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单极世界联盟理论与北约联盟行为分析

联盟不仅是国际政治现实中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国际关系理论语境中的联盟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安全安排，是共同防御协定基础上形成的排他性安全合作。传统现实主义联盟理论将权力作为主要分析变量，其理论基点是“权力平衡论”，认为“联盟是权力增强器”，是权力平衡的工具；新现实主义则在对传统现实主义联盟理论进行优化升级的基础上，分别以“威胁”和“利益”作为主变量，先后提出了“威胁平衡论”和“利益平衡论”，并使联盟理论更具有系统性和实证性。冷战结束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联盟理论受到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不同程度的挑战，同时后冷战时代的新形势也需要理论界提出新的分析框架来予以解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9年，联盟理论大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依靠自己多年研究联盟问题的深厚学术积累，提出了联盟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单极世界联盟理论，为我们研究联盟问题和理解北约的战略行为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一 单极世界联盟理论的基本观点

单极世界联盟理论认为，冷战后单极体系的出现对当代联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单个国家的绝对力量优势（现实当中美国在冷战后的优势地位）在现代历史上绝无仅有。这种国际体系当中的总体力量分配对于确认威胁的潜在来源和选择可能的盟友以应对这些威胁将起到作用。单极体系的条件不可避免地塑造着各国的联盟行为，同时影响已有联盟内部的讨价还价。至于什么是单极体系，沃尔特认为，单极体系是指单个国家掌控了体系当中政治相关资源的优势份额，其意味着单个超级大国没有在地位或影响上与之匹敌的意识形态对手。除承认结构性压力对单极世界联盟行为的塑造以外，沃尔特还秉承了其一贯的学术观点，强调以综合实力、地缘的毗邻性、进攻实力和侵略意图为基础的威胁是联盟形成的重要因素。同时引入以上两个变量，有助于解释当今国际政治现实中，哪些联盟行为是由结构力量驱动的，哪些行为是由单极国（现实当中的美国）的国家特性所驱动的。

沃尔特认为单极结构对联盟行为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单极国具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在单极或两极体系当中，大国或超级大国普遍担心自己的行为引发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大国的反对，但在单极结构中这样的担心显然多余。单极国超群的实力一般可以使它不那么在意来自盟友的支持而选择一意孤行地投入战争，然而盟国并非没有任何价值，比如在增加行动的合法性和使用重要海外战略设施时，盟国的支持依然重要。第二，对单极国权力日益增长的担忧。此种担忧与单极国更大的行动自由伴随而来，单极国出于自己的利益偏好而进行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对其他国家的利益产生影响，即使单极国的活动不直接针对其他国家，也有可能通过第三国进行传导。例如，美国入侵伊拉克引起了土耳其对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担忧和以色列对伊斯兰圣战的担忧。第三，更大的反霸权制衡障碍。虽然各国普遍担忧单极国的主导地位，但组织对单极国的联合制衡将面临更大的障碍。单极国超群的实力使组织与之相当的制衡力量联盟交易成本相当巨大，在单极国对各国威胁不均衡的情况下搭便车和推卸责任的行为在所难免，而且，单极国也可以采取威逼利诱等手段对企图结盟的各国分而治之。第四，信誉和影响。由于单极结构下单极国对盟友的需求大大降低，盟国有理由担心单极国对他们所作的承诺。以此类推，原来在多极或两极体系下中小国家对盟主的影响力将大大降低，相反盟主对中小国家的影响力上升。单极国将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被抛弃”（abandonment）和“被牵连”（entrapment）的联盟安全困境，而它的盟友们特别是弱小国家很容易被单极国家的战争所牵连。第五，分散注意力或超脱。单极体系对单极国的结构性束缚大大削弱。单极国家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对国际事务采取干预或超脱政策。单极国如果采取塑造国际体系的战略，很容易被广泛的国际议题分散注意力，因此单极世界联盟理论认为采取超脱政策是较为合理的选择。

关于在单极世界中国家的联盟战略行为，单极世界联盟理论认为国家主要有六种战略选择：（1）硬制衡；（2）软制衡；（3）摆脱控制（Leash Slipping）;（4）中立；（5）追随强者（Bandwagoning）;（6）地区制衡。即使国家缺乏制衡单极国家的必要能力，但仍然寻求通过合作与协调来提升自己的安全，这种情况可被视为单极世界的硬制衡战略。硬制衡战略一般不是由结构原因所驱动，更多的是由于国内因素的结果。在单极世界里，硬制衡行为相对稀缺，一方面是因为制衡单极国家代价高昂，另一方面是因为联盟的组成是应对威胁而非实力。软制衡战略更多的是针对单极国的具体政策而非结构的整体实力分布本身。与硬制衡所关注的均势所不同，软制衡在承认单极国家力量优势的前提下，采取限制单极国按照自己偏好行事的能力的战略。软制衡的优势在于它的隐蔽性，既能一定程度制约单极国的行动能力，又不至于和单极国家形成直接冲撞而招致报复。在单极世界中，各国也有可能组成一个摆脱对单极国依赖的联盟，而且这样的联盟不是以制衡单极国为目的的。这种联盟行为可被视为一种摆脱控制战略，当各盟国过度依赖单极国时，对摆脱束缚的愿望便会明显表达出来。追随强者通常是指一个国家与最强大或最具威胁性的国家结盟，它本质上是一种绥靖政策：通过追随，被威胁的国家寻求单极国对它手下留情。追随行为在多极和两极体系当中并不普遍，同样在单极体系当中也是一种稀缺行为。因为一个国家要将自己的命运交由对它具有威胁性的国家将冒很大风险。另外一种容易被误认为追随战略的行为其实是一种地区制衡行为，由于各国都普遍关心地缘相近的国家的威胁，往往会借助非本地区之内的单极国家对地区威胁进行制衡，以求得自我保护。

关于如何使用单极世界的联盟工具，沃尔特认为相对于中小国家希望用高度制度化的联盟来束缚单极国的行为，单极国更愿意使用临时性的联盟来执行自己的意图。单极国强大的实力可以使其在国际环境中更加自由地挑选自己所需的联盟工具，但这并不代表其他国家对单极国无所作为。一方面，各国领导人可以和单极国的精英建立紧密的私人关系以影响单极国的行为；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可以采取与单极国一致的战略来讨好单极国，而这种战略往往是表面上的一致，就像“9·11”后各国普遍推行的反恐战略。此外，如果单极国的政治体系足够开放，各国还可以通过游说集团等手段影响单极国的决策，这一点对于以美关系在“9·11”之后的强化特别具有说服力。

冷战后的历史证明，结构性因素对于联盟行为的解释存在局限。虽然单极结构不可避免地会关注单极国的偏好和行为，但力量的分配不能完全解释其他国家将如何做出反应。在单极结构中更重要的是谁是单极国，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如何，以及它如何使用它的权力。如果单极国是一个一样地理位置遥远，对自己的行为和野心有合理的自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征服他国的欲望，人们可以预期各国将普遍采取软制衡、追随强者和地区制衡的战略。

二 单极世界联盟理论的理论特征

（一）联盟研究的单极视角

现实主义联盟理论一直以来居于联盟研究的主导地位，按照研究阶段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传统现实主义阶段和新现实主义阶段。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联盟理论认为，联盟是权力均衡的最重要表现。在多国体系内，联盟必然具有平衡权力的功能。互相竞争的A国和B国为确保或增进它们相对的权力地位，可作出三种选择。其一，它们可以增加自己的权力。其二，它们可以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在自己的权力上。其三，它们可以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到对手的权力上。当它们作出第一种选择时，它们进行军备竞赛。当它们进行第二和第三种选择时，便执行联盟政策。与传统现实主义联盟理论的权力视角所不同，新现实主义联盟理论的视角转向了威胁、安全困境和利益。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认为，国家参加联盟是为了应对威胁，但并不是所有的威胁都是以敌对国家的权力为基础的。联盟困境理论从国家安全的安全困境视角出发，探讨了联盟内部的安全困境以及与联盟外两组安全困境的互动。由于盟友可能会采取解除盟约或与敌国结盟的可能，所以国家对受到“被抛弃”的担心总是存在的；“被牵连”则意味着因盟国的利益而被拖入一场与自己利益相悖的冲突。每个国家都必须在“被抛弃”和“被牵连”之间进行权衡。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的利益平衡理论指出，国家间结盟并不一定是应对威胁的反应，它同时可能是对获利的期许。

尽管以上理论的研究重点和研究视角各有侧重，但是它们存在着一个共同特征：它们反映了前冷战或冷战时代多极和两极结构的政策关注和历史背景。单极世界理论与以上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继承了主流现实主义联盟理论的思想，并且将研究的切入点进一步细化为后冷战时代单极结构视角。单极世界联盟理论以单极结构勾勒出单极世界联盟行为的宏观背景，明确提出相对于两极和多极结构而言，单极结构的结构压力大大减弱，国家联盟行为主要不是以结构力量来驱动，而主要以单极国的国内制度、历史经验、文化传统等因素来规范的。换言之，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在单极体系世界里，单极国国家特性的作用代替了原来在两极或单极世界中结构的作用。

（二）浓厚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色彩

单极世界联盟理论巧妙地吸收了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力量的分布是国际政治和各国对外政策的首要决定因素的观点，将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具体来说是国家的相对力量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但对于大多数结构现实主义者关于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和国内因素在塑造对外目标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一些论述，该理论则持否定态度。特别是，单极世界联盟理论不同意结构现实主义视结构为解释联盟行为的唯一变量的观点，认为这里面存在着重大理论缺陷，因为这种做法既没有对不同国家的目标加以区别对待，也没有考虑国家对外政策目标发生变化的情况。

重视单元层次的分析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色。新古典现实主义将国内因素作为干扰变量纳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同时它也不像古典现实主义者那样假定国家行为可以通过个人权欲来加以解释。在新古典派学者看来，体系因素固然是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但如果一种理论仅仅局限于体系层次，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理论将无法对现实作出正确的解释。新古典派认为，虽然国家的相对力量是一种客观现实，但国家领导人如何认识这种现实以及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动员自身资源以实现本国的目标，这里面存在着种种不确定性。要理解国家是如何对外部环境进行解读和作出反应的，人们必须分析体系的压力是如何通过单元层次这一干扰变量，比如说决策者的观念、一国政府机构的能力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来得到传递，并最终决定一国的对外政策的。这样，新古典派便为解决长期困扰现实主义理论的体系分析和单元分析相分离的问题找到了一条途径。

单极世界联盟理论以结构为理论展开切入点，但该理论并不是一个唯结构理论，事实上结构分析的提出很大程度上为之后的单位层次分析铺路。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单极国在单极体系下受到来自单极结构的压力大大减弱，其自身的单元属性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结构的属性。其他国家在选择联盟战略时并不是对结构压力的反应，而是对单极国国家利益偏好的反应。具体而言，单极国如何认知单极世界的外部环境和其做出的反应将深刻影响其他国家的联盟行为。影响单极国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的因素包括了国内政治精英的态度、政治制度的开放性、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等。单极世界联盟理论还认为，单极国对其他国家的联盟战略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其他国家可以通过政治精英和利用单极国家政治制度的开放性进行渗透，以获得自己所期望的单极国行为。

（三）对“追随强者”与“制衡”行为模式的细化

国际关系理论大师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从理论的高度率先提出了“追随强者”和“制衡”这对相互对立的联盟行为模式。沃尔兹把“追随强者”定义为国家行为体与强者结盟，而“制衡”是指与其他国家结盟对抗强者。沃尔兹认为，由于各国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和维护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相互制衡而不是追随强者是国际体系中更常见的行为。“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国家将涌向较弱的一方，因为威胁它们安全的是较强的一方。如果它们加入的联盟有足够的防御和威慑能力以吓阻敌对联盟的进攻，它们将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安全”。斯蒂芬·沃尔特在他的威胁平衡理论中对沃尔兹的“追随强者”和“制衡”概念作出了修正，他认为国家在面临外部威胁的挑战时，或者采取制衡行为，或者追随强者。制衡是指与其他国家结盟以反对最具优势的威胁。追随强者是指与引发危险者结盟。沃尔兹和沃尔特将联盟行为进行两分法的方法引来了诸多批评。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提出，国家在面临威胁时会具有躲避、超越、追随和制衡四种战略选择。与威胁平衡论所认为的制衡更为普遍的结论不同，施罗德认为在这四种战略选择中，制衡是最不常见的选择，而追随或躲避要更常见。作为对施罗德观点的呼应，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指出国家在面临冲突的环境下，往往有几种行为选择。国家可以选择制衡，也可以选择追随或等待观望。一国到底选择何种行为，取决于多种因素，如作战的成本、与对方结盟后两国军事力量的效能、潜在结盟对象的侵略性等。鲍威尔还强调制衡行为虽然有时会出现，但由于它的成本最高，因而是最少见的一种行为，而追随和观望则是最常见的联盟行为。

单极世界联盟理论对以上的批评作出了积极回应，沃尔特首先对自己在威胁平衡论中提出的“追随强者”和“制衡”的两分法做了重大修正，他认为“追随强者”和“制衡”过于简化了单极时代复杂的联盟行为，对于理解国际政治中的具体问题并无助益，因此他将“追随强者”和“制衡”进一步细化为硬制衡、软制衡、摆脱控制、中立、追随强者、地区制衡六种行为模式或战略。并且，与他先前得出的“制衡”比“追随强者”更普遍的结论所不同的是，沃尔特认为在单极体系下软制衡、地区制衡和追随强者都是比较普遍的联盟行为。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单极世界联盟理论特别强调理论假设与现实政治的区别，在现实世界中各国不会单纯采取非此即彼的“追随强者”或“制衡”战略，而是交叉并用各种硬制衡、软制衡、摆脱控制、中立、追随强者、地区制衡的战略，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三 单极世界联盟理论对北约联盟行为分析的适用性缺陷

（一）单极到多极的转换

在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曾经一度出现过单极体系的特征，或如中国学者广泛认同的“一超多强”格局，或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的“单极—多极体系”，其中，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试图以自己的意志来塑造世界新秩序。从冷战结束到21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单极世界联盟理论的确对美国在全球包括北约在内的广泛联盟体系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然而，在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且国家经济不断虚空，之后又深受金融危机重创的情况下，美国的支配地位受到明显削弱，其对外行动方式也日益向多边主义回归。从2005年开始，美国意识到单边主义和黩武政策的限度，转而强调去寻求与传统盟友的协调与合作，从而消解了很多其他国家对美国意图的忧虑，进而降低了它们联合牵制美国的意愿。2009年开始，被称为多极伙伴世界的世界体系开始崭露头角，持续的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单极化的发展，奥巴马政府将布什政府后期的多边主义策略提升为其基本外交理念之一。从这一理念出发，克林顿国务卿进一步提出了“多伙伴世界”构想，使全球化时代的新多极伙伴世界逐渐成形。

同时，当今世界中的其他各大力量中心正在内外政策方面采取多样化的发展道路，并且都拥有因各自的成功所带来的自信。欧洲的成功起步于内部的民主制度、社会市场经济以及让渡本国主权的同时削弱别国主权的一体化和对外政策选择；中国的成功源于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模式以及严保本国主权也尊重别国主权的对外政策；巴西和印度在国内制度方面更为接近西方，但在对外政策的原则上与中国更为接近。总之，在物质力量分散化的今天，观念力量的多样化也在同步发酵过程中。多极世界的到来意味着美国不能像单极时代那样肆意妄为，不能随意抛弃北约的伙伴单独行事，同时由于国际关系中的整体合作氛围，制衡行为将相应减少。因此，单极世界联盟理论对于近年来北约联盟内外最新发展动态缺乏解释力。

（二）单极世界的模糊属性

在对沃尔特威胁平衡理论的批评中，施韦勒将国家分为维持现状的国家（狮子型和羊羔型）和改变现状的国家（豺型和狼型）两类。前者一般来说倾向于制衡和寻求安全，而后者则希望增加权力、威望和财富，因此倾向于见风使舵，与强者为伍。沃尔特只注重安全，从而陷入了“维持现状的偏见”。也就是说，在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中他所定义的体系属性是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而其在单极世界联盟理论中似乎考虑到了施韦勒的批评，用刻意淡化体系属性的方式来将联盟行为的动因集中在单极国的国家属性上来展开论述。在沃尔特看来，单极国家对外是否具有征服意图，不是体系属性的结果，而是国内政治制度等要素的结果。模糊体系属性的结果是基本否认了体系对单极国国家行为塑造的解释，使单元层次的解释成为单极世界联盟理论的主变量，这其实与沃尔特希望同时从体系和单元两个层面解释单极时代联盟行为模式的初衷相悖。

事实上，单极世界体系的属性可以进行明确的定义。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的属性已经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进化到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一个崇尚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国家可能会在过去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里成功，但是如果他现在仍然继续奉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将会在现在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里遭到严厉的惩罚。相反，一个崇尚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国家在过去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里可能会灭亡，但却极有可能在现代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里成功。崇尚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有着相似的命运，有可能在将来的世界里比后者更成功。显然，单极国在单极世界所奉行的战略不仅仅是单元层次在起作用，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体系属性对单极国行为仍然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在现实世界中，由于北约各国都生活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里，它们在结盟和保持联盟延续时，或是其他国家看待结盟国家的行为时，对彼此间行为意图的度算都是以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属性为基本前提，即任何别国的行为至少不会以征服他国为目的。从当代联盟的合法性来看，虽然一个安全或军事安排并非必要前提（联盟可以以一种非正式的意愿国家间法律政治安排的形式存在），但只有为所有成员提供集体安全而以防御为目的建立的联盟才具有合法性。单极世界联盟理论对体系属性的模糊化处理不利于设定北约内部和外部各行为体看待彼此行为意图的底线。

（三）对联盟内部关系讨论不足

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联盟行为分析框架，单极世界联盟理论最大的缺陷在于沃尔特除了简单提到单极世界中的联盟困境以外，对联盟内部的行为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受到单极结构与单极国影响的不只是联盟内部的困境，还包括了其他诸多联盟内部问题。首先，关于联盟内部的责任分担问题。由于安全也是一种公共产品，联盟内部的大国通常会承担主要的联盟运行成本，而小国通常会搭便车。在北约结构之下，按照单极世界联盟理论的逻辑，美国对联盟的需求要小于其他的盟友，显然从成本收益的理性角度出发，美国会越来越不愿意承担过多的运行成本，而欧洲各国和加拿大为了寻求美国的保护会更多地负担联盟责任。而在现实当中，作为单极国的美国在北约等联盟内并没有明显的推卸责任的趋势，而美国的众盟国仍然像过去一样在搭便车。其次，关于联盟内部的团结和领导权问题。传统联盟理论认为，通常来说一个联盟内部的力量分布越是不均衡，一个联盟的凝聚力就越强，联盟领袖对联盟政策制定的主导力就越强。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北约内部的这种不对称性显然加强了，单极世界联盟理论没有回答为什么美国在已有众多联盟的前提下更愿意使用临时性的联盟。最后，制度和观念对联盟的影响。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高度制度化的联盟在体系结构改变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得到维持。一个高度制度化的联盟可能发展出即使其原有目标已失去意义但仍值得保存的能力，尤其在建立新的联盟的成本要高于维持已有联盟时。与此同时，高度制度化的联盟往往伴之以以此为生的庞大的精英网络，这些精英集团不仅包括联盟机构内的行政人员、军官、政策分析者，也包括了联盟外的军火商、智库人员、新闻记者等。在联盟有解体之虞的情况下，这些精英为了自身利益必然会在联盟内外相互呼应，鼓吹维持联盟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北约是一个高度制度化的联盟，在沃尔特的分析中没有给出其为何完全忽略制度作用的理由，这必然带给我们制度在联盟内部扮演何种角色的疑惑。另外，关于单极国倡导的共同价值观和与此相关的身份认同对维系联盟团结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无法在单极世界联盟理论中找到答案。北约一直声称自己是一个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联盟，以自由民主价值观为支柱的安全共同体意识是联盟内部和平相处的重要因素。卡尔·多依奇（Karl W. Deutsch）等人认为安全共同体意识对消除联盟内部的冲突会起到一定作用，对于北约的安全共同体意识是否能起到同样的作用的问题，沃尔特也没有给我们正面回答。

单极世界联盟理论是冷战后主流现实主义理论内部流派争论后所产生的最新成果。从流派归属上来看，在提出单极世界联盟理论之前，沃尔特在联盟理论上的观点主要是一位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在提出单极世界联盟理论后，沃尔特的流派归属趋向于模糊，这不光体现了沃尔特的理论视野日益开阔，更体现了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多年争论后相互融合的趋势。单极世界联盟理论为我们理解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图景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工具，对于我们把握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联盟行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美国人在对西方国际政治学的成长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给这门科学留下了其特有的局限性和矛盾。单极世界联盟理论的美国中心主义烙印恰好反映了王逸舟教授的这一论断。单极世界联盟理论将视角集中于所谓的单极国，而认为其他的国家的联盟行为主要是对单极国行为的反应，这显然过分忽略和简化了现实中影响国家结盟的诸多变量。单极世界联盟理论对于从宏观角度理解美国及其盟国的联盟行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更为具体的北约联盟行为助益不多，因此，为了对北约的联盟行为及其所引起的反应做出更为细致和精确的解释，必须进一步借鉴其他更为微观的联盟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