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迄今为止，电视是大众媒介中最适合传统文化生存的媒介形态。报纸追求时效性；广播是单纯的听觉艺术；新媒体是多元文化交融，更利于后现代主义演练。而电视是视听语言构筑的作品，是最具公共性、权威性的媒介。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过去时态的文化形式，一部分如三纲五常、裹脚文化等因失去与现实框架的联系而艰难地在当代空间寻找栖居之地；另一部分如“天人合一”、“人际伦理”等作为民族无意识融入个体基因，辐射性地与现实世界发生关联，产生意义。要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大化继承和发扬，就需要一个具有国家权力保障而不失现代精神的优势媒介进行传播。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讲，作为社会公器的电视，尤其立足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中国电视媒介，更适合站在民族文化传承的高度，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十七届六中全会重点讨论文化建设问题，提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传统文化的传播、继承对中华民族身份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都颇受关注。国外的一些人类学著作中就有对中国文化的评述，如吕西安·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但对中国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还没有出现。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写过一些中国文化杂感的书，比如卫礼贤的《中国心灵》、罗斯的《变化中的中国人》等。20世纪60年代以来，马克斯·韦伯认为，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水火不容，东方只有皈依基督教才能发展。与此相反，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儒学思想可以补救西方文化的偏弊。如H．卡恩（Kahn）提出“新儒教国家”（New-Confucian Countries）的概念，认为中国文化不仅包含现代化潜力，而且其中的儒家传统是东亚工业地区成功的重要因素。汤恩比（Arnold Toynbee）在《文明的考验》一书的结论中，呼吁以中国孔子、老子与其他世界性哲人的生命精神作为回应挑战的出路。德国哲学家雅士培（K. Jaspers）称孔子与老子为世界性的伟大哲学家，并以公元前6世纪前后东西方大哲一时并出的最高潮为人类的“历史轴心”。怀德海（A. N. Whitehead）在《科学与现代世界》中，赞叹中国文化是越研究越值得欣赏的伟大成就。

总体而言，国外基本还没有系统性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不过，国外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上倒为研究传统文化提供了启发。20世纪以来，对电视的研究主要分为电视传播研究和电视文化研究，传统的电视传播将电视当作一种媒介或载体，关注电视传播的效果，有魔弹论、议程设置等代表性理论；电视文化把电视传播当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更多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复杂的互动情境，以及意义的生成等问题，这两种研究路径构成了现代电视研究的基本格局。

另外，电视文化研究少有集中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而将重点放在对电视观众的分析上，进行“社会效果”研究和“收视及满意度”研究。总的来说，有以下两种立场：第一，经验主义的态度。持此立场的研究者比较关注电视的社会功能及其影响力，他们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传播学、符号学等学科角度论述了电视对人的巨大影响。代表著作有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的《电视与社会》和约书亚·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等。第二，批判的态度。代表著作有安德鲁·古德温与加里·惠内尔合著的《电视的真相》、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W．阿多尔诺合著的《文化工业》、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等。持该立场的研究者关注的是电视媒介给文化、青少年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正如布尔迪厄所说：“在60年代，当电视作为一种新现象问世时，电视关注的是文化品位，追求有文化意义的产品并培养公众的文化趣味；可是到了90年代，电视极尽媚俗之能事来迎合公众，从脱口秀到生活纪实片再到各种赤裸裸的节目，最终不过是满足人们的偷窥癖和暴露癖。”这种批判立场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到伯明翰全面铺开的文化研究，以及正如火如荼的后现代视阈中的电视文化研究得以传承，文化研究主要立足于电视文化的大众文化属性的基础上展开，并成为影响世界的主流。

国内相关研究着力较多，成果亦较为丰富。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一种本土化、本体化的文化形态，是理解和把握现代中国各种文化思潮的重要路径。近代以来，传统文化在启蒙与救亡、冒进与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历尽波折，沉浮于各种社会运动、政治变革浪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传统文化重新进入研究视野，并得到了相对全面地整理、阐释，对此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者有钱穆、牟宗三、余英时等。对传统文化的描述亦详尽充实起来，诸如传统文化的结构、价值、知识、符号、特征、内核等命题，便是如此。

在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对象，在历次文化论争中，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以儒家和道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具有人的精神，是否扼杀人性？一种观点认为，区别于西方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关注自然和世界的本质，它探讨的主要是人际关系、人文世界、人的伦理纲常，因此充满了人的精神；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强调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境界和“三纲五常”不平等的、以自然血缘伦理关系为核心的伦理中心主义，它不具备人的精神，扼杀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同时也阻碍了理性和科学发展。二、在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主要观点有三：第一种是“批判继承说”，认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应建立在批判上，保留精华，去除糟粕。第二种是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关注人际关系，有助于克服现代工业文明对人和自然关系及人与人的关系的破坏，因此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西方一味地提高文化优越感，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的一位中学教师斯宾格勒所著的《西方的没落》出版，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西方文明的质疑，人们把目光转向东方文化，试图从东方文化中寻找拯救世界的良方。有人主张要用儒家文化拯救西方，或在儒家文化基础上“重建新的世界文明”，有人认为，中国的儒家制度“值得全人类的景仰”，还有人认为西方文明崩溃之时，“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即儒家思想”，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第三种是彻底批判态度，属于彻底重建说。它认为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扼杀人的个性和创造性，扼杀理性与科学，与现代工业文明不相容，应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转型，建立现代工业文明理性的、创造性的文化精神。基于这些视阈，学界还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传统文化的历史实践，以及全球化浪潮下西方文化、消费文化等文化症候进行批判，以期在批判的实践中，在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现代化转化等讨论中，厘清并重建传统文化的本体地位。

新时期以来，儒学的研究领域更加宽泛，研究也越发深入。研究内容大致可归为三类：学术性的文献及专题研究、中西对比下的儒学特性与本质、儒学未来发展趋势。从方法上看，呈多元化趋势，有传统的国学方法，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以及西方系统论、结构主义和分析哲学等方法，还包括综合性的方法。不仅出现了以上系统的方法，还体现了“拓展考察的新视野、注意研究的方法论、寻求古今的契合点”等方式。20世纪90年代主要关注儒学与现代化、儒学与21世纪、儒学与文化全球化、儒学与东亚经济发展及亚洲金融危机、文化讨论与儒学、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学研究与儒教研究等等。国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研究。近代以来，关于此问题的研究主要形成了儒学复兴、折中调和以及综合创新三种解决方案。近年来，学术界在秉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概而言之，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第一是文化资源的再诠释，即哪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转化？比如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厚德载物的仁爱精神、爱国爱民的集体主义精神等传统精神应该大力发扬。研究梳理了儒家、道教、佛教、古代文学、艺术、饮食等方面的核心内容、核心精神对当代文化构建的启发。第二是现代转型遵循哪些原则与路径？其中，现代意识与精神备受关注。现代知识是基础、现代观念是灵魂与现代制度是保障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三个支点”，两种文化的融合必须是理想主义传统与务实精神、集体主义精神与市场经济的个性张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大众文化等辩证结合。二、传统文化的大众传播研究。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大众传播围绕两个维度展开：第一是传统文化如何促进媒介内容生产。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参与现代媒介内容构成，提升媒介产品质量，扩大媒介影响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传统叙事文本中的真实自然风格、抒情写意性手法、意境营造都对影视创作具有启发作用。同时在内容生产、情感基调、表现形式上，都极大影响了大众媒介内容生产。第二个维度是作为渠道的大众媒介如何有效传播传统文化，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学术界认为，由音视频、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传感技术等技术手段组成的当代数字媒体技术，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平台。这一系列成果主要宏观地梳理中国传统文化、探析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寻求传统文化的转化路径。此论题的相关论文中，主要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性、转化性，更多的是从哲学原则、方法理念上提出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化的理论指导和策略思考，其中也不乏具体的传统文化的现代之辩。三、传统文化的文化融合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一个生成与融合的过程，有学者研究历史上儒、释、道、法家等思想的融合历程与机制。同时，传统文化与一些现代文化形态的密切关系也受到学者关注。诸如现代企业文化、现代建筑等现代文化形态被认为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的成果。比如，网络游戏也是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共同作用下的文化产品。时尚与传统文化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转化的，传统文化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元素融入现代生活。

总体上，传统文化的媒介化生存需要进行现代话语转换已成为学界共识，切入角度多为本体论和方法论。从认识论层面对传统文化媒介化生存进行考察的相对较少，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常识”在后现代视野中受到质疑。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导论》中谈到“中国伦理”的合法性，我们一直尊为共识的汤之贤、纣之恶、孔之圣，其来源并不能让人信服。再比如儒家的宗教性起源，“儒”文明是在权力中凸显与确认的，文明的传统只不过是被时间和权力共同建构的东西。他同时质疑了道教、唐文化等几个问题，认为所谓“华夏文明”与“儒家伦理”，其合法性和合理性其实是逐渐由权力确立起来，再由权力将其扩张与辐射到整个中国，最后由时间把它渐渐积淀成“历史”，皴染成“传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共识的形成有权力建构的因素。所以，传统文化在现代电视传播这种“共识”、“权力”的构建也一样是令人兴奋的主题。这些权力关系“使之成为强加一种文化专断和掩饰这一强加的双重专断性所必需手段的系统，即成为符号暴力的工具与掩饰（即合法化）这一暴力工具之间的历史性结合。”

尤其随着通信技术、传播手段的进步，传播对文化的影响日益凸显，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意识形态的传播广度与效度在新传播格局下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正如汤普森指出的那样：

文化经验在深层次上由各种大众传播媒体的象征形式传播所形成。正是这种现代文化的传媒化而不是所谓的社会生活世俗化和理性化提供了主要的参照框架，今天以此重新思考意识形态的分析。……在以大众传播的发展为特点的社会里，意识形态分析应当集中关注大众传播的技术媒体所传输的象征形式。意识形态分析不应集中于有组织政治集团所指定和信奉的世俗信仰体系，而且应当首先面向在社会领域中流通与权力关系相交叉的多种复杂方式。大众传播的技术媒体是中心关注点，它不但作为象征形式的流通与传播渠道，而且作为产生时、空上延伸的新型行动与互动及新型社会关系的机制。

现代传播下要求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传统文化的媒体化生存，由本及末，先厘清传统文化现代生存的认识论、本体论，才可能走向传统文化生存策略、文化创新等方法论问题。所以，传统文化的电视媒介传播一方面需要有高瞻远瞩的视野，另一方面也要有理性面对过去的勇气与智慧，正如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说审视传统文化传播是对当下文化责任的体现。从1958年电视诞生到现在，已形成了多种媒介繁荣发展的格局。中国传统文化在电视媒介的传播有许多值得思考的课题：传统文化与电视是如何镶嵌传播的？文化与媒介之间是如何协调共进的？五十多年里，传统文化的电视传播是如何融入历史的逻辑的？意识形态是如何运作的？视觉文化背景下，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生成的机制是什么？当代文化模式中，传统文化的电视传播是否存在更契合实践性主体的传播路径？这些问题在新的媒介环境、政治体制、文化前景中，越来越凸显出来，这其中形成的神话是进入这些问题的重要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