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大理市是我国白族的主要聚居区，也是我国西南地区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重要区位枢纽地位的城市。大理市白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历来受到学界重视，学术成果丰厚。本课题的研究基于大理市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本特点，也是以往大理白族学术研究积累的延续。以下简要介绍大理市概况，回顾有关大理白族的学术研究，并归纳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和主要着眼点。
一 大理市概况
大理市位于我国云南省西北部，横断山脉南端，地处东经99°58′至100°27′，北纬25°25′至25°58′之间。东距省会昆明398公里，西离中缅边境的瑞丽市580公里，处于昆畹公路（320国道）和滇藏公路（214国道）的交会点，是大理白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和全州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大理市属高原盆地地形，地处金沙江、红河和澜沧江三大水系分水岭地段，高山、湖泊、河流、丘陵、盆地相间分布。西面是横断山脉南端的点苍山脉，东面是鸡足山的南延山脉，中间是洱海及其湖滨盆坝，一般称为“大理坝子”。市境东西横距46.3公里，南北纵距59.3公里，总面积1815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1278.8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70.5%；坝区面积286.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15.8%；洱海水域面积25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13.7%。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最高点4097米（苍山玉局峰），最低点1340米（太邑彝族乡坦底摩村）。
大理市是一个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居住着汉、白、彝、回、傈僳、藏、傣7个世居民族，再加上哈尼、壮、苗、拉祜、阿昌、独龙、蒙古、基诺、布依等非世居民族，共有25种民族成分，2012年全市总人口609884人，人口密度336人/平方公里，远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白族人口41万人，占总人口的68%；汉族15.99万人，占总人口的26.2%。
大理历史悠久，风光秀丽，文化灿烂，历来有“文献名邦”的美誉，是我国西南地区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洱海东岸的银梭岛贝丘文化遗址是云南省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证明早在5000年前就有人类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苍山马龙峰的考古发掘表明，距今4000多年前，洱海之滨的先民已开始种植水稻，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之一。秦汉以来，洱海地区和内地的交流进一步密切，生产力不断发展。而南方丝绸之路“身毒古道”和“茶马古道”在大理交汇，又使大理成为中国内地和南亚、东南亚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大理也因此享有了“亚洲文化十字路口上的古都”的美名。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在今大理市境设置叶榆县，隶属益州郡，这是大理归属中央政府管辖的开始。唐宋时期，洱海地区相继建立过南诏（738—902）、大理国（937—1253）两个地方政权，大理在500余年间是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元、明、清时期，先后在大理设置路、府及太和县、赵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设大理县、凤仪县、下关市。1958年9月，并三县（市）及漾濞县为大理市。1960年年底撤销大理市，恢复大理县、下关市、漾濞县，将凤仪县划归大理县。1983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下关市、大理县合并成立大理市。1992年，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市内设立了省级经济开发区（2000年增设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省级旅游度假区。
2004年1月，原洱源县江尾镇、双廊镇划入大理市，江尾镇更名为上关镇。2012年，设立大理海东开发委员会。大理市现辖下关、大理、喜洲、凤仪、湾桥、银桥、挖色、海东、上关、双廊10镇及太邑彝族自治乡、大理省级经济开发区（大理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大理省级旅游度假区、大理海东开发委员会，共有111个村委会、31个社区居委会。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大理建市以来，大理市社会、经济和文化全面跨越发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2012年，全市生产总值达255.17亿元，比1983年建市时的2.42亿元增长了104.61倍；财政总收入完成32.66亿元，比1983年的0.24亿元增长了132.5倍；2005年以来连续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强县。今天的大理市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最佳中国魅力城市、中国十佳旅游休闲城市等多项桂冠于一身，拥有众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风光秀丽的自然景观，是中外知名的旅游胜地。一个环境优美、经济发展、人民富裕、文化繁荣、社会文明、和谐稳定的美丽幸福新大理正在滇西大地上展现新颜。
二 大理市白族研究概况
白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古老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白族的形成和发展与汉民族及藏缅语族群都有密切而复杂的关系，民族发展源流至今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洱海地区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文明发源地和交通枢纽。在南诏大理国500多年时间内，洱海地区又是我国西南边疆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关于白族和大理的研究，长期以来是西南地区历史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重要内容。
在大理和白族研究中，以洱海为中心的大理市一直是关注重点。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历史上，今大理市所辖区域位于白族聚居区的中心，也是白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南诏、大理国都定都于此，元代则在此设大理军民总管府，统辖滇西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州府也设在今大理市下关镇。第二，现实发展方面，在省内外白族聚居各县市中，大理市白族人口数量最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具有代表性。第三，在白族聚居各县市中，大理市白族的自然、社会和经济发展形态最为丰富，自然环境兼有高原湖泊、湿地、坝区、半山区、山区；在社会形态上，封建地主所有制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前，喜洲等地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当前，在社会发展程度上，坝区、半山区、山区差异显著；在经济形态上，既有坝区农业、山区和半山区农业，也有渔业生产，同时也有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工业发展也有一定的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业日益成为支柱产业，也带来了民族传统文化继承和开发的新课题；在洱海东岸开发的大背景下，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白族传统社会、文化结构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大理市白族丰富多样的自然、社会和经济发展形态，提供了较好的研究条件和切入点。
关于白族（旧称“民家”）的现代研究，始于20世纪初以南诏王室族属问题为核心的学术论争。1885年英国学者拉古伯里在其论著中提出“南诏泰族王国说”，凌纯声等中国学者对此观点进行反驳，使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得到澄清。到抗日战争时期，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来到云南，推动了云南学术的发展，关于大理和白族的研究成果也集中涌现。老一辈学者张海秋、赵式铭、闻宥、岑仲勉、徐嘉瑞、游国恩、包鹭宾、罗常培等对白族语言、宗教、文化、社会及南诏大理国历史等做了初步研究，发表了一大批重要论著。张海秋的《剑川语音在吾国语音学上之地位》、闻宥的《民家语中同义字之研究》、赵式铭的《剑川方言考》为最早的白族语言研究论著。同时，日本学者铃木俊、曾我部静雄等发表了《南诏的意义及六诏的方位》《关于越析诏、磨些诏及磨些蛮的住地》等文章。
一些海内外学者也开始了对大理白族的人类学研究，菲茨杰拉德《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许烺光的《祖荫下》和《驱逐捣蛋者》、蔡泳春的《大理丧仪——祖先崇拜研究》等重要论著，广泛涉及白族的社会文化发展、文化心理、宗教信仰等方面，在海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澳大利亚人类学家菲茨杰拉德（C. P. Fitzgerald）作为利文荷尔大学的中国人类学特别研究员，多年在大理工作生活，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成The Tower of Five Glades: A study of the Min Chia of Ta Li, Yunnan一书，对大理白族地区的自然地理、历史渊源、社会结构、物产资源、生产生活习俗、经济状况、宗教信仰、对外交往、民族关系等方面作了生动的描述和具体分析，并首次利用照片记录的形式，全方位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白族的生存发展状态，第一次以人类学家的眼光透彻地剖析了白族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族群特征，澄清了古往今来白族研究方面某些含混不清的观点，堪称第一部关于大理白族的优秀人文地理学术专著。
新中国成立以后，白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以国家层面的民族识别工作及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为依托，20世纪50年代的白族研究主要聚焦于白族族源问题，核心成果是《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同时全面深入地进行了白族语言、文化、社会、经济的大调查。改革开放以后，白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研究内容以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为主，并广泛涉及白族历史源流、政治和社会组织、经济生活、文化艺术、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以经济社会发展为题的代表论著如杨聪《大理经济发展史稿》（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等。1981年开始，20世纪50年代大调查的研究成果（即“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白族》《白族简史》《白语简志》《大理白族自治州概况》《白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集中出版。其中，《白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用大量原始、鲜活、珍贵的资料，集中展现了白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历史状况，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为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和开展民族工作提供了依据，也为后来白族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
进入21世纪以来，以2001年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成立及《大理丛书》的编辑出版为标志，白族历史、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的资料文献得到了系统的整理和刊布，成果显著。同时，随着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兴起，白族研究进入一个百花齐放的阶段。除了仍占主导地位的白族历史、文化研究以外，社会、经济、生态发展的研究也不断涌现，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镶嵌于历史与现代之间——云南省大理市喜洲镇经济社会调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段永佳的《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杨永宏的《战略环评的探索与实践——云南省大理市城市发展战略环评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论著。
总体来说，一百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白族和大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应看到，白族研究还有很多不足和薄弱之处，主要表现在：（1）在研究内容上，重视历史文化研究，特别是南诏、大理国的历史文化研究，但社会、经济问题研究薄弱，尤其是有关白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极为缺乏，现实性、应用性研究少。（2）在研究对象上，重视文献典籍特别是汉文文献典籍的研究，对民族语言口碑文献重视不够，白语文民间文献的调查和整理能力严重不足，以白族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民族文化传统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和整理。（3）注重文献分析，田野调查未受到应有重视，白族研究普遍缺乏科学准确的田野调查资料。（4）在研究模式上，以单一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的调查研究为主，涉及白族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综合调研较为缺乏。尤其是21世纪以来，白族、大理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日新月异，但这种发展没有通过学术研究成果得到充分的展现，学术研究尚未给白族和大理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撑。这种研究模式，固然有大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客观条件，但也与相关学界研究旨趣不太重视现实研究和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有关。应该指出，这种单一狭窄的研究取向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白族和大理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
三 本项目申报和调研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大理市建市30周年以来，大理市白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大理市市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优化，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正在跨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今天的大理，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业已成为云南省西部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的魅力城市。
但另一方面，大理市是一个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县级城市，各项事业发展基础仍很薄弱，发展规模在全国范围内来看仍然偏小，发展水平和质量层次较低，很多方面的发展仍较为滞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走过一些弯路，经验教训值得反思和总结。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也面临着不少发展的瓶颈和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有的还影响到当前和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亟待研究破解。
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专项《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正式立项。经综合考虑上文所述大理市白族社会经济发展特点，本课题组在大理州各白族县市中选取了大理市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论证申报，并获得支持，《21世纪初大理市白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综合调查》被列为该项目首批16个子项目之一。课题的调查和研究重点是21世纪以来的发展状况。鉴于1983年大理县、下关市合并建立大理市，这是大理市发展的一个崭新开始，本课题的研究也较多地将21世纪初的发展纳入建市30年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
2013年7月中旬至8月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王锋、杨春宇、舒瑜、徐桂敏，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杨聪，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张锡禄，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杨文辉，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所张云霞等组成的课题组赴大理市开展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调研，（1）在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所、大理州白族学会、大理学院召开专家咨询会，听取大理本地有较高学术造诣、长期关注大理发展的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就调研中发现的相关问题进行集中讨论。（2）采用集体座谈、分头走访等形式，对大理州、市党委、政府部门、机关事业单位进行走访，先后走访单位30余家，以市级单位为主，另走访大理人大、政协、民委、白族文化研究所等若干州级单位，另组织了经济部门、生态保护、文化部门的集体座谈。（3）扎实开展村镇调研，并基于大理市白族村镇发展的多样性，扩充了调研范围，实地调研了喜洲、银桥、下关、挖色、海东、双廊、太邑7个乡镇，喜洲、周城、作邑、银桥、红山、福星、光邑、高兴、向阳、双廊、者摩11个城乡社区，与乡镇干部、村民、市民、民族文化传承人进行了广泛交流，深入了解大理市白族农村地区发展情况，尤其是社会、文化生活的现状、源流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嬗变和调适。（4）多角度开展企业、民间组织、个人访谈。调研下关茶厂、周城扎染厂等企业，了解白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对下关龙尾关古城保护协会、白族民居彩绘传承人杨克文、“绕三灵”国家级传承人赵丕鼎、大理州文化局原局长尹明举等进行专访，了解白族文化艺术传承的鲜活资料。通过调研，充分掌握了大理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大量的文献和口述资料，涉及白族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语言等方方面面，其中，工作总结、统计数据、调研报告、地方史志超过200种。
本项调研通过民族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式，力求客观系统地反映大理市白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各方面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全面展示大理市白族人民生活的深刻变化，凝练和总结大理市白族地区发展问题、确立和谐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经验；同时，也力求真实准确地反映白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调研具有较强的综合性、系统性和现实性。
按照总课题组的统一部署，课题组于2013年9月份开始研究报告撰写，2013年12月完成初稿，2014年4月完成修改稿。
四 研究思路：以和谐发展为核心的各项建设事业
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贯彻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协调发展，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云南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下，结合云南发展实际，确立了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绿色经济强省”“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两强一堡”战略发展目标，并对大理提出了“保护洱海，保护海西，开发海东，开发凤仪”（以下简称“两保护、两开发”）、“建设滇西中心城市”的发展要求。大理州、市的各项建设事业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研究以五大建设为纲，试图对大理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系统记录和梳理。
大理市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又是白族人口最多的县级聚居区，有着独特而优越的自然和区位条件，悠久深厚的历史积淀，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也形成了特有的发展道路。作为一个地处西南边疆的多民族县级行政区域，大理市在我国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特殊性和典型性主要体现在对和谐发展的自觉要求和高度重视。这既基于特定的自然和历史条件，也是白族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传统，更是在党和国家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大理市委、市政府以及大理各民族人民在新时期的共同抉择。
在我国各少数民族中，白族是把民族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都处理得较好的民族之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以白族为主体的大理各民族人民，形成和坚持了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传统。这种传统既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也体现在国家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这一传统业已被历史发展所证明，并在当代发展进程中得到了广泛、充分的实践，更是大理未来发展自然而必然的选择。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这一传统有了新的思想内涵和实践意义，是大理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本研究以和谐发展为主线，贯穿大理市白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调查和研究。同时，结合大理市的发展特点，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在大理市发展进程中的基础地位。
（一）自然生态的保护和利用：大理市发展的自然基础
苍山洱海，天造地设，相依相拥，围出一片富饶美丽的大理坝子，构成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这一地理单元具有自然生态上的唯一性和稀缺性，也是大理和谐发展的自然基础。苍山洱海的保护，是大理发展的根基。“洱海清，大理兴”，已成为大理各民族人民的共识。尽管在发展过程中也走过一些弯路，但总体上看，历届大理州、市党委、政府都高度重视以洱海保护为中心的生态文明建设，洱海保护是我国城市近郊淡水湖泊保护的示范案例之一，其保护措施和工作经验值得认真梳理和总结。
当前，大理市60多万人口集中分布在286平方公里的狭小坝子里，再加上滇西中心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旅游人数的大幅增加，房地产业发展及外地移民的涌入，都构成了日益沉重的生态压力。在新的历史时期，严峻的生态环境保护现状，对大理的和谐发展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生态文明建设主要从苍山洱海保护、国土资源、水资源三个方面来讨论。调查发现，云南省从战略角度，明确了大理市作为滇西中心城市的发展规划，通过大理市的中心城市地位，带动大理州乃至滇西八地州的发展。但大理市的生态脆弱性、国土资源的紧缺性、水资源的危机等，构成了大理市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而旅游业的发展，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必须要更严格地进行生态保护。大理市把生态保护作为一切发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两保护、两开发”战略，是基于生态保护的城市发展空间、发展战略大调整。大理市的生态发展目标，是以苍山洱海保护为中心，建设特别适合人类居住和发展的生态山水田园城市、以绿色低碳经济为主要产业方向的滇西中心城市。
（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建设：大理市发展的文化基础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献名邦”，大理白族地区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大理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全市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县级城市中首屈一指。这既是发展的宝贵资源，客观上也是发展的制约。大理的发展基于一个前提：发展必须建立在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之上。在历史文化保护和开发方面，大理市作了积极的探索，成效显著，有突出的现实意义。但由于旅游业和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建设面临严峻形势。同时，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方面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大理市的文化建设，要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民族文化传承为核心，建设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全国文明城市。一方面，借助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实现以旅游业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大发展，同时，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给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民族文化传承工作注入活力。文化保护和开发和谐统一，相互促进，是文明大理建设的根本要求和基本脉络。
文化建设涉及方方面面，但核心是文化教育发展和历史文化保护。调查发现，以白族为主体的大理市各民族历史上一直有着高度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政府因势利导，使得全市文化教育在新世纪呈现出全面快速发展的局面，大理的高考上线率连续9年位居全省第一，初步构建了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较为完善的民族教育体系，滇西文化教育中心的建设已经初具雏形，为大理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这是大理白族地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具有典型和示范意义。另一方面，大理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关系仍存在较大问题，旅游企业掌控了本地的重要文化资源，文化保护受制于旅游开发。以民族语言文字为载体的白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不尽如人意。此外，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尚未形成规模化发展，文化资源开发的发展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三）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的政治建设和民族团结事业：大理市发展的制度基础
大理是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多民族县市。边疆与中央国家之间、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发展的政治基础。历史上，以大理为中心的南诏、大理国，有着鲜明的内附传统，但又与中央王朝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个别时期甚至矛盾激化，造成了历史的悲剧。尽管大理各民族有着同根同祖的民族关系意识，但长期以来事实上的不平等，也造成民族歧视和冲突的客观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大理市各项事业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就在于以建立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建设不断推进，为大理市的政治运行和民族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通过对相关制度的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同时充分继承和发扬以白族为主体的大理各民族人民包容、开放、和谐、与人为善的文化传统，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和边疆繁荣稳定，和谐大理建设必将迎来美好的前景。
政治建设部分从历史到现实分析了以白族为主体的大理各民族群众的家国传统、民族关系的历史演进和现状，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以及政府的自身建设等。其中，重点调查讨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和民族工作的经验。其中几个方面作了重点讨论：
在民族工作中，大理市较好地继承和弘扬了本地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历史传统，因势利导开展工作，有效促进了各民族团结进步。其中核心工作是重视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使用，市、乡两级的民族干部比例都超过了人口比例，较好地保证了各民族参与国家权力行使。这是大理民族工作的重要经验。
在民族区域自治方面，发现大理市部分干部群众对本市作为民族自治地方的地位还有模糊认识，影响了大理市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工作方面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大理市行政主体与“两区一委”的管理权叠置交叉问题。大理市内设有省级经济开发区、省级旅游度假区、海东开发委员会，三者之间存在管理权叠置交叉，不利于各项建设的统一规划和贯彻，需进一步理顺关系，完善行政运行机制。
（四）经济发展道路：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大理市的经济发展在云南省各民族地方县市中位居前列，以旅游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发展具有较大潜力。但另一方面，大理市的发展处于特定的历史文化空间和自然生态空间之内，保护和开发之间矛盾突出。在21世纪，制定什么样的发展战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大理市经济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调查表明，发展高原特色生态农业，已经成为州、市两级政府和干部群众的共识，并已有一定发展。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工业和旅游业方面。工业方面，省、州、市确立了以工业为主的发展目标，并规划2016年达到1000亿元工业产值。但这一发展目标尚未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普遍认同。不少干部群众对发展工业持有异议，认为大理这样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不应该发展工业。这是关于大理发展道路的主要分歧。
关于大理旅游业如何实现跨越发展，认识也很不一致。双廊模式的旅游业，不少干部群众认为不仅损害了自然生态，给洱海造成极大的生态压力，同时还严重破坏了白族传统文化。如何探寻一条生态、文化、旅游业协调发展的发展模式，是当前急需解决的课题。
进入21世纪以来，大理市紧紧围绕省、州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和总体部署，坚持生态优先发展战略，走绿色发展、和谐发展道路。主要措施是规划科学有序的产业布局，发挥资源优势，按照稳一产、增二产、扩三产的思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对新兴产业进行扶持发展；以生态保护为出发点和立脚点，重点发展低碳经济；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特色经济产业。如重点发展以高原特色生态农业为核心的第一产业，加快推进生物制药、乳业、中草药、花卉、茶叶、蔬菜等绿色生物产业发展；以绿色工业园区为依托，发展第二产业，重点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工业；通过旅游业二次创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重点发展文化旅游和商贸物流产业，加快发展以田园风光、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休闲度假、康体养生、创意产业为主的文化旅游产业，把大理建成高品位的旅游目的地和滇西商贸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当前，大理市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还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但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和框架已经初步形成。
（五）幸福大理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来享受。在新的历史时期，大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民生建设为立足点，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成绩显著。当前，在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深入、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进程中，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更趋多元化，如何在社会复杂化和利益多元化的今天，进一步建设和谐社会，意义重大。作为滇西中心城市，大理市人口稳定增长，社会组织活跃，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事业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城镇化进程有序推进，民族关系和谐，数量快速增长的外来移民与当地居民总体上相处融洽。尤其在教育、医疗等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民生建设方面，大理市在滇西八地州起到了带动和引领作用。大理州、市党委、政府以“幸福大理”建设为目标，千方百计改善民生，不断提高各民族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作为一个边疆民族地区的县级城市，发展的滞后性和不均衡性仍然客观存在，但“幸福大理”发展理念的树立，为大理市的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根基。
社会建设部分以问题为导向，集中讨论了三个关键问题：（1）大理市的人口结构与社会变迁，特别讨论了当前大理外来流动人口以及外来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关系，指出大理本地人对外地移民十分宽容，这也是外来移民对大理有良好感受的原因，但随着生态压力加大，房价上涨，土地紧缺，矛盾有凸显趋势。（2）大理市“农转城运动”。为提高云南省较低的城市化率，省、州、市都出台了农转城政策。文中对农转城运动的问题和成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城镇化与人的现代化问题。（3）社会组织与社会资本。大理市的社会组织数量在云南全省仅次于昆明，显示大理市民间社会十分活跃。文中将社会组织视为一种社会资本，对大理市的社会组织进行了个案分析，探讨了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2013年本项调研开展之时，正值大理市建市30周年。30年的飞速发展，大理市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民生改善、生态良好的喜人局面。
科学理念引领和谐发展。以科学发展观和“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战略思想为引领，大理市的民主法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以及千亿工业园区建设、海东开发、苍山洱海保护、海西田园保护、幸福大理建设等都展现出勃勃生机，一个充满魅力和希望的滇西中心城市，区域性经济、交通和科教文卫服务中心正在苍洱之间孕育和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