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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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天下，召集群臣讨论新王朝实行什么样的思想制度。
丞相李斯说：“如今天下已经平定，法令出于一统，百姓就应该安心于农工生产，士人就应该学习法令刑禁。但那些儒生不遵循当今而要求效法古代，诽谤朝廷，扰乱民心。民间各种学者沆瀣（hànɡ xiè）一气，一听到发布的政令，就运用自己的学说妄加评论；他们有意见在朝堂上不说，出来后却在街头巷尾议论不休；他们在君主面前夸夸其谈，博取名声，显示高明，暗地里率领追随者造谣中伤。这样的情况不制止，在上有损君主的威势，在下造成臣子结党营私。所以我请求下令把除了有关记录秦国之外的史书通通烧掉。不担任博士官的人，凡藏有《诗经》《尚书》以及百家典籍的，一律交到官府统一烧毁；如果有人胆敢聚众谈论这些书籍的内容，一概当众处死；以历史影射当今的人，诛灭全族；知情不报者，与事主同罪。”
秦始皇点头同意。
李斯想了想，补充道：“有些书可以不烧，主要是有关医药、占卜和种植一类的书。民众如果想要学习法令，应该拜官吏为师。”
秦始皇下达制书说：“可以。”
一年后，替秦始皇寻求仙药的卢生和侯生逃跑了。秦始皇大怒，说：“不久前我把天下无用的书都烧掉了，希望方士求得奇药，花费的钱成千上万，到头来还是没有得到仙药。我派人调查了咸阳的方士和儒生，这些人还在造谣惑众。”
于是秦始皇下令审问那些文人，查出触犯禁令的有460多人，把他们一律活埋。为震慑民众，还布告四方，使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
原文摘要
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责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侯生、卢生……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史记·秦始皇本纪》
简议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由法家人物李斯一手策划。可以说，这一事件是法家关于思想文化理念的一次最大的、也是极致的实践。
法家坚决反对思想开放。为什么呢？主要理由有两点：一是乱政，一是乱心。乱政主要是对统治者而言的。持各种学说的人你来我去，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党同伐异，搞得国君稀里糊涂，官吏昏头胀脑，统治者无所适从（《商君书·农战第三》）。乱心主要是对百姓而言的。那些文人凭着博学多闻、能言善辩，到处散布奇谈怪论、异端邪说，蛊惑人心，扰乱视听，弄得民众无心种田和打仗（《商君书·垦令第二》）；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迎合君主获得了尊贵地位，更为民众树立了追求空谈和巧辩的坏榜样。商鞅断言，1000个从事农耕和兵战的人，只要出现一个热衷于《诗》《书》的人，那么这1000人对农战就会松懈（《商君书·农战第三》）。所以法家主张对思想决不能放任自流，必须统一管起来。韩非将上面这些人称为奸人，他说：“禁止奸人的方法，最首要的是禁止他们的思想，其次是禁止他们的言论，再次是禁止他们的行为。”
那么，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管制思想呢？
第一，国家的指导思想要端正。简要地说，就是坚决不采用儒家诗、书、礼、乐、仁义道德那一套（《商君书·去强第四》）。
第二，不允许文人创立自己的学说，不允许他们自由地散布思想言论，不允许他们对国家法令、政策评头品足，不允许他们向君主陈述各家思想。对那些顽固不化的人、锋芒毕露的人一定要坚决打击，决不手软（《商君书·赏刑第十七》）。
第三，不能让文人通过思想获利，包括地位和财富（同上）。
禁止了文人的活动，民众的教育怎么办？法家的办法是由国家全部承担起来，也就是上面故事中李斯所说的“以吏为师”。吏是在职官员，国家的管理者；师是教育者。最初，作为教育机构的学校是由国家举办的，师由退休的官员和民间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到了春秋晚期社会转型时，学术兴起，出现了民众办学，被称为私学，孔子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这种背景下的学校实际上是学术大本营，是发展和传播思想的平台，是培养团队基本力量的组织形式。在法家看来，民间的思想教育活动是阻碍国家强盛的离心力，因此提出“以吏为师”取而代之。韩非说：“英明君主治理下的国家，不采用古代经典教育民众，而是以法令为教材；不宣扬先王的言论，而是以官吏为民众的教师。”
商鞅把这叫作“壹教”（《商君书·赏刑第十七》），即“一个教化”，国家只能有一种教育，一种思想。其目标非常明确，也非常简单，就是灌输农战思想，把国民培养成听君主话的好农民和好兵。这种教化应该达到这样的效果：民众对于打仗，就像是恶狼发现了肉似的。战争本来是人所厌恶的东西，现在却爱上了打仗。父亲送儿子去当兵，哥哥送弟弟到前线，妻子送丈夫上战场，都说：“不能得到敌人的首级就不要回家。”还叮嘱道：“千万不要违背法令，否则按照国家规定，你死，我也得死，军中治你的罪，乡里治我的罪。”（《商君书·画策第十八》）这就是“以吏为师”的结果，民众踊跃当兵，而且还懂法，知道必须怎样当兵。