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以及港口对于其腹地的变化开展的。王列辉:《近代宁波港腹地的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本书着眼于晚清民国时期杭州对外贸易的考察,但这方面的成果较少,学者研究主要是通史类著作,将对外贸易整个涵括在近代或民国浙江经济史中加以介绍。陶水木教授阐述了民国时期浙江商帮的形成和发展及其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的关系,认为浙江商帮成为民国时期浙江乃至全国对外贸易的主力军;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页。袁成毅教授从浙江社会经济的概况中描述了浙江部分对外贸易的内容;袁成毅:《浙江通史》(民国下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陶士和教授通过民国实业思潮、实业家的经济活动等经济问题的论述,来凸显出浙江对外贸易发展的概况以及对社会现象的考察;陶士和:《民国浙江史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丁贤勇教授论述了民国时期的浙江新式交通与社会变迁状况等;丁贤勇:《新式交通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鲍志成先生将浙江对外关系的发展做了全面的概述,并对海外通商的商品结构变化,对外贸易的发展做了基本的概述;鲍志成:《浙江海外通商史略·浙江对外关系编年》,西泠印社2006年版,第1页。另外先后出版的几本方志,从地方志的角度对杭州的对外贸易进行考察。浙江省外事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外事志》,中华书局1996年版;浙江省外经贸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外经贸志》,中华书局2001年版;《杭州市志》编纂委员会:《杭州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杭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编:《杭州市对外经贸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有关的港史及航运史的研究,部分论述了杭州港口的航运情况及贸易情形。吴振华编:《杭州古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童隆福:《浙江航运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另有几本翻译整理海关数据的书籍,杭州海关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陈梅龙、景消波:《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温州、杭州海关贸易报告译编》,宁波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翻译整理了杭州、温州、宁波三个港口自开埠至抗战前的每年海关报告和十年报告,其中十年报告的下限为1931年,对进出口贸易活动以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变迁做了全面的考察。最近,由杭州师范大学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选编的《民国浙江史料辑刊》,杭州师范大学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编:《民国浙江史料辑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是一部跳过海关资料的视角对民国浙江史料进行汇总整理的资料集,其中包括对杭州主要县市的经济调查及经济纪要等,是晚清民国浙江对外贸易研究的重要资料集。

有关近代杭州港主要进出口商品的资料较为丰富。《旧中国海关史料(1861—1949)》是目前研究中国近代港口贸易最为丰富的资料宝库。其中的各年杭州关华洋口贸易情形论略将历年杭州海关报告作了一个汇编,是研究杭州对外贸易的重要资料。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旧中国海关史料(1861—1949)》,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为了弥补海关资料的不足,前辈学者又编制了众多资料汇编,有关于进出口商品的详细记载。姚贤镐主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三联书店1957年版;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页。除此之外,还有有关上海的对贸易研究的书籍和资料,都对研究晚清民国时期杭州对外贸易有一定的帮助。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一卷(1843—189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二卷(1895—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二)对杭州贸易发展有影响的其他城市或行业的研究

影响杭州对外贸易发展的因素包括国家政策的变化、经济腹地的变迁、交通条件的改善、其他口岸的影响等多方面。浙江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除杭州以外,还有宁波、温州两地。三地相互依托,相互影响,构成浙江对内、对外贸易的整体网络。研究历史上三者的相互关系,对于如何平衡当前浙江经济贸易格局,探索港口未来发展的方向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与杭州经贸联系更加紧密的宁波的海外贸易经济研究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成果较多。专著有《宁波港史》《温州港史》。在论文方面,徐明德的《论14至17世纪宁波港在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中日文化论丛1995》,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文重点考察明朝宁波港对日贸易在全国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宁波及其腹地》一文运用他独特的一套区域史研究理论,从多方面系统解析宁波的地域偏差;并通过社会内、社会间比较的研究方法,考察宁波的区域特点。这些理论和方法成为日后学者在相关研究上的重要参考。竺菊兰《近代宁波对外贸易衰弱原因探析》《浙江学刊》(双月刊)1996年第2期。一文,提及杭州开埠对宁波对外贸易的影响,认为杭州开埠后,曾经维系宁波出口贸易的徽州茶及部分平水茶皆改由杭州输往上海,宁波转运贸易的功能因此大受影响。除此之外,乍浦作为杭州港的一个重要口岸也较早地被学者关注。徐明德的《论17—19世纪乍浦国际贸易港》《中日文化论丛1994》,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从介绍乍浦港的区位优势出发,分析了清代前期乍浦能取代杭州港而成为国际贸易港的原因,并重点展现了清代乍浦港的贸易盛景。

杭州对外贸易发展的基础依托杭嘉湖地区的经济发展。杭嘉湖地区的重要产业丝织业、纺织业、丝绸业在全国占有重要比重。杭州的出口产品一直以来就以丝绸最多,丝绸业的发展关系着杭州对外贸易的兴衰。有关浙江丝绸业研究成果较多,20世纪70年代末浙江丝绸工学院编辑的《浙江丝绸史料》油印本出版,这方面的史料整理工作是超前的。朱新予的《浙江丝绸史》是第一部相关的专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较早地系统分析了浙江丝绸行业的发展概况。陈永昊、陶水木主编的《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湖州南浔的“四象八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从商帮兴衰史看湖州丝绸业的发展,为对外贸易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总的来说,目前国内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方兴未艾,而有关近代杭州对外贸易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全国同等性质的港口贸易研究中相对落后,要向纵深方向发展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收集整理一手史料,在借鉴同类型城市贸易研究的方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以期在这一领域有所突破,为杭州地方史研究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